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反思录》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以后，在中国大陆高层引起较大的反响。
王力生于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他的岳父王翔千和王烬美、邓恩铭共同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可以说是最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那批人之一。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共，五十年代后期进入中央写作班子，成为中共重要的笔杆子，起草过“九评”和文革初期的许多重要文件，包括被中共九大到十一大的视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那段“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文字，也是他根据毛泽东的话归纳出来的。1966年6月，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1月，中宣部长陶铸被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传组，毛提名他任组长。1967年7月在武汉被群众组织打伤，回北京时受到中央组织的盛大欢迎，红极一时，一个月后又被打倒，后关进秦城监狱14年，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晚年生活上虽然得到较好的待遇，但1984年被开除出党，他引用王光美说法，这是当了替罪羊。1996年去世。去世前，他已经将此书基本编定。此书约八十万字，除少量篇幅是文革期间在秦城监狱所写外，其余是1982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回家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嘱附家人死后方可发表。
《王力反思录》的突出价值，不在于思想理论部分，因为他晚年的思想基本上是按邓小平的理论而思想，自己发挥离不开这个基础；其突出价值在于独家披露了中共高层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尤其是特别嘱咐生后才能发表的《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有二十多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这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后人研究文革史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有些关键史实，将会成为后人治史的依据。由于王力从五十年代末就接触中央的核心活动，文革第一年参与了中央的高层决策，他的书对于后人了解当时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有极大的帮助。这些决策过程，在当时是秘而不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陆续去世，后人就更难了解其中的真相。王力深知自己亲身经历的重要性，所以回忆这些往事就成为他晚年的主要活动。有些事如果他不写，可能永远无人知道。
叙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许多重要事件，现在大陆流行的史书其实大可疑问。中共高层的原始档案不开放，只能是官方怎么说史家就怎么写。而官方的基本逻辑是黑白分明。党的高级人，都有盖棺论定。他们被划分为好人和坏人。被认为是好人的，史书上只说好话，如果他当时伤害过别人，则加以避讳；被认为是坏人的，修史时只能说坏话，如果他做了一些好事，也避而不提。文革史的这种研究格局和叙述基调，是中国80年代以来的政治格局和领导集团的利益需要所决定的。近些年民间的回忆录和研究论著稍有突破，但远远不能改变这种基本格局。按照这样的逻辑写来的史书，文革中的坏事自然都归到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身上，谈到毛泽东的责任时往往含糊其词，其他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人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责任了。王力在文革头一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时下流行的史书里也被归入坏人之列。他自己是不甘于接受这种成见的，于是就要用史实来澄清。他的记忆很好，文字表达能力又强，对于处在不利地位的他来说，除了靠史实说话，没有别的途径为自己辨白。于是，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便展示在他的笔下。试举两例：
回忆1966年二、三月间的事情时，书中写到——
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法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和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581页）
这段文字话虽然不长，涉及的人物却包括毛、彭、姚、许、杨、邓、王、戚、关、江十人之多，从中可以窥见党内关系的复杂和游戏规则的微妙。
回忆1966年7月时，他写到——
七月一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赶紧向总理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康生说，一是总理不要陷进去，二是中央文革现在与过去大不一样，总理要参加，要过问。刘、邓可能站不住了。陈毅在张彦问题上也陷进去了，总理不要再陷进去。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康生那时对江青有意见，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历史上不那么干净）总理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回来差不多天天接触文革小组的事，首先抓清华。当时总理只要不陷入工作组问题，毛主席就会同意由总理主持工作。（613——614页）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靠边，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近十年，与此不能说没有极大关系。这也可以成为理解周、康二人晚年关系的一把钥匙。
像这样的重要细节，在书中不下百处，都有填补文革史空白的意义。王力讲出这些史实，意在表明自己不但无意整人，而且还想保护一些人，起码有这种潜意识。
后来对王力的处理，与林彪、江青及关锋、戚本禹这些前中央文革成员，有重要的不同。他虽然也被开除了党籍，但未能受刑事处分。这可能与邓小平看了他写的东西以后说了好话有关。
1967年 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单独谈话时说到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都离不开周恩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
可见毛泽东晚年一点也不胡涂。但这使我感到，在他的政治哲学中，这些一起共事几十年的高级领导人，在他心目中不过是棋子，用之弃之都在股掌之间，人格的尊严和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1981年，王力还在秦城狱中，第一次有了写信的机会，就将上述谈话的后一半上书邓小平。邓小平读到他几篇文章，派邓力群与他长谈一次，给他传话说“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邓小平的表态，使他晚年获得了一个活动空间。
王力生前曾经接受采访，他的言论公诸媒体之后，引起了一些文革中受过冲击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发出“江东弟子今何在”的质问。其实，王力已经不可能东山再起，没有必要封住他的嘴。堵住文革中曾经活跃过的人的嘴，并不能避免文革的悲剧重演。只有打破舆论一律，形成一个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让各种声音都能发出来，才能避免一言堂体制造成的悲剧。
怎样看待这些中共政治上的失败者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是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此前，陈伯达晚年的遗作也在香港出版。他们笔下的历史与正史自然有诸多差异。对这些差异，我倾向于相信失败者回忆的真实性。除了他们的叙述本身的逻辑力量而外，考虑到他们在写作这些回忆录时的政治处境，已经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只想对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罪名加以澄清，如果他们说的不是真话，官方很容易运用掌握在手中的舆论机器使他们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本书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作者对康生、陈伯达等都有持平之论。比如肯定康生的书法家地位，否定他是文物大盗。他谈到陈伯达在1964底感到毛要整刘少奇，和他商量，劝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作检查，使毛、刘冲突推迟了一年多，这与陈伯达的回忆也是一致的。作者讲这些细节，无意从根本上改变对康生、陈伯达的负面评价，但能启发读者，评价历史人物应避免简单化。
对文革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毛泽东能够在他的晚年发动这样一场运动，当时在党内不曾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现在官方的史书，谈到党内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各种抵制，多有所夸大。相比之下，我觉得王力的回忆更接近当时的真相。文革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探究这些原因，需要以理清史实作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力反思录》提供的史料是无法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