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简历
苏小和，著名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诗人。一九六八年生于湖南常德，研究生肄业。曾在政府部门给官员做过六年秘书。二零零一年赴北京，开始进行财经人物的专业调查与写作。代表作《谁可以影响张征宇》被北京大学评选为“二零零二年中国商业经典案例”，《谁来重组德隆》被《中国商业评论》列为“二零零五年中国典藏案例”。现为自由撰稿人，在《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等多家媒体开设经济学专栏。与友人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为价值观。
二零零六年受洗归主，现为北京恩召教会同工。在信仰的光照下，所写作的财经评论和诗歌的风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财经评论致力于在当前的本土企业走势和中国思想史流变之间寻找结合点，并以圣经真理透视经济学原理和当下的种种经济现象；其诗歌迥异于当下诗坛流行的“身体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而是追求泰戈尔所描述的境界——“所有的诗句都是指向神的”。先后出版有《过坎》、《局限》、《启蒙时代》、《逼着富人讲真话》《自由引导奥康》和《我们怎样阅读中国》等著作，三本新书《风随着意思吹》、《仓惶人物志》、《中国企业家黑皮书》即将出版。
采访缘起
第一次看到苏小和的名字，我在王怡编辑的那期《橄榄枝》上。《橄榄枝》是我和王怡轮值编辑的一本大型基督教思想文化刊物。王怡编辑了苏小和的短歌集《北京之夜》，其中好几首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愤怒》：“我在黑暗中发怒／黑暗看不见，你看见了／你说人呐，人呐，／你的脸色多么难看。”《惧怕》：“野兽惧怕人／飞鸟也惧怕人／不是因为人很多／是因为人很坏。”《宽恕》：“即使这城市到处都是罪恶／我也能在胡同深处找到一个好人。／所以，为了这一个好人的平安／你就宽恕这座城市吧。”《分配》：“所有的财产，一根线，一罐水／一条鞋带，我都不会拿走／但是我，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们必须时刻在一起。”《陈光诚》 ：“陈光诚你不要害怕／圣经说过：主和我们同在！／所以你要坚信，亲爱的耶稣和你在一起／那些来不及生下来就被杀害的孩子们也和你在一起。”这些年来，我远离了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极少在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中发现神性的质素。如今，在苏小和这些短小如珍珠的句子里，我发现了汉语诗歌中久违的爱、同情、悲悯与敬畏。
然后，我上网搜寻苏小和的资料，这才发现原来他“第一身份”并非诗人，而是非常受欢迎的财经作家。此后，在一批中国的新锐媒体上，我常常读到苏小和撰写的财经评论。我对经济学了解甚少，这些评论既可给帮助我“扫盲”，同时我也发现这些文字与普通的财经评论不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就是福音的味道。正如王怡撰写的电影评论，焦点并非电影而是福音一样，苏小和撰写的财经评论，焦点并非财经而是上帝赋予人类的自由。苏小和认为，自由既是一种经济条件，也是一种人权条件；既是一种生活条件，也是一种精神条件。自由是每个现代人发展的原因，也是发展的目标。
不久，我与苏小和联系上了。与大部分张扬傲慢的财经界人士不同，作为基督徒的苏小和谦卑而温柔。我们之间有了电邮和电话往来。二零一年三月三日，相约在读易洞书店做了一个下午的访谈，谈信仰，谈诗歌，谈传媒，也谈我是门外汉的经济学。遂整理成此文。
我在两分钟内便爱上了主
余杰：很高兴再次见面，希望你先分享一下信主的经历。上帝拣选每一个人的时候，使用的方法都不相同。所以，每个人信主，都是在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神迹。
苏小和：对于大部分所谓的读书人来说，认识神、被神拣选是一个漫长的、理性纠缠的、审视的、质疑的过程。而我可以说是在一瞬间就信主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家庭聚会上。这个家庭教会的带领人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他是留美回来的学者。当我在教会中第一次听见大家一起唱赞美诗，我就情不自禁地哭了，就像一个流离失所多年、终于找到家的孩子一样。
教会的牧师问我：“你相信神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相信！”牧师又问：“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我说：“我承认！”牧师继续问：“你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你的罪而死吗？”我说：“我相信！”牧师最后问：“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吗？”我大声说：“我愿意！”在短短两分钟内，我就完成了决志祷告。
