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六四北京血案，如今已是二十年了。杀戮的真相，总会被揭露；无耻的谎言，总会被揭穿。中共党宣传机构在六四之后将所谓”平息暴乱”降低为”风波”，回来连六四也不提了，仿佛让人们忘记这段历史。可是，历史是真实发生的，是谁也掩盖和割裂不了的。想起当年中共党机器对六四杀戮所谓正当性的宣传，以及激起民众对民主自由运动的仇恨，可见这个政党的本质是以暴力为立党核心，没有暴力，中共就无法维持到六四二十年之后。时间虽然过去二十年，但人们对六四拒绝遗忘，暴力统治仍然是中共的强心剂，中共起于暴力，靠暴力维持，但从历史上看，却都是难以长久的。
新华社对六四杀戮称”杀得好！”，”对暴徒来说是罪有应得！”
中共的新华社，历来都是中共的宣传工具，而不是新闻机构。六四中共杀戮第十天，新华社就已开动舆论机器宣传杀戮之功劳，1989年6月14日新华社使用”老工人常法有”名义，假名宣传中共杀戮”杀得好”。”常法有”称：”说实在的，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死去的有解放军战士，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一些就是参加了搞打砸抢烧杀的反革命暴徒。对暴徒来说是罪有应得！杀得好！可现在笼统一说都讲成误杀，明理的人都能看出这也不实际嘛。当然，由于大量的人围观、起哄，使暴徒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使某些暴徒与被误杀的人性质一时难以划清，这难题不也是不听通告规定，凑热闹去围观、起哄造成的吗？咱们有的人好象天生就爱凑热闹，遇事不掂量掂量。政府这几年把一些人也惯得忒不知天高地厚了。我看这次煽风点火的阴谋家和反革命暴徒也是号准了这根脉，才把一些人煽呼起来，靠着这些人有心无心的掩护，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直到闹成暴乱，这血的教训咱们应该好好琢磨，寻思寻思了。”（公安部《啄木鸟》1989年第4期，”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文章选刊”栏目刊登）
在这名所谓老工人眼里，”没有戒严部队进驻，就没有首都的安宁”，所以百万市民和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要求民主自由，反官倒反腐败，就成了”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暴乱”，百万市民参与设路障，堵塞交通，拦截军车就成了”气焰嚣张之极”的暴徒，天安门广场”成了搞动乱分子聚集的地方”，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居然成了”混进党内并窃取了一些领导职务的反革命分子”；大学生都成了”长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和美国之音教育的”不安定分子，成了”对党对国家有刻骨仇恨的社会渣滓”，而解放军戒严部队”一举进驻广场”，广场杀戮，被宣传成”消除了’高自联’、’工自联’等这块烂疮”，所以那化名”老工人”的中共党宣传机构说”我们首都的工人阶级一定要配合解放军把戒严任务完成好”。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名工人，”常法有”是假名，一没有所在工厂名称，二没有真实地址，也没有联系电话或旁证，其真实性又在哪里呢？
新华社”党喉舌”说，”这次戒严部队在平息反革命暴乱时，严惩了反革命暴徒，同时也误伤打死了一些现场围观、起哄的人”，可哪些人是暴徒，哪些是市民，谁来界定？1989年6月3日晚上，中共杀戮之前，为了避免更多人上街，走上广场，中共发动舆论工具比如电台、电视台反反复复，一遍接一遍地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的通告：”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6月3日晚8时许，仅北京武警总队二支队就派出400名武警去天安门执行戒严镇压任务，有8辆军车；6月4日凌晨一时半，即武警及解放军突进广场后，北京市政府当局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又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可见，这样的杀戮是有目的的，是周密计划好的，所谓”解放军戒严部队主观上也的的确确不想向老百姓开枪”，可”戒严部队是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面对着暴徒们枪杀殴打解放军、烧军车、抢军火、冲击公安部门等严重事件，在紧急关头，解放军能不严厉镇压反革命暴徒，能不对他们开枪吗？””在这个时候，你跑去围观、起哄，乱哄哄的，让戒严部队怎么分得清谁是好人谁是暴徒？””对暴徒来说是罪有应得！杀得好！”一化名中共《辽宁日报》记者”敬呈”的人，公然以”一位新闻工作者”名义致”令我敬仰的至亲至爱的首都戒严部队(包括武警)全体指战员们”的戒严部队的信称”你们具有世界上最美好的心灵”。这就是新华社对中共六四杀戮的辩护和讴歌，可见中共暴力本质就是极端邪恶的。
