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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
◎陈
虹
近来不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知识青年关于上山下乡写了很多，讨
论异常热烈，可是‘五七战士’对‘五七干校’却默不作声。”〔１〕又曰：
“知青文学影响那么大，干校文学却尚未形成大的气候。”〔２〕
的确，目前所能看到的“干校文学”只有杨绛的《干校六记》、韦君宜的
《洗礼》、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等
等；而且其中除了中篇小说《洗礼》之外，其余的几乎都是些回忆文章或者日
记。针对这一现象，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
》一书中，有人即将“文革”期间作家们的心态归纳为这样三种：１．矢志不
渝的虔诚；２．难以排遣的哀怨；３．宁折不弯的抗争〔３〕。而《耻辱者手
记》的作者则认为“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已变成了“从势者”，从心态上分
，有“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三种〔４〕。然而，此类说法均忽
略了重要的一点：“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在
这十年中，作家们抑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心态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尤其
是出现于１９６８年的那个“新生事物”——五七干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
都是其心态史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驿站”。忽略了对这一时期的心理分析，是
无法正确回答出上面所提出来的那个问题的。
本文将以位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为一“个案”。它的特殊不仅在
于集中了６０００余名来自首都的文化界人士，甚至包括了冰心、冯雪峰、楼
适夷、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张天翼、萧乾、孟超、陈白尘、王
冶秋、冯牧、李季、郭小川、严文井、王子野、陈翰伯、司徒慧敏、李琦、金
冲及、王世襄、陈羽纶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且更因为它是文化部的干
校——既然“文化大革命”大革的是文化的命与文化人的命，那么这６０００
余人便最终不分彼此地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进入干校之前
“五七干校”的正式提出是在１９６８年的１０月５日，《人民日报》在
标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
东的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应该说此时每一位天真
的知识分子，在没有亲口尝到这个“梨子”的滋味之前，无一不是抱着欢悦的
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
（一）战天斗地型。
卢永福是一个典型。这年他才四十出头，出身好，又没有什么“黑线”问
题，是个响当当的“革命群众”。出发的前一天他写了一首诗：“千百人的洪
亮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震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战士激动的眼泪涌上
眼眶。”来到干校之后，面对着荒湖野滩他又抒起情来：“‘五七’路，‘向
阳’路，像红色彩带／把山冈和村湾衔接在一起。眼前是一片辽阔的向阳湖，
和天空的骄阳竞放光辉。五七战士来到这美好的所在，五七战士对这里无限向
往。这哪里是想像中的荒野，这分明是真善美的故乡。”〔５〕
于是他准备战天斗地了，要将已经插遍“上层建筑”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也插遍在这“经济基础”之中。尽管三十多年之后卢永福对此进行了反思
：“这或许也是一种‘愚昧’，一切都和革命联系了起来。”但是在当时它确
实代表了一批年青的造反派的思想。
（二）脱胎换骨型。
陈白尘是一个例子。他在《牛棚日记》里曾记载了１９６９年的秋冬为自
己这个“黑线人物”能否被批准去干校而焦躁不安的心理——刚开始时被批准
了，于是“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但不多久又被除了名，于是
“兜头一瓢冷水，木然者久”，“极为苦恼”。等到第三次终于又被通过了，
于是“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
持有陈白尘这一心态的，亦大有人在。比如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中
也留下了相似的记载：“我们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
“我决心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今后就是要
长期和泥水打交道，要过泥水关，要培养对泥水的感情。”
“劳动”一词在当年的干校中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变成了“惩罚”和
“改造”的代名词。但是为什么这些堪称是“时代的预言者”的老作家们却要
用如此的心态去对待它？这便不能割断他们本人的历史：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一
批虔诚的“殉道者”，以往的革命经历使他们最怕被排斥于自己的队伍之外，
宁愿“脱胎换骨”，也要紧紧跟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他们正应了摩罗所
批判的：“不敢对生命和世道这样严肃的问题进行审视，甚至对与具体人物连
接的具体权势也不敢稍有怀疑。”
（三）政治避难型。
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是萧乾。１９９５年萧乾在应“中国向阳湖文化村”
的邀请而为之题词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
难所。”这“避难”二字看似荒唐，但却真正表达出了他们这类人——少的是
