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大师余秋雨的钟山碑文仿佛出自一个没有文字感的人之手。读此碑文之前，曾在当地电视上偶然看见余的镜头，正在接受采访，谈的好像是创作经验，大概是写这类文章要从历史大处落笔。当即更换频道，亦未以为意。后来读到碑文，才悟知说的正是此篇。佩服余大师的勇气，这样的文字竟敢出手，还敢勒石，更无论面对观众不脸红。
一篇空洞的碑文，没有灵魂，没有性情，通篇只有两个字，一个是颂，一个是谀。一会儿“大明王气”，一会儿“得逢盛世”。金陵虽为帝都，但，都是短命的。古人早就说过“金陵王气黯然收”，所谓大明亦不旋踵而迁都，何王气之有。倒是南京本土官员对此有明见。一次小饭局，坐中有执金陵文宣之牛耳者，就认为金陵四周阴气太重，盖过王气。当然，大明王气云云，不过陈词滥调；但，“所幸得逢盛世”，就不知是钟山之幸，还是含泪大师之幸了。不过，本人无此之幸，打死我，也没有盛世感。故读句至此，无掩鄙夷。碑铭辞赋，乃古人习为，不仅文辞，而且风骨。盛世之颂，除非皇恩浩荡；不然，以古文赋中文人禀承的忧患传统，笔下无有盛世，但有盛世危言。当然，大师亦有过危言，那是在去年五一二大地震之后，自称含泪，故作耸听，胁迫那些丧子之痛的灾民，透出一派貌似诚恳的虚伪。曾几何时，从危言到盛世，大师华丽转身，重新打点笔墨，借钟山以赋颂。果然，时有“盛世”，余有“盛名”，含泪大师与这个时代何其相得益彰。
钟山是金陵钟灵毓秀之地，含泪大师泪眼朦胧，看景并不真切，因此别指望有“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之类写景切实的佳句，但，碑文亦有写实处（正如写景如同写虚）：“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一串枯燥的数字，居然鱼贯入赋。让不谙文赋的我，大惑不解。一次喝茶，移杯就教，朋友一语点睛，这是讨好，讨好请他写碑文的主事者。于是恍然，始知何为文字之谀，谀其治绩也。于是又恍然，大师眼中的盛世，原来就是这样的拆迁盛世。大师不愧大师，一语即点破这个时代的盛世命脉。不过，古有韩愈谀墓，那是拿了别人的银子。假如有主事者拿银子请润笔，便不惜乏味地铺陈“五十亿”“十三村”“两万余”，数字化其丰功伟绩。如此着墨，岂非文字交易。更不堪者，大师他谀过后又自谀。碑文结尾，化腐朽为神奇，让人挢舌难下。我登钟山，烟霞满眼；大师作文，却“烟霞满纸”。不是我眼中的烟霞落到了大师的纸上，而是大师的文字化作我等眼中的烟霞。自将文字比烟霞，大师果然当仁不让。这不，大师已先自在自己的烟霞中泪眼陶然了。
钟山碑文是一次失败的写作，非但腾笑世人，且让钟山蒙羞。听说此文刻石在钟山风景区的入口，这真是钟山门面上的一块疤。钟山本是金陵风景优胜处，不幸平添这一“阿堵物”（即用“阿堵物”换来的这东东），既堵眼，又堵心。作为南京人，我不禁要向碑文中那“主事者命余作文”的人问责。钟山是全体南京人的钟山，不是你家钟山，你岂能爱请谁谁就谁谁。正如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朋友说，为中山立碑，是事关全南京的一项公共行为，动用的又是来自纳税人的公共财政，不能仅凭主事者的个人意志。是的，官宦中不乏附庸风雅者，不懂文字却热衷趋附那种凌烟阁内的所谓大师。然而，金陵文人荟萃地，有几人会认可这陋物。故该碑文甫一问世，即非议盈耳而无一褒言。不是各位不宽容，而是这等文字实在是对读者欣赏品味的挑衅。民间自古多才俊，本来，公正的做法或程序，是主事者通过媒体向天下征集佳构，然后由专家筛选而出。当年《滕王阁序》即以类似方式，让路过南昌的王勃即席展露才华。
因此，从决策角度，不能不说这也是败笔，是一次失败了的公共行政作为。为钟山计，亦为大师本人计，建议主事者还是把《钟山碑文》放倒为好。免得游览钟山的人，未观景而先败兴；亦免得前往此地的人，不读它，都要啐上它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