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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书
杜小真
杜小真，1946年生，福建人。现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我小时候读的第一本“字书”，是《普希金童话诗》。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是一年级的小学生，我已经不记得书是从哪里得到的，但那本书的模样，里面的故事，我至今不忘。特别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善良的渔夫和贪心的老太婆，那聪明可爱的金鱼，成为了我幼年的第一启蒙。不要总想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总欲望别人有、你没有的东西。这看似简单的真理，在生活中却并不那么容易被理解。
小时候还经常读的一本书是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我在前几年曾写过一篇小文《难忘的稻草人》，讲到这本书给我的启迪和教益。至今我还会常常想起那个为帮助别人而屡屡遭罪的邮递员，他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形象。可惜，这本书在“文革”中和许多其他“坏书”一起被装进麻袋抄走，再也没有找回。前几年，偶然看到《家庭》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又让我想到了《稻草人》。文章是叶圣陶先生之孙叶大奎写的，文中写了叶圣陶先生对子女、孙辈的言传身教，也写了他自己在动乱的时代的坎坷经历。读后唏嘘不已。
“文化革命”结束了我在中学时代形成的“幼稚”。我从法国被召回来“参加革命”，由于家庭和自己的原因，很快就从“阻碍革命者”变成为“逍遥派”。不久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到北京外语学院，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真正的“秘密阅读”。我有一个初中时的好友在外院读留学生预备班，是学习阿拉伯语的。她经常找我聊天，有时发发牢骚。也是凑巧，她最早借给我的是梅里美的两本书，一本是《〈嘉尔曼〉和〈高龙巴〉》，还有一本是《查理九世时代轶事》（其实她也是借来的）。我清楚地记得她兴奋地对我说“太好了，看了还想看，说不出的好”。我看后的激动与感慨有过之。几年之后，我在外文书店的仓库中买到十多部法文原文名著，其中有一部前苏联出版的梅里美小说选，我想，我对法文、法国文化思想的真正热爱，应该说是由此开始。我常常对自己说，能够读梅里美法文原著，真是我这辈子的造化，此生堪称足矣。梅里美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几乎每一篇都是精品。那曲折动人的情节，散发异国情调的韵味，“多重美丽”的女性形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世俗风情，还有那由于人性和时代冲突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复杂结局，和他考究而洗练的文笔完美结合，真是有难以言说的无穷魅力。前面说的那位学阿拉伯语的好友，她的男朋友是外院对马路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生，因为军队派系斗争，被当作反革命拘禁。她从始至终“立场坚定”，铁心等他。我还记得，她怕看守认得她，就让我假装找她男朋友的“战友”，把一包当时非常希奇的樱桃辗转送到男朋友那里。我多次为自己的“勇敢”自豪（那个时候我还做过不少同样的事情），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和这位好友都在大学教书，时而会有联系，我发现虽然在流逝的岁月中我们历经命运的变动起落，但我们内心的许多东西可能会保留到生命的最后。我坚持认为，这多半因为我们都读过梅里美。可能我的朋友会忘记樱桃的故事，但我相信她一定不会忘记嘉尔曼，不会忘记高龙巴，还有马铁奥、伊尔的美神……
梅里美作品的魅力，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译本。“文革”期间读的大概是傅雷先生的译本，文字优美而又传神。后来自己读了法文本，还常常会欣赏一下中译本，也是享受。近些年来，开始有了重译本。七年前，有幸获得我先生的老师张冠尧先生惠赠《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全集》中译本，也是非常喜爱，觉得另有韵味，有很多独到的译法。比如把《双重误会》译作《阴差阳错》，确有文字背后的深切感受。张冠尧先生是北大“才子”，中法文皆极佳。而且人品、风度被很多后学奉为“经典楷模”。可惜张冠尧先生仙逝已两年有余，他的匆匆离去，让很多人一想起来就会落泪。但每次想到梅里美，看到他的赠书及其签字，又感到他和梅里美其实还留在人世间，心里又会有些许安慰。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我经常阅读的还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九三年》、《悲惨世界》、《笑面人》、《巴黎圣母院》等，每一本我都读过多次。尤其是处在那个“革命年代”，读到雨果对“革命”和历史事件场景的描述，读到他对历史命运和人的命运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展现，读到那些脱离通常意义“善恶”的人物的命运，心里常常会涌出难以名状的感触和情绪。我当年以及后来直至今天对外界人和事所持的态度，其实都是这种感触和情绪的结果。我特别喜欢雨果小说中的“旁白”议论。我在里面更多读到的是对历史、人物及其复杂情感的深刻剖析。近些年来，我常常会为自己至今仍然喜爱雨果而“难为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他的作品有些过时，也有些读者受不了他冗长的议论。而我改变不了自己心中对雨果的热爱，虽然我也知道我确实有些“幼稚”，就像我喜欢古典音乐，也喜欢邓丽君的歌。也常常为之“难为情”。但我却不能否认我心中的喜爱。我想，喜欢什么书或什么歌，往往是和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读和听有关系的。记得去年夏天到伊斯坦布尔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世界哲学会前主席戈谢请吃饭，两位法国哲学家费拉里和布尔热瓦也在座。谈到高兴处，费拉里教授问起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最后问席间每位最喜欢的19世纪法国作家是谁。真是凑巧，记得当时绝大多数在场者，不论是法国人、中国人都选择了雨果。最后，布尔热瓦教授提议为我们共同的雨果干杯。当时我很为世界上不止我一个“幼稚”的雨果读者而感到激动。
