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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是反革命。革命为什么不好，反革命为什么好；中国的民主化为什么应当走渐进民主、而不是激进民主的道路——这就是本文集的主题。此处所说的“革命”，不同于仅仅更换政府或诛杀暴君，是指运用暴力手段，对原有的社会制度作全面、彻底、急剧的变革。
近百年来，“革命”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的宗教，因此，公然宣扬反革命势必会冒犯不计其数的革命崇拜狂，但我深信，中年以下的、还不太老的人（他们受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较少），有健全常识的人（他们不那么狂热），普普通通的、把日常生活中平平淡淡的幸福当作人生目标的凡夫俗子们（他们没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等等，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迟早都会站在我这一边。
很不幸，至少自戊戌维新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就不是由占人口大多数的寻常百姓、凡夫俗子的代表在主导着，相反，是由一些心向极为高远、脾性十分急躁，而必要的知识和实际经验却甚少的烈士们、革命志士们，在规定着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革命必定就是人民利益之所在，因此根本无须征得人民的同意； 并且，既然自我牺牲是高尚的，强迫别人牺牲也就同样高尚。照革命党人极端主义的激进逻辑，永远是局面太坏，不革命不行；但革命总是不如人愿——革命吞食一切、包括革命的儿女们，革命与专制从来都是双生子；于是局面愈坏；这就愈是证明需要更彻底的革命；……于是局面不坏到极点（有极点吗？），革命便不会停止。就算到达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极点”，毛泽东不死，“不断革命”也一定要死撑下去。幸亏人是会死的，否则“人”这个物种大概老早就整体灭绝了。
革命热狂分子以英勇无畏为最高价值，信奉“目标的神圣就是一切，代价是算不了什么的”；他们不懂得，世间有许多界限是人类绝对不可以逾越的——尽管我们不容易确定这界限究竟在哪里。没有什么能比“无所畏惧” 更可畏惧的了（毛泽东有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致命的自负真正是致命的（“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一部著作的题目）。
不喜欢革命、希望“告别革命”是一回事，能不能告别得了、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是另一回事。世上最容易做的事情之一是挑毛病。初生的婴儿都知道有太多的事情不如意，“哭”就是他们表达批评意见的方式。真正的智慧，是找出更好的、可行的替代方案。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批评：第一出于善意，第二能拿出替代方案。
主张凡事总有替代方案，这就等于说，历史允许假设，历史就是我们从多种备选方案中所作的那些选择，历史不是由什么客观必然规律规定好的一条单行线。这其间的道理实在至为浅显易明：今早我没有吃早饭，但没有任何理由说，我原本就决不可能吃上几口。大量类似“历史不允许假设”这样的毫无根据的武断结论被我们不假思索地一说再说，表明我们中国人的脑子已经被成堆成堆的垃圾阻塞着；我们从刚刚懂事起，就被党所操纵的千百只手无止无休地往我们的大脑里填塞这些东西，我们对它们太习惯、太熟悉了，以至于已经完全和它们融为了一体，从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不妥；别人要是想帮我们往外掏一掏这些垃圾，我们还要暴跳如雷。“历史不允许假设”不管源出何处，除了说它是垃圾之外，简直就没有别的话好说。读者明鉴，本书中有大量假设；干脆说吧：科学就是由或者检验过、或者待检验的假设所构成。至于说我的假设能不能经受住检验，让我们拭目以待。
有趣的是，“革命”原本是世间最冒险的事业，所以，“反革命”应当正是最不喜欢冒险的、居人口大多数的庸夫俗子们所过的那种安分守己的生活，然而在我们这里，反革命却成了最危险的、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尝试的英雄事业。中国的刑法当中，“反革命罪”不久之前才被取消——准确说不是取消，是改写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这里的“国家”，是指中国共产党不容置疑的领导，其中包括彻底“领导”你的思想观点。照理说，不管怎样解释，政治革命都包含“推翻现政权”之义，“推翻”和“打倒”一样，都是指运用暴力，那么，“反革命”自然就是指“反对运用暴力推翻现政权”，而一个正在执政的党，竟会把“反革命”即反对暴力推翻自己的人治罪，这个“革命悖论”之谜如何解释，恐怕只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崇拜”、“革命万能”的意识形态教条当中去寻找答案。
