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十年前，亦即1998年，国内某著名学府百年校庆时，远在美国的一位华裔学者托人给该校历史系一位负责人捎话，说她是该系系友，想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
负责人听了，问：“任以都是谁？”
答曰：“陈衡哲的女儿。”
又问：“陈衡哲是谁？”
话已至此，又复何言？
这位领导绝非打官腔，而是说得非常谨慎、真诚。然而，此公越是说得真诚，鄙人就越是为母校汗颜。
对一位普通的文化中人，不知任以都为何方人士，大概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但对一位当代中国的文史学者，这却不是件光彩的事。要知道，任氏乃是当年西南联大的著名才女，二十岁上就负笈美国，此君天资卓颖，日后亦才高学富成就煊赫，足与何炳棣、刘广京、吴于廑等并比为联大历史系仅有的几位闻名世界的高才生。长期以来，她以中国近代经济史见称，所著《学术界的生长：1912—1949》一俟问世亦被费正清激赏，而今更已蜚声东西。如果任氏只是纯粹的书斋型学者倒也罢了，然而不是，此君乃是宾州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且独力创设了该校东亚系，多年以还，亲躬教学，培育人才，自成国史重镇，成为卓有建树的史学教育家、学术活动家。作为国内名校历史系的负责人，对国际名校同行中的头面人物（而且是自己的系友、前辈）一无所知，岂不怪哉！再者，任氏是此君恩师田余庆、罗荣渠、陈庆华等人的朋侪、学长，可此公居然亦无所知，真是不易！
前两年，坊间红极一时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回忆录中，即专门谈到了任氏。以一代巨子何炳棣先生之年高学厚，尚对任氏如此青目，而此君则对此不入法眼，恐怕让人作叹此君眼界也太高了罢？
如果说因为任以都久居境外而不见知国内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对其母陈衡哲就完全不一样了。陈衡哲是谁？按说这在稍通晚近中国文史者，压根儿就不是个问题。可是，既然某些名家都觉得这是个问题，那么，在下不妨略予置喙。
其实，陈之大名，略加措意，端可明了。
陈衡哲，原名陈燕，原籍湖南衡山，1890年生于江苏武进。其祖父陈钟英、伯父陈范（《苏报》馆主）、父亲陈韬都是有名的学者和诗人，祖母赵氏、母亲庄曜孚能文善画，乃著名画家和书法家。从陈衡哲的曾祖母开始，陈家便开创了这一传统：“每个出生于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1903年，陈衡哲考入上海爱国女校，次年又考入清华留美学堂，成为首批官费留美的几名女生之一。到美后，先入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时美国最有名的五所女子大学之一），主修西洋史，副修西洋文学，西名乃定为Sophia Hung-Che Chen（莎菲。陈衡哲）；后，入芝加哥大学并获文学硕士学位。1915年，她应邀加入名垂后世的中国科学社，成为第一批社员。1916年，她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两首诗作——五绝《月》、《风》，受到胡适高度好评。是年春假期间，任鸿隽约上胡适，专程往访陈衡哲。自此，三人遂成知交，“邮筒往返几无虚日”，胡、任二人均对其爱慕日增。胡适在后来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中，便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作，任鸿隽亦作减字木兰词以答之，被传为文坛的一段佳话。此间，她与几乎所有的中国早期的留美生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杨杏佛、梅光迪、赵元任、朱经农、胡先骕、唐钺等等，诸位日后都成为国内一等人才。留美期间，陈氏便以实际行动力挺白话文运动，故被胡适称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
陈氏大概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力行婚姻独立的知名女性。在十八岁上，她便拒绝了家庭指定的婚姻；后来她又变成一位不婚主义者，为理想和事业，曾决意独身，谢绝了诸多人物的追求。直到1919年任鸿隽第二次回美时，面对其三万里求婚的诚意，她方抛弃了不婚主义，订了婚。1920年，北京大学聘任氏为化学系教授；一俟开放大学女禁，校长蔡元培便打电话给陈，聘她为教授。是夏，她获硕士学位后，在新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与任鸿隽双双回国，旋与任共结连理，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亦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氏与其时影响巨大的《新青年》亦深具渊源，成为其铁杆作者中的唯一女性，仅在1918年秋，她就于此先后发表了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9月15日）和白话剧本《老夫妻》（10月15日）。次年夏，她又于此刊发表了新诗《鸟》和《散伍归来的“吉普色”》。后来发表于此的白话小说《小雨点》《波儿》等，文坛特为注目，她亦名动京华。因此，她成为该刊发表作品数量最多的作者之一。