如果从理性上来说，那时我依然不知道什么是道成肉身，不知道耶稣的宝血如何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愿意靠着单纯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就像爱情突然发生一样，我在两分钟内便不可抑制地爱上了主。
余杰：此前你阅读过圣经、接触过基督徒吗？我相信，在这个转折点到来之前，神早已在你身上做了许多预备工作，只是你不知道罢了。这一刻的来临绝非偶然，而是水到渠成。
苏小和：是的，直到我信主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主一直在无微不至地帮助我、眷顾我。但我在此前很长的时间里并不认识主。我第一次读到圣经，是在十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我在湖南的一个小城市给领导当秘书。经过“六四”之后一段幽暗、绝望的岁月，我努力让自己在混浊的官场上一天天麻木下去。
有一天，下班了，我跟一名同事从办公室往宿舍走，在大院的门口遇到一位老妈妈。这位老妈妈看上去至少有八十多岁了。她拦住我们，拿出一本黑皮的书来说：“小伙子，送你一本书。”那就是一本大开本的圣经，是那种硬皮本的。老妈妈说：“你要好好看啊，要爱主。”然后就走了。她是在跟我的那名同事说话，也将圣经送给了他。我只是旁观者而已。
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跟同事一起回到宿舍，吃完饭之后，我随手拿起那本圣经阅读起来。一拿起就不愿放下。同事发现我看得津津有味，就说：“你拿去看吧，我对这本书不感兴趣。”那天晚上，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随手翻开一部分来阅读，翻到的正是《雅歌》。那个时候，我唯一的爱好和追求就是写诗，一读《雅歌》，顿时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美好的诗歌。当时我还不能理解《雅歌》属灵的意义，只是认为这是男子对女子的赞美，但这种对爱情的咏叹，这种单纯的抒情之美，拨动了我的心弦。我认为，这段文字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超过了拜伦和雪莱的情诗，也超过了我喜欢的北岛和海子等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它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乃是真正的具有诗歌之美的“诗中之诗”。
余杰：那以后，你便开始思考信仰问题了？是否发现圣经与生命之间的密切联系？
苏小和：从拥有第一本圣经到被神拣选，整整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我像一只苍蝇一样飞来飞去，从来没有摆脱愁苦的心态。我不知道童年的经历对其他的人的影响如何，对于我，童年的经历决定了我信主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以后的学习只是对童年的解释。而且，我的童年没有别人优美，我出生在湖南常德的农村，过早的感受到了苦难、贫穷、压迫和变形。可以说，从童年时候开始，我个人的生活状态始终都是劳苦愁烦，一九八九年，死亡的气息一直笼罩着我，而在七月二十七日，我惟一的兄长病逝，生命于我来说几乎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也会迅速死去。
那一年，我哥哥刚刚二十九岁，他是医学博士，锦绣的人生道路即将展开，却患了绝症，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我在床边安慰他，他却对我说：“哥哥已经二十九岁，快到三十岁了，活到这个年龄也可以了。那么多广场上死去的学生，他们都只有十多岁啊。”我不得不面对什么是死亡这个命题。哥哥的肉体很快就被火化了，但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呢？我不相信他这么一个善良、谦和、有学问的人，就这样变成了一盒骨灰。我相信他的灵魂仍然在某个地方。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很差，睡眠很不好，老是做梦，每次都梦见哥哥，在梦中与哥哥紧紧拥抱在一起。多年以后，我写了一首题为《给兄长的信》的短诗：“事隔多年，我已不再梦见你，／这样的事实无从改变。／看看，我是主的孩子，／但你不是啊。但你不是啊。”
二零零一年，我又遭遇了父亲的去世。当我从外地赶到父亲身边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临终之前我们再没有机会谈心了。父亲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后来我为父亲写了一篇小的哀悼文章，里面就描述了父亲最后的时刻，他虽然失去了知觉，但是，“他的最后一滴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流到了我的手上”。
