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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历史的罪人？ ——第5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余世存
一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酝酿2005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期间，学术委员会的朋友们就年度祝奖辞进行了研讨，一些可能的命题被提了出来。涉及汉语世界的事实在于，对当下中国这样一个次法西斯社会而言，它的正向变化是相当缓慢的，自1989年民主革命标志后极权社会的结束，次法西斯社会的来临，中共的次法西斯政权已经有了十六年的调适。中共政权的第三代政治家们是在经济行贿的社会发展中求得统治的合法性，这种由第二代和第三代政治家共同驾驶，打左灯向右转，由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卖力奉献创造，由工人和农民无条件地劳动，由银行、股市、商人、外资无妨碍地剥夺所组成的社会历史变迁，以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心生态的污染损害为代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财富；十多年的积累、跟进、适应，使得第四代政治家们掌握了巨大的资源，他们已经不需要硬道理了，他们不再需要面对合法性问题，他们可以主动出击，也可以让历史车轮停滞下来，一切让位于技术、细节、程序，他们可以原地打转，可以保持方向，暖昧的方向。吾人的历史因此以一种被侮辱而非争战的方式停在这里，有人享有福祉，有人受尽苦难。当不少人享受、赏玩于次法西斯时代的稳定积累时，各类生态污染也不可遏止地积累着自己的能量。贺者在门，吊者在巷。中外的明达有识之士无不看到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稳定宁静，一种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变革历史前的稳定。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朋友们因此期望能够解答被遮蔽的时代命题：谁是历史的罪人？
二
回答这样的问题是一件痛苦的事。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因为确实，这样的问题由江泽民先生、胡锦涛先生、陈水扁先生等人来回答更加有效。我在春节期间想到这一问题时，以为相当多的“大人先生”或有社会物望的先生们更能有效地回答这一问题，比如朱镕基先生、温家宝先生、曾庆红先生；陈子明先生――他十五年前就已经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了；李洪志先生――他的九评也意识到了历史罪人的现实灾难，他用中共的思维那么明确地归罪于中共；以及逝者李慎之先生――他的天问纠缠于现实的强霸；赵紫阳先生――他的思路终止于中共的边界；还有达赖先生――他大概是当代东方人中最可骄傲的道德人格了；自然，能回答这一问题的还有大陆人熟知的连战先生、宋楚渝先生、马英九先生、龙应台先生；以及所谓烂熟历史于胸的余英时先生、唐德刚先生；还有那些入局或自以为入局的知识分子们，那些人格比传统帝王师还要矮化的策士们，比如王沪宁先生――他曾经是中国最年轻的政治学教授、康晓光先生、李希光先生――彼何人哉……
有这样众多的人物，我因此沉默藏拙，数月之久。但是，历史就在我们眼前展开，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跟现实的乡愿犬儒，跟现实的形格势禁绞缠在一起，使每一个看到它蹒跚步履的人不免心痛。“予岂好言哉？予不得已矣！”
三
虽然人们无日无时不与历史相伴，但要回答谁是历史的罪人，可能仍要厘清历史的内涵。古代历史、现当代历史，其实体和意义跟人们的生活、以及人们整体的历史观念的关系。这些可能属于书斋里明明白白的东东，但在社会现实里仍是模糊的。
不管人们怎样用岁月、人生、时流来构筑或解构历史，对当代人来说，早已有一个真实先验地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历史，并成为他们生活的背景。跟他们或近或远哪怕无关的历史构成了他们认知世界的框架，部分人物、事件、历史经验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经典。
