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对 “新知”有着如饥似渴的追求，罗素、杜威等都曾应邀来华演讲，成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界的盛事。对爱因斯坦，中国知识界自然也是无比钦佩，蔡元培等人曾力促其访华，但终因中国国内局面混乱而未能实现，他仅在1922年末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路过上海停留了两三天。他绝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的相对论和他本人竟会在中国大遭批判，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 “题材”，直到1978年才获 “平反”。对此，有关研究、介绍已多，胡大年的 《爱因斯坦在中国》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则是其中集大成者。此书以翔实的史实对这段离奇荒诞历史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叙述和深入分析，引人深思。
从1917年中国开始介绍其学说与思想，到1949年中国巨变的这三十余年间，爱因斯坦及其学说在中国的形象无疑是 “正面”的。但从50年代初起，出于对知识分子进行 “思想改造”的需要，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开始受到 “唯心主义”、 “资产阶级”的指责、批判，他的形象陡然由“正”变 “负”，他的学说在主流媒体受到 “唯心主义”、 “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批判，甚至他在二战时为战胜法西斯而提出的要加紧制造原子弹的要求，也被批判为 “事实上已经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因为在美帝国主义者手中，原子弹成了讹诈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工具”。不过，他的科学思想此时并未受到严批， “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是这一阶段对他的 “标准判断”。
但到了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达到顶点，批判的重点却是他的科学思想，即相对论。1968年3月，在中科院革委会的支持下，中科院成立了 “‘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于批判相对论为其主要内容，所以又被称为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而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女婿孔令华。 “显然，孔与毛的特殊关系增加了学习班的权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进来” （第181页）。他们首先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以开展文革的 “五一六通知”和 “十六条”为指导批判相对论，因为只有“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但是，真正要从科学上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易事，所以这一篇篇 “批判”、 “打倒”的文章，只能是不断重复政治性指责，相对论被说成是 “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而作为狭义相对论的两项基本假设之一的光速不变原理被批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光速意味着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他们明确说道： “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183－185页）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掌管意识形态大权的陈伯达自然明白此时批判爱因斯坦的 “意义”，所以一直积极支持、指点对爱因斯坦的批判。
此时，林彪、陈伯达集团与江清、张春桥集团的 “结盟”已开始破裂，得知陈伯达在北京支持、主导批判相对论后，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在上海组织了对相对论的批判，批判其要害是相对主义，它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这些文章同样也只能重复政治性批判，只是调门更高、更加激烈一些，如： “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 ‘权威’”， “就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 “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第195－201页）。他们甚至对爱因斯坦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帝国主义需要相对论这样的 ‘科学’，需要爱因斯坦这样的 ‘科学家’”， “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喉舌’” （杨建邺：“‘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 ‘批判’”， 《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3期）。
陈伯达自然不甘落后，1970年4月指示中科院成立了 “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并计划在北大召开批判相对论的万人大会，发起要让中小学生也参加批判相对论的群众运动。但此计划因其在1970年秋的 “庐山会议”上垮台而未能实现。
原来，在北京、上海两个 “批判相对论”小组的背后，还有林彪、陈伯达集团与江青、张春桥集团为“争宠”而进行的相互倾轧。
1971年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陈伯达集团从中国政坛 “出局”，但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批判并未停止。这时的批判，除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 “全面专政”这个一般性背景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所指，即以 “批判相对论”而将矛头指向此时正在艰难批 “左”的周恩来。相对论从陈、张争宠的道具又变为 “批周”的靶子。
原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趁势 “批左”，多次提出要重视 “文革”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1971年11月，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还公开赞扬了爱因斯坦，想以此提高理论科学家的地位。然而，周恩来的 “批左”不久就被迫中断，并受到 “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批判。而 “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反击周恩来恢复中国科学和教育发展所做努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直到1976年 “四人帮”被粉碎前，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一直不断。
“四人帮”被粉碎几个月后，科学开始受到重视，但由于爱因斯坦仍未被 “正式平反”，商务印书馆在出版 《爱因斯坦文集》时，编辑依然心有余悸，对译者撰写的序言中将他称颂为 “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提出质疑，认为爱因斯坦只能说是科学史上的巨星而不能称之为 “人类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说法，“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当双方争执不下时，还是老科学家周培源机智地解决了争端： “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 ‘思想史’和 ‘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 ‘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第206页）如此一改，便获通过。其实， “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可能比 “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还要伟大、崇高呢。中国语境有时就是如此有趣，如此莫名其妙。
1978年3月，这篇高度赞扬爱因斯坦的序言在 《人民日报》发表，标志着对爱因斯坦的正式 “平反”，也标志着相对论与中国政治终于脱钩。这出折腾了将近十年的闹剧早成笑谈，但泛政治化思维、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恶劣后果，留给人们的教训与反思，却是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