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届总理当中，温家宝是唯一出身教育世家的一个。所以，他对教育有相当之关注，至少表面文章做得比其他总理好。比如，他常常去小学、中学和大学视察，与学生和老师交谈，也常常就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但是，温家宝的这点好心并不能拯救江河日下的教育状况。在专制政治与商品经济的压力之下，中国教育的水准不断下降，教育领域的腐败亦触目惊心。温家宝虽然撤换了不得人心的教育部部长周济，但是教育体制不变，换一个部长无济于事。而教育制度的变化，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换言之，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界的起死回生根本就是画饼充饥。
“苦难的旧社会”有创办私立学校的自由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政府建立新政权的时候，温家宝只有七岁，但他却在诸多场合表示，他对“苦难的旧社会”有着深切而沉痛的记忆。同时，他在畅谈自己教育世家的出身的时候，却又透露出另外的信息来：在那个“苦难的旧社会”，有志于教育救国理想的公民，是有创办私立学校的自由的，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温瀛士被荐担任天津民立第五小学校长。在办学中，为帮助更多的农家孩子特别是贫困女童就学，他努力减免学杂费，想方设法救助。一九二九年，他为了让学生受到良好教育，筹划将村中娘娘庙改为校舍，因遭反对愤而辞职。次年，温瀛士成立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名字是其亲自取的：“普”，即普适和普及；“育”，即教育和培育。一九三三年，温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学改称私立普育小学。温瀛士亲自题写校训“勤劳真实”，设计校旗、制作校徽、统一校服、教唱校歌。一九三六年，普育小学改名私立士范小学。士范学校，即培养才智之士的典范学校。当时，士范小学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学生为免交学费的贫困家庭的孩子。
温瀛士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至今受到宜兴埠父老乡亲的赞誉。乡亲们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温瀛士都是靠自己微薄的薪金供养全家，生活极为俭朴。平时穿的是洗得发白的中式服装，吃的多是饽饽咸菜就白开水。他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当时各个学校通用的及格线是六十分，但普育的及格线却定为七十分，为的是激励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女生，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学得比别人更多的知识。一九五五年，温瀛士在自传中写道：“我对弟弟、子女的入学希望是为了使他们进入教育工作，不求做官发财，因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大计。以后他们开始服务，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今天还是那样。”
温瀛士的事业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既是因为他个人坚忍不拔、严于律己的性格，更是因为民国政府对社会的管制相对宽松，公民社会茁壮成长。以教育领域而言，这不是一个由政府全面垄断的行业，而向各种社会资源开放。当时的政府用法律确保了这种开放性，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可以说，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各种职业培训、成人教育，都有公立、私立和教会三大类别，它们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学生有选择某一类教育机构的自由，以寻求最适合自己成才的环境。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虽然大都像温瀛士那样在经济上比较清贫，但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即便是那些粗鲁无文的军阀，也都谨守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
当时，温瀛士只是投身教育事业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比他获得更大成就的教育家还有很多，比如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张伯苓。后来，温家宝考入了南开中学，不过那个时候的南开已经被中共当局掌控，失去了它的传统与精神。温家宝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党化教育。
“幸福的新社会”却将教师当作敌人
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与世无争的教育世家的处境发生丕变。迄今为止，温家宝对这段经历均避而不提。在那些介绍温瀛士生平的文章中，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温瀛士将学校交给了人民政府，并入宜兴埠第十八小学，改为公办。温瀛士先后任教天津市私立建华和慈铎中学，一九五二年八月后任教崇化中学，即今天津市第三十一中学，直至病逝。”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在经济领域强力推行“公私合营”，迅速将私人资本收归国有；在教育领域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闭和接管了原来的各级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前者是为了掌握国家之经济命脉，以实现其计划经济的经济政策；后者则是将教育当作宣扬和灌输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自然不允许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继续存在。