没有主眷顾的生活，竟然是如此悲苦。我完全不能体会，人生的平安喜乐在哪里，我也不能明白什么是终极关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直到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查经班，一位姓杨的弟兄带领我们查经，当他读到《马太福音》中的一段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的时候，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以前，我时常独自一人痛哭，一发而不可收拾，要哭很久很久。这一次，当我在众人面前哭泣的时候，杨弟兄默默走到我身边，将手放在我的身上，我自然而然地将头放到他的肩上。突然之间，我感到了温暖和安慰，很快便停止了哭泣。
余杰：洗礼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乃是基督徒向众人、向世界宣布，斩断与魔鬼撒旦的联系，而皈依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很多“文化基督徒”出于对所谓“形式主义”的反对而不愿领洗，实际上他们并不理解洗礼的本质。这样他们就永远只能游离于真实的信仰之外，而感受不到上帝的爱与祝福。我想知道，你在受洗之后，生命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苏小和：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此前我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在洗礼之后三天，我一躺下就睡着了，从此再也没有失眠过，除非晚上为了赶稿子而熬夜。我每天在睡觉前必定要做一个祷告，这是与神对话，将一天的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说给神听。
过去我的脾气很坏，像一只刺猬一样，不伤人就不高兴。但信主之后，大家都说，小和的脾气真好，整天都在微笑。我最大的感叹是：像我这样一个虚无而骄傲的人，为何竟然能够蒙福，在人生和事业上处处是主恩满溢？我真切地感受到，是神改变了我，除了神以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我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有朋友问我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吗？”我盯着他们的眼睛回答说：“我真的相信耶稣，当我晚上关了灯，在黑暗中祷告的时候，主就在我的身边，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
余杰：很多知识分子基督徒都不愿委身教会，而更愿意做薇依式的“一个人的基督徒”。你在信主之后却一直生活在教会里，甚至将家打开，组织了一个团契。你认为，对基督徒来说，教会生活为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长期不参加教会的基督徒，生命能够得以成长吗？
苏小和：在信主之后四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回顾这几年的教会生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四个字“彼此喂养”。无论怎么忙，我也要一定去教会，即使教会只有几个人，教会的代领人有种种缺点，我也不愿离开教会。基督徒去教会，是与神同在，是与弟兄姊妹互为肢体，而不是去挑人的毛病。每个人都是有毛病的罪人，教会也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教会。我们到教会，最重要的是彼此喂养，这样才不会跌倒。
我们教会中没有什么著名的人物，很多会友是大字不识的老太太，或者衣衫褴褛的农民工。但是，在教会里，社会身份的差别消失了，大家都亲如一家人。当某一个弟兄姊妹恳切祷告的时候，我就受到莫大的感动。如果不是在教会中，我怎么会安静地倾听这样一个人的祷告呢？他有可能是一个很久没有洗澡的、身体都不干净的人，我只会远远地躲开他。
余杰：在你所在的教会里，以及你所接触到的一些基督徒当中，有没有一些对你帮助很大的属灵的长者呢？毕竟我们在属灵上都是婴孩，特别需要被喂养。
苏小和：教会里有一些老弟兄老姊妹，是北大、清华的退休老师，有的是研究数学的，有的是研究物理的，他们年龄很大了，平常以弟兄姊妹相称，我甚至连他们的全名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的姓。比如，有一位潘姊妹，她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女儿，她告诉我，她从父亲身上看到了人的有限，她信主之后又是如何地蒙福。比如，著名数学家、科学院院士杨乐先生的夫人，便是一位充满爱心的老姊妹。比如，清华大学汽车系的一位杨教授，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才回来，曾经是一位非常骄傲的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在教会中却无比谦卑。再比如，海军总医院的医生刘弟兄，他在澳洲工作了十多年，曾经崇尚医学理性，后来成为教会的同工。还有就是经济学家赵晓，他有一颗爱主的心，也参与了许多慈善事业。
对我来说，主内的生活不是刻意寻找知识结构和社会身份相近的人，而更多的是接触那些默默无闻的、没有太大的成就、收入不高、看上去也不怎么“美”的弟兄姊妹。我更愿意生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分享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信主之后不久，我便将自己家打开，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团契，还特意购买了一台钢琴，教大家唱歌。我们教会的长老还过来为新人施洗。这样，我的家也成了神的殿堂。