还有一本应该提到的书是张芝联先生翻译的莫里亚克的《戴高乐将军之死》。那是在“文革”后期内部发行的一本薄书。那时候，我不知从头到尾读了多少遍，甚至有的句子和段落都能背下来。这部记叙戴高乐最后年月的传记，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感人至深。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作者对这位伟大政坛人物，杰出的国家英雄戴高乐的晚年内心世界的揭示。书是从戴高乐离开政坛开始的，他回到了洛林的柯龙贝－双教堂村，回到他早逝的爱女安娜身旁，他和他的夫人也将在这里走完人生，永远与女儿相伴。1980底我在法国访问时，曾有法国朋友陪我去柯龙贝－双教堂村，参观了戴高乐故居（已经交赠国家）和墓地。戴高乐在此安眠已有十年。朴素的房舍，简单的墓碑，都让我想起书中的描述。记得我当时很想拍一张墓地照，刚拿起相机，就有人前来阻止，这是戴高乐家人的意思，这也符合戴高乐生前一贯的处事原则。如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已经临近戴高乐先生晚年所说的“脑子里的死者比生者多”的人生阶段，我还经常会翻翻这本《戴高乐将军之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本书中的戴高乐最让我感动，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他与安娜，与家人以及朋友的深厚亲情和友情，重亲情、友情的伟人才是真正的伟人。
崔卫平
与很多朋友不一样，我小时候懵懵懂懂，老师上课听不懂。按照小学毕业时我在班上成绩的排名，大学是很难考上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放了我一马。在哥哥姐姐从外面找回来的杂七杂八的书当中，我最偏爱的是一套1958年的《民间文学》月刊，12个月共12本，一本不多一本不少。其中有飞禽走兽、奇花异木，有鸡鸣狗叫、河边院落，男人在山上砍柴，在田里播种，女人在家门口晾晒衣服，对着河水梳理她们漂亮的长发。会唱山歌的穷人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就把财主老爷气死了。姑娘和小伙子们一个比一个还要聪明灵秀，身手矫健。
这样的故事使得一个孩子觉得周围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及至后来在女儿的启蒙问题上，我坚持民间故事为主，《格林童话》是她的识字课本。19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意大利童话》、《德国童话》、《北欧童话》、《非洲童话》、《亚洲童话》等，与幼小的女儿一道，我把这些全都看了。称之为“童话”其实有所不当，因为需要把由一个民族经久耐磨的那些传说，与文人创作的道德故事区别开来。这些阅读经验使得我对于捷克人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王小波的小说以及新近出版的那位波兰怪人贡布罗维奇的小说《费尔迪杜凯》，都报以热烈欢迎的态度。
少年时期读过的影响久远的一本小书是《嘉尔曼》，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本，封面带细小的褐色花边的那种。很长时间内，我并不知道梅里美的《嘉尔曼》与歌剧《卡门》之间的联系，记忆中的《嘉尔曼》仿佛是一个为我独享的特殊故事，是我精神的秘密出生地。“非典”那年我把这篇小说重新看了一遍，才发现与自己的印象大不相符。我记忆久远的嘉尔曼是一个身着红衣的娇小女孩，她与强盗在一起是因为她与正义在一起，路遇不平时她第一个拔剑相助，横刀立马，飞墙走壁，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谁也无法阻拦她。至于她的背叛、她在爱情上的经历，我竟没有半点印象。很可能，“嘉尔曼”这个形象与我看过的别的什么东西混淆起来了。比如1960年代有一出歌剧叫做《红灯照》，其中的演员都是身着红衣、头戴红巾的，那是一个关于义和团女战士的故事。我暗自觉得，嘉尔曼这个女孩，照亮了我的前生前世。
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形而上学时期。年轻的生命丰沛饱满，所见到的世界也是那么晶莹完整，充满含义。对于阅读来说，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在需要的时候，就有适当的东西出现。1970年代初上海有一本杂志叫做《学习与批判》，有一期竟然全文登载了当时在美国走红的一位飞行员的小说《海鸥乔纳森》，讲的是一只海鸥放弃仅仅是寻找食物的活动，一心一意追求尽善尽美的飞行，不顾同胞的奚落嘲笑。这篇原本是用来大批判的材料，成了我如饥似渴的吸收对象。此时的生命正好需要那样一个高度，需要冲破所有的云层，来到一个纤尘不染的高空，追求圆满无缺。我得承认形而上的倾向是我生命的底色之一，很长时间之内，柏拉图、济慈、雪莱、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始终盘旋在我的头顶上方。柏拉图关于灵魂的马车在天上观看美丽景致的巡游，我觉得那是最动人的诗篇。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本小说，黑塞的《纳尔奇斯和哥尔德蒙》，其中写两个少年，一个是感性的、艺术的，另一个是理性的、形而上的，那是灵魂飘香的季节才能得到的高贵馈赠。
