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胡耀邦与赵紫阳、姚依林、房维中到武汉向邓小平汇报经济发展计划。当时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赵紫阳主张六五计划增长速度百分之四点五。
邓小平问：按此速度，二十年能否翻两番？（三人不答）
胡耀邦说：二十年翻两番，每年平均递增应为百分之七点二。
邓又问：五十年翻两番呢？
胡：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二点五。
邓：那太少了。
胡：经过努力，力争百分之七不是不可能的。
姚依林：明年只能保四争五。
胡：如果现在只是保四争五，二十年翻两番就是一句空话，我们会把麻烦留给后代，后面的人怎么工作？
争论的第一次爆发
「二十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是胡耀邦在一九八○年初向邓小平建议的。胡耀邦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有个战略目标。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提出湖北工农业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我们能不能设想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把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达到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
邓小平当时表示肯定。但在遇到分歧意见时却不表示明确态度，因为他知道主张「低速度」、「舍发展」的真正后台是陈云。这场争论的第一次爆发，是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会议.
陈云集团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了精心策划。
第一，利用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的「国际大气候」，在政治和经济两条战线全面进攻。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发生於一九八○年七月。当时胡耀邦认为：「波兰事件的教训是必须坚持彻底改革的方针路线，波兰每一次改革一遇困难和阻力就退回老路，不敢得罪苏联，不敢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制度，才遭致危机.」邓小平开始与胡耀邦看法一致，在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历史上所以犯重大错误的根源是政治制度问题，「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制度，过去出现的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
然而正当举国上下热烈讨论制度改革之时，胡乔木於九月二十四日写了一封《关於波兰危机》的信，提出中国也可能「爆发」像波兰发生的那种局势，「必须像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发生波匈事件时那样制定对策。」
这封信先发给胡耀邦。胡耀邦说：「中国不可能发生波兰事件。第一，我们从来独立自主，不屈从任何霸权；第二，三中全会以来改革路线得到人民拥护.」
胡乔木在胡耀邦这里碰了钉子，就去找陈云。十月九日，中央宣传部传达陈云意见：「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宣传部长王任重说：「根据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教训，我们存在与波兰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也会造成同样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
第二，制造对陈云的个人迷信。
一九八○年十一月，邓力群在中央党校一连作了四次总题目为《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的演讲.邓力群提出：历史上第一个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阶段客观规律的是毛泽东，第一个掌握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客观规律的是陈云」。他说：「经济工作一遇到困难，毛主席就把他请来；困难一过去，又让他靠边站。」
邓力群还佈置中央党校全体学员学习他编印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并宣佈书记处研究室将编辑出版三卷本《陈云文集》供全国学习陈云经济思想。
邓力群虽然提出中国历史两阶段分别掌握客观规律的是毛泽东和陈云，但还不敢公然提「陈云思想」，只提「陈云经济思想」。经中央党校学员辗转传播，传到邓小平耳中已是「陈云思想」。邓小平还托姚依林转告邓力群：「邓力群在党校讲课，说要学习陈云思想，这不对嘛，学习仍应是毛泽东思想嘛，叫他以后再不要这样提了」。
第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批评华国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集团把重心转向经济工作中的「高指标」、「高速度」和「洋跃进」。
所谓「洋跃进」，就是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穿衣和出口服装问题，从国外进口了十三套制造化学纤维的成套设备。这是当时中央讨论通过的，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都同意了的。
对此胡耀邦在十一月十九日发言中曾替华国锋缓颊.胡耀邦说：「对於高指标、洋跃进，华国锋负有一定责任。但确定指标，进口设备，是当时中央讨论过的，中央也有责任，不能把责任都算在华国锋身上。」
第四，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上，迫使邓小平同意陈云压低计划指标。
陈云在会上说，「明年计划要进一步退下来，有人说这样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再耽误三年有什么了不得？」邓小平表示：「同意陈云意见，退得不够再退。速度百分之五保不住，百分之四也行。」
同时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根据陈云、邓小平的讲话，一九八一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五百五十亿元减为三百亿元，比上年减少百分之四十。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指标降低到百分之三点七。
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是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在经济、政治战线的全面败退。
