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我所料，我的学生没有一个喜欢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的。这样的消息带给卫慧，不知现在已经谈禅的卫慧该做如何想。可能她不在乎，毕竟她已经长大。卫慧已经从小说中的二十五岁的可可长成一个中年人了，据说现在谈禅，最近的一本书是《我的禅》。
卫慧的作品，我不知道中国人还读不读，而我这学期要求我的学生读。我希望他们读一读在1999年引起轰动的中国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希望他们看看中国最西方的城市所谓最先锋男女是怎样想象世界的，想象他们自己的。我的学生们，美国的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青年们，没有一个喜欢这部小说的。他们这个学期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陶渊明李清照到刘鹗秋瑾鲁迅胡适郁达夫冯沅君丁玲一直读下来，读到1999年《上海宝贝》，他们大叫：这叫什么东西啊，老师，你难道让我同情主人公吗？这是垃圾啊！有的学生甚至说，难怪中国政府禁这本书，这本书实在是垃圾，禁止乱倒垃圾也许是对的？我笑着反问：难道你支持中国政府对思想的禁锢？美国的垃圾作品到处都是。在美国的任何一个超级市场都可以买垃圾般的romance小说，一两块钱一本，为什么不禁？禁书将导向别的地方，如德国诗人海涅说的：“只要他们烧书，他们最后，就要烧人（Whereverthey burn books they will also, in the end, burn human beings）。”学生们不说话了。
其实我的学生是有道理的。在美国，超级市场买的小说，明码标价是垃圾书，给那些闲得无聊的人读的。而中国一些女作家以及很多男作家的作品，是以文学的面目出现的，甚至得到很多文学评论家的首肯的，他们制造垃圾，还拿着国家几级作家的工资，实在是应该禁止的。一个工人总是出废品，肯定会被解雇。中国的所谓作家们，制造垃圾，精神垃圾和文化垃圾，还买钱，还享受荣誉，还被看成是中国精神代表，真是匪夷所思。上海的“美女”作家们卫慧棉棉，如果她们的作品就是一次性消费的超级市场读物，可以存在，可是如果代表中国文学的高度，被翻译成很多语言，问题就复杂起来。
《上海宝贝》一出版就遭禁。中国某些官方喜欢禁止跟自己不一样的想法。他们的禁书手段由来已久，多种多样。然而在中国的人都知道，书被禁不意味着这部作品的意义就因此政治或重要。但是对某些西方人来说，任何在中国被禁止的东西，都似乎获得政治意义。这也是本书被翻译成英文以及其他文字的原因之一。本书被翻译英文、法文、德文等，在本世纪初曾被看成是中国文学的先锋代表，因为本书被红色中国禁止了。
但是，不要因为“被禁”便认为这本书怎样了。事实是，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文学垃圾化越来越严重。从风靡一时的《上海宝贝》里我们能发现很多东西，发现这类垃圾的本质。我对我的学生说，学习中国的文学，就是走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看看中国能表达心灵的人怎样想象世界，想象自己。读这本书，不但是看中国文学的垃圾化，也看中国思想的WasteLand——借用T.S.艾略特的著名诗歌的题目来描述。中文翻译成《荒原》非常不符合原意。原文是说第一次大战后西方精神的“垃圾场”“废弃的地方”，哪里是什么荒原？除非是荒弃的田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我的学生读这本书。
卫慧的《上海宝贝》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代表。本书出版于1999年，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这是非常富有象征意义的。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二十世纪初同盟会领导的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1911年取得成功；1915-24年间文学革命，打到孔家店，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1932-33年的“新生活运动”，国民党提倡全民军事化法西斯化的生活方式，革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命；连绵的战争直到五十年代革地主富人的命，消灭中国中产阶级的存在；六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个人都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八十年代经济改革，谁富谁光荣；九十年代突然富起来的人，突然的有闲阶级，比如可可这样的年轻女性，天天这样的年轻男性，他们要什么？他们不要革命了，他们要什么？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不代表那些在珠江三角洲工作的两千万年轻女工，那些年轻的女工创造着中国的经济奇迹，他们不代表那些努力推进中国走向进步的各行各业的人员，这些人想象着一个更自由的中国，并为此工作。卫慧小说中代表的人物，与所有这些人都无关。卫慧的人物是中国的富二代，卫慧描述是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自我身份的想象，这才是我们阅读的要点。