这名”敬呈”说，他于1989年6月6日晚看了第一部”暴乱真相”电视纪录片，可如今别说”暴乱真相”，电台电视台连六四两字都不提了，真相就更难觅了。若说北京百万民众只是”一小撮暴徒”，那么何必惊动带着武器的整装待发的军队呢？中共污蔑向往民主自由的百万民众为”民主斗士”，是”践踏民主的人类败类”，是”搞希特勒式的野蛮地践踏民主的法西斯主义倒个个是块好料”，可最后确实百万民众被血腥镇压，成千上万人伤亡，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名单公布。
六四之后的6月5日，以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市委公开一个不真实的数据称”上千群众受伤，上百人死亡”，这篇题为”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文章称：”为了迅速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迫不得已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群众和在场的学生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击中，暴乱中有上千群众受伤，上百人死亡，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事情。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学生，政府、戒严部队和受害者家属的心情是一样的，要做好善后工作。”至于解放军死亡，该文也作了统计：”暴乱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被暴徒砸毁、烧毁的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达45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80多辆，装甲车40多辆，警车90多辆，公共电汽车80多辆，其它机动车40多辆。抢走一批武器、弹药。负伤的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数千人，死亡上百人。”其中的解放军死亡数字也是不真实的，事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
携带真枪真弹的全身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所谓执行李鹏下达的”国务院戒严令”，”完成首都部分地区的戒严任务，部队必须进城”。事实上，从1989年5月20日发布戒严令之日起，戒严部队每天都在按照高层秘密下达的”预定部署”，采取不同方式向城里开进，到达指定部位。6月3日凌晨，是部队进军广场，遭遇民众抵制最为强烈，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百万民众自发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3日1时许，鲁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之后天未亮，永定门桥头有无数军车，木樨地也有无数军车，天安门附近的六部口、横二条一带都突进军车，朝阳门有400多名士兵进城。六部口的军车内，装有子弹的机枪。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士兵和军车均被拦阻。六部口还有一辆满载枪支弹药的军车，被民众拦截（6月5日，北京当局宣传”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抢回了弹药车”）。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了严重阻拦”。当天的天安门广场上，民众高呼的口号是”打倒法西斯！””血债要用血来还！””誓死保卫北京，坚决堵住进城部队！”22点到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虎坊桥，安定门立交桥，建国门立交桥有无数军车，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6月4日凌晨以后，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士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窖、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车上装有机枪，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都书军车，装有致命的武器，”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迫不得已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而对社会上盛传的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官方却说”这完全是谣言”，而六四凌晨，停留在广场上有数千名青年学生，官场上的路灯等照明设施在解放军突进前突然熄灭（4日凌晨4点30分，部队开始清场。