陈云在会上第一个发言，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主张「採取紧缩措施，遏制经济过热」，强调「退够」。陈云说，「有些议论说这样会耽误三几年，不怕。」陈云发言中讚赏地引用了一位年轻人翁永曦给他的信中提出的「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工作的「二十四字纲领」。
赵紫阳、李先念接着讲话表示完全同意陈云意见。赵紫阳指出：「当前的潜在危险，可能爆发经济危机.」
邓小平同意陈云反自由化
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讲话，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说：
「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正确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我也完全同意陈云同志和紫阳同志的意见，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调整，有利於调整，不能妨碍调整。
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好不好，宣传工作好不好，关系很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禁止非法组织活动和非法？物的？行。」
邓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里，颇为得意地回顾了他当年如何帮邓小平弄的这篇讲话。邓力群说：
「一篇特别值得提出的重要讲话稿，就是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是小平同志要我帮他准备的，最后也经过乔木修改。乔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这个讲话，是邓小平、陈云合作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邓对陈提出的方针给予全力支持。」
这个讲话不但在经济领域採纳了陈云「舍发展，缓改革」纲领，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突出「反自由化」和「加强专政」。这是邓力群、胡乔木针对改革派的主张有意安下的钉子。在此之前，胡耀邦、周扬等主张对民间团体、民办？物採取立法手段登记管理。经书记处讨论，决定制定《结社法》、《新闻出版法》等，这完全符合「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邓力群、胡乔木向陈云告状，陈云说：「无论如何不能立法让他们登记，我们过去就是钻国民党《出版法》的空子，今天不能让他们钻；必须让他们处於非法地位予以禁止。」邓力群、胡乔木在讲话中先安下钉子，接着就进一步於一九八一年初起草了《关於处理非法？物与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以专政手段取缔一切民间团体和民办？物。
胡耀邦在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那种气氛之下，只能暂时沉默以对。
胡耀邦与陈云的第二大分歧
胡耀邦与陈云集团在经济领域的第二个重大分歧是消费与积累的关系问题.胡耀邦认为：
「过份地刺激消费或提倡高消费是不对的，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使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有销路。这不是说要吃光用光，不是说不要艰苦奋斗精神了；但是过份地採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对於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合适？值得研究。现在商业库存有一千一百亿元商品压在那里，商业部门有没有惜售的思想？今后我们每年增加二百二十亿元消费品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多设商业网点，鼓励商业人员下乡，有些商品在城里卖不掉，在乡村买不到。」
胡耀邦当然知道他的经济观与陈云的「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纲领不相容，必须求助於马克思。他引用马克思的话：
「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生产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
马克思又说：
「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一）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二）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胡耀邦在与国家计委、经委、商业部、财政部负责人和经济学家的座谈会上提出他的经济工作新方向。他说：「学习马克思这些话，我们做经济工作不要只从压缩消费方面打主意，而要多从发展生产来满足消费方面想办法，这是一个根本方针。」胡耀邦说：
「当代世界无非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东欧的高积累，压缩群众的消费，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第二种是资本主义高度竞争，追逐高额利润；我们应以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来推动生产的发展，不是先有第一部类后有第二部类，而是第二部类反过来促进第一部类的增长，人民需要的增长总是走在前头的。这个问题提请大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我们几十年的实践，使我们的经济工作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这充分说明胡耀邦当初提出生产目的讨论，就是要走出区别於为生产而生产或为追逐高额利润而生产之外的一条新路。生产目的讨论被压制之后，胡耀邦在发展速度、消费与积累关系、对外经济关系、特区建设、农村建设等领域继续调查研究，都是为了探索这条新路。
现在人们往往只看到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思想政治、组织领域的贡献，而忽视胡耀邦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贡献.长期以来人们已形成一种偏见，似乎「胡耀邦不懂经济」，「懂经济的是陈云」。这是历史的颠倒。
陈云是懂一点经济，但懂的是「抑需求，舍发展」的旧经济，同现代经济格格不入。陈云是一个半斯大林主义半经验主义者。他学斯大林主义经济也只学到「有计划按比例」那一半，还有一半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封闭主义，「肥水不流外人田」。陈云也做调查研究，也「蹲点」，但只蹲一点，只解剖一个麻雀，以为天下的鸟都是一样的麻雀。邓力群吹得天花乱坠的「陈云经济思想」，只要陈云自己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鸟笼经济思想」。陈云思想体系就是半斯大林主义半经验主义编成的那个鸟笼.
