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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
◎陈徒手
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１９３２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
５年被错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主要成员，１９５７年被错划
成“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１９５８年遭受再批判
，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被囚５年多。
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后迅速认罪，而后被开除公职。
１９５７年５月底形势骤变，６月中旬以后中国作协成立了反右派斗争指
挥部。在《作协反右派斗争计划》中，将解决丁（玲）陈（企霞）问题列为战
斗任务之一。丁、陈曾经领导过的《文艺报》，被开辟为最主要的战场。当时
的党内口号之一是：“沉重打击右派分子、武装积极分子和争取中间分子”。
中央高层明确指出，要充分发动群众，要开大会，大争大辩，集中力量首
先打垮丁陈反党集团。７月初以后，中国作协以党组扩大会议名义连续开了２
５次大会，在初秋时节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作协整风运动总结报告》
用语）。实际上，刚开了几次会，挨批者即纷纷认罪，以致周扬在总结大会上
如实说过：“十六天的会议就揭露出一个反党集团的活动，这在文学史上恐怕
也是很重要的、过去少有的斗争，翻一翻过去的历史来看，恐怕都是很少有的
事。”他把此战比喻为“换掉国民党放在共产党工事里的几根有白蚂蚁的大柱
子”，并大声说道：“丁玲说什么‘肩上担负世界的痛苦’，担负那么多痛苦
干什么？让他们担负着痛苦进坟墓去吧。你有痛苦你痛苦好了，不要抱紧我们
。我们迎接新的时代，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痛苦呢？”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会上表示：“我们对丁陈斗争搞得好，很坚决
，今后的办法就是头上要长角。”他说：“现在，丁玲的问题我们还是等待她
的觉悟。我们已经等了十多年了。如果你是政治问题，不是反革命问题，你就
表现出来给党看看吧。”陆对反丁陈斗争赞誉有加，大声疾呼：“我们的文学
家们，请你们起来赞扬赞扬这些东西吧：你们要赞美果实，因为我们已经学得
成熟了。”
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５日，在文艺界一次内部通报会上，邵荃麟、刘白羽、
林默涵传达几位中央常委关于丁陈问题的指示，为处理丁陈定下基调。这些指
示显示当时严峻的尺度：“个人主义在文艺方面很厉害，略有成就就反党，根
本忘记他的成就是怎么来的。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流氓性。不能有温情主义
，不要认为搞得过火了、面宽了等等。今天不痛，将来不知道要怎么痛，将来
就痛得不可收拾。顽抗的只好毁掉，淘汰一部分，这也是挽救更多人的办法。
”（摘自会议记录稿）。
１０月２６日下午，中国作协各支部大会一致同意开除丁玲的党籍，建议
让她下去参加实际工作锻炼。各支部大会的材料中写道：“丁玲的言行渗透了
剥削阶级的意识，为了挽救她，就必须严肃处理”。当时，中国作协党组将一
份《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分子的处理决定》上报中宣部，文中称：“关
于丁玲、冯雪峰的作协副主席职务，拟由作协向主席团建议，采用通讯方式征
求作协理事的同意，解除他们的副主席职务。丁玲等人的其他行政职务及刊物
编委等应一律解除。人民代表和作协理事等名义，在下届选时，另行处理。作
协会员的会籍，可不变动。拟让丁玲等人深入基层生活，改造思想，继续写作
。”
丁玲在下放前，刘白羽找她谈话
１２月１６日下午，刘白羽代表作协党组先后找艾青、丁玲谈话。刘白羽
一见艾青，说话就极为严厉：“你还这样，使人对你失去信心，上次开除丁玲