余杰：这些年来，你是否经历过神迹奇事，或者说，神有没有给你什么特别的祝福？
苏小和：主给的比我想要的更多。最近我家中的一个神迹是：我妈妈患了肿瘤，医院说必须动手术。但妈妈身体虚弱，又年事已高，医生说，即便动手术，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我在北京最好的医院之一同仁医院交了钱，准备给妈妈动手术。同时，我也为此祷告了一个多月。正在这时，从韩国来了一位牧师，为妈妈作了一个按手礼，跟妈妈分享了许多神的话。第二天，原来晚上睡觉盗汗的妈妈，居然不再盗汗了。妈妈主动提出受洗，我们教会的长老赶来为她施洗。此后，她没有服药，也没有动手术，身体很快康复了。今年过年之前，她说，想家了，要回湖南老家。我说，我送您回去。她说，你工作忙，我一个人先走。结果，她让我买好火车票，一个人就回去了，七十多岁的老人，也不认识字，一路却非常平安。在老家，她随身带着圣经，虽然不会读，却热心地把这本生命之书介绍给乡亲们。
余杰：很多名人信主之后，将信仰当作隐秘的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不愿在公共领域谈及信仰。而你是少数将信仰与专业领域和公共表达结合起来的人，信仰的维度极大了更新和提升了你论述中国问题的眼光。
苏小和：我在媒体工作，算是一个媒体人，我信主之后，不仅在写作中彰显上帝的道，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敢于大声地说出自己是基督徒。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当时院长、官员和商人云集，大家都上台作一个自我介绍，我的自我介绍跟所有人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后来，一位老者在台下对我说，你的话让我很感动，但是你的这种直率的说话方式，如果在“文革”时代，肯定就被抓起来了。
我的一个体会是，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生活中言说自己的信仰时，要讲价值，讲方法论，用神的话来讲，不是用人的话来讲。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喜欢讲自己的神秘体验，讲信主能够带来多少好处。还有人喜欢讲清规戒律，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吃，讲钳制性的东西，而忘记了信仰带来的极大的自由。如果从人的立场来传福音，结果往往将别人绊倒，让本来对基督信仰有好感的人从此远去。我也时常质疑自己，有没有绊倒别人，如何选择好的方式来传福音？比如，讲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挺好的，慢慢地展开，不要急于求成。
我传福音的对象，很多是商人、企业家、经济学者和文人。有的人非常排斥，认为一切都靠自己；有的人认为，你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大的挫折，来找个躲避的地方；还有人干脆就认为宗教信仰是精神鸦片。但是，主的话就是爱，如果你从爱的路径进入，许多人还是能够听进去的。昨天我坐飞机回北京，旁边就是一位老板，他问我说：“人是应当有敬畏，但敬畏的对象为什么是耶稣，而不是玉皇大帝？”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你不敬畏，有些领域是人的理性无法明白、无法解释的，我们并不是明白了圣经中所有的道理之后才信。我只知道，当我走上这条生命之路，与神的关系确认了，我就无比喜乐，而你却没有。”
还有一点就是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知识的多元性，尊重人的多元性。我们要相信，真理不在我们手上，真理在神的手上，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日光底下无新事，不要认为自己有多少新的发现和领受。多样性是神赐予的，不要用简单的标准概括世界的模式。世界上有六十亿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见上帝造人不会重复。我们还要多元和多维地搜集和掌握信息，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阿玛蒂亚•森 说过：“判断一个人的智慧、思想的高度，首先看他的信息来自哪些渠道。”所以，我非常重视言论自由，言论的自由度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智慧，言论自由也是神给我们的赏赐。
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
余杰：作为颇受欢迎的财经作家，你一直强调讲“常识”。我很欣赏你对常识的坚守。有人说，经济学是离上帝最远的学科，经济学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之上，是一种冷酷的理性主义，连圣经也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所以，诺贝尔生前设立若干奖项，偏偏就不设立经济学奖，经济学奖是后来才设立的，跟诺贝尔本人无关。你如何评价这种看法？