1980年代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方现代派。也许可以说，对于战后不久出生的我这一代人来说，精神历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事情，就是接触并参与到现代主义的经验中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开始陆续推出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给了人们很好的窗口。最早读到艾略特、叶芝、庞德都是在这个版本中。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包括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都在其中。我尤其应该感谢中国社科院陈琨先生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这本书提供了如何理解西方现代派最早、最全面和最严肃的立场。与此有关的另一本书是台湾陈鼓应教授领衔翻译的《存在主义》一书(商务印书馆1987)，通过它我才读到了克尔凯郭尔的一些片段，印象至为深刻。同时我在电影学院观看比如伯格曼、法斯宾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感性上觉得比较趋近。现代主义的经验对于一个人经久不散的影响在于：此后对于任何将经验打磨得十分光滑、因为光滑而变得廉价的作品，变得极为敏感和反感，这足以奠定一个人终生的审美倾向。
1988年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应该有浓浓的一笔：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到这时候才读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并认真写了文章。读陀氏的这本小说对于我是一个换血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论掌握了怎样的时代最强音，他都没有一点比他的其他人类同胞优越的理由，他不应违背最基本的人类良知；比较起种种不同的救世方案、高谈阔论，俄罗斯大地上的积雪、那些泥泞的道路，风雪的夜晚死在街头的人们更为值得关注。接着我又读了《卡拉玛佐夫兄弟》、《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成功地帮助我完成从一个高音区降到一个低音区的转变。同样参与这种转变的(它的另一条平行线即“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还有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相信1988年底之前读完这部小说的人，在不久之后的社会动荡中，多少都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1989年之后我读了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一系列著作———《秩序感》、《图像与眼睛》、《理想与偶像》、《艺术发展史》、《艺术与人文科学》，这批书与我此前接触得比较多的德国或俄国的理论书籍完全不一样。贡布里希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苏格拉底”的睿智人物，他的观点建立在丰富浩瀚的艺术史资料基础之上，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许多当时被描述为石破天惊的事情，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所做的小小变动而已。对于从小接受喧闹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艺术观的我们，吸收这样的观点，无异于啜饮一股深深的清泉，让人变得安静。他的那种处变不惊、娓娓道来的语气，蕴涵了一种真正平和、平等、宽容的精神，成为我的又一个秘密发源地。阅读贡布里希的著作，同时是培养一个人建立恰当的事实感的过程。在一种大而无当的叙事背景下，我们习惯沉湎于概念，而不是叫出周围事物的名称；习惯于抽象地谈论概念之间的转换，而不是自觉接受来自事实的限制。有关事物的名词或名称，是我们最为陌生的东西。我们的失语经常来自无法称呼周围世界，被“物”所遮蔽。也是在1990年代初，卡尔·波普尔的几本书《历史决定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才知道这个波普尔和贡布里希是多年的老交情。我还喜欢上个世纪初一位叫做克莱夫·贝尔的英国人的两本小书：《艺术》与《文明》。
有一段时间，黄梅先生与人合译的《伍尔芙随笔选》是我的“枕边书”。每天写作之前都要看上几眼，仿佛是一种私下的仪式。其中许多段落都能一口气背下来。实在不乏这样的情况——许多女性拿起笔来只是吐露自己的心声，发泄个人生活的不平，而伍尔芙相反，她写作是因为她要描绘和参与塑造这个世界，用一个以语言为材料的精神世界和实际世界相匹配。伍尔芙是少有的拥有写作抱负的那种人，她对写作的热忱、自律和献身是罕见的。我真正从伍尔芙那里“偷”来的是她的长句子。有朋友说看我的文章，像在电影院里隔着几排座位和遥远的前面的人打招呼，以为我说到了别的地方，其实半天没有挪窝子。这个本事是跟伍尔芙学来的。我喜欢她的这种写法，当一个动机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之前，紧紧盯着那个源泉，直到它放出水来。我另外心仪的女作家还有：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法国小说家尤瑟纳尔和美国诗人狄金森，我仰慕她们作品中那种清晰和练达的智慧。同样拥有写作上抱负的还有波伏瓦，但是因为写作，她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是我不喜欢和所要警惕的。