1923年，其夫任鸿隽出任东南大学副校长，陈氏亦随之赴宁，并应校长郭秉文之邀出任历史系教授。1930年她又回北大教历史一年，继之则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35年9月，任鸿隽往长四川大学，她同去成都，任该校西洋史教授。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陈氏十分反感军阀的所作所为。在川大期间，她偶尔也应邀参加一些重大宴会，有时还会带上孩子。如果宴会主办方给她红包，她往往当着孩子的面坚决予以退还，决不留半点情面。于教学和研究之外，陈氏对社会活动和国际交流亦颇为积极，与各方名流均有过从。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1932年，她参与创办《努力周报》，并成为主笔之一。陈氏还是著名的《独立评论》的创办者和骨干之一，她常在该刊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1935年便因率直发表揭露四川社会问题的文章，遭地方旧势力围攻，愤而离川。抗战中，陈氏辗转于香港、昆明、重庆，对国统区的腐败十分不满。1936年11月，《独立评论》第二二九号因刊载张奚若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触怒其当政者宋哲元，被迫于12月2日停刊。
1943年初，陈氏随夫暂居重庆，受到周恩来的邀请，前往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拜访。当陈氏抵达红岩村时，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已等候多时，见到陈衡哲，他非常热情地迎了出来，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
抗战结束，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陈氏赴美，担任指导研究员。陈氏虽然去国多次，但其家国情怀却丝毫不减。1947初，当大学毕业已留居美国的女儿任以都问及是否长住美国时，陈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鸿隽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陈氏则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其情其意，人天可鉴，可昭日月。直到晚年，任氏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陈氏认为“美国不是老人住的地方”，遂同任鸿隽返回上海。建国前夕，国民党当局特地将机票送给任、陈夫妇，邀赴台湾，陈氏谢绝。
建国后，她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唯因目疾日重，几至完全失明，身体亦虚弱多病，不能读写，不便外出和参加社会活动，便过着一种近似隐居的生活。在生命的最后七年，她只有靠默诵古诗词来消遣。1976年，陈氏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后人将其与任鸿隽合葬于苏州。
陈氏一生忙于教学和公共事务，但亦时有著译，先后行世的作品约二百万字。其生前行世的著作有《西洋史》（上、下册）、《衡哲散文集》、《文艺复兴史》及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和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一个年轻女孩的自传》）等。另据其《自传》透露，其“写成而未曾发表的诗文小说，约有一百万言，则大抵是民国廿六年以后，在流亡中所写”。她还写过一些历史小品，英文译著。抗战期间，她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揭露内地官僚跟商人贪污作弊，囤积居奇，惜原书未见。其涉猎如此之广播，著述如此之精到，社交如此之跃如，确乎迄所寡见。
陈氏才兼文史，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政论甚至翻译诸方面都卓有建树。在文学方面，陈氏久负盛名，日后亦一度以作家的身份见称。据目前史料看来，陈氏可能是中国现代最早成名的女作家，早在1917年6月，她便以莎菲为名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白话小说《一日》，目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其小说水准虽不足与鲁迅比肩，但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上，仍不失为一线人物，足称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对此，连身为新文化重镇的胡适都不由承认：“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其小说独具特色，《小雨点》当时便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四次。其散文亦自成一格。著名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谓之“善于写景物，也善于谈人论事，议论风发，其活泼幽默可与较后的两大散文家梁实秋、钱钟书互相竞耀。”
