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之死

作者：凌志军、马立诚

形形色色的人全都为一个人默哀

1989年7月31日，周扬与世长辞。他的已经冷落了五年的家，现在成了灵堂。席卷京城的政治风波归于沉寂不过几个星期，官方显然并不希望周扬的去世引起太大的反响，所以只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但是，人们还是自发组成了吊唁的队伍来到这里，依次进入，垂首默哀。作为共产党老一代的革命者以及本世纪我们国家文坛颇有声望的文化人，周扬生前为重重荆棘所包围，死后却又被层层鲜花簇拥着。那些鲜花的中间还凸现着数不清的挽联，从客厅一直延伸到院落。京城内外的唁电则又络绎不绝地传递到这里，经由这条鲜花组成的小路送进灵堂深处。挽联和唁电上的文字一律缅怀着周扬的业绩和品格。陆定一说
，他是个“好人”、“正派人”。冰心说：“我为他‘解脱'而感到放心。”巴金说：“他活在我的心里。”吕正操说他“殚思竭虑，追求真理”。周而复说他“忠实马列能玉汝，忍抛心力媚佞人”。冯牧说他“无私无愧战斗业绩重不朽”。鲁迅文学院全体师生则说他“一世忠勤担道义，百年功过付春秋”……

然而，周扬唯一的女儿周密，此刻对父亲生前一切是非功过，已经能够淡然处之。“摆脱了人世间的诸多烦恼，归于自身的永恒”，她这样谈论她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永久的安宁。”直到36天之后，也即9月5日，官方为周扬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才在八宝山开始。单就
形式来看，这仪式已经达到了官方所能准许的最高规格。所有尚在人世的老一代共产党人都送来花圈，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彭真。所有现在任上的领导人全都亲往告别哀悼，包括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政府总理李鹏。灵堂灯暗，逝者如斯。吊唁者摩肩接踵，拥挤在里里外外。年轻的和年老的、认识死者的和不认识死者的、接到通知的和没有接到通知的……全都来了。报纸上说，有500多人，是，据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的估计，实际的人数要超过很多。另一个人，人民日报社记者李辉，为这个场合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包容性惊叹不已。“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李辉说，“不同年龄不同阶
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一个人默哀，就文化意义而言，追悼会的兼容性同样达到极致。”

按照我们国家一向遵循的规矩，大人物的去世，是一定要有一些文章来悼念的。这些文章大致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但却可以代表官方的意见，至少也不会与官方的想法相违背。然而奇怪的是，在周扬逝世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报纸上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大概是各种人由于各种原因，当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吧”，龚育之在八年以后回忆当时情形的时候说，“我的一些朋友劝我写一点，我也想写一点。从哪里下笔呢？”周扬的去世乃是因为本身疾病的不治。从人的生理极限上讲，这是一个老人在享尽天年之后的必然归宿，并无其他“非命”的原因。然而如果仅仅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前来向他表示哀悼，也就没有可能激起那么多人的那么复杂的感情
。看来事情的确如李辉所说，人们“并非完全为了一个个人而来到这里”。其间种种情由虽为外人不能详知，但大多数人都已料到，必是发生了一些令官方尴尬、令文坛不平的事。不然，在悼念周扬的日子里，怎么会出现种种隆重与哀伤、热闹与冷清、纵容与限制交织在一起的情形？陆定一又怎么会说出“他是被气死的”这句话来？

一篇报告引出的是非

陆定一是在1989年8月19日写给周扬的女儿周密的信中说这个话的。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说周扬是“被气死的”。但是周密以及所有的人都彼此心照，陆定一指的，并非周扬在“文革”时期所遭遇的迫害，而是在说1983年发生的那一桩公案。周扬在“文革”当中的处境是悲惨的，无数次被抄家、批斗、辱骂和殴打，然后是九年的冤狱。1975年7月，当他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说话、走路都很吃力。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达观，自认为“身体还以”。“这老头总算挺过来了”，陆石感叹，“够坚强的”。“文革”的遭遇并没有彻底地摧毁他的身体和意志，他很快恢复了往日的豪迈和潇洒。他把这种气概一直保持到1983年，然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的豪迈一落千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如此长寿。

根据他的女儿周密的陈述，在那次众所周知的“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备受刺激，肉体急剧衰老，面容憔悴，动作迟缓，他不止一次地对周密说：“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疲倦，实在太累了。是不是我活得太长了？”然后他就开始念叨那些他所熟悉的已经去世的人：“主席、少奇、总理、陈老总，他们都走了，还有梅兰芳、郭老、茅盾、老舍、田汉、立波、赵树理……”