苏小和：我信主之后，继续写财经评论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圣经中寻找经济学的根基。我不认为经济学离神学最远、离上帝最远，相反，我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完全符合圣经原则。如果没有圣经的教导、没有神的维度，所有的经济学原理都只能是假设。比如，经济学中有名的那个“理性经济人假设”，为何只是“假设”，而不是我们基督徒常说的“确认”呢？我想到了圣经中耶稣解救行淫的妇人的故事，耶稣对那些企图拿石头砸死妇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可见，就连文士和法利赛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他们具备了道德反省的能力。但在中国，除了一批被主拣选的基督徒之外，谁有这种反省能力呢？从古到今都没有，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既缺乏对神的仰望，也缺乏对自我的质疑。
余杰：很多朋友说，从你的财经评论中能够读出福音信息来，这是你刻意要通过财经评论的写作来传福音，还是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确实发现圣经原则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你几乎所有的财经评论文章中，“自由”都是一个核心概念，你曾经在一篇讨论农民工问题的文章中说：“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美好的子民。上帝之下，人人平等。…他们一样拥有在城市里自由行走、自由居住、自由创造的权利，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歧视他们，这既是一种生命的底线，也是一种经济学的底线，一种市场的底线。”在那些所谓保持价值中立的财经类评论中，此种爱与悲悯的情感堪称空谷回音。张文学在题为《自由就是爱》的书评中说：“自由，是上帝所赐，天生拥有，绝非他人的施舍。对自由的各种有意剥夺和束缚，是罪恶。我们不妨把自由看作一种爱，一种上帝赐予人类的爱。我们只有珍视这种爱，追求这种爱，才能得到生活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对“自由就是爱”这一理念的张扬，算是你传福音的一种特殊方式吧？
苏小和：有很多读者说，你的文章中有人性和人文的气息，实际上我知道这是福音的信息。我并非在文章中将福音生搬硬套过来，而是在对当下的问题作分析的时候，虽然使用的是理性的、学术的语言，但在背后有神的维度。圣经中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的话语关乎每个人的生命。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神都会加给，那些美好的事物，如产权、自由、宪政，都是“附加值”。圣经是对我们生命的拯救，但圣经也会带来“附加值”，用经济学的概念，就是“溢出效应”。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东西，财产、人权、民主，都是“溢出效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神的孩子，都要在世上做光做盐。由此，我在圣经中找到了平时思考的价值谱系的源头。
余杰：是不是中国人没有找到这个源头，才不认同自由经济、私有产权、民主宪政这些普世价值？
苏小和：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出现在西方，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却从来没有出现？如果回到原点思考，就会发现在《创世纪》当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有了原罪，人成了有限之物。我很喜欢曼德维尔的著作《蜜蜂的寓言》，这本书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入口。作者以蜜蜂比喻人类，他对蜜蜂的定义是贪婪而不是奉献，每只蜜蜂都在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但令人惊讶的是，当每只蜜蜂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却呈现出繁荣景象。人也是这样，每人各尽所能，谋求自己的幸福，最终亦促成了全社会的幸福。