党籍的会，你说你牙疼，没来，非常可惜。”艾青说：“我就是活到６０岁，
也还有１２年，我是算了吧。”刘白羽极为不满地说：“党对丁玲重做安排有
２０年的打算，党对你也是这样。要有点思想准备，做农民也要做好农民。”
相比之下，与丁玲谈话，刘白羽就显得比较缓和。丁玲在延安时就是刘的
老上级，当年丁玲夫妇同刘白羽夫妇时常在延河边散步、交谈。从记录稿上看
，两人说话前后不搭，像是漫不经心的一次闲谈。
刘白羽：最近报上批判右派的文章你看了没有？
丁玲：我很想老老实实地到下边去做点工作，做个普通农民，人家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刘白羽：一段时期把创作放一下，到实际中去锻炼改造有必要。
丁玲：前些时候，我看了少奇同志的书。
刘白羽：你可以看些文艺上有关批判修正主义的书。
丁玲：最近我想柯庆施，那时他是个傻小子，老实，也经过一些锻炼，因
此马列主义也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我过去是满不在乎，实际上是政治幼稚，
觉得没关系，这就是没政治。
刘白羽：到下面做工作有好处，能锻炼阶级感情。原来我们考虑过你的身
体，不要太勉强。我们是考虑你和雪峰的年纪体力问题，要考虑周到一些。
丁玲：我想搞工业，大工业不行，就搞搞林业工作，我想到伐木场去工作
……
谈话之中，丁玲突然间喃喃说出：“姚蓬子、冯雪峰管我叫冰之，左联同
志都叫我丁玲。”这种忆旧，让刘白羽诧异不已，最后说了“要读党报社论，
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战士”几句，就草草结束了谈话。刘白羽还交待，在下去
之前，时间好好支配一下，有些批判大会还要参加。丁玲心里明白，这是以罪
人之身陪斗。
下放到北大荒，王震不要，结果还是通过黑龙江省委
１９５８年春节过后，丁玲的爱人陈明，作为文化部系统的右派，将到北
大荒被监督劳动。陈明想让作协知道丁玲将一人留京的情况，丁玲不让陈明去
作协：“谈有什么用，不求人家怜悯。”夫妇俩商定，陈明先去北大荒，看看
气候、环境能否适合丁玲。陈明在农场见到农垦部长王震，陈明说：“作协考
虑丁玲的年纪大了，还没有安排，但丁玲想来北大荒，请王震同志跟中央提一
下。”
陈明走后，与外界隔绝的丁玲陷入空前的孤独苦闷之中。１９５８年４月
１１日上午，丁玲给邵荃麟、严文井写信，催问组织何时对她安排：
……去年十月间我就曾经向白羽同志披露过我的感情，说我就怕一个人在
家里，我一直都在竭力读书，写文章，但都压不住我要冲到人里面去的渴望。
……我错了，过去全错了，我望着我的腐乱的尸体，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的
，而且我在这里变得非常敏感，很容易只要一点点都可以触到我的痛处。我抬
不起头来。……我实在希望党，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不管怎样重的处理我都是
高兴的。我对所有的、只要是在劳动中的人都是饱含着羡慕的眼光……
当时担任作协总支书记、五人整风小组成员的黎辛谈到１９５８年安置右
派的情形：五人整风小组开会简单，邵荃麟、刘白羽说的都是周扬意见，谁敢
反对。当时领导上是这么安排，哪儿艰苦就去哪儿改造。郭小川曾当过３５９
旅王震的秘书，领导就让郭找王震，让丁玲、艾青去北大荒。郭小川有顾虑，
说很久未与王震联系，怕碰钉子。在人们脑里，北大荒是属于艰苦的地方，荒
凉得可怜，我当时想，送北大荒，能活命吗？（１９９９年２月３日采访）
从郭小川文革中留下的一份材料来看，当初王震愿意留下艾青，并不想要
丁玲，认为丁玲是“老狐狸”。郭说，丁玲没地方放。王震坚决不要，顶回来
了。后来刘白羽通过黑龙江省委，设法把丁玲安排到北大荒农场。
郭小川在另一份材料中还披露，周扬也曾有指示，要把右派安置好，说丁
玲年纪大了，可以不离开北京，在安置时要考虑到以后创作。
但事与愿违，５４岁的丁玲于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２日在专人陪同下，乘火
车北上，行前她曾给邵荃麟、刘白羽等写信，问还有何指示？但没有任何回复
。丁玲给作协工作人员留下订书刊的１００元钱，并希望作协继续赠送《人民
文学》、《收获》。但是，赠送刊物等原有待遇已经停止，教育部也已发文，
丁玲、艾青的作品在教材中将不再介绍，并要指出他们反动政治面目，以加强
本门课程的战斗性。
养鸡：丁玲的赎罪