我要求我的学生们写作文讨论这本书，我的题目是：“通过这本书有关情欲的描写，探讨东西方相遇的权力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简直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可可的中国爱人天天有钱无聊充满深情却阳痿，她的德国情人（具有法西斯血缘的可能）马克勤奋能干时时刻刻性亢奋还有一只巨大的阳具。中西如此相对。这就是中国新一代人对中西关系的想象。现代性是男性化的，中国是女性化的，中国被西方征服，几乎是心甘情愿的，如同被马克的粗野的阳具征服一样。我的学生们几乎都对卫慧表示愤怒：如此自轻自贱的中国人，谁会尊重她？不尊重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懂得尊重别人。
在每一个章节的前，卫慧都引用西方文学的某个片段，借此中西接轨。我的学生对此很愤怒：卫慧哪里知道西方？她的引用西方的文学名著只是一种装饰而已，对西方精神她一无所知，吓唬吓唬别人而已。我进一步问，为什么卫慧要用西方吓唬人呢？学生回答：中国人骨子里对西方的又恨又羡慕的感情的作用。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是看不起西方的。西方的大炮（阳具的象征）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对西方开始了这种恨慕交加的感情，七十年代中国的开放，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起飞，让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赶上这些差距的可能。卫慧以为跟外国人一起，就是比中国人高等了，就是赶上这个差距了。她因此用西方文学等吓唬他人。” 我说，等你们去了北京，看看三里屯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里的西方装饰的酒吧，一个伪西方的存在，就明白卫慧的意义了。这种吓唬中国人的伪西方，已经遍地都是了。
而在我看来，卫慧小说每一章开头的西方文学引言的真正意义就是反映了中国思想精神资源的彻底空虚。对中国的新一代来说，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早就破产，中国传统思想儒家道家释家也都不具备足以抗衡西方阳具以及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力量，他们岂止是彻底投降呢？他们干脆变成了物质主义的化身，可可的内裤都是西方名牌，就是这样蜕变的细节。中国思想的垃圾场滋生的只能是物质主义的茁壮的蘑菇。艾略特的《TheWaste Land》里面一对夫妇无话可说，反映西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卫慧的《上海宝贝》，人们除了喝洋酒发出做爱高潮的真尖叫和假尖叫，就是中国的wasteland 的真实反映。
我的学生们最不理解的是小说中的可可不停地谈论自己何等爱天天，却不停地跟马克做爱。“中国的年轻人理解爱是怎么回事吗？”这个问题让我无法回答。我们这代人理解爱吗？下一代人呢？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我们这代人的爱情和婚姻支离破碎，我们不懂爱情，就是我们上一代的张洁，她的《爱情是不能忘记的》里面生死相恋的主人公，真的结了婚，也没能维持自己的爱情，他们也不懂爱情。我们懂得爱情吗？我们的下一代人呢？他们成长在一个的道德价值观极度混乱的时代。可可以为天天的阳具不能勃起就失去了爱的能力。我的学生对可可对爱和性的关系理解的浅薄表示极度鄙视。学生们指出，可可是一个极度自私自利的人，一个不懂得爱情，一个拜物狂，一个导致天天最后死亡的人。老师，如果你要我们通过这些人物看中的灵魂的话，如果中国的新一代的灵魂是如此话，中国，即使经济发展了，中国的灵魂也非常可怜、可鄙、可悲。我叹气。
读这本书的同时，我读中国的西方的学者对这本书的研究文章。美国的好几个学者都写了长文，分析这部小说的意义。一个学者从“individualism”的角度看这本书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的冲突，里面不乏洞见。我最欣赏的是中国学者朱大可教授的文章。他在《上海：情欲在尖叫》一文中对卫慧小说的分析，非常到位。朱大可在他的文章中认为：上海情欲的市场化，消费化，摩登化，自我传播和张扬，在卫慧的主人公的情欲尖叫中得到充分体现。根本的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体制在从政治谎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向生活谎言（小康或中产阶级社会）的转移过程中，卫慧发嗲的尖叫，成为国家情欲的最受欢迎的代言人。事实是，在这个谎言充斥在每一个角落的国家里，连情欲也是谎言的一种。“人文情感崩溃了，剩下的只是一堆赤裸裸的欲望、性和货币。毫无疑问，只有大量的伪造的情欲，才能维系这种庞大市场，为急速膨胀的情欲消费提供保障。”卫慧的尖叫，是这种尖叫的第一声。“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我对此将洗耳恭听。”
朱大可教授嘎然截止的文章，留下一片空白，而我这个企图通过阅读中国文学考察中国灵魂的人，就成了“拾垃圾的人。”是的，卫慧的《上海宝贝》在中国的精神和文学的垃圾场里，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垃圾，凝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臭气，可与T.S.艾略特的The Waste Land相媲，后者描述和反映了西方第一次大战后精神的荒凉，而《上海宝贝》本身就是中国后共产主义时代，这个急剧物质和商业化社会的精神荒凉的典型产物。
4/17/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