曼德维尔的观点启发了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理性经济人、分工等理论。人既不能改变自己，也不能改变别人。人首先要认识神、仰望神、敬畏神，才能认识自己、反省自我。否则，人与人之间比较，都是相对的镜像，互相攀比和猜忌。如果人有一点点自我质疑的能力，愿意说“我错了”，就能避免很多悲剧。我很欣赏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近代以来几次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是道德主义、理想主义造成的，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认为自己是完人，自己绝对不会错。然而，只有神是完美的，人都是有限的和有罪的，所谓自私，贪婪，虚荣等等，作为一种原罪，存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血液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如果没有此维度，便破坏了古典经济学的原点；如果没有“理性经济人”这一理论，市场经济就会失去理论支持，计划经济就能得到道德支持。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大面积的道德优越感，道德由此成为工具甚至武器，被用来迫害市场的自我均衡和自由选择，少数人以道德和计划之名奴役他人。大饥荒和“文革”就是如此发生的。我看到“文革”中发生的中学生打死老师事情，这些中学生将自己道德化，反向地，也将“敌人”妖魔化。而一九四九年开始一直蔓延到一九七八年绝对的计划经济模式，一定是少数人幻想自己拥有上帝之手，幻想自己是道德的发明人和守卫人，用一己之私，剥夺大多数人的权利，包括每个人须臾不可丢失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
而基督徒认为，人在犯罪堕落之后，人的自私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尊重此事实。如果靠人的能力去改变，只能带来可怕的灾难。我们只能靠耶稣，靠十字架上的宝血，靠主的赦免和救赎，否则便生活在万劫不复之中。
余杰：有了这样的前提之后，再来分析当下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了？
苏小和：在这个意义上，圣经也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啊。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神的话多么有智慧啊。以此来衡量，政教没有分离的国家，就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政企没有分离的国家，就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政教分离、政企企离、党政分离，是现代文明的起点。但直到今天，大部分中国人并不认同此一普世价值，总是希望党和政府的力量越大越好，管的事情越多越好。党不仅介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甚至还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人内心的风景，我们的内心在向着神奔跑。有什么世俗的力量可以限制人的心灵呢？军队可以杀死我们的身体，却不能杀死我们的内心。我很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他。”人的内心是神的工地，神完全拥有。
如果说政教分离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环节，那么分工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二个环节。亚当•斯密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从圣经中人的原罪论出发，推导出人类社会必须有分工。政府管理公共领域，市场处理交易、贸易、定价。以此透视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如“国进民退”等，无不庖丁解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第一步是价格改革，赵紫阳说：“改革从价格开始。”可见其远见卓识。在当时，价格改革是一个敏感区域，先实行的是“双轨制” 。这是认同神的真理，认识到社会的分工，所谓尊重市场规律。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什么是看不见的手呢？就是神的手。如经济学家徐小年教授所说，我们要有对市场的敬畏，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知道用“敬畏”这个词。
余杰：是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必然是自由经济、民主政治肯定者。如果从圣经原则出发，我们会支持小政府、大社会，会尊重人的各项权利，当然也包括私有财产权。
苏小和：前几年，中国通过了物权法，当时有很多讨论，但偏偏少了神学的维度。私有财产是出于神的美意，无法用理性的语言来解释。不是敬畏神的人，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有人富裕，有人贫穷，所谓有人是含着金钥匙来到人间的，这难道不是生而不平等吗？而基督徒相信，神造人，给每个人生活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可被任何世俗力量剥夺的。神爱人，体现为神给每个人以自由和权利，这是一个普世价值，而不仅仅只是西方的价值。难道中国人就天生没有自由和权利吗？圣经中说，有耳当听，有眼当看，还要在屋顶上歌唱，这里说的不就是言论自由吗？为什么欧美那么尊重个人的人权？因为人权是上帝赋予的。我最看重的，一是财产权，这是关乎身体生存的；二是言论自由，这是关乎心灵健全的。其他那些自由与权利也不可或缺，比如迁徙权，连飞鸟都可以自由迁徙，人为何要被锁定在一个地方呢？为什么四川人到北京只能是“暂住”呢？
