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燃政治热情与「六四」转向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些重要关节点上，诸如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的国共和谈、一九五七年的中共整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民主党派曾试图扮演调停缓冲的角色，但并不成功，甚至不受欢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的治国方略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一九八○年代初，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民主党派的政治热情重新焕发.一些资深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某些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例如在三峡大坝上马的问题和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上，不仅提出过独立见解，甚至能够坚持己见。
在内部人事上，也出现了对中共干预的抵制。民主党派内部曾有动议，要求具有中共身份的「交叉党员」退出，或不得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民盟的一批中委，曾试图在换届时通过选举由千家驹取代费孝通出任民盟中央主席，经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出面弹压，费孝通才保住了主席职位。
「六四」枪声响起之后，民主党派随之失声。不久迅速转向，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平暴」，并慰问戒严部队。个别持反对意见的人士（如千家驹）则远走海外，民主党派一度高涨的问政热情归於沉寂。
由联合政府成员变为「参政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下发《关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中国的政党制度定位在「多党合作」。从此以后，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彻底告别了「联合政府」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历史概念，进入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时代。
定位於「参政党」的民主党派，除了基本的组织活动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举办各种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提案、议案，体现「参政议政」的存在。虽然民主党派的工作沿袭了一九五○年代划定的「重点分工」范围，而各党派的调研、参政及提案内容，却未因这种划分而显示出明显差别，显得笼统而杂乱.由於信息不公开，民主党派的调研资讯明显不足，提交的议案也不专业，不易引起政府决策机构的重视，最终流於形式。
功利化、机关化、边缘化现象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增长引发的政权腐败，民主党派创建时的民主宪政理想已被淡忘，功利化、机关化、边缘化的现象十分突出，政党特徵模糊不清。民主党派在监督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其自身也难以抵禦腐败。民主党派的边缘化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无独立政治主张：按照国际流行的政党概念，政党应有独立的政治纲领、组织体系、经费来源、群众基础等，这些都不适用於「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的民主党派。除了参政水平低下以外，民主党派的政党特徵也逐渐消失，成为政权的一部分。目前的民主党派有的仍以《共同纲领》为政纲，有的虽有政纲却与《共同纲领》大同小异。在执政党宣佈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民主党派习惯於宣称自己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二、入党动机功利化：随着老一代的领导人逐渐辞世，民主党派开始换代并迅速完成领导层的更替。新发展的党员对本党的历史传统和理念十分隔膜，更多的是功利上的企望与诉求。
三、组织发展受限：目前各民主党派总共仅有六十五万党员，相比与中共七千万党员的规模，显然少得可怜.民主党派发展党员，仍受一九五○年代中共划定的重点分工规范，一些重要的部门和领域，至今仍是民主党派的发展禁区.
四、副职晋升律：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被安排到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与一九五四年以来的状况并无区别，其他人物只能安排副省部级以下的实职，与建国时的阵营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远不及「文革」以前的境况.民主党派人士的从政轨迹，会遵循「副职晋升」的规律，即从下一级副职晋升任上一级副职。
五、干部培训制：民主党派干部的提拔，需要通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培训。该校被称为民主党派的「中央党校」，仿照中共中央党校的模式培训党外干部。目前中共中央党校兼具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库的职能，而社会主义学院只是一个干部晋升的台阶.
六、「交叉党员」掌权：虽然中共宣称其党员不加入民主党派，但各民主党派内部，仍存在一定数量不公开或半公开的中共党员（习惯上被称为「交叉党员」）。目前掌握实权的领导人，基本上是这类人物。「交叉党员」的存在及其实权地位，从组织上确保了民主党派与中共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七、人事、经济机关化：如前所述，自一九五○年代起，民主党派机构从人事、经费上开始机关化。各民主党派的办公场地和日常办公经费，全部由国库支出而无需自筹.二○○五年颁佈的新《公务员法》将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正式纳入公务员队伍。经济上的依赖性，决定了「参政党」与「执政党」利益上的一致性。
八、监督无力：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一九八○年代提倡：民主党派与中共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现状则是：因为利害一致，民主党派与中共在做到了「长期共存」和「荣辱与共」；因为地位不同，在「互相监督」和「肝胆相照」上难以到位。由於上述各种原因，决定了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无力对执政党实行有效的监督。
民主党派有没有未来？
自「反右」历经「文革」迄今的五十年间，公权力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监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起飞，也造成中国大陆的贪腐横行，这正是消灭了民主监督的恶果。由於毛泽东的偶像地位仍被愚蠢地维持，「反右」这一摧毁民族精神、斫丧民族元气的历史罪案，至今未得到应有的清算。
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和分化，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面对民间日益高涨的民主宪政诉求，中共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同时，不得不继续独自承担改革的全部压力。新任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在接任之初，对民主党派元老的优礼有加，不断释放出提高民主党派统战价值的信号，试图重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二○○五年和二○○六年，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三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於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於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文件提出民主党派人士「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明确了把党派专项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研究解决党派机关人员编制等。
二○○六年十一月出台的《关於巩固和扩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还提出「要照顾同盟者利益」。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表决，任命原同济大学校长、致公党副主席万钢为科技部部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位来自民主党派的部长.这一任命确实具有诠释「照顾同盟者利益」的象徵意义，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但在原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起决定作用者仍是中共中央派驻的部党组.
对民主党派改造既成功又失败
以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为分水岭，毛泽东重新树立了个人权威，走向个人独裁；中共推倒了联合政府共识，走向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则从联合政府的盟友，沦为被改造的对象。就中共而言，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同时也是失败的。同盟者在被成功地驯化为仆从之后，当主人出现决策错误时，仆从是无力履行监督功能的。
民主党派创立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今日中国之民主党派，距离这个理想已十分遥远.当商品经济的复兴唤醒了国人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到公民维权行动中时，其中并无民主党派的身影。当社会热烈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时，人们几乎听不到民主党派的声音。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知识分子党派与农民会党的结盟，其结果是前者被后者改造。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有「党文化」而无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实际上趋同於「政权」。如果民主党派应反省自身的退化，更须反省自身执政历史的是中共。
（此文是作者在洛杉矶反右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演讲《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变迁》一文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