革命的资本，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污点”——的特殊心态。在这类人的心中满
是恐惧与惶惑，以及“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的绝望。在干校期
间，萧乾家的一只小猫突然失踪了，等到找回来两条后腿全都被人打断。萧乾
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它活活受罪，不如给它一个‘安乐死’。”于是他碾
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６〕
这就是萧乾当年的心态——他宁愿让猫“安乐”地去死，也不愿看着它继
续活在世上受罪。因此当批斗与劳改同时摆在他的面前让他选择时，他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后者——去干校接受体力上的惩罚与改造。明明是流放地却偏偏要
称之为“避难所”，这便是这一类屡经政治风暴袭击的人的真实心理。
——就这样，在进入干校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去反对过它、批判过它；
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或以此为荣，或以此为罪，又或以此为避难……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段历史在整个“文革”期间应该算是最大的悲剧，甚至比初起之
时的打砸抢更有悲剧性——那时毕竟还有着一部分人敢于以死相抗争，而如今
则倒退到了异口同声的拥护与向往！
二、进入干校之后
“五七干校”最初的这段历史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耻辱的。摩罗在他
的《耻辱者手记》中说：“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
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
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
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
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
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
暗的历史废墟。”这段话从总体来说是对的，但它却缺少了历史发展的眼光。
干校的岁月的确不堪回首，阎纲曾经这样总结道：“不管是新区来的、老
区来的，还是内定为接班人的，不管是老教授、老权威、中青年知识分子，还
是红卫兵小娃娃，不管是保皇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也不管原来是亲密无
间的、后来步步紧跟的，还是无限忠于的，无一幸免。到‘文革’后期，通过
‘清理阶级队伍’、‘斗批走’的再度横扫，‘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全国从
全面内战到万家墨面，冤狱遍于国中，文化部‘五七干校’成了对文化人实行
军事管制的改造农场。”〔７〕这一灾难沉重地压迫着这批文化人，使得不少
人凄惨地离开了人世；然而也正是这一灾难“成全”了这批文化人，使得他们
原有的天真“美梦”终于破灭！——中国作家群体心理的变化从这一刻开始了
，尽管它还比较微弱，而且是千姿百态，但是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与耻辱意识
终于苏醒了！
（一）当年的“矢志不渝的虔诚”开始动摇。
《向阳日记》的作者张光年即开始流露出他的“不满”与“反抗”了。那
是一次全排的大会，有人揭发他在麦地除草时有意漏掉半行，而且“拒不承认
”，“态度嚣张”。他忍无可忍起身反驳，结果被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的表
现”。在干校中张光年的“脱胎换骨”的自觉性到了令人刮目的地步——爱人
来信，他主动上交给政工组审查；集体背粮，他非要比人多背上二十斤……然
而他的赤诚不仅没能帮他解决“历史问题”，就连现实的表现亦遭到了践踏。
他开始悲怨了，愤怒了，“彻夜失眠”，“肝疼加剧”，以致最终拿起笔来给
周总理写了一封永远也发不出的信。张光年的“反抗”完全是“张光年式”
的——他一头钻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之中。他在《向阳日记》的引言中
写道：“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时发现过去实际上未曾读懂的地方
，特别是发现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独自拍案叫绝！赞赏之
余，不免同以往坚持的东西、当前学习的东西对照一下。深夜自省：哪些是真
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
由深信到怀疑，这就是张光年的变化，作为知识分子存在标志的独立思考
与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二）当年的“难以排遣的哀怨”转为坚忍。
苦难是最好的老师。干校中的知识分子们虽说也出现过献媚邀宠者、趋炎
附势者，但大多数人开始由惊恐和哀怨变得坚忍起来。对于这一点，《二十世
纪中国作家心态史》和《耻辱者手记》的作者似乎都没有觉察到，后者尤其强
调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
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
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
８〕
其实，干校中的悲剧已经在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悲剧意识”。显性的
比较容易看见，比如说“胡风分子”牛汉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半棵树》
：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岳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
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
齐
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
的
树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
雷
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