这个先在的历史是如何成其为历史的？简单地说，既为我们的先人经验又为他们所表达。在这些丰富的人物事件中，抽象出最富人性的文明原则，即一个族群众多关系里最低限度或最可公开的共识，这一文明原则或共识，跟其他文明没有两样，都是涉及个体或整体的生存价值。人类跟其他物类不同，能够生成历史的缘由正是如此，即人类个体的最高成就在于成为仁者、觉者、信者、得道者，个体的生存意义或价值在于爱人、布施、同事，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被称为文明观或黄金律的人类本质在不同的族群那里有着各自的感性形式，如儒家文化里的忠孝节义观念、基督教文化里的原罪赎罪观念。各自独立发展出来的文化在文明观或黄金律上能够通融或一致，是人类最可骄傲的事实，也是人性高贵或人类乐观的最好证据。它们自历史中抽象出来，成为历史之盐，又影响了后来的历史。
由核心价值和感性形式构筑的历史法则因此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对应了个体存在的必然性，保证并安慰了存在。历史罪人、千古罪人，即是存在的罪人，人性和人类的罪人。对历史犯罪，导致的存在的罪苦是极为深重的。那些驾驭历史车轮的人，每一小的方向偏离或动力失衡，都会导致千百万人的苦难和罪错，使其存在被遮蔽，使人间社会成为丛林、地狱，成为猪圈、动物乐园。
对那些偏离了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沦落、人间反动一类的停滞倒退，则有“道成肉身”的人格形式来恢复历史正义和历史必然性。如耶稣对当时的官吏、制度、知识分子们不抱希望，而开拓了穷苦人民的“公共生活空间”，这一历史运动成为罗马末日狂欢的人性沦落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也确实成为后来者的典范。又如孔子对当时的各国王公大人、世家贵族失望绝望之后，笔削春秋，为历史正名，捍卫历史正义，使乱臣贼子惊惧，他的方法为司马迁等历史学家所继承，使得读史成为中国人教化之道的不二内容。换句话说，历史叙事构成了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经典。它保证了文明。那些最早逃离英伦三岛“原始积累”的穷苦人民，多只有妻子二三人，在北美冰天雪地里开辟草莱，他们不曾野蛮化，他们活下去并捍卫人性的理由在于他们有着《圣经》那样伟大的历史叙事。这一事实在我国民的生活中意义尤其重大。由诗、书、礼、易、春秋等历史叙事构成了我国民千百年来的经典。跟《圣经》等形式宗教不同，活生生的历史就是我国民的宗教，是我们生活在当代而珍重生命的信仰。历史和记人事的经书史书的存在，使得我国民能够在最为孤苦无告无助的情况下“慎独”，能够“思无邪”，像苏武那样在冰天雪地里一人牧羊而不改志不曾蛮化的现象是极为常见的，千年之后，像林昭、高尔泰那样在幽闭里在荒漠里仍能坚持人性之诚的现象回应了我们文明的历史。
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斩断了人们与历史的血亲关系，现代人怀疑历史、解构历史、还原历史的诸种努力，使得历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扭曲。现代人以为自己建立的宪政制度：自由、民主、法治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正义问题，已经有效地监督了人性之恶，已经开启了人性完善之路。历史成为任意打扮的对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甚至就是当下欲望的对象化形式。先发国家可以骄傲于他们的历史不曾中断，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人性专制的最极端表现虽然也曾在他们国家里落脚驻足，却从来没有成为他们文明文化的主体力量，因此，纵然民族国家体系内的一二国家可能犯罪，但文明的历史正义始终存在，且是罪错的解毒剂。但对我国这样一个没有形式宗教、非原生型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历史被斩断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历史被肢解。历史宗教让位于拜物教、血酬定律一类的暴力原则，历史必然性让位于历史规律或意识形态一类的历史主义。
谁是历史的罪人？