丁玲刚到密山农垦局招待所住下，中宣部一封急电就追到，让她写出所知
的中宣部党委书记李之琏的材料。招待所拥挤，小孩吵闹，没有桌椅，丁玲在
劳累的情况下写出材料。她意识到，又有人因为她而遭殃，谁也逃不脱大网的
追索。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２日，丁玲从汤原农场向作协党组发出第一封信，介绍
自己住在养鸡场，在孵化室工作。信中写道：“我要极力在这生活的熔炉里彻
底地改变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得到改造。”
第二年４月１２日，丁玲奉命寄出一份思想汇报。５月３０日周扬阅后有
所触动，在原信上批道：“荃麟同志一阅。建议作协派同志去看一看这一些人
，丁身体如不好，可设法另外安置，她年已高，不要勉强劳动。”刘白羽看后
，也加了几句话：“丁玲划在第五类――――原来并没决定她必须下去，下去
是她自己要求的。另外，她去时，我同她谈话，可不参加劳动，如无工作，争
取作一部分工作。从材料看来，她做这类劳动是不适宜的。”
这封汇报所述的实情，的确是周扬、刘白羽他们在北京预料不到的：
……我要求自己能够真正把劳动当着（作）天经地义，当着（作）自自然
然，当着（作）一种愉快。因为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经常对人民对党有一种
赎罪的要求。
……我帮助打扫鸡舍，每次劳动只一二小时，但比较吃力，经常是汗流浃
背，直到腰不能支持时才回宿舍……在饲料室切菜，因为菜都冻硬了，须（需
）要用大切菜刀砍，手臂很吃力，同时老是站着，我的腰也很累，每天晚上混
（浑）身疼，两手捻不拢拳头，也伸不直，睡不着觉。我这时没有以为苦，只
以为耻，不愿向人说。我每天在满天星辰朔风刺脸的时候比上班早一个钟头，
去饲料室升炉子（炉子常在夜晚灭了，早点升炉子，把火烧得旺，菜好切些）
。
……在畜雏室洗饲料布，觉得上边尽是鸡粪，要拿手去搓洗它，太脏……
又感到饲料布如果洗得不勤，不净，对畜雏不利。这样，在饲养第二代杂交小
鸡时，全由我自己去洗，打扫鸡舍时，开始觉得鸡舍味道很大，特别是早晨，
鸡粪既多，使人无处插脚，铲起来又很费力……把鸡舍打扫得很干净后，心里
舒服，从此也不觉得鸡舍的脏臭了……
借了解改造情况，周扬让干部看望丁玲
受周扬指派，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于１９５９年７月赴北大荒了解丁玲
、艾青的改造情况。周扬说，去看看他们吧。张僖说，拿作协的信不好使。周
扬当即给王震打电话，要王震开个“路条”。张僖到王震处，王震在台历上撕
下一张纸写了几个字，并提到要给丁玲适当安排。
张僖到汤原农场招待所刚放下东西，丁玲就进屋打招呼，她问：“你是否
给我摘帽子来呢？”张僖说：“你先回去，我先跟党委谈一谈。”农场党委书
记程远哲告诉张僖，党委会对于丁玲摘帽问题意见不一致。张僖当日下午旁听
党委会，发现在丁玲问题上大家争论相当激烈，有的委员说丁玲善于用小恩小
惠拉拢青年人。
张僖回忆到，当时丁玲在鸡舍剁菜的场景对他刺激很大：
丁玲站在一个案板前，剁菜很用力气，速度很快。程书记说她一天要干八
小时，我对程书记说，这样不行，将来要垮的，能否用她的长处来教文化课？
丁玲给我看她浮肿的腿，我一摁就是一个坑。当时我心里很难过，一个老作家
怎么弄成这样？
丁玲的住处很简单，十三四个平方的小房间，紧挨鸡舍，一张桌子上摆着
刊物，有一个小柜子和两张凳子。篮子里装着土，种了两筐土豆。丁玲说，你
在北京也可以种，当花来种。
丁玲说，“王胡子”（王震）对她是关心的，对周扬派我来看她，半信半
疑。我说，周扬不发话，我也来不了，王震也不会写条子，组织上对下面还是
关心的。
回北京后，我在会上汇报农场意见和丁玲情况。讲到丁玲剁菜，周扬说，
这不好吧。大家说，老太太在下面搞得这么苦，既然下面通不过，我们也没办
法。周扬对此没有多说什么。（１９９９年２月５日采访）
丁玲曾向张僖诉说苦闷的心事：原来较为接近的养鸡场几位姑娘在程书记
批评后，不敢与丁玲说话了。丁玲问队里支部书记：“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
否改变呢？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转业军人出身的支部书记答复是“我们就
是要孤立你”。丁玲想雇一个人洗衣服做饭，党委认为影响不好予以拒绝。
张僖在正式报告中汇总当地总的看法：（丁玲）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啥