我读汉娜·阿伦特的时候，正值个人生活的危机，尤其需要一种克服虚无主义、超出个人视野，重新回到“世界”中去的那种力量。阿伦特从犹太人的个人处境进入对于极权主义的普遍思考，从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转变到五光十色的公共世界，她用个人的痛苦浇铸出保卫这个世界的城墙。《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种个人言说，然而是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那种。阿伦特的活力在于她超出现有政治格局来谈论政治，把政治放回到人类生活的源泉中去，拓宽了政治的疆界，重新激活了叫做“政治”的那个东西：一方面，政治建构应当以人类生活为基础，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建构所提供的空间也应该是丰富多元的；另一方面，只有在人类生活中具备的东西，才能反映到政治建构中去，比如对话、比如公共言谈。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思考范围主要在“政治之前”，她是政治性地思考而非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思考。在有关公共领域、现代世界中的政治行动方面，台湾钱永祥先生的《纵欲与虚无之上》，我以为是中文世界所能找到的最好表述。
接触瓦茨拉夫·哈维尔是一个偶然。在一个不经意的机会翻开哈维尔的著作之前，我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哈维尔的人存在。但是很快我被哈维尔深深吸引，因为他所洞察和描述的，正是我们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结构和形状，是我们精神上的痛感和道德生活中的危机。一个人会因为无法理解和表述周围的环境而感到晦涩气闷，哈维尔的描述将人们从某种失语状态中解放出来——从价值的源头出发，他提供了所处环境的一种结构性描述。在试着翻译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那种精神上道德上深呼吸的感觉，是任何别人所不能代替的。我始终觉得，哈维尔不是我们前头的大师，不是英雄圣徒，而是我们休戚与共的兄弟和伙伴。《哈维尔文集》是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
记忆中的九本书
王则柯
王则柯，浙江永嘉人，在广州长大，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致力于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工作，偶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表观察和提供意见。1981年以来，作为访问学者先后访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访问美国密歇根大学。
读而不藏，读而不录。就这么个德行，王某却硬着头皮敢于“遵朋友之嘱”道出“记忆中”的几本书，迹近铤而走险。“朋友之嘱”本来是“三至十本”，王某却“用足政策”写了九本，更难辞底气不足、妄图以量取胜之嫌。
因为不藏不敬怠慢成性，王某“记忆中”的九本书，实在只持六种。写到这里，容则柯卖个关子：列位看官倘能猜中是哪五种，则柯当以拙作一册相赠。再卖一个乖：存货不多，送完为止。
一、《叶圣陶文集》
其实王某特别记得的只有在几十年时间里一直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多收了三五斗》。就对农业问题和农民苦难的观察而言，叶老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个短篇，比迄今则柯看到过的国内的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许多著述都要准确得多和深刻得多。农民太苦了。
物以稀为贵，丰产难免歉收。整体而言，这是一个规律。考察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受保护的农户的命运，不可不看《多收了三五斗》。
至于支付手段，从“袁大头”这种银本位时代的硬通货，到信用较好的中国银行券纸币，再到信用较差的中央银行券，其逻辑发展，简直连几十年以后信用最不好的“打白条”都呼之欲出。
可惜，新版语文课本已经不再收录这篇文章。
二、《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你一定可以猜到则柯想说的是其中的《小公务员之死》。俄国的一个小公务员，被安排坐在上司后排看戏，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糟了，大概有一星半点唾沫落在上司的衣服上。从此他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忧郁而死。
除了作者读者，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公务员的委屈和苦心。
现在出版繁荣，有人把这个短篇重新译出，题目叫做《一个官员之死》，收集在什么《契诃夫文集》中。啊，冠冕堂皇的“出版繁荣”，究竟是怎么回事？
三、《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美国克鲁格曼著。因为在一片为东亚叫好的声音中独具慧眼准确预言东亚金融危机，克鲁格曼声名鹊起。他说，整个世界的主流经济学都在对付通货膨胀，现在必须对付相反的问题。他给衰退已经10年的日本开出的药方是：印钞，减税。他说：“只有坚持通货膨胀，日本经济才有可能走出困境。”
克鲁格曼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依据华裔粤籍美国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刘的结论是：“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持。此说一出，招致普遍批评，马哈蒂尔尤其恼火。不过，科学并不是以讨人欢喜为目标的营生。
四、《爱因斯坦文集》