四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纵然阿明、弗兰克、沃伦斯坦等人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或实证研究，证明了非西方的苦难和罪错的源头之一，在于西方文明的药剂有着极大的毒性，非西方不得不以数百年上千万人的罪苦为代价来消化这毒性，但这种宿命论或由其导致的造反冲动对非西方的发展没有意义。因为先发国家内部的革命完善，如马丁路德金的黑人革命，西方文明内部的国家革命，如苏东革命对列宁十月革命的扬弃，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哈威尔、瓦文萨、米奇尼克等人的革命性努力，日本、印度、南非等后发国家及其人民福泽谕吉、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季的努力，已经使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叙事获得了生命。我们所能做的，是追问我国政府和人民在当代作为文明主体的品性，他们是否是历史的罪人，他们是否应承担自己的一份罪。
答案是肯定的。
由我们大清国的王朝政治到我国当代的政党政治，除了抵御外侮时部分人表现出责任外，我们的政治精英们很少是在为自己生存的正义或生命的福祉而工作。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智力上的表现证明他们不是优秀的，他们在德性上的表现证明他们不是高尚的。他们无能以制度表达的分歧、对立、仇恨，使得清王朝之后的我国社会少有统一。一百多年的现代变迁，除了孙中山一代外，再难有全民性的政治尊崇。每一代政治家或政客都成为后来者的禁忌或唾弃对象，成为民众必须即时遗忘的对象或诅咒的对象。正是在政治家们的败落里，我国政府信奉吹嘘又唾弃嘲笑过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国民大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保先、市场经济、法治、德治、宪政、科学发展观、亲民政治，等等。
政治精英们的表现一代不如一代，自毛泽东以诗人的想象达致空前绝后的无法无天外，那些谨小慎微的缺乏想象力的政治家也学步了他的圣躬独裁一面，他们一旦掌权，无不希望手中之权成为王权、君权，权力交接或权力真空都可以使社会停转，任何国家社会的停滞都是由于他们的权力不够，都是由于他们要求更高的权力所致。以至于中共建政五十多年后，我国的国力、人民生活、制度正义、社会道德感，跟其他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了。20多年来的中共政治家们，从邓小平先生到胡锦涛先生，无不功利、短视、自私。一切的变革都是被逼出来的，改革开放是被逼无奈之后把民众的创造据为己的结果，请国民党亲民党回大陆参观也是压力之后的赌徒反应。比较邓小平这样从权力斗争中胜出的政治家，像胡锦涛先生这样从专制程序里撞运而出的政治家，其胆魄不是源于自信，而是源于教条，源于一种保守旧有机器运转的教条。
胡锦涛先生的不幸在于，他要维护专制机器的方法资源并不多。因为今天的世界尊重民智，人民主权原则至上，同时藏富启智于民，而专制权力恰恰跟这种大环境是违背的。每年世界众多国家的民众选举投票都在敲打着我国人民的神经心智，都以绝对的生存经验教化着我国的人民。这里没有任何理论、原则、本质、国情或特殊性、传统或西方。历史发展到今天，历史经验即已成为本质，历史的必然性早已跟个体存在的必然性相通。但胡锦涛先生的知识准备里没有这种历史正义和存在正义，没有西方文明主流的吉光片羽，他要看管庞大的中共专制机器，他眼里只有这架机器，这架机器能够运转哪怕金蝉脱壳式的运转才是他的全部价值所在。这才是他理解的历史，专制的历史掩盖了人性和文明的历史。民主潮流的高涨反而激起了他的悲壮感，只有他深刻地体味着驾驭我国社会方向的艰难。国际社会确实只有古巴、朝鲜可以借鉴，但那太为人所不耻了。他统治一个东方大国，面对其子民日益增长的身心成年要求，以及市场社会巨大的复杂性，几乎没有一个现成的路径可走。何况胡先生一生都习惯于简单的权力管制，他习惯于公文、程序，他习惯于万马齐喑、整齐划一、众星捧月。他拒绝跟权力外的复杂性对话，他拒绝跟复杂的人事共处。甚至普京那样民主化初期的威权变种经验，对他而言也是可望不可即的。
五
毫无疑问，政治家们是我们历史的罪人。三十年来，中共政权推出的政治家不可谓不多，自邓小平起，可算上胡耀邦、赵紫阳、乔石、李鹏、江泽民、朱镕基，而今安在？多成了当下政权的禁忌。而胡锦涛、温家宝同样在折辱了我国民的心智、希望和权利，他们很少想到应该尽自己的努力，使我国民像发达国家的公民一样做一个现代的成年人，能够归还、捍卫国民们的说话权（言论出版自由）、交友权（结社集会自由）、走路权（迁居自由）、信仰权（生命信仰自由），他们把我国民众跟中共党员一样看成需要看管的孩子，禁止民众和信徒有自己的想法，禁止他们说话、交友、走路、信仰，他们以为自己是劳苦功高的大家长。政治家们的败落有很多原因，比如他们惯常托辞的人民素质、西方阴谋、知识分子的天真或险恶用心，究其实，是他们像历史上的独夫民贼一样对权力的认知和运用出现了罪错，他们无知于现代权力的核心价值，无知于现代政治的生命至上原则，无知于东方文明现代转型的仁爱复兴。