。
这不是“悲剧意识”又是什么？读着它已分辨不清谁是树谁是那不屈的灵
魂了。他还有一首叫做《悼念一棵枫树》。牛汉说，那天当他听到这棵曾经供
他小憩、供他倚靠的有如亲密的伴侣似的大树轰然倒地时，他飞一般地奔了过
去——“整个天空变得空荡荡的，小山丘向下沉落，垂下了头颅，枫树直挺挺
地躺在丛莽之中。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村里的一个
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
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９〕这难道不是“悲剧意识”么？——“
一个生命又倒下了！”
牛汉的坚忍是显性的——他毕竟用自己的笔将它写了出来。然而在干校之
中，还有更多的人的变化却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形式——我称它为隐性的。这个
“隐”是因为它来自于一种看不见的文化的力量，而表现出来的也同样是一种
看不见的文化的力量。作为文化，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它软弱的一面——一夜
之间可以被全盘打倒，再踏上一只脚；但它同时却又具有着极为强大的另一
面——就像岩石下的小草，时刻在挣扎，在生长。
早已是命如草芥的冯雪峰，铺盖中细心裹扎的仍然是书——陪伴了他一生
的书；被折磨成“鬼”般模样的孟超，一旦躲避开“人”的世界，便如醉如痴
地沉浸在他的《宋词选》的海洋中……如果说这二位尚属“烈士暮年”的话，
还有更多的原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树叶掉下都怕砸破头的典型的文化人
，这时也都开始从久违的文化的蕴蓄中寻找到支撑了。
沈从文被“流放”到咸宁干校时已年近七旬，周围没有一个亲人，血压高
到２４０／１３０ｍｍＨｇ。至于居住的条件，“房子似乎适应‘窄而霉斋’
称呼，虽不太窄，湿得可称全区首一位。平时雨中不过四五处上漏，用盆接接
，即对付了，这月大雷阵雨加五级北风，三次灾难性袭击，屋里外已一样不分
”。然而他却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在这么一种离奇不可设想的狼狈情况
下（全房地下只床下不湿），却十分从容写了好些诗，可能有几首还像是破个
人记录，也是破近二十年总记录的”〔１０〕。
陈羽纶下乡的时候是“老弱病残”四个字占全了，尤其是左腿被截了肢。
然而这位善良到没有任何防人之心的翻译家居然也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他
默默地亦同样于黑暗之中选择了文化这一特殊的“武器”，来同灾难周旋，同
生命抗争。他开始有计划地复习英文——“我总是想，过去所学的一切，总有
一天还会派上用场的。”他怕人发现，每晚躲进蚊帐里偷偷地阅读，还将书包
上了一个假的封皮。１９９５年筹建中的“向阳湖文化村”请他题字，书生气
不减的他写下的竟然是：“回忆在咸宁向阳湖干校蚊帐中油灯下窃读英语文学
名著引发１９８１年创办《英语世界》杂志的情景，令人怀念不已。”
“什么地方有文化的存在，暴力就不可能在什么地方长期作威作福。”〔
１１〕这句话曾经被用在索尔仁尼琴身上，但它同样也适合于“五七干校”中
的作家——无论是帐内读书，还是灯下写作，它们所反映出的都是文化的力量
！韦君宜写有《回忆小川在干校写诗》、周明写有《记咸宁干校时的张天翼》
，程代熙写有《我所珍视的“手抄本”》，宓乃竑写有《老前辈冯雪峰二三事
》……他们所记载的无一不是这样一群以文化支撑着自己、支撑着整个民族的
知识分子，而作为他们的同辈与后辈又无一不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到了文化所带
来的力量与内涵。
（三）当年的“宁折不弯的抗争”更继续下去。
不管今天的人们如何评价“文革”之中的知识分子——“全军的覆没”、
“启蒙的破产”，又或是“集体的麻木”、“价值的沦丧”，但有一点是绝对
不可视而不见的，这就是在这一群体之中亦曾赫赫然地挺立着刚烈不屈大义凛
然的田汉、吴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老舍、傅雷……固然这些人都不曾去过
干校，他们在结束自己生命时这一“新生事物”还没有出现。但是干校的历史
并没有将这一“宁折不弯”的精神中断，它在继续发扬，而且以更加多样的方
式出现。
郭小川应该算是第一个。这位“战士和诗人”留给人们的印象永远是：“
在他的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
歌。”〔１２〕他为诗歌而生，为诗歌而死：“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
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的
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
不会昏瞎！”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９日胡耀邦在给郭小川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
史实。”〔１３〕
李季、侯金镜等人也应该算作是与郭小川同一类型的人。李季曾这样回答
妻子的不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可见，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非常清醒的、理智的。侯金镜的思索则更
前进了一步，他厉声痛骂林彪是“政治小丑”。他宣称：“如果国内出现马列
主义小组，我一定参加！”为此他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
于干校之中。
这一类人的反抗都是公开的，因为他们“根正苗红”、“历史清白”。用
郭小川的话说：“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是党的人。”但是在干校中间还有大
批的人却没有他们这样的经历与资本，或是困于历史上的“污点”，或是囿于
运动中的“前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亦勇敢了起来，他
们或是冷眼相向，或是冷嘲热讽，总之均拿起了符合自己性格的“武器”开始
抗争了——
因《李慧娘》一戏而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孟超编出了自己的“歌谣”：“早
请示晚汇报，夜里还得假检讨；请不完的罪，站不好的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他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别人听，唱完后拍手大笑。诗人丁力因抗战期间参