官方称”清场前又反复广播通告，检查了帐篷有无人，确认无人后，广场的电灯突然熄了，一片黑暗。熄灯，是清场开始的信号。十几分钟后，广场上的灯又亮了。与武警相平行的20余辆装甲车，后边是部队，5点30分清场完毕），此前到底发生什么？为什么突然关灯，为什么关灯前后在广场及长安街一带枪声密集、死伤不断？官场只说”所谓’天安门血流成河’，完全是胡说八道”，”广场静坐的学生没有死一个人”，”在整个清场过程中，解放军和武警在天安门广场内没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至今却没有提供足够真实的证据作一说明。6月5日美国之音的报道中称：六四，”中国军队血腥屠杀……，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据信至少有1400人于星期天（六月四日）凌晨前，在人民解放军血洗天安门的大屠杀中遇难。”
中共将学潮污蔑为”反革命暴乱”从而使镇压”师出有名”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源于因胡耀邦逝世引发的悼念活动。学生们反官倒民主行动，被政府成为”学潮”，早在1986年就开始在合肥、北京一些大学内举行了暮春雨夜。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引起的天安门官场悼念活动，一些大学生和民众自发前来悼念，官方却称”由学潮发展为政治动乱，又升级到反革命暴乱”，”从学潮、动乱到暴乱50个苦难的日日夜夜”（公安部《啄木鸟》杂志1989年第5期文章《学潮·动乱·暴乱–天安门哨兵日记》，作者周德伟，李训舟），官方开始有计划地陷害学生，直到最终血腥镇压。
民众自发到广场悼念胡耀邦，有些人还带来写着”耀邦永在，耀邦活着”的白纸，有的是写着”痛悼青年知己耀邦”、”献给耀邦同志：新时代的开拓者，中国改革的旗帜”、”献给胡公仙逝和他的未竟之业，千年封建根，万载中华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向敬爱的胡耀邦同志致敬”、”英名永存”、”为了改革奋不顾身”的挽联。这些挽联挂在纪念碑北侧铁链上，但引起已得令对悼念活动进行监控的广场武警密切注意，武警开始问这些人的姓名，但这些人摇摇头就走了，他们担心政府的报复。事实上，这些担心是必要的，政府秋后算账，无数人因此坐牢，或者失去工作，中共统治者因为有了”千年封建根，万载中华祸”，所以祸害中华民族至今已六十年而不倒，是多么地令人恐惧啊。
1989年4月17日，这一天使中共宪法里赋予人民的游行示威自由得到真正实现。这天到广场送花圈的人骤然增多，14时30分，社会科学院40多名研究生结队到纪念碑献花圈，同时，北京师范大学的20多名学生也送来了一个花圈。16时左右，第一支有500人左右的悼念队伍出现在广场西北角，领头的打着”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旗子。”耀邦长存”的挽匾和一个两米高的大花圈很醒目，花圈中央一个”奠”字。这支队伍沿着人民大会堂、正阳门和革命博物馆绕场一周，尾随围观者两千多人。将近17时，这支游行队伍排列到纪念碑前。他们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激昂地呼喊着”民主万岁！以法治国！”这是自胡耀邦去逝以来的第一支游行队伍。武警承认”防止发生意外情况”，”根据上级指示，不予干涉”。4月18日凌晨，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抬着一个大花圈，来到纪念碑前，一边呼喊”打倒寄生虫”等口号一边游行。献完花圈后，便开始演讲。不一会，还有人跑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关于民主自由法治的”请愿书”，却得不到回应，于是他们拉起一条长7米，宽约2米的白布横幅挂在纪念碑上，写着”中国魂”三个字。武警当时依然严密监控学生的行动，上级要求”不要跟学生发生冲突，注意掌握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直到当天的晚上20时左右，北京市委派全国人大代表陈希平、刘延东、宋世雄等人到广场，接收了约800名北大和人大学生的请愿信。明明是学生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请愿信，这里确是北京市委越俎代庖接收请愿信，堂堂人大不能替民众做主，难怪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不肯退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民主运动的本质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却不能兑现，必然使事态的发展进一步明朗。4月18日22时50分，聚集在广场的大学生蜂拥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要求时任国务院总理、被称为周恩来养子的”太子党头目”李鹏出来对话。李鹏没有出来对话，人群里高喊”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等口号也是言论自由，政府不能因为这些口号就把他们当作反革命暴徒而进行血腥镇压。
