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根据当下有限的理解和逻辑来设想将来，以为找到答案，其实只是暂时的替代品。
到底是什么因素带来了经济增长？对于这个人们永远在争吵、永远给不出确切答案的问题，博学而谦逊的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用正在行驶的火车来比喻。从未见过火车的人们，会根据自己的观察，给出各式结论。有的人说是因为车头顶上喷出的白烟向后的推力，有的说力量来自两条铁轨，还有的说是蒸汽机上下起伏的活塞……
对于世上的很多事物、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刻，我们的探索方式都是“事后诸葛亮”与“盲人摸象”的混合体。我们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其实不过是某种暂时的替代品。在笃信了英国因为工业革命而兴起一个多世纪之后，历史学家们开始争论是否存在“工业革命”；一个世纪前的思想家们认定是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而当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兴起时，人们又开始在《论语》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
倘若回看历史，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的愚蠢。我们只能根据当下的有限理解和设定的逻辑，来设想未来，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被几项简单的指标所淹没了。
对于此刻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多人开始认定存在着某种“中国模式”，中国将在二零二零年或二零四零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还只是日后历史学家笔下另一个嘲讽的插曲？这个疑问是双重的，是否存在着特别的中国模式，它能够一直如此继续吗？
因为对于这两个问题缺乏答案。让我们回到另一个相似时刻。保罗·克鲁格曼在一九九四年发表论文《亚洲奇迹的神话》。尽管当时日本奇迹正在褪色，但新加坡、韩国、台湾与香港的崛起则让西方惊呼。“亚洲系统”、“亚洲价值观”、“东亚奇迹”的论调四处迷漫。很多人开始相信，东亚正在创造一种和美国与欧洲都不相同的增长模式。
为了回答这个疑问，克鲁格曼首先回到了五零年代。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书籍与论文充斥在美国的学术与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国学者相信苏联有一种不同的模式。经济学家加尔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相信，尽管苏联的统计数字并不全然值得信赖，但或许“集体式、专制的政权”能比自由市场的民主整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苏联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国。肯尼迪（肯尼迪）高呼，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以迎接来自东方的挑战。而赫鲁晓夫不仅在联合国总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还宣称要埋葬西方。
“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显著，却没什么特殊的魔力”，克鲁格曼后来写道：“产出的迅速增长源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劳动力的扩充，教育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设施上的大量投资。”这种没有效率的经济增长，会伴随着投入的减少而放缓。
克鲁格曼感慨于人们的健忘。当人们在形容日本奇迹和东亚的奇迹时，再次使用了同样的思维方式。“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像很多作家宣称的那样为西方提供了学习的模式，而这种增长的未来前景也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有局限”，克鲁格曼在九四年写道。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模式，要比苏联有效得多。但这其中并没有特别的秘密，它们只是遵守了人所共知的法则，他们有比西方更强的储蓄意愿，愿意去牺牲当前的消费来贡献于未来的生产。当经济增长持续一段时间后，它们也会遇到西方同样的增长缓慢。
克鲁格曼的预言被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印证。倘若东亚奇迹中存在着某种秘密的话，那就是它的腐败和裙带交易一直被更好的隐藏。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克鲁格曼谈到了中国。很多人相信，未来的中国与日本或是东亚四小龙都不相同，它的规模太大了，而且增长速度如此迅速，美国的GDP年增长是百分之二点五，而中国是百分之十。“如果中国按照百分之十增长，不到二零一零年，它将比我们的经济体更大”，克鲁格曼猜测说：“但如果中国的增长是更现实些的百分之七，它的GDP将仅仅是我们的百分之八十二。”克鲁格曼想通过这种预测，来表明世界经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二零一零年即将到来。中国的GDP总量没有超过美国，只是它的四分之一。至于是否存在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式，倘若你耐心比较苏联与东亚的例证，肯定也发现，这其中很难有秘密可言——我们消耗的资源更多，投入的劳动力更多，人们更勤劳，把挣到的钱都存进了银行，热火朝天的修建铁路、公路、住宅楼……你甚至很难说，它是经济政策的成功，有这样的不计后果的投入，它在短期内的增长，却是以长期的消耗为代价的。
查尔斯·金德伯格与保罗·克鲁格曼的故事，或许能为此刻喧嚣的中国模式提供某种参照。他们都在提醒我们，“独特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不过是另一个尚待澄清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