除了婉拒出任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统以外，王某还记得爱因斯坦告诫说：“愚蠢的人不可战胜。”
则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偶尔有一天时间的机会得以翻阅“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这个中文版本，具体出版年月和出版社，都已经忘记。但是上述三点，却一直牢驻于心，足证开卷有益。
1998年夏天则柯到柏林洪堡大学听会，在一个讲演厅的入口处，看到一块铭牌，上面记载爱因斯坦当年在这里演讲的一段开场白：“你们一些人今天跑到这里来只是想看看爱因斯坦是什么样子。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可以走了。”
记住，愚蠢的人不可战胜。
五、《1957年的夏季》
朱正著。正如该书副题，它叙述1957年的夏季如何“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不乏阴谋阳谋的种种记事。
六、《陈寅恪的最后贰十年》
陆健东著。素材之取舍自然见仁见智，材料可料基本真实。有人抱怨为什么翻出老账，更多人庆幸在加工包装之前，另类版本已经面世。
至于感情成分太重的地方，读者自己会有判断能力。
七、《苏格拉底的审判》
美国斯东著，董乐山译。文曰：“古代雅典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以后也很少社会可以与之媲美。”可是，倡导民主生性狂妄的苏格拉底，却在这个社会因言获罪。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
希腊精神，罗马传统，值得我们辨识品味。
八、《林海雪原》
曲波著。不怕看官见笑，虽然忝出“书香”之家，但是直到在“大炼钢铁”的狂热和在游泳池畔的环境中读完高中，《林海雪原》是则柯能够从头到尾读完的惟一的长篇小说。书写得怎么好，王某讲不出道理，因为他在中学时代就写不好“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但是一本小说能够把总是读不完一本书的顽童也吸引住，应该有它过人之处。
1982年在美国，一位对美国文学颇有心得的朋友向则柯介绍一本美国小说时形容说，那本小说“就像《林海雪原》那样吸引”。首次见面，只此一句话，王某仿佛遇到知己。
九、《吴敬琏》
柳红著。当一个人的命运能够和国家的苦难和中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的厚爱。难得的是，这本评传还为读者提供了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政治层面一些剪影。
拙忆何敢献丑？只是借此给自己一个机会而已，以期方家和读者正之。丑不丑总要见公婆，哪怕是记忆。于是，内心平静。
我的十种“秘籍”
——为《南方周末》“秘密书架”而作
江晓原
我很喜欢“秘密书架”这个名称，它使人联想到“枕中鸿秘”之类的古代故事。那就将曾经对自己颇有帮助的书，挑10种出来谈谈——其实每一种都可以是一类书的代表，只是这里谈的都是让我喜欢的；还有些书也极有帮助，甚至帮助更大，但是面目不那么可人，回想起来不那么令人亲近，就不能入选了。所谈之书，都是多年前读过的，先后顺序大致是按照我阅读的年代排列。
1、《左传》 从形式上看它是对《春秋》编年记事的补充，但我一直将它视为一部自成体系的史书。这部书中所记载的政治、外交智慧，哺育了中国的帝王将相2500年。不过当年最打动我的，一是书中所记各国使节折冲樽俎之际的外交辞令，二是作者记述纷繁事件所用的文笔。前者分寸之准确、措词之委婉，今日绝对无人能及；后者则处处简洁明快，却又涵义丰富，表达、褒贬，俱臻佳妙。比比《左传》中这些辞令和文笔，今日的众多作品（包括那些名满天下的）那就实在太丑陋了——简直就是没文化啊！
2、《西厢记》 二十几年前，我有一段时间被《西厢记》迷得神魂颠倒。从“王西厢”到“董西厢”，从《会真诗》三十韵到赵德麟商调蝶恋花，我尽力收集一切和《西厢记》有关的材料，直到元稹的艳诗“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褪红酥”之类。后来我发现，其实《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元杂剧中取材于唐传奇的当然还有，但是崔莺莺的故事太迷人了，从这个故事中获取资源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好几百年。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而与它有关的材料，也无不香艳旖旎之至。
3、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Arthur Berry著，初版于1898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20世纪，中国一直缺乏一本达到专业水准的关于世界天文学史的中文读物（这个局面直到今年《剑桥插图天文学史》中译本出版才有了改观），所以Berry这本书虽然是“过时”的，它却是我学习天文学史的入门书，同时还兼充操练专业外语的教科书。当年我读此书确实获益匪浅。此书由320个小节组成，每节一个问题，这种写法以后就不多见了。作者的见解，我后来认为也是相当通达的。
4、《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伽利略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假托在四天中三人对话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直很流行的形式（想想柏拉图的对话和著名的《十日谈》吧）。两个高贵而机智的贵族是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以纯粹的沉思而不以快乐的追求为最大乐事”；另一个是“逍遥学派哲学家”辛普利邱，代表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他“在领悟真理方面最大的障碍，看来是由于他因解释亚里士多德而获得的声誉”。表面上看伽利略只是记录三人的谈话，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他总是让那位辛普利邱理屈词穷。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宣传并支持了哥白尼学说。作为科学史上的大师经典之作，此书的写作技巧也极有可取之处。可惜的是这本29年前出版的书至今未能再版。