周密所说令周扬“备受刺激”、“急剧衰老”的“事件”，乃是指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事情由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所作的报告开始。

1983年3月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按照既定的安排，一个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这时候周扬在中宣部并无实际的职务，名义上只是一个顾问，但中宣部还是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的报告人。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文革”以前是党在文化方面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或许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拥有极好的口才和鼓动人的本领，或许是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周扬接受了中宣部的要求，但他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确定的演讲选题。这个选题仅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他认为范围太窄，便自作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作他的报告。他似乎也不满意中宣部为他组成的写作班子，自己挑选了王元化、顾骧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组成一个小组，为他起草讲话稿。

3月7日上午，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按照党的既定之规，周扬的报告是要提前送达上级审阅的。可是，直到前一天晚上，那份演讲稿还在人民日报社的印刷厂里排印。会议就要开始的时候，排印好了的讲话稿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看来送审是来不及了。这时候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宽厚，他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说：“先讲吧。”

周扬就这样讲了。他的讲话洋洋万余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所阐述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想。他说：“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了。”他说他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他还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许多话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义”。

在作了这些阐述之后，周扬开始说明“异化”的概念。他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什么是“异化”呢？周扬举例说，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当中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作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有鉴于这些事实，周扬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异化，所以也就有必要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还说，这个问题应当继续讨论，百家争鸣。

周扬毕竟已经年迈，身体也不大好，所以不能再像往日那样慷慨激昂。事实上他只是作了一个开场白，他的这些论述是通过一个广播员朗读出来的。广播员不负众望，居然能够将这些理论色彩极浓的文字念得抑扬顿挫。台下鸦雀无声，听者聚精会神，然后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直到多年以后，在场的人还能对此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说“这是这次大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而王震在当时便走到周扬面前，连连称赞“讲得很好！”他一边同周扬握手一边问道：“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异化’，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邓力群也当场走过来同周扬热烈握手，只是对报告的内容没有一点明确的表示。

周扬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任务，兴高采烈地回家了。他可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居然成了一场大批判的起点。这场大批判在形式上仍然不失温和的尺度，但是周扬的精神由此经历的打击之严厉，甚至超过了“文革”时期他在秦城监狱的那些日子。

报告会原定3月9日结束，现在忽然接到指示需要延期。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却又没有开会。莫非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

3月10日，胡乔木忽然来到周扬家中。他要谈谈他对周扬的报告的意见。这时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文联副主席夏衍，以及王若水也奉命来到。

胡乔木此举显然不是随意为之。他说他“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还说他“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是他批评了王若水写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篇文章。按照王若水的回忆，胡的讲话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他始终没有直接地批评周扬的报告，他明显地认为周扬文章中有“不够”的地方，但是王若水听来听去，却“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周扬似乎也觉察到胡乔木的说法模糊不清，于是忍不住插话问道：“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胡乔木没有答复周扬的问题，只是继续他的思路。他说，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然后他建议周扬同志“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周扬有些不耐烦地打断胡乔木。

“那没有关系……”胡乔木有些勉强地说，“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

在说了这些之后，胡乔木起身告辞。他拖着自己的病躯向周扬深深地鞠躬致意。周扬的心情稍稍轻松。按照他的理解，胡乔木已经同意发表此文。

周扬在第二天即要秘书打电话给王若水，表示不再修改文章，就照这个样子发表。他可再一次没有想到，正是这一事实的细节在日后成为一次大争执的焦点。当周扬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胡乔木极为愤怒，他坚决地表示自己曾经说过周的文章不能发表，但周扬却毫不含糊地说他从来没有听胡说过诸如此类的话。这样，不同思想的分歧便演变成为对人的品格的怀疑，由此也就导致这两个朋友最终的分道扬镳。

3月16日，周扬的演讲稿在《人民日报》发表。也许《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秦川已经意识到分歧的存在，所以他在发表周扬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但是，他还是没有料到，周扬的文章竟然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邓力群先打电话愤怒地指斥秦川和王若水。他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乔木同志已经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发表，可是《人民日报》居然不听。邓还说，秦川对这件事有重要责任，但王若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王曾经当面听到胡乔木的意见，对于胡乔木的不同意发表此文，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王若水在电话里为自己申辩说，他的确听到胡乔木的谈话，但是却不知道胡乔木说过“不能发表”。倘若有此指示，他就不会不从。

邓力群尽管没有当场聆听胡乔木的谈话，但却丝毫不怀疑胡乔木说了“不能发表”。他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也即在他到周扬家里发表那样一篇谈话之前，即已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