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
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
难的。“作协党组在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７日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为”
对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的最后一名，理由是：”由于她
有拉拢人的企图，许多同志不理她，她就情绪消沉，质问农场书记，党对右派
分子的政策是否变了？说明她的老毛病还没有变。
丁玲的下放生活，陈明的讲述
程书记在会上批评鸡场姑娘与丁玲过于接近，丁玲回家哭了一场，说，有
问题可以找我谈，在大会上这样讲，够呛。想去场党委谈一谈，走到半路上，
丁玲又拐回去。
１９５９年春节，农场不少人到她家，有人贴大字报认为不应该给右派分
子拜年，丁玲说：“这才冤枉，是他们来参观我，结果倒说成是给我拜年。”
最让丁玲担忧的是，每逢星期天有成群结队的人来看她这个“稀罕大右派
”。有一次开现场会，大家提出要到丁玲的鸡舍看看。人走后，丁玲哭着说：
“这不是看鸡，是看人来了。鸡早就瘟死了，报告早就打上去了，为什么还要
叫人来看？”陈明几十年后对此依然感慨万分：
我们去北大荒是做了思想准备，那时订《人民画报》，看到林区图片，觉
得有特殊风采。我们特别向往北京青年队杨华他们到北大荒创业。下来后农场
一些人对我们不是很友好，故意孤立我们。我问农垦局的延安老同事老彭：“
右派到农场改造，又要孤立我们，这怎么改造？”老彭说，你们跟罗隆基、章
伯钧不同。
我要出去修铁路，走前专门做了两个小水桶，便于丁玲一人打水用。邻居
女孩子喜欢小水桶，就借着用，场部人看见了，就说替右派打水。那张指责给
右派拜年的大字报贴出后，丁玲说，干吗贴在门口，应该贴在大院，让更多人
看到。
老丁养鸡认真，有愣劲。别人不要弱鸡，怕影响成活率。老丁说，我试试
看。在炕上用席隔开，给鸡喂维他命Ｃ等营养药。剁菜手肿了，指导员说：“
右手肿了，还有左手吧……”老丁说：“说对了，战士轻伤不下火线。”
张僖第一次来看我们，说李之琏他们都打成反党集团。我们心里明白，这
实际上是让我们死了心。
冬闲时，我给丁玲准备热水壶，让她拄一个棍去教扫盲课。她有气管炎，
咳嗽，但上课耐心。自编课本，在生产用具上写上字，实物教学。老丁讲二战
故事，连干部都愿意听。畜牧队扫盲成绩很好，最后在食堂举办的展览会上展
出大家的作业。
我们的生活比较简单，中午有一个半钟头做饭、休息，我捅炉子炒菜，老
丁和面。有时到食堂买馒头。搁一个鸡蛋、烤一下就是蛋糕。把调料装进小瓶
子，在地里拌着凉面吃。晚上顿顿棒子面，放点辣、香油一拌，再吃腌白菜、
腌鱼，当地人尝后都说有味道。
订了十几种报刊，老丁边吃边翻着看，对文学作品不是很满意，后来就觉
得《解放军文艺》质量尚可。常听收音机重要新闻，对齐越声音很熟悉，再一
个就是听天气预报。
有一年我们回北京治病，农场电影队托我们买发电机。因农场资金困难，
我们就说不要还钱，也不要向外说。后来农场饭馆有了赚来的钱，电影队长提
了一网兜钱，我们坚决不要。
跟过去生活几乎断绝，很少与人通信，不打听文艺界的事情。丁玲很爱儿
女，但也与儿女没有联系。那阵子她心里很难受，也很忧伤，她想何必害他们
呢，尽量不惹事。
场里有人叫她“丁老”，我们说不能这么叫，可人家觉得这合适。山东支
边青年的家长说，这么好的教员去哪找？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努力搞好
与群众关系，朋友越来越多。场里放电影，总有人替我们占位子，高声叫我们
过去坐下。电影放完了，人群也散了。我们踏着雪原，搀扶着往家走去，从哈
尔滨来的铁路客车像火龙一样跑过去……（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５日、１月１９
日采访）
丁玲应邀参加第三次文代会，只有老舍跟她打招呼；与周扬谈话
１９６０年拟开第三次文代会，丁玲作为戴帽右派理事列入另册名单第一
名，毛泽东签阅这份代表名单。张僖特地去汤原农场通知此事，丁玲听后愣了
一下。通知中说可来可不来，丁玲与陈明商量后认为，干吗不回去，还要争取
讲话。丁玲在会上发言后，曾问周扬意见如何？周扬说：“有两种意见，有说