5、《西方哲学史》 罗素的这部哲学史，是所有有中译本的西人哲学史著作中最精彩、最让人读得下去的。对一个不以哲学为业的读者来说，此书是了解西方哲学的最佳读物，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捷径。罗素自己就是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为人又风流浪漫，因此他的文笔也是大胆奔放。我心目中此类书籍的最高境界，可用九个字概括之：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此书可算已经达到这一境界。
6、《万历十五年》 它是我学习撰写学术文本的入门书。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问世，实在是某种缘分。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写“学术论文”眼看将成为我的职业行为，为此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不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就别想读下去。“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象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
7、《天龙八部》 15部金庸小说我当然全都读过，其中许多部还读过几遍。因为《天龙八部》是我认为金庸小说中排名第一的，故拿来作为代表。金庸小说最令我着迷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笔下的武林世界，与当代学术界有着高度的“同构”；二是他总是让他喜欢的主人公“吃亏是福”——每一次痴情，每一次献身，每一次犯傻，都成为走向成功的意想不到的契机。段誉和虚竹，都是这两点的集中表现者——事实上几乎每一部金庸小说中这两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8、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秘戏图考》） 对于我的“第二专业”来说，这当然是必读之书。全书共三卷。卷一为“汉至清代中国人性生活专论”，又分为三篇：上篇为中国古代与性有关的文献之历史概述；中篇为中国春宫图简史；下篇为《花营锦阵》中与图对应之二十四阙艳词的英译及注解。卷二为“秘书十种”，皆为该书作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抄录的中文文献。卷三即明代春宫图《花营锦阵》全册。全书自首至尾，所有英、汉、梵、日等文，皆由高氏亲笔手书影印。考虑到后两卷内容不宜一般公众阅读，高氏未将该书公开出版，仅在东京私人印刷50部——由他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及博物馆。我所读的是后来台湾朋友帮我弄来的影印本。
9、《阅微草堂笔记》 多年来，只要是历代笔记小说的排印本，我见一本买一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历年所出，几乎搜罗无遗。我通常在车上、枕上和厕上读这些书，读到有价值或有趣的材料，则随手在书后作上索引。在我多年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颇得益于此一习惯。《阅微草堂笔记》思想之先进、文笔之诙谐、材料之丰富，皆属上乘，故堪为代表。纪昀虽不对礼教发动正面攻击，却一再采用小说家志怪之法，借“讲故事”对礼教进行问难和挖苦。其文字则简捷流畅，谈狐鬼，说神怪，记趣闻，读起来轻松可喜。
10、《西方正典》 作者是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后任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的布伦（Harold Bloom）。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伦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伟大的──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评论、串讲、赏析。莎士比亚在在本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莎士比亚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那么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也成为正典呢？答案是对莎士比亚的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这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此书至今未见引进中国大陆，我读的是台湾版。书中的理论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其论述则达到了我前面所说的“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九字境界——事实上这九个字我最初就是从《西方正典》中归纳出来的。
陈乐民：对我影响最大的十种书
陈乐民，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著有《戴高乐》、《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撒切尔夫人》、《东欧巨变和欧洲重建》等。