为了证明他之所言不虚，邓叫中宣部送来当时的电话记录。这一记录果然证明了胡乔木的真实意见绝非周扬和王若水想像的那样简单。“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胡在给中宣部的电话中说道，“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他还认为“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的目的何在？”

这一电话记录清楚地表明，邓力群并没有误解胡乔木的意思。事实上，胡乔木不仅不能允许周扬的文章公诸于众，而且已经认定周扬的文章无可救药，进而怀疑周扬作这样一个报告乃是居心不良。他之愿意跑到周扬家里浪费那样一番精力，也许是因为他不好对这位昔日的上级施以强制手段，只好委婉地提出一些难题，让周扬知难而退。不料周扬居然一意孤行，也许是他根本没有弄明白胡乔木的“兜圈子”乃是一种施展权力的精深技艺，也许他是打算身体力行自己在四年前说的话——“开放禁区”，“自由讨论”，“给科学设置禁区，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

“自由讨论”之后的“紧张空气”

至少在表面上来看，周扬坚持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立场，是没有人反对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甚至还能公开表示大致相同的意见。他说：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和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邓力群还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他这样说也许并不是特指与周扬发生的冲突，但是他讲这些话的时间，是在周扬事件发生之后仅仅第九天，也即1983年3月25日，这就让大多数人都把它同周扬的处境联系在一起，不禁松一口气：也许他们要网开一面。不过，没有人能够想到，就在邓力群讲这话的时候，他的手上已经有一份等待上呈中南海的报告。报告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要对发表周扬的文章负责。批评周扬“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报告批评王若水“企图利用周扬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还说有一些人“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有人宣扬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在说了这些话之后，报告便要求党中央作出决定，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

就在邓力群宣布“不要制造紧张空气”的第二天，周扬再次接到上级通知去开会。来到会场的还有秦川和王若水，胡乔木和邓力群也在。这是一间很小的会议室。“屋里光线暗淡，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王若水后来回忆说。他清楚地记得是胡乔木最先开口说话。胡把讨论的锋芒避开周扬，只是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是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然后大家开始阅读邓力群写给中央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已如前述，可以想见被批评的三个人难能心服。屋子里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直到多年以后，秦川还能回忆起当时情景。“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他说：“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下去。”

但是几分钟后，周扬终于忍无可忍。突然，他把手中那本报告扔在胡乔木面前，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根据秦川回忆，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声音反问周扬：“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胡乔木瞪大眼睛，倾身向前，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胡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
……
两个人针锋相对，秦川坐在胡乔木的对面，他与胡乔木相处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声色俱厉，不禁坐立不安，连连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

胡乔木稍稍镇静一些，接着质问周扬：“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周扬仍然寸步不让：“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要发表。”

气氛再一次紧张起来。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个人，王若水，也在多年以后谈到这时的情形。他回忆说，周扬很激动，和胡乔木争执起来。周扬坚持认为胡乔木3月10日在他家里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了的。胡乔木却表明他从来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而且认为周扬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这时候，周扬更加愤怒。

周扬说：“不是这样！一个中央负责同志说话，不能今天这样讲了，明天又那样讲。”
胡乔木：“我不会！”
周扬：“你可能忘了。有很多同志说，乔木讲话常变。”
胡乔木：“你写信说请予审阅指正，我也提出意见了。”
周扬：“你没有说不能发表。”
这样，两个理论家的争论的焦点，就不是文章的内容和观点，而是集中在胡乔木是否说过“不要发表”。“他们都同意查记录，”王若水后来说，“我念了我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胡乔木的话。胡乔木说：‘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

却不料此时某人插话说：“我们当时也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

如此，胡乔木究竟有没有说过“不能发表”的问题，就出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版本。会场沉寂片刻。邓力群已经半天没有说话，这时候突然站起来，面对周扬：“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他这样说着，声音很大，也很严厉，虽然说的是“尊敬”，听上去倒像是在宣布与周扬彻底决裂。他说他希望周扬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的工作”。

事情很明显，对于邓力群向中央书记处呈报的《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周扬、秦川和王若水三个当事人均不能同意，并且不能认定其中一些基本的事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论他们是否被指责为“干预中宣部的工作”，他们也要尽力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比如周扬在会后上书中央领导，说明中宣部的报告与事实不符。他以书面方式声明自己所说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胡乔木所说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并且特别强调，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周扬还说：“
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周扬此信写于1983年3月27日。收信者是“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并胡耀邦同志”。在发出这封信之后，周扬便坐在家里，天天念叨胡耀邦同志是否能够看到他的陈述。他后来始终没有得到胡耀邦的回音，却总是在晚上听到胡乔木的声音。胡打来电话中，催促他作出公开检查，令周扬睡不安宁。这情景让他的夫人苏灵扬非常不安。“小胡怎么了？”她疑惑地说，“起应（周扬）在上海替他恢复了党籍，那时不像这样啊！”