学生及民众悼念胡耀邦，要求民主法治，一直得不到正面回应，4月19日之后每天都有人到广场悼念，进而要求民主自由。北京高校，几乎每个学校都有上千人参加送花圈游行。4月21日下午3时30分，清华、北大等校3000多人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要瞻仰胡耀邦的遗容，却无法实现。从傍晚到午夜，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一队队一群群，唱着《国际歌》，喊着”自由万岁”、”民主万岁”等口号，浩浩荡荡涌向广场。4月22日，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大学生提出追悼会后灵车要绕广场一周，看看胡耀邦的遗容，依然无法实现。在追悼会结束后，有三位大学生跪在东门的台阶上，向中央领导递请愿书得不到回应，学生认为受到了欺骗。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把要求民主自由的学生定性为”动乱”。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对学潮评价十分准确。他说”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此后四十多天，邓小平说了算，赵紫阳被废黜，李鹏及军队强硬派骄横残暴。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的大学生，先是游行，再是抗议政府镇压，直到被血腥镇压。
1989年5月3日，纪念”五·四”70周年，当局明确对付所谓”动乱”，”按照上级的要求，安排了对付闹事的机动兵力”。其实学生和民众不过是要求”弘扬五四革命精神”、”腐败不除，国无宁日”、”平等对话”、”新闻要讲真话”，”在校院内实行民主改革尝试，使校院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新闻立法”，要求实现早在1919年就提出的”民主、科学”等政治制度而已。同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提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无疑是非常明智的作法，比那些高举反动乱的旗子，要大开杀戒的作法要高明得多。5月14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广播播出知名学者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发出的《我们对今天形势的紧急呼吁》。《紧急呼吁》要求：第一，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肯定这次学潮是爱国的、民主的行动，绝不以任何形式对学生”秋后算帐”；第二，承认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第三，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尽管这些呼吁很理性，但”政府、执政党不习惯民主政治”（苏晓康语），没有权力的学生们值得采取绝食方式抗议，而北京的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科技界、医务界等数十万人游行到广场声援绝食学生。人民日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和”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抗议横幅，引起许多人注意。游行的人还打着”声援学生，救救学生”，”接受条件，平等对话”，”取消军管”的横幅，还呼喊”不能坐视学生饿死”等口号。这个时候，同情并支持与学生对话的赵紫阳已经在中共内部失去权力了，他向来访华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在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最重大的问题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说明中国是邓小平专制，”最重大的事情人民不知，最高领袖今日方知”。5月18日，学生绝食进入第六天，声援绝食的游行人数据说上百万。当天上午11时至12时，国务院总理李鹏等才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5月19日晚20时许，天安门学生绝食指挥部通过广播宣布：从21时起，暂时停止绝食活动。因为5月20日是国务院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第一天，”政府已腐败透顶”，当天通过天安门前的公共汽车全停了，抗议是全民性的，但政府却是反人民的，民众斥责戒严部队”法西斯”、”鹰犬”、”走狗”、”家丁”。而戒严正是开枪的前奏。