我读书甚为驳杂，漫羡而无所归心；新书读得比较少，“新潮”书几乎没有认真读过。下列十种“旧”书可以说是对我的晚年思想和治学最有影响的；有一些成了我的“案头书”。这里我用了“种”，而没有用“册”，是因为每一“种”可能牵涉不止一“册”。
先说中国书五种：
一、《孟子》，我幼年的“启蒙”书，我个人体会，读了《孟子》，再读其他相关的书，有许多方便之处。孟夫子经常偷换概念，强词夺理，批判异己不留余地，但那是时代的反映。《孟子》是了解当时政治和社会的一个“通孔”。
二、《徐光启集》，王重民先生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徐是有明一代具有开放和开明眼光的“奇材”，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开篇人物。往昔大半因其皈依了天主教，他的科学功绩在历史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今年是他逝世370周年；据悉，上海徐汇区（他的老家）文化局将重修毁于“文革”的墓址。另相关的书如梁家勉先生编著有《徐光启年谱》，考稽事实之翔，取材之广，旁征之博，堪称杰作。老学人的治学态度，令我心折。此书差不多已被我翻烂了。前曾托人问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否还有存书，答云没有了。似乎也无重印之想。如今文人“明星化”，名声大噪了；而很有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却默默无闻。此人间世相，老朽如我，只能叹息。
三、鲁迅的《阿Q正传》，提示我国的“国民坏根性”，入木三分，同时是面镜子，时常照照，可以自警和警世。同类作品有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惜乎吾国国民此类病依然很重，几乎无药根治。奈何！奈何！
四、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种：上世纪30年代的旧作上下册和晚年的《新编》七册。旧作在大陆有无售者，不详。《新编》前六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几次重印；独第七册因故未能在大陆印行，以至《新编》就结在第六册上。此是我出版界一怪事。但台湾版已出了全七册。另，第七册以《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书名先后在香港和广州印行，总算聊胜于无。坊间同类哲学思想史的书不少，但个人管见，都绕不过冯著二种。
五、《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印行。顾准作为当代伟大的思想家，在知识界已有广泛的共识。最近听说某境外华人信口臧否人物，妄说，顾准算什么，若把他的文章译成外文，会让人啼笑皆非。不知他在国外读过哪些高文典册，以致狂妄如此！至于浅陋如我，正是读了顾准使我在十年前的耳顺之年大为开窍，顿生识之恨晚之感。
以上五种是中国书，以下讲外国的，也是五种：
一、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中国译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我看过原文，中译文大体不差。此是伏尔泰旅英的25封通信，故又称《英国通信》。英国的自由风气早在欧陆之先，伏氏在英所见所闻，备受感慨和启示。全书涉及彼时英国的宗教、政府、议会、文化、培根、洛克、牛顿，等等。这本书说明伏尔泰在英国已被“启蒙”了。英国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常被轻视；伏氏此书大有助于了解欧洲这段的社会思想史。
二、康德关于历史哲学的论文集。我先读过两种英译选集：《论历史》和《政治文选》。后商务印书馆出了何兆武先生翻译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选目大同小异。此书已成为高校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必读书。但我要补充说，要深懂此书，一定要读一读康德的批判哲学。
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演讲录》，我也是先看了英译本。我国有王造时中译本。欲了解西方文明史，此书不可不读。他是从东方文明开篇的，主题是讲欧西文明。黑格尔论述历史发展的雄辩力，是令人震撼的，虽然你不必同意他的所有观点。
四、《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价值，用不着我多说。我在做研究工作时，是时常要翻阅的，尤其是它的前半部。我最早读它时是二十几岁，现在七十多岁了，还常常要翻一翻。只是体会大不相同了。
五、托克维尔的《在美国的民主》，还有他的《旧制度和革命》，中译本均已辑入商务版的“汉译名著”丛书。另，托克维尔退出政坛后写了不准备公开的《回忆录》，身后还是流传出来了。目前似尚无中译本。托克维尔在这些书中观察时势和对时势的预测，时常使我震动；他对欧陆“旧制度”的批判，绝不在概念上停留哪怕是几秒钟，其锋利和准确性全在叙事当中。
我家的书架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书，杂乱无章，但是以上这十“种”书，翻来翻去，总会凑在一起，这大概也可以反映出它们的“使用率”吧。
学生时代的读书记忆
任东来
任东来，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美国研究学者。学术兴趣集中在美国外交、美国宪政、中美关系，出版过《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和《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等著作。