于是，温氏家族创办的私立学校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即便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权威人物都不得不接受“再教育”，而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温瀛士，面对新政权的巧取豪夺、压制逼迫，除了屈从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贯穿整个五十年代的，是一次比一次程度激烈和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在文化教育界是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等等。毛泽东一意推动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政治运动，不仅摧毁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对文化的尊重，也打断了民国以来中国人追求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现代化的进程，让中国跌入了蒙昧、野蛮和残忍的原始社会的深渊。学者资中筠指出：“一九四九年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利没有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特有的，是从苏联学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思想自由了。没有思想自由，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教师群体一步步地沦为备受歧视的“臭老九”和“牛鬼蛇神”。温瀛士是一九六零年去世的，这十年间他的日子可能好过吗？这个曾经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基层教育官员的人，有可能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吗？那么，他有没有留下记载其心态的文字呢？而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温家宝有没有还原自己的爷爷一生起落的真相的勇气呢？
温家宝的父母都曾经在爷爷创办的私立学校中任教，后来也不得不在公立学校中继续其教师生涯。温家宝的父亲温刚，四十年代初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宜兴埠公立第二小学、私立士范小学、市立二中、私立育青中学、私立普育女中、含光女中任教。一九五二年二月后在天津市女四中、三十二中、九十六中任教。温家宝的母亲杨秀安生，先后在宜兴埠民立第五小学、私立普育女子小学、私立士范小学、天津市城厢区补习学校、广播自学分校、南开区东门里小学等处任教。按照温家宝的说法，他们一家老小很长时间都只能“蜗居”，可见在中共的统治下，教育工作者不仅失去了自由办学的条件，在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窘迫之极。而温家宝“文革”期间在地质队工作的时候，还一度被说成是家庭出身不好，在政治上受到冷落。由此可见，作为教育世家的温家命运的逆转，亦是中共迫害教师、戕害教育、消灭公民社会的文教政策的缩影。
与其恢复一所校舍，不如找回自由精神
无疑，温士瀛是幸运的，他有温家宝这样一个终于“官拜丞相”的孙子。所以，温士瀛创办的私立学校在消失半个多世纪以后，终于在名义上获得了恢复：媒体报道说，天津历史名校——北辰区宜兴埠镇的普育学校恢复建成，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津市政协主席邢元敏、该校创办人温瀛士的次子温强（也就是温家宝的叔叔）为新校剪彩。而其他千千万万的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却连这种名义上的恢复亦可望而不可及；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教育家们，去世后多年亦难有温士瀛这样的“出土”之日。
据报道，新普育学校重建于宜兴埠第二小学原址，总建筑面积三点九万平方米，为九年一贯制学校，规模为六十个班，其中小学部三十六个班，初中部二十四个班，在校生人数可达两万八千二百人。从规模上看，这所新学校堪称“巨无霸”，当年以一己之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艰难办学的温士瀛，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普育学校有朝一日居然得以扩展百倍。
然而，大则大亦，普育的精神和传统依然无法恢复。当年，作为一所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私立学校，普育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此种自由精神是在民国社会整体上宽松和多元的大环境下孕育生长出来的，正如研究民国教育的学者谢泳所指出的那样：“从废科举到辛亥革命、经北洋到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有许多政治变革，但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不变的。这一时期，处在教育核心地位的始终是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对办教育来说，关键要看处在核心地位的是什么人。”从张伯苓、陶行知、叶圣陶到温士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渊博的学识、有高远的理想、有高尚的人格。放眼今天，教育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即便有温家宝以总理的权力恢复其校舍，却也无法在一个专制社会的大背景下营造一个拥有自由精神的“教育飞地”。我相信，温家宝对教育界的关心不是装出来的，他的诸多讲话确实也有出自肺腑之言，比如他强调说：“教育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但是，如果不打破党化教育、官僚化教育的格局，不触动教育领域这个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温家宝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不久前，教育部宣布，将派遣数千名中小学校长赴英美国家学习考察，以学习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与其耗费巨资远赴重洋，不如返求诸己，找回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学者薛林荣在《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一文中写道：“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在此意义上，温家宝完全可以从自己的爷爷的身上找到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