6月2日，是戒严第14天，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等天安门四君子在纪念碑基座的东北角绝食静坐。侯德健宣布绝食48小时，刘晓波等3人宣布绝食72小时。但6月3日（星期六），戒严的第15天，被中共明令是”从动乱发展到暴乱的一天”，”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民众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债要用血来还！””誓死保卫北京，坚决堵住进城部队！”但大量军车已突进各主要路口。18点45分，天安门前华灯杆上的广播传出北京电台播出的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的通告：”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尽管一遍又一遍地广播，可是许多人仍象潮水一样从东单、西单方向往广场涌。广场上人挨人。天安门前、金水桥上，挤满了人。这时，外围已经开枪了，流血了。6月4凌晨1点30分（有武警人员周德伟、李训舟记录，1989年10月出版的第五期公安部杂志《啄木鸟》），”5支队的防暴队员和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保护戒严前线指挥部的首长率先到达天安门，顿时，金水桥畔欣喜若狂，’武警万岁！”解放军万岁’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戒严指挥部的首长一个一个地拥抱着防暴队员，赞扬他们是铁腿、铁头、铁臂、铁嗓子，为进城开路立下了汗马功劳，并说：’戒严部队全体官兵感谢你们，给你们请功！’防暴队员确实了不起，25名中，没有一人不受伤的，每人起码有十处伤……防暴队和先头部队进来之后，随之装甲车、坦克车轰轰隆隆开进来，停在金水桥两旁。””四下里仍不断地响起戒严部队受阻的鸣枪警告声和长安街方向的坦克行进声，路口及周围已聚集达几千人”，5点30分清场完毕。清场后，武警部队负责封锁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路口。清场前仅仅天安门方圆一公里的地方到底死了多少人，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公开。
按照丁子霖女士创办的天安门网站的披露，死于天安门或附近的大学生，查找到的有名有姓就有两百多人，其中天安门难属张树森说，他儿子陈来顺在1989年6月4日死于戒严部队的枪口下，死时23岁，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四的学生，”回忆起20年前的情景，我的心又揪在了一起：二十年来，我的麻烦不断”，另一难属吴定富说，”1989年6月我们在西单邮电医院见到了我儿子的遗体，我儿子浑身是血，尤其头部基本上是被血浆裹住了，脸部全是血，眼睛睁着，真是死不瞑目。再往下看：在肚脐下公分处有公分左右一道伤口，显然是刺刀刺的，两手紧握，手心已被利刃割开，肩上、腰上有子弹击中的痕迹，脑后有弹孔，血就利是从这四个伤口流出来的，真是惨不忍睹。”1989年的北京天安门”六四”镇压，针对的是千千万万中国民众参与的一场和平的民主运动，且发生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至今二十年了，监狱里仍然关押着数十名所谓的”六四””暴徒”；”六四”通缉令已发布近20年，被捕者被秘密审判，权利得不到任何公正公开的司法程序的保障；而且，仍有大批被通缉人员亡命天涯；”六四”后实施的黑名单政策使众多的中国人有国难回有家难圆；”六四”死难人数至今是迷，死难家属仍然遭受打压和迫害。
而对于镇压实施者的卖命和死亡，中共当局迅速有了回报。1989年6月18日，武装警察部队党委作出决定：”号召武警部队掀起向李国瑞烈士学习的活动，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6月19日，中共军队头子和政府头子杨尚昆、李鹏等在中南海接见李国瑞、崔国政、刘国庚等烈士的家属，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授予一些施暴者为”共和国卫士”。
党媒体高调宣传中共高层下令对六四军人死亡案”限期破案”