加过国民党，亦成了“老运动员”。他坐在田头写诗了：“老牛老牛听我唤，
如今我无公民权。我只扬鞭不打你，你得替我快耕田。”不管是苦涩的幽默，
还是含泪的嘲讽，这批“地下创作”无疑都是针对着专制与黑暗的。朱家癵本
是文物专家，竟也不甘寂寞地写起童话来。他描写了一头小黑驴，原本无忧无
虑地整天玩耍，有一天它的妈妈在干活时被石头砸断了腿，小黑驴从此结束了
幸福的童年，开始去重复母亲悲惨的命运。还有一篇是写一条小狗的：主人要
搬家了，无法带它一同迁徙。小狗就像明白了一切，它烦躁地来回跑动，怨主
人不讲友情，而主人却无法告诉它自己的命运也同样是茫不可知。
相比之下，陈白尘的胆子要算最大的了——他的“非法创作”竟是几大本
实话实说的《牛棚日记》。他说要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个“伟大”的时代。他
的“校友”陈原读后写道：“这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纪实文学’。作者陈白
尘，著名的剧作家，如果他一生仅仅留下这一部作品，也够得上称为一个真正
的作家，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家了。”〔１４〕这些“地下”的
创作虽说在当时并没有流传到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们却是真实的存
在。它们虽说都各自带有着时代的烙印——或迷惘，或苦闷，但它们不屈服，
不谄媚。它们是“地火”，是“于无声处”，是那时的中国的作家们值得骄傲
的心理记录！
三、“文革”结束后的反思
对于干校的反思，确确实实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整个“文革”进行反思
的序幕与前奏。它既然已经开始，而且有人甚至在悄悄地动笔了，但是为什么
“文革”结束后“干校文学”却始终没能掀起一股热潮？这又回到了本文开头
所提到的那个问题上去了。——看来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范畴内的问题，它
涉及对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思考。大致来说，“文革”结束后作家们的心态可以
分为这样几种：
（一）沉痛的反省。
持这种心态的人，大多是当年的虔诚的“殉道者”。虽说他们在干校期间
已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思索，但是要想彻底地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一贯的思想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张光年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他在整理出版自己的干
校日记时于引言中谈了他的想法：“我将要把这本小书分赠各位友人，让他们
知道我那时是何等的低能、低水平、低觉悟……”他反思自己：多年来“学而
少思”，“惯于认直理”，“凭一股热情直来直往”，“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或
许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一句话，“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譬如说，我们伟大的革命机体，本来是半封建社会的对立物，同时又存在
旧社会遗留的某些封建性的毒素。这些毒素、毒瘤长期被忽视，一旦扩散开来
，加上林、江之流封建法西斯野心家的兴妖作怪，可以酿成十年动乱那样的滔
天大祸，这是长时间难以理解的。又譬如，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
旦染上封建性个人崇拜的麻醉剂，嗜毒成瘾，可以达到是非颠倒、敌我颠倒、
人转化为非人的地步，这也是“文革”中才见识到、体验到、觉悟到的。
以张光年为代表的这一类作家，更多地是沉浸到了自我的反省之中。更何
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张光年的身份已由“诗人”变成了“文艺理论家”，对
他来说，理性的思索已远远超过感性的思维与创作了。
（二）深刻的忏悔。
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理论家朱学勤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
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
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１５〕
忏悔是需要勇气的，真正敢于站出来忏悔自己的作家又有多少呢？——巴
金承认自己曾虔诚地举起拳头，高呼着打倒自己；季羡林亦承认他每天在家偷
偷练习坐“喷气式”，以求在批斗会上能够坚持到底……然而还有更多的真正
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尊严的人们呢！《牛棚日记》与《向阳日记》的作者在出
版之时删去了原有的大量内容，前者在后记中写道：“为了不给更多的人添麻
烦。”后者在引言中说：“但愿给少不更事的‘红卫兵’留点脸面，给‘革命
群众’留点脸面，也给我们自己留点脸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害人者也
多是由被害者们所共同造就的。因此需要忏悔的，应该是包括了那个时代的所
有的知识分子。
崔道怡是勇敢者之一，他撰文解剖了自己的“两重人格”。其“阳”的一
面是写了许多吹捧诗：“五七的红旗展，五七的道路宽，五七指示金光闪，五
七战士斗志坚。”其“阴”的一面则是背地里对全国形势充满怀疑，以及“前
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怆。他忏悔自己
：“‘文革’以来我便是以‘两重’人格在夹缝中求解脱的，现在还不得不以
‘两重’人格在磨炼中求超生。”〔１６〕鲁原初到干校时年龄也不大，但是
在他的心头同样有“一笔人情债”在重重地压迫着他。那是一位被打成“五一
六”分子的妻子，她找到他，希望能给隔离中的丈夫捎个口信：“一定要相信
自己。”然而鲁原没能完成任务，他畏惧于专案组监视的目光。如今鲁原老了
，他终于在文章中写下了自己迟到的忏悔：“我的犹豫、缺乏行动性的弱点曾
有过多次的暴露，而惟独这次最不可弥补、最无法原谅。”〔１７〕
勇敢地进行“忏悔”的还有韦君宜，她终于在自己病倒之前奉献出了《思
痛录》。尽管她所“思”的并不完全是文化大革命，也不完全是干校，但是她
终于以自己的诚实于人世间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知耻者近乎勇”，
只可惜勇者太少了，抑或说尚在“姗姗来迟”吧。
（三）历史的沉思。
在对于为什么不去创作“干校文学”这一问题上，还有着另一种回答——