但是，政治家们的罪责由他们自己承担，由学者、作家、专家组成的现代知识精英却也应该承担自己的一份。西方先导的政治制度和文明成就，为我们的政治家们提供了摹仿的样板，西方文化从来没有成为我国民的无上价值，成为本质性的力量规范政治家和国民的人生正义，政治社会的变迁需要知识分子们给其中博弈的权力、利益提供观念、信仰和思想资源，需要知识分子们提供汉语世界的德性和正义。在这方面，以译语为能事的中国知识对不起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为政治做了注解的汉语思想不配于我们转型历史中的罪苦。中国无思，这是我们现代转型历史的思想现实。
无能提供活的观念，无能对我国社会进行正名、审判，无能提供道统、总体性解释一类的思想模式，无能示范人生正义、社会正义，从而保证我们东方大陆的人间正义和历史正义，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罪行。想想林彪事件、毛泽东被迫与美国建交等历史事件带给国人的冲击，如同上个世纪伟大的反乌托邦作家奥威尔笔下的动物们在专制生存中所受的震憾，它们看到拿破仑等猪们跟人类一起欢宴时所受到的冲击，都是李慎之所说的“非笔墨能写出来的”，为什么非笔墨能写？因为天下任由政客横霸，因为知识分子们的懒惰和怯懦使得汉语世界的言路和思路荒凉得无人行走，他们放弃了汉语思想对历史正义和存在正义的探寻、表达和示范，使得人们欲哭无泪，或者欲悲却闻鬼叫，使得人们欲言无言，或者慷慨却无思绪。直到今天，胡锦涛先生被迫邀请国民党亲民党回大陆带给国民的冲击，带给未来的影响，同样缺乏有力的言语和思想表达。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完全把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交给了政权，他们接受了现行的体制框架，斤斤计较或津津乐道于体制内的成功。
全面地检讨我国现代转型历史中的知识分子作用需要相当的笔墨，何况这种检讨，其极致处，应该是检讨作为知识分子的笔者做过些什么。当我们把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作为思考的对象时，我们已经在尽自己的责任。只是这种努力，其成就有高低，其后果有罪行。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言者可以无罪；但在一个专制时代，言论确实可做帮凶，言论确实有着罪责。谁是历史的罪人？我们这些知识精英就是。
我们的罪行首先表现在我们的沉默上，对相当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我们选择了沉默，我们把自己归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之列，我们跟民众或说百姓、子民们没有了差别。其次我们的表达是有条件的。我们的表达是顾左右言他的。我们回避了最致命的问题，把人的生命看作可以忽略的偶然，而服从于一种想象的历史或现实的必然。比如，我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常骄傲于我国的历史不曾中断，痛心于文明主体力量的衰亡，用他们的话说，历史进程被改了方向，进入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后，中国人不再是从前的中国人了；他们的罪错在于他们是叶公好龙者，他们痴人好梦地无视文明新生之于民族、历史、生命的更新意义。我们的现当代社会，之所以不像个样子，不是因为不遵古，而是因为它对历史进程及叙事的把握出现了问题，它把历史进程及叙事本质化了，它忘了一切属于人本身这一至高文明法则。可以说，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们是有选择的，是势利的，有限的。最后，我们的表达在本质意义是一种表态，一种失去自我个性的“政治正确”的表态，“我说过了，我无罪了”，幻想这样就能逃过历史的审判。
即使我们表现良知或正义感，我们同样是有选择的，因为专制生活里的良知正义之路都是通向政治表达的道路，因为现代性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的自我实现是通过政治完成的。但我们用知识包装了良知、正义，我们用知识作为自己无行无思的借口。