好的，也有说不好的。”
陈明告诉笔者：“丁玲回来后介绍，开会中周扬带着女儿周密，在众人面
前亲热地握着丁玲的手。谈话时，丁玲无意中说，我这个人不善于斗争。周扬
说，你还不善于斗争？你５６年、５７年斗得多厉害……拍合影时，田间刚好
站在她前边，丁玲拍他一下肩膀，田间不敢打招呼，躲到另外一边。丁玲说田
间胆子小。”
据老作家林斤澜回忆，作协在文代会期间曾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丁玲来
到会场时没人搭理，刘白羽铁板着脸说话。休息时只有老舍走近丁玲，大声问
道：“身体好吗？”散会后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沈从文追上去要跟丁玲说话
，但丁玲有意回避，不愿交谈。（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６日采访）
文代会结束后，周扬找到张僖说，在会上见到丁玲，还想找她再聊聊，但
到中宣部不好。张僖说，到文联大楼４０８我的办公室谈。１０月５日，丁玲
一早来到办公室，张僖马上通知周扬，几分钟后周扬坐车赶到。张僖透露，事
后没有打听，但两人交谈两个小时，出门时表情都比较轻松。张僖当时感到，
两个人原来紧张的关系，到了丁玲受难几年之后，能否有些松动呢？
给丁玲摘帽，王震努力也没用，基层说她问题很多
１９６１年，王震以寻找斯诺借去的长征地图为由，把丁玲、陈明叫回北
京。那天王震披着军大衣走进办公室，拖着布鞋露着脚后跟。王震一句不提地
图之事，只说“帮你们解决问题”。王震督促下面给丁玲摘帽，报告一直打到
中央。后来严文井把实情告诉来访的陈明：“农场申请了，局里同意，农垦部
、作协也同意，中宣部也点头了，送到上面一平衡，丁玲就拉下了。”
１９６２年底，王震为丁玲摘帽再给作协写信。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也批
评道，作协怎么搞的，为什么不给丁玲摘帽？中宣部委派作协党委办公室王翔
云、高铮到农场调查，开了几个座谈会。
有的农场干部说，丁玲的内心活动很少向人暴露，很讲究讲话方式。党办
秘书反映，陈明曾说，现在我们彻底认输了，为什么还不摘帽呢？畜牧队支书
李立功说，丁玲社会经历多，很多人不敢接近，怕来了大运动沾上。农场场长
薛枫说，丁玲买猪叫别人养着，年底可分肉；有一次传达十中全会报告，我就
举这个例子说明这是剥削人。党小组长邓明春表示，有一次丁玲讲，自己如果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早就枪毙了。因为在中国，毛主席不同。丁玲还说过，她
自己想长期住在农场，多修改旧作，最大的愿望是想当个小畜牧场场长。
时至今日，王翔云对当年调查谈话中丁玲那双亮亮的大眼睛印象最深。她
回忆道：丁玲那间房里还有一个鸡窝，她介绍自家的鸡下了多少只蛋。双方说
话都非常谨慎，生怕漏嘴，言多必失。那时大气氛有些紧张，我们各有担心。
（１９９９年２月５日采访）
作协议定调丁玲回北京，但因毛泽东有关文艺的批示，丁玲回京之事搁浅
到了１９６３年，已隐约听到毛泽东有关文艺的第一个批示内容。作协党
组商议，对丁玲工作安排提出三个方案：调换单位、垦区和调到气候温和的江
西农场。后来开会时又商定，不管怎么样，丁玲这么大岁数，不要搁在下面，
把她调回北京整理自己的东西，陈明分到文化部群众艺术局。丁玲、陈明去农
垦部取调令，刚巧分管副部长江一真出差，调令锁在柜里。丁玲他们决定先回
汤原，一边等候调令，一边参观几个大型农场。
陈明回忆道：“６３年那次在沙滩中宣部见到周扬，周扬说，你们可以回
北京了。我们有些担心，说报上都提倡往下跑。周扬说，上来了，还可以再下
去吧。谈话时间不长，话题不多。我说起刚看到的苏联电影《铁匠的旗》不错
，周扬淡淡地说，没看过。我们隐约感到，周扬的心里对我们有些过意不去。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日采访）。
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下达后，文艺界的火药味愈加浓厚，丁玲上调之事立
即成了棘手难题。丁玲在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２日的信中曾提到：“如果作协或
文化部一时房子不好找，那末是否暂时就不急于去找，让我们再留在垦区一二
年。”刘白羽立即在信上批道：“丁玲觉得目前在下面对她改造有利，同时文