我成长在“文革”后期，青少年时代基本不读书，也无书可读。混到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大学恢复招生，有幸考入东北师大历史系。1978级同学，特别是文科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但主体是所谓老三届（1966－1969年间高、初中学生），这些人中不少是同学中的“饱学之士”，或通古代文史，或懂近代学问，或精马列经典。在他们面前，我等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小字辈实在是白丁一个，相形见绌。于是，只好恶补苦读，埋头追赶。为此，古代的典籍学过一些，但大多似懂非懂；马列经典啃过一点，但基本上只是皮毛。那时，时髦的近现代西方名著是不能不涉猎的，但记住的也不过是一些零碎的术语概念，惟有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挑战－应战”理论还牢记在心。
从大学一路不间断地读下来，十年后，居然读成了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史学博士，跻身于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士之列。随后便成为职业“读书人”，整日与书为伍。但读书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大学时代的读书更多是“为读书而读书”，功利性不大。一旦谋得大学的教职，由于制度的因素和生存的需要，读书便成为工作的工具，为论文、为上课而读书，书是读得，或者确切地说，是看得越来越多，但印象却是越来越淡薄，影响所及也只限于完成论著和上课而已。
回想大学的十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论著既不是中外文学名著，也不是华洋社科经典，恰恰是那些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和直白浅显的学术著作。所谓影响，无非就是自己读后有一种“原来如此！”或者“还可以这样！”的恍然大悟。
大学高年级时，一套出自美国名记者威廉·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多元而不至于解体，一个社会可以如此多样且可以繁荣发展，一个民族可以如此混杂却不至于四分五裂。由此，这样的感慨便引导我走上了美国研究的学术道路。大学毕业，又有幸进京读国际关系研究生。当时物质条件依然简陋，情感思想一片困惑。一本初版的《傅雷家书》简直就成了自己的修身指南，让骚动不安的心灵有了宁静的港湾。傅雷先生那清丽的文字，谆谆的教诲，深深的父爱，让我终身受益。如果说《傅雷家书》是那个时代我的感性圣经，那么，陈有为的《基辛格评传》似乎给我指出了职业的梦想。这本精炼生动的小书，激起多少国际事务研究生的外交智囊梦，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的学问能够直接服务于国家领导人。然而，读完美国学者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智囊梦便烟消云散。这个美国国际评论界的巨擘，年轻时一度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效力，帮助其勾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最后他发现，“学者想控制政治，其结果却是政治控制了学者”。从此，他放弃幕僚角色，走上了以旁观者的身份纵论天下大事的不归路。智囊梦是破碎了，但是，学术何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彷徨之际，无意中翻阅到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的长序，才知道他老人家年轻时也有如此疑惑，并最终在学术的实践中发现，学术的目的就是求真而非求用，“真”求出来了，自然会有人去“用”，但这“用”是别人的事，而不是学者的责任。原来，学者的职业目标就是“为学术而学术”！
但是，1980年代的中国依然相当贫困，大多数国人仍然在为温饱而苦苦劳作，同时，学术与现实结合得也异常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一个有心“报效”国家的青年学子来说，为学术而学术无异是一个很不现实的高贵梦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我辈发展中国家学者无法摆脱的一种情结。于是，读了洋书，回过头来再看中国书，以便弄清楚究竟哪些洋玩艺可以为我所用。通过孙越生先生的介绍文章，我找来了中国经济学先驱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该书剖析和点评了中国政治的思想传统和制度背景，其对官僚本质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让人拍案叫绝。王书虽然以古喻今，但毕竟只是谈论古代中国。这一遗憾在我读完蒋廷黻旧作《中国近代史》和陈旭麓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之后，终于得到了弥补。两书都从近代世界的发展大势立论，讨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艰难而又痛苦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中西冲突和新旧对撞。蒋书以外交为主线，言简意赅，字字珠玑，篇幅不过百十页；陈书以新旧对立、冲突、交替为主线，展开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叙述，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写得畅快淋漓。如果说这三本书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那就是它们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历史学的厚度，辅之以政论家传神的文笔。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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