由西方先发国家示范的伟大的现代转型，在我们这里不断地被误读，我们不断地误导国民有关人和存在的意义。仅最近二十年来，就有过文化热、方法热、寻根热、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资本决定论、市场决定论、人文精神论、法治决定论、人力资源论、中产阶级论、公民社会论。被神往的八十年代的启蒙并未能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因为我们很少关心具体的存在，很少关心个体的人的喜怒哀乐。一切都显得是宿命的，是现代化的必然。人的存在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巨大的精神个体，存在的必然性从来没有独立成为一个巨大的道德实体，成为一个巨大的良知正义实体，检验我们社会发展的纷繁现象。语言是存在之家，我们从未能为个体、生命的质感找到家园，从而抗击人间的不义，审判社会的罪恶；汉语至今少有像英语法语等语种一样，为人性、为个人的心智和权利立言立法。具有普遍可传达性的个性写作，具有坚实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关怀的汉语思想，至今少有进入我国民的公共视野。当代汉语少有关怀人、温暖人、保卫人；当代汉语多为政权、资本、知识、稳定、历史规律、成本、经济理性、现实利益等帮忙帮闲。这种汉语世界的卑劣，甚至使得海外的汉语作家们都不免压抑漠视个人，而屈从于所谓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的合理性，以至于黄仁宇那样的历史学家都以为每一政权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唐德刚那样的历史学家都以为我国的现代转型有所谓的时限宿命。
六
到目前为止，当代汉语世界里有关我国民生存现状的界说大概就是中共的“小康社会”、任不寐先生的“灾民论”和笔者本人的“类人孩”和“次法西斯社会”观念了。但中共的话语充满欺瞒，八九一代的贡献过于弱小，远未能激活汉语作家们为人的生活作证。说到底，是汉语作家们，或说知识分子们以他们的苟且工作实证了一个东方大陆处于前现代中的徘徊、无望、暗哑和疯狂。
“在中共治下，一切社会个体只是子民而已，是文明进化阶梯上的类人孩状态而已。只不过，制度、独裁者、党国一类的大家长带着一群子民压迫另一群子民，无论骗子似的类人孩，还是傻子似的类人孩，他们都没有说话权、交友权、走路权等等生命自由，他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共这个大家长严控的，即使李鹏这样的类人孩也没有说话权，朱镕基这样的类人孩也没有交友权，李瑞环这样的类人孩也没有走路权。因此，我的有关中国社会变革的政治哲学，在于政治意义上的全民革命，类人孩们得有一次革命般的成人礼仪式，中国才有可能摆脱流氓无赖国家的专横，成为保障人权的现代公民国家，民族的个体成员才能摆脱类人孩般的苟且、驯服或自大张狂，进身为现代国家公民，才能获得现代意识和文明的成人理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类人孩们尚有向上进取的成人意向，有着天下关怀的理想责任，他们跟真正的孩子（当时的大学生们）联手，写就了一个时代启蒙、追求自由民主的历史篇章。但那种后极权政治短暂的社会空间松动很快终止，中国遇上了非历史的九十年代，对每一社会个体的考验，即考验他们是安于类人孩的现状，争先恐后地迈入小康，暂时做稳奴隶，还是致力于个体的成人般的自救――从心智到权利都争取自己成人的理性，成为九十年代最令人困惑的社会问题。个人生存哲学成为当代中国人的难题。是下海，向钱看，从事第二职业，还是下岗，从头再来；是回炉，海归上岸，考研考公务员，回到体制内，还是执着地坚守青春的梦想；是乡愿、犬儒、做一个口吐真言的世故学者，还是做一个持有自己生命的精神个体。一二九一代为此发现了顾准，并贡献了李慎之；四五一代献出了王小波，寄望于陈子明、徐友渔、秦晖、刘晓波；遭到放逐的八九一代不幸地沉默，虽有任不寐等人感受到历史的道义，仍只能做了时代的看客；未经历史事件命名的七十年代生人，余杰等人有着真正孩子般的纯洁和执着，以检验社会的良知正义的标杆。但是，所有这几代人正向的努力都多少游离于中国社会之外，不能构成一种真正的力量。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在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喧闹中完成了中共都无能解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大部分中国精英（自以为是的类人孩）和大部分中国民众（受瞒骗的类人孩），在这样一个十数年的人生时段里，确立了自身的意义和人生价值，他们甚至为此感受到了某种献身于历史、民族的崇高感和悲壮感。”