化部和我们现在都忙于抓文化革命，可考虑她暂不回来。”周扬随即写上：“
默涵同志一阅，同意白羽同志意见。”８月８日，张僖给丁玲写信，信中写道
：“关于你今后的安排，党组已请示周扬同志，同意你的意见，可以继续留在
下边。”刘白羽删去这封信中“既然在下边对你的改造有利”这一句话。
陈明回忆说，当时不愿回北京，与文艺界领导相处复杂，也是顾虑原因之
一。丁玲当时表达了对留在北大荒的心态。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０日，她在致邵
荃麟、严文井信中写道：
领导批准我继续留在下边，实在太好了。每当我感到党对我仍然抱有希望
时，我就增加信心和力量……不依靠党，个人实在是寸步难行的。事实上，以
我现在的身体腰痛、脑神经痛，我很难继续在基层生产单位坚持上班工作。因
此，我不能不请示你们的帮助和安排……特别希望作协给以的帮助，发给我们
一些文件和资料。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９日，丁玲致信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再次要求
摘帽、“回到人民的队伍”：１０月底，农垦局党委得到农垦部的指示，考虑
我们个人的意见，决定把我和陈明都调来宝泉岑农场……场党委照顾我，不分
配固定工作，把领导关系放在工会，冬季就在总场部做些家属教育工作……我
现在没有创作计划或打算，在目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内容复杂、形势尖锐的
时候，我特别感到学习、劳动、工作中继续改造是我的首要任务，我将利用时
间，联系实际，学习主席著作，努力自我改造……请示党根据我几年来的决心
、态度、思想和工作表现，考虑给我摘掉右派帽子，批准我回到人民的队伍里
来。
留在北大荒，对丁玲也许是一种幸事；丁玲平反后，周扬说过：“责任也
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
那几年间，丁玲写了不少反修防修、紧跟形势的思想汇报，大都引自报上
的观点，一遍遍重复赎罪改造之意。中国作协收到后打印，供领导传阅。陈明
说：“在农场，丁玲几乎没写过什么作品，不写日记。《在严寒的日子里》老
在脑子里构思，一个字没写。有时帮职工改点文章，写得最多的是汇报、检讨
。我记得，她只写过一篇短文《雷锋就在我旁边》，不敢发表。长时间不写，
写作感觉迟钝了，她自己有点担心，有时还让我帮她写检讨。”
文革初期挨过造反派毒打的张僖曾想过，如果１９６３年丁玲调回北京，
很难熬过作协文革这一关。陈明也有同样感慨：“那时如果回到北京，或者继
续在农场挨斗，１９７０年不关到秦城监狱，丁玲不一定能活得过来，她整得
太累了。”谈到回到北京后彻底平反的情形，陈明意犹未尽：
打倒“四人帮”后，我们想去看望陆定一，临去之前听人转述，说陆定一
表示，在丁玲问题上他与周扬的意见一致，我们就不想去看他了。
周扬要去日本访问，我们一是想见见他，二是想让他在日本访问时便于回
答记者，便找了甘露一起去看他。周扬对丁玲的事一句不提，也不问情况，哪
怕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他只说自己耳朵被打聋了。我坐在他旁边，听到他仰着
头在沙发上轻声说：“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回来后我把这话告
诉丁玲，我们还猜“这个人”指谁，是指他自己，指默涵、白羽，还是指主席
？
丁玲一直等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我们说过，毛主席领
导中国革命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但整丁玲这百分之一是百分之百错误的…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５日采访）
文革前后那几年间，熟悉丁玲的人们发现，老太太在北大荒改造之后，变
得表情单一，说话谨慎、动作迟缓，变得人云亦云，很难再有自己思索过的声
音，原本驰骋文坛的那种感觉、那种泼辣粗犷的工作作风、那种爽快率真的为
人风格，已经难于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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