问题的关键：“不要发表”是否合法？

周扬、秦川和王若水三个当事人的意见，全都石沉大海。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一次所谓“征求意见”，其实只是向他们宣布既成的决定，而并非真的要将他们的意见认真考虑。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于这一事件的三条处理意见一一落实。第一条是，“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

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落实这一处理意见的结果是，一批批判周扬和王若水观点的文章，在报纸上面发表出来。第二条处理意见是，“对《人民日报》的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另行分配工作。”而实际的结果似乎更加严厉。这一年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陪同下来到人民日报社宣布：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

第三条处理意见是，要周扬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而“表示正确的态度”。这在胡乔木的一再催促之下终于实现。这一年秋天，周扬以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作了自我批评，由新华社发布消息，通电全国。

今天我们回看这一段历史公案，可以发现，无论是胡乔木还是周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胡乔木是否有权力禁止周扬发表他的文章？胡乔木也许认定他有这种权力，并且会在党的一贯的组织原则或者党的纪律当中寻找根据。这一点似乎就连周扬也没有提出异议，所以他只是坚持说，胡乔木并没有说他不可以发表这篇文章。看来，如果胡乔木真的发出这样的指令，周扬也就必定会老老实实地听从。

但是，也许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党的方针中本来就有“百家争鸣”、“自由讨论”之种种规定，宪法中也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条款。按照这样的逻辑，只要周扬的文章不能被认定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胡乔木的“不要发表”是否合法也就有了疑问。换一句话，就算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的话乃是属实，难道就能作为周扬犯了错误的凭证？

当周扬坚持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声明对自己的观点负责的时候，他是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既定原则。但是，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他却放弃了这个关键的事实而一味坚持他并没有听到胡乔木的“禁令”。看来，在8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胡乔木的行为仍然有着某些必然的根据，这依据还须在我们国家既成的制度和观念中去寻找。

周扬的悲剧所在

80年代“周扬事件”的起因，在于他对民主政治的探索。

1975年7月16日，周扬在毛泽东的关注之下得以离开秦城监狱。至此，“文革”当中周扬“文艺黑线”牵涉的110多人全部释放，周扬本人最后一个解脱牢狱之苦，却还无家可归，只临时寄居在一个招待所里。连续10年冤狱遍野，他本人则饱受凌辱，甚至失去了生活的自由和做人的尊严。这位老人终于懂得，自己大半生追求民主，却连他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不能保障。他在招待所里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也包括阅读黑格尔《小逻辑》以及《黑格尔的哲学》这两本书。在被解放出来的党的高层官员中，像周扬这样对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孜孜以求的并不多，尽管有不少人在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自居，而将周扬指斥为反对马克思主义。

今天我们仔细阅读周扬毕生的文章，可以发现他曾经是我们国家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旗手。比如他在1957年的最有影响的文章，就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1963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他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此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动笔修改并且增写了许多段落，然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又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还用多种语言向世界播出。这些文章在当时政治运动中都是当之无愧的大批判的号角。至于那些年文艺界里被打成右派的众多作家、学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冤案背后，多多少少都有周扬的影子。直到“文革”爆发的前夜，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周扬还在积极地组织属下人员开展对吴晗的批判。从他详细拟定的题目来看，他是准备批判吴晗的历史观和道德继承观的。他自己还写了在“文革”正式开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一文章在1965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读者一看而知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的。但是，几天以后，当他听到毛泽东在杭州指斥《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时，又觉得自己对于吴晗的批评没有能够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于是他赶紧组织人员撰写另一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看来，事情的确如龚育之的感叹：“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

然而周扬最后的悲剧却不在于他“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而是在于，他在日后能够由衷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公然表明了他对专制的鄙夷和对民主政治的探索。在他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以后，但逢有机会，他便向那些遭受委屈的文人忏悔道歉。他的这些忏悔有时是亲自到那些受害者的家中，有时则是在公开的场合，情真意切，声泪俱下，令无数人感慨不已。许多人原谅了他在过去的专制行为。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的“忏悔”却在培育着新的怨恨。比如他在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在文化战线，我也是有‘左'的错误的。高举、紧跟，在不少场合，是高举和紧跟了错误的东西。”这时候便有人指斥他“有什么资格检讨”。这些人大都像周扬一样，在过去的岁月里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现在大都没完没了地讲述着自己如何饱受冤屈，但是对于他们给人家造成的冤屈，全都不愿多讲。现在，周扬极少诉苦，却到处忏悔自己的罪过，这不是不给他们这些人留一点面子么？