金冲及说：“我不想写‘伤痕文学’，因为没有那种心情。”聂绀弩说：“文
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其实他们二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干校
文学”决非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写作，它是一次对于历史的严肃拷问，必须得从
理论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
其实针对着如何反映这段历史，早在１９７８年臧克家出版他的诗集《忆
向阳》时就引起过争论了。应该说《忆向阳》是“文革”结束后问世的第一部
“干校文学”作品，只是因为诗人歌颂了干校带给他的“收获”，一时间遭到
了褒贬不一的评价。臧克家的“感恩”心态是真实的，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
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情：“（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４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
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１９５６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
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干校留给他的终于成了田园牧
歌般的情调以及“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感受。有人说这是一
种“精神上的超越”，有人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献媚。那么对于干校的这段历史
又该如何全方位地来评价呢？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研究员苏东海亦在咸宁干校中待过。他在《文化大革命
的理论对群众之掌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高级顺民”的观点：为什么在“文
革”的初起时与结束时，拥护也好，否定也好，干部的表态均要落后于青年？
阎纲则引用了一段陈企霞的话：“一定要说还有多少收获的话，那么一座宫殿
烧毁之后，总还能收获一大堆木炭吧！”〔１８〕灾难的内涵固然是财富，但
灾难的本身永远是灾难！
“五七干校”终于成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究竟是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
昧成全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呢，还是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知识分
子文化上的愚昧？——“沉思说”成为了“文革”之后作家们的主要心态，也
可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吧，就连在“干校文学”作家中名列榜首的陈白尘，也
在他的《云梦断忆》后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至今）我们还没有反映十
年动乱的深刻而伟大的作品出现！……如果我这些‘断忆’，能为未来出现的
伟大作品提供一砖一瓦的素材，于愿足矣！”
“伟人的作品”至今确实没有出现，但是并不等于它今后永远不会出现。
有了反思，有了忏悔，更尤其是有了对历史的深刻拷问，这一批从炼狱中走出
来的知识分子们将一定会把这一文化的蕴蓄与沉思传递下去，并严肃地交给他
们的后人。
注释：
〔１〕〔７〕〔１８〕阎纲：《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智慧的》，载《咸宁日报》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４日。
〔２〕转引自李城外：《将来应建一门“‘向阳湖’学”——访〈人民文学〉
常务副主编崔道怡》，载《咸宁日报》１９９９年２月６日。
〔３〕杨守森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出版。
〔４〕摩罗：《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５〕卢永福：《向阳大会师，千古一风流》，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
与咸宁》（下），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
〔６〕文洁若：《“大力士”》，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
）。
〔８〕〔１５〕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载《书林》１９８８年
第１０期。
〔９〕牛汉：《一首诗的故乡》，载《向阳湖文化报》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２日
。
〔１０〕沈从文：《双溪书简二封》，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
（下）。
〔１１〕余杰：《人之子》，收入《骄子的叹息》，汕头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出版。
〔１２〕韦君宜：《回忆小川在干校写诗》，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
咸宁》（上），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
〔１３〕转引自李城外：《小川长流向阳湖——访郭小川夫人杜惠》，载《咸
宁日报》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３日。
〔１４〕陈原：《读〈牛棚日记〉》，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
（上）。
〔１６〕崔道怡：《国庆中秋忆向阳——难忘咸宁干校》，收入《向阳情结—
—文化名人与咸宁》（下）。
〔１７〕鲁原：《向阳湖旧事》，收入《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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