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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之心——忆宾雁
陈一谘
今天上午和朱洪大姐通电话，才确认了宾雁病逝的消息。虽然近两个月来，一直为宾雁的病情担心，却万万没想到他会走的这么快。走完八十年生命旅程的宾雁，以他的赤子之心从始至终追求人类的公正与正义，完成了他大写的人生；也以他的赤子之心苦求追索着中国会怎样才能拥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前景，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宾雁的真诚，宾雁的坦荡，宾雁的执着，宾雁的忧虑，宾雁的天真，我看盖源于他那颗赤子之心。国家、民族和本人经历的苦难不断地激荡着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老百姓的疾苦”是他贯彻一生倾注心血研究问题的起点和终结。
《人妖之间》当为传世之作
记得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我在内部阅览室看到了宾雁因之被打成“右派”的《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不由心生敬意。和宾雁相识却是二十年后的事了。1985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活力旺盛的时期，赵紫阳提出让我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才一年，刚组织了400人的大调查，写了一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文稿，引起各方面关注，正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突然罗点点来电话，说：“一批文学风流想和你这个改革尖兵聊一聊，如何？”我说：“本人虽在北大中文系待过几年，这些年主要一直思考的是农村、经济、社会的问题，对文学没什么发言权。”点点说：“他们对改革的进展、问题和趋势都很关心，你给介绍介绍。”看来，不好推辞。周末，到了点点家，客厅中已有二十多人。在座的有宾雁、张洁、抗抗、达理许多名家。
我从改革的背景讲到农民的疾苦，从“包产到户”讲到全面经济改革。接着，提问，议论，气氛活跃而热烈。这时，陈渝庆到我身边，悄声问：“我写的东西怎么样？看过吗？”她和马大京合用“达理”的笔名发表了不少作品。因为是老同学，我开玩笑说：“你那些东西无病呻吟，只能算不入流的狗屁！”谁知她大声喊起来：“老陈说我们的作品是‘狗屁’！”大家愣了一下，哄笑了起来。张洁走过来小鸟伊人地说：“我这个‘狗屁’的屁放得怎么样呵！”我赶忙道歉：“我是和渝庆开玩笑，怎敢亵渎各位。你的作品有真情，有味道。”
抗抗问道：“你喜欢谁的作品？”我说：“宾雁的《人妖之间》！这篇作品敢于直面人间疾苦，倾诉社会不公，反映了时代变革中的主题。所反映的问题，全国两千多个县恐怕概莫能外，当为传世之作。”宾雁站起来，摇着手连说“不敢当”，接着讲了他写这篇作品的经过，赤子之心跃然而出。散会时，他和我说：“找个时间好好聊聊！”我说：“一定，一定！”谁知，再见面时，已是五年以后，我们同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了。
1987年“反自由化”，胡耀邦下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一次我和紫阳谈起宾雁，我说：“我接触过刘宾雁。宾雁这个人有正气，敢说真话。”还把我对《人妖之间》的看法告诉了他。紫阳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点点头，说：“说真话不容易呵！”后来，听说紫阳同意宾雁到哈佛做了尼曼学者。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宾雁，他像孩子一样天真地问我：“耀邦、紫阳都是开明的人，善良的人，真心为老百姓做事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在共产党里就呆不住呢？！”其实，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早就说过，新阶级会一批批把真诚的共产党人清洗掉来巩固自己的特权和利益。
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世上有两种人，多数是现实的人，少数是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患上“真理病”是很难治愈的。宾雁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思考和抗辩，正是出于他悲天悯人的对人类正义、公平执着追求的赤子情怀，决不同于中国那些无视制度性不公的前提却妄谈“社会公正”的所谓“新左派”。
不是吗？请看宾雁对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尖锐批判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在这一点上，宾雁与达赖喇嘛是一致的。达赖喇嘛就亲口对我说过：“我不喜欢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喜欢能体现正义、公平的社会主义，像北欧那样。” 对人类前途充满关爱的人文大师哪一个又没有这样的情怀呢？宾雁正是患上了难以治愈的“真理病”，而决非那些将其列为“新左派”的人的浅薄无知所能理解的。
五十年代，宾雁怀着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写了《 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一下子当了二十二年右派，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
八十年代，宾雁以“第二种忠诚”写出了《人妖之间》那样的振聋发聩之作，被民间誉为“中国的良心”，却被中共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
九十年代，宾雁流亡美国期间最让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中国大地上“老百姓的疾苦”，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执着的追求。
在普林斯顿大学也好，还是我后来转到纽约、波士顿也好，只要一通上电话，宾雁第一句话总是“国内有什么消息？”他魂牵梦绕地一刻也忘不掉那块哺育了自己灵与肉的土地和人民，可是既得利益者们不仅非法剥夺了他合法的回国权利，而且毫无人性地拒绝了他晚年归国治病、落叶归根的最后请求。