我不仅反对针对某一特定政权的革命，我还反对几乎一切政治和社会革命，唯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例外，因为它们根本不是革命。“天鹅绒革命”我也赞成，也因为那根本算不上革命。照我看，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的革命，以及，现在一些激进派主张推翻中共统治的革命，……所有这些暴力革命，都不外是尚处于野蛮状态的人类政治上无能的确切症候（恕我不恭！）——我要立刻补上一句：是指革命的一方，和被革命的一方，双方的无能,尤其是被革命的一方。孤掌难鸣，向来如此。再补上第二句可能更要紧：我根本不是想说我自己有能。做菜和吃菜不是一回事，不会做菜的人也能知道菜好吃还是不好吃。还有一句话引在这里也顶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水要是早就被搅混了，谁掉进去都会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总是事后聪明，而且总是一错再错之后才能有一点点聪明。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研究学问，一定要学习科学理论、包括政治学理论的原因所在，因为不管失败或成功多少次，个人经验根本不能让我们在“革命好还是不革命好”这一类问题上真正聪明起来。要是没有科学家发明化肥，哪个老农能从自己的成功失败当中知道化肥这回事吗？自由民主虽然不是化肥，但需要学习理论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本书里收的都是些短文章，原来是打算放在我正在写的《渐进民主论——极端主义批判》一书后边的（顺便提一句：在华语圈内，“渐进民主”为我所首倡），但我现在改主意了。单出一本也许更好。当今之世，有几个人耐烦读一部大厚书啊，更别说还是关于民主的。我的希望是，不论专家或非专家，各色人等都能对这本文集感兴趣、有耐心读下去。尽管这种讨好一切人的念头通常都不得好报，但怀抱希望总归永远是件美好的事。
收在这里的63篇文章（连同附录）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的“反革命历史”，包括我的成长史。读者不难从中看出，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被母亲教导“千万别搞政治”，一心只想进北大清华、当科学家的无用书生，是怎样一步步被逼上今天这条“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部分是因缘凑合，部分是自找倒霉——只要不去自找倒霉，我老早就“飞黄腾达”了——但说到底，是由于对极权专制制度的极度厌恶。表面上看，和大多数中国人相比，我和我的家庭也许算不上苦难最深重，但极权制度下精神上的苦闷压抑、文化上的贫乏低劣，对我来说却是最难以忍受的。没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以及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不是那么看重的人，可能很难理解我为什么总是说，毛主义是知识分子以及知识、文化和文明的天敌，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暗无天日、黑暗到“伸手不见五指”程度的时代。那是一个你连做梦都不敢做错了的时代！事有凑巧，最近读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其中作者谈到该书写作的缘起，开头的一段如下：
“1967年残冬一个刮风的夜晚，有人敲响我家的门板。……这敲门声音极轻极轻，原来是一个好朋友，……他刚刚被放出牛棚。在半年来的牛棚生涯中，由于平时挚爱的几个弟子知道他有梦话的习惯，天天夜里轮流坐在他身边，等着他睡着一说梦话就记录下来，转天逼问他这些含糊不清的‘黑话’的含义。为此,他从不敢睡觉,到害怕睡觉,再到奇迹般地失去了睡觉的功能。他的身体和精神就整个垮了下来！”
哪怕是做梦做错了——我的意思是，哪怕你脑子里有一丝一毫和“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不一致（更别说是不同意了！）的想法，做梦说梦话让别人——可能就是你的妻子或丈夫、父母或子女——听见，被她或他检举揭发（检举揭发是每个中国人无可逃避的义务），你就可能遭逢入狱、消失或杀身之祸！这就是那个人民群众一个个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每个人都在拼命努力“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这就是那个毛泽东为之奋斗一生，其间有多达六千万中国人为之付出生命，无数中国共产党人至今无愧无悔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这一切恰恰是革命的内在逻辑必定要导致的结果。我对整个这一套深恶痛绝，只要一想到、一说起，就有一股恶气直冲上头顶，好象要把我的全身都爆裂开来一样。我的全部价值观、人生理想、思想观念、情趣爱好，我的全部天性和良知，都和这些东西格格不入，如冰与炭，绝不相容。我之余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万恶的极权制度，连同它的全部“主义”，牢牢地、永不松动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拄上！我的脉管里流的是和毛泽东一样的纯粹湖南人的热血，但我要做的事却与毛泽东恰好相反！