然而如果周扬的言行仅止于忏悔，他也许不会遇到那么大的麻烦。他的麻烦在于，他要独立思考一些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论和原则。他在“文革”结束以后重新回到中宣部，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而无实际的权力。在一次会上，他公开承认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他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的确早有研究。1960年7月，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就是一个证明。那时他是中宣部的副部长，也是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他严厉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谬论。他还批评了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到了1963年，我们国家批判“修正主义”渐渐已成风尚，人们感到只写一些批判文章已经不够，还应该写一连串的小册子，对修正主义的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所以拟定了一些题目，其中《批判人道主义》一题即由周扬主持。

周扬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系统地研究了人道主义的问题。他在这个时候是坚定地批判人道主义的。这一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讲话，再次毫不容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他还坚决反对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的努力，说这完全是徒劳的。他在这次讲话之前还仔细地研究了“异化”的问题，最后发现马克思不仅在早期，而且在晚年写作《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也多次使用“异化”的概念，只不过这本书的中译本将“异化”翻译成“疏远”、“离开”一类的词汇，令后人难免发生误解。不过，他仍然认为，“异化”概念正在被“修正主义理论家”利用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周扬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审阅，并得到毛泽东表扬。毫无疑问，这些往事促使他在“文革”结束以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他说：“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这样的审视当然来源于他的理论修养，但更加重要的是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和他的品格。“文革”的10年彻底改变了他的精神世界，于是全中国都看到了另外一个周扬。周扬在相当程度上曾是错误决策的执行者，同时又是它的牺牲者。但是，至少在“文革”结束的时候，这一切还没有导致他最后的绝望直至走向死亡。周扬最后的悲剧，还是在于他对民主制度的探索和对权威的冒犯，有如夏衍对周扬所说，“你那个讲话什么错误都没有，除了一点，那就是它是你作的。”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会闹成这样，不免在心里感到不安。有一天，他去看望周扬，说起不该发表周的这篇讲话。这时候周扬淡淡地笑道：“不是你的错。你不发表，照样要批判的。我太熟悉了。”这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他对历史的反思超过了既成制度所能容忍的程度。然而他至死也不能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他不赞成四项基本原则？在大脑完全失去知觉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竭尽全力为自己解释。参加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会议的时候，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在1963年的讲演中就曾肯定“异化”的普遍性，这个讲演稿是经过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他还提到他在1982年6月2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当前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他说他提出异化问题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性。还说他“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些话说得那么冷静，听不出有任何感情的色彩，但是，在一些私下的场合，他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不住地念叨：

“我这一辈子跟着党，追求革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怎么会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
“我只是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认为应该注意不要轻易地把一些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我不可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嘛。”
“我们再不能重复‘左'……秦城……我想了许多许多。”
……
他把这些话一直说到临死的时候。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但是，这并没有减少报纸上对他公开的批评。他自己在公开发表自我批评的时候也没有讲出心中的不平。这个自我批评似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周扬也获得了重新发表自己文章的权利。看来事情的确如毛泽东在20多年以前的安排：“团结——批评——团结”。

在周扬公开检讨之后，胡乔木在1984年1月3日发表了演讲，也是在周扬那次演讲的中央党校礼堂，也是宣讲周扬那次讲到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也是由广播员代为朗读。胡乔木此时恢复了往日的宽容。他说自己“只是参加讨论”，还说“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

不过，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人公开反对胡乔木的意见。人们似乎“一边倒”地发表着批评周扬的观点的文章。只有王若水似乎相信了胡乔木的诚意，他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胡的观点，只是没有人敢于发表此文。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无论胡乔木当初的动机如何，从客观上说，他的行为在80年代中期阻止了一次百家争鸣的探讨，重演“一家独鸣”之局面，这一点，就连他本人在多年以后谈到此事时也能承认。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他写了一首诗给周扬，表示和解之意，诗中说到：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然而，周扬已经不能享受这种“拥抱”了。这位“战士”已心力交瘁。身体急剧地衰弱下去了，一年以后一病不起，大脑很快地死去，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他在1989年7月31日与世长辞之前，始终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等待死亡，令所有前去看望他的友人心中阵阵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