六四死了多少手无寸铁的民众，在官方眼里毫无价值，而对全身武装的军人死亡，却是下令”限期破案”。1989年6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公安分局正研究如何侦破崇文门烧死士兵的”六·四”案子，”要限期查清”，成立专案组，”要车有车，要人有人”，北京市民徐淑珍和其他市民看到军车受阻，军人上了桥，便和另外两个老太太上桥，劝战士别开枪，最后被抓了。官方说倒不是因为她上桥给解放军下跪，而是造谣生事，说”这主儿在暴乱后，先后在同仁医院门口、劲松东口等地舞之蹈之地宣讲：’可了不的噢，日本鬼子杀人也没这么狠。天安门广场坦克车辗群众，血厚得都铺上沙子了；军博那边当兵的十人一排，用刺刀横挑群众。’实际上，天安门广场她没在场，军博那儿几年没去了。”
1989年10月出版的公安部《啄木鸟》杂志第五期发表署名高克芬的报告文学《过街桥血案》将公安破案有关与徐淑珍一起上桥劝说解放军别开枪的张某某的笔录公布如下：
时间：1989年6月13日
警察问：是谁要说上桥的？
张某某答：刁××
问：为什么要上桥？
答：我们就想上桥同解放军说说去，别让他们开枪。
问：6月3日晚你听广播了吗？
答：听到了。
问：听到了为什么还出来？
答：要不怎么说呢，错就错在这儿–不听党的话。
问：解放军进城干什么来了？
答：是执行戒严任务来了。
问：解放军开枪为什么？
答：是打歹徒的。
问：那你为什么要阻止解放军的行动呢？
答：要不怎说我糊涂呢！
问：你对你的行动有什么想法？
答：我现在后悔。
北京公安媒体宣传，该案很快侦破。《过街桥血案》一文称时候”暴徒纷纷落网”：”举报、查证、走访、讯问，纵横交错中；线索一个又一个地露了头，为撩开案件的神秘面纱奠定了基础。自6月12日起，案犯纷纷落网”，”首捕李卫东：有人看见他参与吊战士尸体”，”傻冒”杨世增，”第二批参与吊尸”，另一”小脑袋””可能参与了吊尸”后被人举报，被抓。张永贵，某居民站在崇文门菜市场台阶上，看见张永贵等三人在过街桥上参与殴打戒严士兵崔国政被抓，北京崇文警方宣传，六四”不到一个月，将制造过街桥血案的一批案犯先后抓获，基本上完成了’在最短的时间内破获此案’的重任”。
6月9日，北京红色恐怖，公安到处突击搜查嫌疑人，在西城抓获一名叫郭亚雄的25岁湖北某机械厂工人，当时他躲在北京市城建三公司工人朱连义家，家里有长城牌二型速印机一台，铁笔、蜡纸、油墨等印刷用品，印刷传单《告全国工人书》、《龙的宣言》、《六·二绝食宣言》等，还有白纸7000多张，”工自联会员证”400多张及手提式喊话筒，动圈传声器和钢盔、军帽等物品。这里原是”工自联”的地下印刷厂，印刷的还有《六·四惨案》《龙的宣言》等传单，并已印刷了3000多份，广一为张贴、流传，一一被抓。
1989年六四期间参与镇压的时任北京市公安刑侦处处长的张良基，后来被提升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的党媒体宣传”1989年的4月到6月……公安部成了第一线”，”向党向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我们这里的任务是掌握信息、传播信息、处理信息，在整个学潮、动乱、暴乱时期，我们没有漏报一个信息，中央的许多决策都是根据我们这里收集提供的大量信息而做出的……打字员半个月干过去一年的工作量；搞内勤的同志一天复印上千份情况通报；值班员每天处理的信息是平时的10倍……”，可是，如今六四二十年过去了，这些保密的材料公开了没有？若是公开，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向”党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还是向人民交了一份相反的答卷?当时的公安部通讯处处长刘正风，有线科长是牛晋，安排全称监控录像。刘1942年生在延安，其认为学潮伊始从学生们失控的情绪中就看出幕后有人操纵，他称李鹏在见学生时”鲜明的原则性令他尊敬和钦佩，原则问题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一步也不能让，让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垮台”。这名公安部处长当时已经通过监控看到军车被阻，得知实情。刘正风手下的孙丕龙、牛晋、狄武三个科长有专门的操纵台监视器屏幕，将北京的主要情况尽收眼底，”从学潮到动乱以至后来的反革命暴乱，50天时间里，孙丕龙值了43天的班！北京的情况一天一变化，他们必须不错眼珠地盯住屏幕，及时录下或转送中央有关镜头”，六三当夜，他录下了大量的暴乱现场实况和大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但都没有对外公开。中共培养的谎言头子、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后来举行的中日记者招待会上播放的两段录相及电视台播出的”反革命暴乱纪实”只是其中有意割裂的一部分，远远不是全部的血腥的事实真相。现在已经二十年，人们依然要求公布所有历史真相，要求政府对遇难者和受害人进行补偿，要求追究有关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罪责，要求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民主自由法治，要求实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