说到财产权，在中国这个概念一直匮乏。中国的经济在什么时候出问题的？我在《侯家驹的经济史观》一文中分析说：从经济发展观点看，统一本来应该优于分裂，毕竟大一统的格局具有规模经济等优势。可惜，中国经济很少将这样的优势发挥出来，大一统时期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天下的专制王朝。正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导致经济发展没有解决基本的产权与人权问题，而这正是一国经济发生与发展的基础。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产”，当时指永久使用的农地，若加上所有权概念，则这种私有产权必然会引发持续发展的企业家精神。作为一名企业家，完全的产权，完全的自由经营权，与合理的人权结合在一起，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
可叹一部中国经济史，就是削弱产权、践踏人权的历史。莫非王土，显然针对产权而去；莫非王臣，则立意与人权为敌。从秦始皇和汉武帝开始，政府就明目张胆地抢夺私人土地。私有财产从来都不识神圣的，从来都是可以被侵犯的。今天再看《盐铁论》，朝廷将盐、铁、酒等重要产业收归公有，将民营改为国营，彻底侵害了原来经营这些产业者的基本权利。汉武帝时代既破坏了产权，又蹂躏了人权，难怪自汉武帝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便一蹶不振。
余杰：不仅民众要敬畏市场，政府更应当敬畏市场。不敬畏市场的政府有祸了，毛泽东时代的诸多灾难便是因为迷信政府万能、企图消灭市场。不仅中国是如此，放眼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越是尊重市场、尊重产权、尊重分工的国家，经济越是繁荣；反之亦然。
苏小和：我们梳理近代以来的经济史，会发现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它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的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仍然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看欧洲经济学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垄断印花布的生产和贸易，任何私人都不能经营。很多法国人只好偷偷做印花布的生意，有点像今天中国的所谓山寨产品。法国政府经常打压这种现象，有七十九个商人为此被判绞刑，三百多个商人被流放。
西班牙的政府主导色彩就更加明显。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班牙都陷在政府主导的模式里。曾几何时，西班牙曾经比英国还要强大，势力遍及全球，成为当时最大的海上帝国。可是今天，我们很难发现一家伟大的西班牙企业，更没有享誉全球的企业家，今天的西班牙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
俄罗斯的发展就更加不幸。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企业态势是不错的，至少有私人企业，有财产继承权利，企业的产权比较清晰。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政府力量绝对化。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后，苏联人可以让宇宙飞船上天，有太空站，有导弹和核武器，却造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电视机，甚至造不出可口的面包、啤酒和奶酪。
那么，百年之间的中国经济，是不是以政府为主导呢？是不是还处在早已经被确定为失败案例的重商主义时期呢？
余杰：央视几年前拍摄的大型专题片《大国崛起》，还在津津乐道于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是西方各大国崛起的关键，而闭口不谈民主宪政。真是刻舟求剑。
苏小和：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没有走上正轨。中国既不是政府导向，也不是以党为导向，而是党国导向，因为中国是党国体制，中国的党和国家纠结在一块儿的，所以无法界定。