宾雁最痛苦和迷茫的是，为什么自己一生奋斗的理想距现实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他多次和我谈起，为什么二十年间中国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无官不贪举世无双，贫富悬殊举世无双，物欲横流举世无双，道德沦落举世无双，控制言论举世无双，打压异己举世无双，可真是创造了世界的“奇迹”！老百姓的疾苦，上访者的血泪，工人农民的困境， 为什么就没有几个人敢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呢？！对于人类这个“人啊人，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的永恒主题在不同时代不断不解地提出“为什么”？这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求索，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伟大。试想，中国人中若没有宾雁这类的良心，究竟会走到哪里去呢？天堂还是地狱？！
笔耕到生命最后一刻
宾雁2002年9月患了直肠癌，我早他一个月患了淋巴癌。我呢？一者因经济条件所限，二者不相信西医手术加化疗能解决问题。故采取了健身为主兼服中药，以增加抵抗力和免疫力的治疗方法。宾雁第二年1月和4月先后做了两次直肠手术，去年又做了肝区手术，但他在电话中一直很乐观。一再做手术并非好现象，我劝他少做化疗，因为会破坏免疫系统。
去年中，宾雁问我：“练功、辟谷”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了他。他笑着说：你说练功时要“清静虚无，心无杂念”怎么做到？我每天还要看那么多材料，写很多东西哪！我说，你开始练功静不下来，可以停几天不写东西。他说：那怎么行！活一天就得写一天，一天都不能停。两个月前，宾雁给我打电话说：“一谘呵，我的白血球已经少得接受不了化疗了。”我吃了一惊，感到情况不妙。可他手头的笔耕又停不下来，怎么办呢？！我只能把自己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介绍给朱洪大姐，希望对宾雁有一点帮助，谁知宾雁还是那么快的走了。
本来宾雁当“右派”时的艰苦劳动，使他身体非常好。可为什么一个个爱国者流亡在外，那么容易得癌症呢？中医的说法是“肝气郁结”，肝气不顺则毒排不出，会游走周身，何处器官有弱点，何处则易出现病灶。是啊，快二十年了，一个以自己的国家、土地和人民为灵魂的生命，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有亲不能探，有友不能访，这是何等非人道的折磨啊！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将一批批忧国忧民而受百姓喜爱的国士长期拒之门外，天下悠悠之口、青史公断之笔会如何评述呢？惶论供后人作为笑谈的什么“和谐社会”。
10月初，我给宾雁打电话，请他为纪念胡耀邦九十冥辰而于纽约召开的《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研讨会写一个书面发言。从宾雁的声音听得出，他病的很重，我马上说：您保重为要，不能写就不写了。谁知10月9日宾雁写的六千多字的《孤独的胡耀邦》就传来了。朱洪大姐告诉我，宾雁说：“别的东西可以不写，这一篇一定要写！”多么感人哪！宾雁笔耕到生命最后一刻，并为我们留下了画龙点睛的一篇文章。
中国改革的目标何在
宾雁在《孤独的胡耀邦》一文中尖锐地指出：
五七年的反右派，“给中共党的性质的演变造成了至为深重的后果。严格地说，那是一次党的大分裂，在那些由于反对毛泽东的路线而被打成右派的党员身后，站立着几倍或几十倍于他们的党员，他们的良知接受不了全国范围的颠倒黑白和诬陷无辜，从此变得消极了，事实上退出了政治斗争的场地，不是成为庸人，就是变成党内冷眼旁观的路人，或潜在的反对派。与此同时，投机派和铁石心肠的打手，却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主流。”“共产党形式上变得更加革命、实质上则进一步反革命化了，这个党也就向法西斯化迈进了一大步。”“不把中共看作‘五七党’、看不到现行政治体制是1957年那场政变之后推行的一整套‘五七’体制，就不能理解改革的真正目标应在何处。”接着他又说，“事实上八十年代‘五七分子’并未闲着，一直在以另一些方式继续着反右派斗争。”“耀邦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斯大林以来党内不准有不同意见的集团存在；‘五七体制’连不同意见的合法性也取消了。他也就没有可能把一些有识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围，共商大计。”“反对耀邦的人则是有组织的，并有‘五七体制’为后盾，因而是强大的。我看耀邦是很孤独的。”
宾雁清醒而深刻地告诉人们：中共的法西斯化是从“反右派”开始的，而八十年代还在继续着“反右派“。那么，中共的“反右派”其实质是什么呢？就是从五七年开始，中共把一切有自由民主思想倾向的人物都当作敌人整肃。视自由民主为仇寇，自然是为了维持其铁腕的集权统治。这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原则”两个互相矛盾的东西相提并论的本意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就是发展经济以延续其统治，想自由民主不可以；因为自由民主会危害“四项原则”，也就是危害既得利益集团的集权统治，必须坚决反对和消灭。
我们来看历史事实：八十年代以来，中共一批批的整肃“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导人，他们无不是富有人性、人道精神，并祈望通过改革开放将中国引上自由民主之途的各领域的代表人物；而在反自由化中，所谓“四个坚持”的代表人物，则无不是维护集权体制，使中共全面法西斯化的、专制主义的既得利益的代表，也就是宾雁所指出的“五七分子”。
古人云：“其人将死，其言也善”。宾雁在他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告诫我们：五七年中共从“反右派”开始法西斯化，而八十年代的“反右派”与五七年一脉相承。中国改革的真正目标应该是改变法西斯性质的“五七体制”。我们必须看清楚，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是一场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斗争，也就是自由化和专制化、法西斯化的斗争，而法西斯性质的“五七体制”一天不改变，中国便一天没有自由民主可言。
宾雁，这回孤独的胡耀邦会和你毫无顾忌地讨论“人的解放”、“公平正义”、“自由民主”这些人类的普世价值了。你的朋友和后辈会永远记住你对人民的那颗赤子之心。
2005年12月5日于哈佛云霄阁
12月6日修改
（载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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