“这个后发展中国家的个体生存困境很早为韦伯看到了，他慨叹当时的德国民族是一个没有政治意识的民族，德国人因此成为骗子和傻子们的天堂，这种种类人孩拒绝长大成人，最终的结果不过是使自己的共同体成为丛林世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流氓无赖恶棍，并祸及文明社会。韦伯眼里的政治民族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民族，是每一个体成员都能运用自己头脑意志的民族。韦伯从个体的角度承继了启蒙的伟大精神，他知道现代性的真正含义在于个体的成人品质，即卢梭说的个体通过政治实现自己。离开这一政治关键或说政治前提，任何现代成就都不过是镜花水月。”
“在各文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里，那些取得较大成功的文明国家，最初总是其共同体里有一大批早熟而有责任的孩子，他们被称为先烈，仁人志士，革命家，他们把自己进身成跟大家长一样有力的社会个体，自度度人，自救救他，致力于将同胞和整个社会从一种类人孩状态解放出来。启蒙的真正含义就在于这种政治意义上的成人革命，而非后来人们理解的文化知识上的开智启蒙。因此，前现代社会变革的政治哲学，其最高范畴并非造反、动乱、乱动、改良、改革，而是革命，这种革命是全民的、政治的、社会的，而非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误解的暴力的、阶级的、流血的（马克思们几乎把传统文明里的造反起义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了），这种革命变革的是权力的性质，而非人们误解的权力归属（造反或阶级革命所要的多属此类）。同时，前现代社会的个体生存哲学，其最高范畴并非企业家、文化学者、打入堡垒内部的清官、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而是革命家、流亡者、思想家、仁人志者、专制体制之外的生存者。
在大家长的看管下，有进化意志的类人孩决不曲意阿附，决不做二丑，更不自作多情地把大家长当做乖孩子，大声鼓励、表扬大家长的嘉言惠行，他只会不间断地取批评态度，不间断地监督大家长，以分解、限制、监督大家长的权力，即政治权力；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实践支持了这一文明现象，即所有为民族社会的现代进程做出贡献的类人孩们――后来人们给了他们一个美誉――知识分子，都是对政府持批评立场的。
同样，有进取意志的类人孩决不会接受大家长的分工，决不满足于专业的意义，决不停留在自己先天后天获得的知识或信息的碎片上，在对家务的关怀方面，他要把自身提升到与大家长一样的高度，他当然没有大家长对事情了解的那么全面仔细，但他争取一切机会说话，哪怕开口即错，因为错话并不可怕，有另外的话语参与就可以校正它，关键的是开口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构成逼迫大家长公开透明的力量。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实践支持了这一文明现象，即每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是一个独立的政府。”
七
但我们这些知识精英却把类人孩最恶劣卑琐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给我们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解释的工作中，我们做得最省事最不余遗力的，莫过于孩子般地学舌般作文，代人立言，代圣贤、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立言，邯郸学步，孩童学语，这是我们知识精英的拿手好戏。这些作文的题目可数者，代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立言，代世界知识的控制论综合论博弈论立言，代萨特的存在主义立言，代哈哈哈（哈耶克、哈贝马斯、哈威尔）立言，代新保守主义立言，代福柯、施特劳斯、泰勒立言，等等。中国的类人孩们曾经表演过这种信奉并彼此厮杀的悲喜剧，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江西，国民政府围剿中共时，一度起作用或真正较量的就是双方背后各自的德国顾问。我们当代知识精英的表态说话以及彼此的争执，其实也只是做了他们信从的大人先生的传声筒而已。
“因此，如此繁荣的当代汉语市场，在外人眼里才是一场大悲剧，才是一种深刻的悲剧，一种迟迟不能进入成人世界的悲剧。一如我们以为贵州、战前伊拉克或当代朝鲜的无声，那里仍然有大学、有学者、有研究所、有作家、有诗人，那里仍然有话语的热闹，但我们怜悯它处于前现代状态中的喑哑，我们痛惜它的子民不曾如成人一样说话。而我们当代汉语的悲剧在于，我们哀人而不自哀。”