你一定从中嗅出了深仇大恨的气息。你错了！我对共产党，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悲悯。通往地狱之路，往往由善良愿望铺成；人世间最大规模的惨祸，经常由那些过分急切的理想主义者酿就。共产党人决不是坏人，甚至可以说，共产党曾经延揽到的高尚志士，可能多于其他任何一个群体，然而，整体而言，二十世纪人类遭受的最大灾难，正是由他们一手造成。这又是一个悖论，“共产党人悖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什么迷惑了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谜底首先要从共产党人热狂信仰的乌托邦理想里边寻找。我们从中应该得出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你自以为再好的东西，也绝对不可以强制别人接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不够，还要“己所欲者，勿强施于人”。理想、奉献、牺牲再高尚，也不可以据以剥夺他人选择 “不高尚”的自由。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还是自由——此处的自由，是指“（尽可能宽松的）法律和道德约束下个人可自由支配的私域”，“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任何人不得侵夺的、由法治与宪政所保障的诸基本自由权项”，以及，“把来自他人、包括多数人、尤其是政府的强制缩减到最低限度”——这是我们中国人首先要争到手、须臾不可放松的、头等重要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才谈得到民主，才谈得到良治、稳固的自由民主，而不是恶质化的、自毁性的民粹民主。
感谢罗点点（罗裕平）允许我把她的《点点记忆》当中有关我的几页收进本书这一部分。
本书第二部分，是我的“反革命宣传煽动”，也就是我的“渐进民主论”。最初，我是在对“六.四”惨败的沉痛反思之中，摸索出了一个“六分法模型”，后来才发现，这个模型出奇地好用，作为研究中国政治的分析和预测工具，比我所知的其它一切工具都好用，于是我就大用特用起来。对理论不感兴趣的读者，略去这一部分也无伤大局。
第三部分是“反革命”时评，杂七杂八、参差不齐，大多是有感而发，或应邀而作、命题作文。
第四部分，是为“反动刊物”《北京之春》写的十七篇“读书报告”——关于自由民主的书评和读书心得。所选都是国内出版的中文书籍，有心的读者都不难买到。
由于各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地点、目的和对象有别，而主题又都大体相同，所以难免有不少重复之处，还请读者鉴谅！好在“真理重复千遍就成为常识”，好处多多，也就随它去了。为保持文章原貌，除个别字句和笔误之外，都未加改动。
我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从父母、师长、兄弟姊妹到许许多多的朋友们。他们虽然未必完全赞成我的见解和行为，但都大度包容了我，随时给我规劝、鼓励和帮助，使我在人生道路上从未缺少过人情的温暖，这真是我的莫大幸运。我不可能一一致谢，况且，以我现在的处境，也不宜公开提及他们的名字，但以下几位是我不能不特别提及的：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于光远先生。如果不是他惜才力保，我既不可能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为研究生，也不可能从那里顺利毕业。去年元宵节我和师弟一起去拜望他时，他说现在他认为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这让我既高兴，又有点吃惊，因为这种亲自由主义的思想在老共产党人当中是不多见的，尤其以他在党内“理论权威”的地位。但想想又觉得毫不奇怪，毕竟于先生是三十年代老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据说，他的导师周培源还把他的毕业论文给爱因斯坦看过，可以想见，自由主义的种籽是一直深埋在于先生心中的。同时，我又十分抱歉，我写的这些东西是绝对不敢拿给老师看的——我拿不准他究竟能不能真正理解我。但我拿得准，我对马克思主义极为负面的评价，他多半不会同意。
费孝通先生也是我不能不提及的。我生平憾事之一是，就要报考费先生的博士生时，我却辞职离开了北大，但我在他身边的短短一两年却让我受益良多。特别要提到的是，“六·四”事件之后一年，我获释出狱，不意间遇见费宗惠大姐（费先生的女公子）和她的女儿——那时她们一家还住在我家隔壁，政府多少次以“安全”为由动员费先生搬家，搬进给大官们（费先生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专门盖的深宅大院，费先生坚辞不去，他告诉我：“住在这儿蛮好，又没有人会来害我！”——她们热情招呼我，责怪我为什么不去看老先生。我说担心连累他们。两位女士大不以为然，说“那算什么呀，有什么了不起！”立刻让我上楼去见费先生。先生没有提“六·四”，只是非常关心我的身体、生活和工作；临别时，还一定要我拿上两瓶保健饮料。后来我听师弟说，在我被关押期间，他陪费老回家乡，当地政府的接待室里挂着他的一些大照片，其中也有我。当地官员问他要不要拿下来？他说：为什么？这不是挺好吗？不要拿掉！师弟还说，开枪之后几天，统战部专门派人来逼他表态支持政府，他不肯，僵持许久，最后还是不得不妥协了。很多人会责怪他，但我不会。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一句：费先生当面告诉我，外间传说是他把刘宾雁几位先生要开纪念反右三十周年座谈会的事密报政府的，他很激动地说：“这种有损人格的事，我绝对不会做！”