胡探索现代经济发展新路
胡耀邦虽然绝对没有反对陈云的言行，他是尊重陈云的，但由於胡耀邦探索的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新路，所以生产目的、发展速度、消费与积累、对外经济关系、特区建设等每一个领域，都无法避免同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发生冲突。
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胡耀邦跨出的第一步是选择广东、福建两省率先对外开放，在深圳、珠海、？门建立特区.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第五十二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胡耀邦说：「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目的是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探索道路、积累经济、培养干部。广东、福建两省要有远大眼光，对外更加开放，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尽快把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成为对外联系枢纽.」
对特区建设，邓小平开头是支持的。但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一度退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
邓小平当时没有弄清楚，特区建设靠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加快国内建设；国内有财政赤字需要调正放慢时，加快特区建设以更多利用外资投入弥补国内资金之不足，对全国经济稳定发展有利无弊。胡耀邦看到了这一点，立刻批转了中央党校调查组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的一份广东深圳特区调查报告《特区建设速度应当加快》。当时在特区建设前线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说：
「？门特区起步较晚，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下达，福建省委内部保守力量借口会议要特区建设速度放慢，几乎使？门特区建设停顿下来；有了胡耀邦批转的这个报告，我又可以干了。」
一九八一年四月，调查组到？门同项南交换意见，写了《福建？门的特区建设问题》，提出？门特区的发展战略和特区建设的理论问题，主张？门特区从当时二点一平方公里的湖里地区扩大到？门岛一百二十三平方公里全部领域，在全岛实行类似新加坡与香港对外资的开放政策和优惠待遇，把？门岛建设成国际自由港，靠引进外资和现代先进技术、现代管理方式，形成国际性经济、文化、社会交往高度发展的世界城市，带动福建和全国经济发展。
胡耀邦迅速批转了这份调查报告及所附关於特区建设的理论文章。他在给当时主管特区建设工作的谷牧批示：「此文材料较丰富，观点也可取，对中央同志从理论、方向上思考问题很有帮助。请你要经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能放大胆量把这项工作促上去。」
项南当时立即回应：「材料我一口气读完了。对於有各种各样议论的特区，特别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探讨，加以试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份材料比投资还重要得多。」
陈云攻击建设特区是卖国
正在主持特区工作会议的谷牧并无反应。他知道陈云正在部署对特区建设兴师问罪，胡乔木、邓力群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租界」的材料，攻击特区就是旧中国「租界」翻版，是「卖国」！还说：「中央领导同志（指陈云）意见特区要取消！」邓小平那时也不说话，坐观陈云集团对特区建设的攻击。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陈云在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针对特区说：「除深圳、珠海、？门部份地区（指二点一平方公里）试办，不能增加；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他虽然没有说出「取消特区」，但「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的大帽子压下来，广东、福建的特殊政策和特区自主权被统统取消，还如何「试办」下去？
胡耀邦没有被压倒。半个多月后，他跳出特区争议，就他深思熟虑的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发表重要讲话。在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中央书记会议上，胡耀邦提出「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等十条纲领性意见，指明了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
胡耀邦在讲话中引用唐朝陆贽的话，批评了经济工作中「吝少失多，溺近迷远」，缺乏战略眼光的短视倾向。
胡耀邦的战略远见来自他的务实态度和创新精神。他勤跑基层，注重实地调查，胸怀全球格局，善於战略思考。所以他的主张，总是获得有远见卓识的第一线领导人（如项南、任仲夷、陈丕显、雷宇等）的共鸣，互相支持；却始终横遭「吝少失多，溺近迷远」，「抑需求，舍发展」，反改革的陈云集团的打击、阻挠、陷害，使国家的改革与发展蒙受巨大损害。
一九八二年后，陈云集团对全国经济，进一步强化「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的严密控制。项南於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反映：「最近北京有关部门的指示、规定纷至沓来，照此办理，不说特区，连特殊政策也实际上取消了；不说同耀邦同志的十条大相迳庭，同中央前两年指示大为走样，连三中全会以来稍稍取得的一点进展也给沖掉了。」
从生产目的、发展速度、消费与积累到特区建设，陈云集团同胡耀邦在对内、对外经济发展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继续改革开放，走出一条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新路，还是退回半斯大林主义、半经验主义老路的重大战略分歧，也是导致一九八三年陈云集团对胡耀邦第一次夺权未遂的主因。
（未完待续）
二○○八年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