这些类人孩般的知识精英争相给我国社会引介他们各自以为是的大人高论，由于大人的言行对类人孩国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使得类人孩们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失去了自己不仅作为个性而且作为类的话语、失去了生活的趣味，一切都是摹仿的，都是依附的，势利的，都是学来习得的。当代的知识精英甚至不复有先辈们和传统士大夫们那种社会分层的话语、价值系统，他们完全消失在国家社会的体制中了。他们没有了清议，没有了独立于主流体制外的价值认定，没有知书识礼者的风雅书卷的话语。现代成人最关键的心智品性，理性，是这些类人孩们最难得的生活态度，最稀缺的人生资源。
类人孩般的知识精英把伟大的现代转型看成了一个项目，一个需要长达二百年短也不可能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的项目，因此自己的任何苟且或惰懒都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的。这正是《动物庄园》里的普遍心理：“既然它迟早要发生，我还努啥力呢。”但这种心理又是他们不愿正视而竭力回避的，因为他们最善于给自己找到一种群体意义，他们的存在于群体于天下苍生的安稳和平生活大有焉益，他们在给群众的生活寻找一种理由。昨天他们还在论证“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今天他们夸饰市场经济的黄金遍地般的机会，他们说，在市场经济里不会游泳的人活该淹死。当下的成功因此成了这些知识精英们最为势利的人生内容。他们要站在社会成功名者一边，当社会成功名者在他们的包装下简化为房子车子孩子票子一类时，除了在众人面前在公开场合谈论他们是有知识的有关怀的外，知识精英私下的聚会无不展示他们的平常心情，他们也是人哪，自由主义的经验主张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丛林世界的个人成功原则，他们追求的正是个人的当世成功。
社会的运行发展因此成了政府、政权、政策、体制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跑马场。知识精英们的专家治理努力（由其衍生有论证会、生态政治）或良知正义努力（由其衍生有维权、签名）从来没有成为有效的校正力量。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在于，类人孩般的知识精英们受大人的唆使，把现代转型项目化后，社会的变迁成为冷冰冰的宿命，个体生存其间有着撞大运的偶然，或必然地承受变迁的苦难甚至死亡代价；现代转型在他们的论证下成为利益博弈厮杀的战场，遵循着类型、种族、阶层、集团分裂对立冲突支配性的普遍模式，个体或个性是无足道的。文明历史的核心价值：仁爱，很少成为一种活跃的话语力量或生存模式引导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更不用说，由仁爱生发的共和、民主、同情、公正、天下四海一家、生生大德、人是目的，成为我们汉语思想里活的观念，去预兆并参与我国的当代任务：我国的统一和我国的现代化。
八
当代汉语知识经常检讨着民粹的罪恶、下层的劣质、造反的灾难，却很少检讨精英上层们的短视、自私、怯懦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国精英们的生存之路，多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演化，他们年轻时信奉合理的才存在，等他们逐渐挤入专制者位置时，他们确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些得势的类人孩们甚至自觉成熟起来了，他们无视人间的不义，轻视他人，对罪恶和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至多把那些现象当作合理的结果或别人幼稚的代价。当所谓的幼稚、不成熟挡住了他们的专制者享受之路时，他们就会不吝不惮以大家长的残暴嘴脸和血腥手段无情镇压。
用古代汉语的表述，我国的精英上层“不配国器”，他们所谓的成功是猪圈般的物性欢宴。用论述正义的罗尔斯的话，我们可能不得不“杀死它”。
由于最为关键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们的罪错，导致了今天我国次法西斯社会的稳定状态。这个表面的稳定里面有着无数的阴谋、罪行、苦难、眼泪、反动，更为荒唐的，这个表面的稳定，十数亿类人孩组成的共同体有着变易无已的时空感受。这应了汉语里“六月天孩儿脸”的说法儿，因为缺乏生命的核心价值及其人格形式，我国国民始终处于穷于准备生活或富于轻贱生命的类人孩状态，民众跟社会一样处于时潮的变迁之中。人们既不能停留下来执着地纠缠于生命事件，又不能公正地一以贯之地对待所有的生命事件。孙志刚事件、郑恩宠事件、黄静事件、李思怡事件、宝马事件、程益中事件、怒江大坝事件、佘祥林事件、圆明园事件，每一种事件都足以改变我们社会的生命意识或生命制度关系。文明社会的历史早已如此示范过，即每一重大的生命事件都足以给人们的生活世界以保证，但我们多一哄而上地热闹一时，即过眼云烟般放过了。