余杰：今天中国大部分的学者名流，或御用，或投机，以“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这些大而无当的口号为当局张目，掩饰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你的很多文章都堪称基于圣经真理的“盛世危言”。我很喜欢你的新作《我们怎样阅读中国》，虽然这是一本书评汇集，不是一本原创性的学术专著，但我认为它比大多数所谓的专著更有价值。你的文章，有文字之美，更有思想之美，因为真理本身就是朴素的、简明的。张文学在《自由就是爱》这篇书评中说：“苏小和在书中有意避免了所谓的‘宏大叙事’。而我以为，这恰恰抓住了根本。多少人为‘民族复兴’、‘中国世纪’这样的词汇激动。然而他们却忘记了，如果只谈所谓的‘国家能力’，而不能把发展产生的实惠带给每个个体，这种远景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罢了。在某种条件下，‘国家能力’的增强的另一面，是个体幸福感的降低和缺失、个体权利的被侵犯和打击。”他还说：“经济发展、国家强大的根源，本质上是由每个个体的有效劳动推动和完成的，而也只有独立个体能力的提升和充分展现，才有‘国家能力’的强大。这种因果关系如果被颠倒，后果是可怕的，也是灾难性的。经济发展的意义，也在每个人本身。脱离个体幸福、成果不能惠及到广大公众的身上的发展，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浪费和伴随着大量的罪恶。……与其去大量探讨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不如去让每个公民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这种打破束缚、追求自由发展的个体努力，构成了每个公民的生活、命运和整体的发展、进步。涓涓细流，最终会合为大江大河。愿所有追求自由生活的人，都来读一读这本书。”他说得很好，你讨论的每一个经济学命题和经济现象，最终都落实到个体生命身上。爱神者必爱人，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我们这些罪人都不可能摆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诱惑，而去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与捆绑者同捆绑，与哀哭者同哀哭”。
一言以蔽之，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党国一体化，党和政府就是问题本身。用学者于建嵘的说法：“当前中国发生的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主要直接源于官民矛盾。”而官民矛盾，错不在民，而在官，在于“当前的公权力代表组织和机构的权限过大”。那么，如何才能“约束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呢？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必然。仅仅唱几句“以人为本”的高调是不够的，所谓“以人为本”，最后都变成了以特权阶层为本。如果没有“以神为本”，没有对被神所爱的人的生命与权利的敬畏，一切皆是枉然。我看到你写的一篇评论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 的文章，这是我看到的关于此事件的最好的文章，因为你有一个神性的维度。
苏小和：在这样的血腥事件中，我仅仅是一名看客，麻木的看客。还有更多人也是麻木的看客，我们以为自己不是唐福珍，我们不在成都。或者每天垂首祈祷，希望下一个不是我。可是聪明的人啊，你不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其实就是为你而鸣！无论你是官员，还是乞丐，无论你是企业家，还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无论你是教授，还是文盲，当大火烧毁妇女，当铲车碾碎了别人的家园，请你记住，下一个人，就是你。
所以我们要言说！主耶稣说，“除非你们是瞎子，你们就没有罪过。”我不是瞎子，我看见那些拆迁的官员们手中的砝码，他们理直气壮的信心，竟然是一部叫做《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的法律；我也看见唐福珍决绝的姿态，竟然也是一部法律，一部叫做《物权法》的法律。政府和市场，官员与草民，竟然都是以法律之名。这太荒谬了，任何伟大的荒诞主义大师，也无法写出如此荒谬的作品。
按照最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最大限度地保护私人财产，最大限度地确保自由迁徙的权利，必然能促进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当一个人的产业可以被轻易剥夺，谁还会继续有发展的信心？如此朴素的常识，在这个古老的国家，本来是应该有更多的人去践行的。
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面对这么多血腥的拆迁事件，每个人都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做官员的，要如实告知；做媒体的，要了解真相；做律师的，要去打官司；做邻居的，要去救人。那些机关大院里的决策者们，要检讨制度是不是有问题，那些学院深处的学者们，要走出象牙塔，走到事故的现场里去，做一些真正的田野调查。
无论如何，任何一种针对公民私有财产的暴力拆迁，最终破坏的都是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基础。而拆迁背后的法律冲突，必然导致所有的人都失去法律的真正保护，所有的人最后都是输家，没有一个人会持续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