以上两位都是大官（于先生当过中央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在位时我不便多说什么，否则有阿谀奉承之嫌。现在二位先生都已退休，我可以说了，不再担心“瓜田李下”。
我还一定要感谢哈佛大学教授Merl Goldman，Andrew Walder,哈佛东亚系图书馆的Nancy Hearst女士，和Asia Whach的Robin Munro先生；是她\他们在我作访问学者的一年期间以及回国后给了我许多帮助，否则我很可能不会有种负债在身的感觉，迫使我写下这些有关中国民主化道路的长短篇。
我的表弟罗安邦、弟媳扬丽静待我胜过亲兄弟，他\她们虽然不希望我因为搞民主而弄得自己处境狼狈，但他们无可奈何，不得不对我有求必应！
1989年6月4日凌晨，安邦在打到我家里的越洋电话中痛哭失声，他以为我必死无疑（事实上也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当时外电中报道，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推土机正在推死尸。我被捕后，他四处讬人，花了许多钱试图营救我，他哪知道我好吃好喝在招待所里正被“招待”着？——当然，我自己更是万没想到；外界盛传我因为放狗咬那些来抓我的警察，还因为“态度不老实”，腿都被打断了，等等。我欠安邦、丽静的真是太多了。
还有美籍华人崔世平先生；是他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以“顾问费”的名目资助我的生活，让我衣食无忧，否则，生计的压力很可能使我无暇读书写作。崔先生并不乐意我涉足政治，他只希望赞助我发起的“烛光工程”，但是很抱歉，我没有完全遵照他的意思去做。
我要特别感谢所有当年因为参与“六·四”自由民主运动而受难、遭迫害的学生们和各界人士，以及所有同情过、支持过这一运动的朋友们。因为，这本书，和我以后的一切作品，都首先是为他们写的。没有他们对我的精神支撑，我也有可能早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知道，今日之中国是一个多么销磨人们理想和斗志的花花世界啊！我们毕竟都不过是凡俗之人，差别只在于属灵的、高贵的部分之多少而已。
我美丽贤惠的妻子赵燕英给了我无尽的关爱与宽容，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于万一。
是为序。
2003年12月10日
于北京北郊寓所
《我是反革命》目录
序
（ 一 ）
1、 当年最好的朋友
2、 自杀——一个案例研究
3、 致陶斯亮
《附录一》 罗点点：天安门广场的最后故事
4、 周舵、侯德健、高新致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
5、 周舵、刘晓波、闵琦致全国人大代表的呼吁书和声明
6、 呼吁释放杨建利
7、 我们没有敌人——纪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
8、 让我们一起拨亮烛光——“烛光工程”筹备记
《附录二》 和张艺谋一起拨亮烛光——来自“烛光工程”的报告
《附录三》 本书作者履历
（ 二 ）
9、 渐进民主倡议书
10、 达成自由民主的共识
11、 促成中派的联盟
12、 要渐进民主，不要极端主义
13、 再论历史规律
（ 三 ）
14、 评一种雄心万丈的危险生涯——与王若望先生商榷
15、 政治行为中的责任伦理
16、 为宗教一辩
17、 “党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18、 答傅春雨先生
19、 自杀、审美与精神健康
20、 一只发了疯的钟摆——一评话剧《切.格瓦拉》
21、 无知就是力量——二评话剧《切.格瓦拉》
22、 灾难性的理想主义——三评话剧《切.格瓦拉》
23、 两种格瓦拉——四评话剧《切.格瓦拉》
24、 美国民主出了什么毛病？
25、 民进党重病在身
26、 台湾祸源李登辉
27、 反内战、反专制、反台独
28、 进言台湾民进党
29、 建言
30、 我为什么支持申奥？
31、 关注人权，支持申奥
32、 这个悲惨世界需要伟大理想
33、 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伊拉克之战意味着什么？
34、 理想的阵地必须坚守
35、 凯文的理想——美国电影《凯文的故事》观后
36、 专门家的外行话——浅评张五常先生的“民主”论说
37、 自由主义不能承受之重——与吴国光商榷
38、 自由民主的文明基础
39、 致朱学勤
40、 致萧功秦
41、 胡温新政VS.江李旧制
42、 再谈胡温新政
（ 四 ）
43、 自由优先，民主居次——读书报告之一
44、 哈耶克、罗尔斯如是说——读书报告之二
45、 罗尔斯与自由、平等、博爱——读书报告之三
46、 西方文明例外论——读书报告之四
47、 人权、宪政及其它——读书报告之五
48、 马克思主义与伪科学——读书报告之六
49、 贵族、痞子、暴发户——读书报告之七
50、 开放社会的头号敌人——读书报告之八
51、 共和非民主——读书报告之九
52、 民主的公民素质条件——读书报告之十
53、 历史没有必然规律和目的——读书报告之十一
54、 社会主义万岁——读书报告之十二
55、 终结泛道德主义——读书报告之十三
56、 拒绝自我孤立的自由民主——读书报告之十四
57、 “血酬”非定律——读书报告之十五
58、 真相与和解——读书报告之十六
59、 作为爬行动物的人——读书报告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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