当是时，人们均以结识陈氏为骄傲，许多学校也把能请陈氏来讲学视为一种荣耀。因才华出众，陈衡哲不仅名重国内，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们夫妇二人亦是中国有数的具有国际声誉的学坛伉俪。她当年就读的美国瓦沙女子大学校长便承诺：只要是她的直系后人，子女均可以免费、免试入校。
于今观之，她确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坛第一女杰，绝不做第二人想。终陈氏之一生，她创造了许多个第一：第一位力行婚姻自主的现代女性名流，第一批官费赴美的女子之一，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第一位中国女教授，完成了国内第一部西洋史著作，《新青年》、《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的第一女将，中国女性中唯一的太平洋学会理事，现代中国女性中首屈一指的政论家……其首创如此之多，不要说各位巾帼女子，便是一般须眉亦须抬头仰视。
这么说来，以本文开篇提及的负责人之身份，而不知有陈衡哲，似乎并不应该。
或曰：“隔行如隔山”，此公是学者，陈衡哲是作家，道不同不相了解。是么？作家与学者之间多半互不感冒，这是常事。作为学者的此君，不知道作家陈衡哲也不足为怪。可是，陈衡哲虽是作家，但首先是学者、一位出色的学者，其所著《文艺复兴史》就颇有水准，《西洋史》更是蔚为经典，而译作和政论更是饶有威名。在现代文化人中，当得起“能文章的学问家，有学问的文章家”之誉的女性屈指可数，除冯沅君、苏雪林、林徽因等几位，大概就只有这位陈女士了。而在上述这民国学界“四大女杰”中，论西学修养，陈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陈氏学术著译并不在少，其中当首推《西洋史》。此书是在“五四”新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出版后，一时之间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当时的青年学子，均以求得一套《西洋史》为荣，商务印书馆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再版了六次。以愚之见，晚近中国高水平学术著作中，能够畅销若此者，实乃寥寥。胡适对此著评价亦极高：“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可以说，以陈氏之名望、实力与功绩，在任何一部像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甚至史学教育史，都很难没有其大名；再不济，翻开本校校史、本系系史，也不可能不见其名。哪怕只要粗通本系家底，也断不至于问出“陈衡哲是谁？”这样的问题来。可此公居然问了，而且如此真诚。
赶巧的是，鄙人手头恰有部西人所著The Chinese Englight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英文版）]，无意中的信手一翻，亦在五十七页上看到了两幅照片，内中之一便是陈衡哲。西人对吾国学者尚如此熟稔，我国学者尚对本系前辈一无所知，岂不愧煞国人！
我们知道，学问之道，贵在贯通。古今中外，几乎所有大师都在穷毕生之精力追求“打通”，打通古典与今典，打通本土与外域，打通科技与人文，打通文章与学术，打通学问与人生，惟其如此，才可能成就一流境界。今人在文章与学问不甚理想，当然与人格的“小”有关，但亦与种种“不通”不无干系。鉴往观今，我们不能不承认：在“通”的这一点上，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足以俯视前辈（比如晚清民国一辈）的境界。目今之中国，没有任何学者可以像吕思勉、钱穆、顾颉刚、李剑农一样，对远古中古和近世现代的中国文史融会贯通自成体系；没有任何学人可以像周作人、钱钟书那样博通中西多门学问；没有任何科技学人可以像顾毓琇、丁西林那样写出如此优秀的小说戏剧，像丁文江、翁文灏、胡先骕和欧阳翳那样写出如此优质的人文学政治学论著；当然，也没有任何人文学者可以像鲁迅、郭沫若那样写出《呐喊》、《野草》、《女神》、《屈原》这样的文学经典（同样也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写出《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的学术精品）；至于王国维、陈寅恪那样，对古今、中外、科技人文乃至文艺学术都有相当造诣（而不止是修养）的学人当然更是没有。
大学之大，乃在于有大师。大学之学，贵乎融会贯通。“打通”乃是现今教育的关键一环，亦是知识创新、大学发展的重要方略。故此，我们奉劝类似的衮衮诸公，绝不能以“专业精神”为借口拒绝“通识”追求，无论如何都要知道一点自家专业之“外”的东西。否则，只能越来越“专”，亦越来越“小”。长此以往，“大学”不仅不能成其“大”，而且不能继其“学”矣！到那时，人们不仅仍然不知陈衡者为何人，而且在听到上述那位颇有名气的负责人的大名时，大概也会非常抱歉地问一句：“XXX是谁？”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