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十周年国庆过后几天，人们在路过天安门广场时，明显能看到一些不寻常的场景：人行道上挤得几乎水泄不通，地铁站入口处排着50米长的队伍。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不堪。
十一庆典由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组成，每个省都出了彩车。在许多西方人看来，群众游行是带着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狂热的笨拙表演，是去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动人现代感之后的败笔。但是，在花车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周时间里，每天都有100多万人前来参观。
在没有民调或选举的情况下，若要判断中国公众对政府的看法，坊间现象有时候是最佳指南。在军队冲进天安门广场、驱散抗议者20年后，天安门广场上的拥挤人群所表现出来的普遍顺从，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欣赏的。
这是《零八宪章》的支持者面对的现实。上周，这份提倡民主的宣言黯然度过了首个周年纪念日。作为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已在牢里度过了12个月，上周，中国警方向检察院递交了起诉意见书，使他更加接近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起诉。（据最新报道，刘晓波已经被正式起诉——编者注）
《零八宪章》效仿捷克的《七七宪章》，呼吁尽快终结一党制。今年同样是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的20周年纪念，《七七宪章》的作者们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要为这样一个运动下结论，一年的时间太短了：发表《七七宪章》后，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和他的朋友们做了十多年的社会弃儿。中国的《零八宪章》已经在海内外征集到了1万多个签名。但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看，这份宣言的号召力可谓根基疏浅。民族自豪感与繁荣的经济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强大的民意基础。
在把异议人士冷落在社会边缘方面，中国政府做得很成功。当局的镇压无情而高效率；过去一年，刘晓波遭受了粗暴的对待，还有其他一些人权积极分子遭到逮捕或骚扰。但有些《零八宪章》的签署人被当局请去“喝茶”，或者私下受到警告。当局既有大棒，还会递出胡萝卜。
《七七宪章》与上世纪20年代捷克领袖托马斯?马萨利克(Thomas Masaryk)的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而《零八宪章》发表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但它的开明思想和外国格调，令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抗拒心理。
不过，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的诉求，不单局限于阐明政治理想；还关乎牛仔裤和摇滚乐，还有（最重要的）讽刺。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相似之处让中国政府不那么自在。
哈维尔在剧作中使用荒诞派的黑色喜剧手法，嘲弄自己国家阴暗的威权统治者，而他主导的政治运动对他的顽童般的幽默十分得意。曾亲眼目睹1989年革命的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回忆起准许他参加反对派集会的文件。第一份文件用紫墨水写成，上面盖着哈维尔最喜爱的刻成一只笑眯眯的猫的印章。而后来的一份文件上，盖有“两只笑眯眯的猫，和一只喜气洋洋的池蛙……青蛙底下还用法语写着‘好极了’”。
中国今年另一次出人意料的民意爆发，也闪烁着哈维尔的光芒。今年2月份中央电视台大楼局部被烧毁时，中国互联网上一片欢呼和嘲笑声。精明的中国人制作了外星入侵者摧毁大楼的漫画，并出售为这场大火喝彩的T恤衫。尽管一部分嘲讽针对的是大楼建筑本身，但这把火也暴露了民众对央视高高在上、连篇宣传套话的新闻节目的嘲讽与不屑。
人们往往辩称，中国共产党能够生存下来，靠的是它让经济保持增长、同时扼杀或适应新的社会及政治动向的能力，它在这些方面的确很成功。但它必须避免沦为年轻人的笑柄。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