仁爱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形式，它跟良知正义一样只是我们人生程序的启动手段；自卑、轻贱、怨恨成为我们的心病，甚至成了我们去维权、环保、志愿的理由。民族主义分子、自由主义信徒、新左派、儒家学说的遗老遗少、中共的党棍们，彼此是如此地充满了怨恨、轻蔑、自我作贱、自大如戏。爱心最多是一种道德说教，而非社会至上的价值尊崇。对异端、弱小的个人、不入时流或主流的孤苦者、特立独行者、野狐禅者、怪诞者，我们从未有给予同情的包容，更不用说给予尊重，坚强的后盾；我们都做了凶手，最多是不沾血的看客。当孩子们和类人孩纷纷上街游行反日时，另一群类人孩嘲笑他们不反中共活该被打了巴掌，他们以自居正确的姿态嘲笑游行孩子们的心智，这是怎样的次法西斯社会。不能宽容，不能公开表达，是我们文明的病症，它使得我们至今在现代性的门槛外徘徊。
我相信，如同耶稣、孔子一样，我国的民众一定是对所有的统治者、所有官吏、贵族、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名流贤达，不抱希望了，才汇聚他们“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成为一种信仰的团契，他们或者成为法轮功信徒，或者成为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的信徒。
我相信，这些失怙的类人孩、这些信众一定在彼此的约定中重温并发展了兄弟姊妹的伦理生活，这些无爱的类人孩在团契里找到了温暖、力量和爱，因名因信称义，找到人生的公义和价值。
九
我相信，在祛魅化之后的宋明时代，社会败落得不像样子，王阳明对着竹子之类的东东格物时，一定是对所有的大人先生们、所有的儒生道士和尚们绝望了，才回到内心，求助于人的良知良能，他像伟大的康德或老托尔斯泰一样寻求人的自我规定，一种重于也胜过历史现象或所谓现实合理性的存在的必然性。王阳明要求的是每一个人自我成长的力量，即一种历史正义的力量，但这种义经常会被庸众、犬儒和政客们合谋毁灭。虽然历史会死而复生地实施自己的报复，就像彼拉多在处死耶稣时叹息的：流这义人的血，罪责由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承担！
无思的类人孩经常问我，你把我国现实看得如此悲观，但我国仍在发展繁荣，这说得过去吗？我拒绝回答这类问题。一方面是荒淫无耻，一方面是庄严的献身。青春期怀抱理想的类人孩和中年期虚无做戏的类人孩，被侮辱剥夺的类人孩和作威作福的类人孩。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的社会。我从未忽视社会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跟个人以外的其他事物一样，无权作践个人的心智，无权剥夺个人的权利。我们生活的意义在于如何保证每一个人都有生活的机会和自由。一粒种子在我国民心中，发芽长大的不应该是项目生意，而是当世之爱。我们这些无视历史正义的类人孩却耗尽了爱的热血。但愿历史的审判不要过重！
由于我国的时空规模巨大，类人孩们多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因此满足于自己在有限时空中的所得，而少有同情、进化到成人世界的合理性中，他们多会嘲笑成人的理想、理性，他们从未把一生的精力运用于一个简单的计划，做一个成年公民的计划。他们不认为自己在猪圈里没有权利和活动空间，他们所有的努力不过是用文化、作文、知识、权力、金钱、体制把自己包装起来。那些有关生命、文明、历史的理想和理性表达，在他们看来，若存若亡，他们听后或者“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就像他们嘲笑展翅九万里的昆鹏一样，他们不愿飞上历史和生命的天空，“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他们理解不了现代成年人的欢乐和大爱，他们理解不了天空和大地。“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2005年5月9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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