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

——阅读廖亦武《证词》

作者：胡平

　　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    

——作者手记    

一、一部传世之作 

    《证词》这本书就放在案头，我常常翻阅。很多段落是读过的，但再读之下仍然被感动；很多章节是熟悉的，但再读之下仍然会有一些新发现，一些先前未曾注意的情节或深刻的议论。作者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能把别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是虽然注意到了、但却不会写在笔下的一些现象和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尽管其中某些现象和感受，恐怕作者自己也未必充分把握其意义，但是凭着敏锐的直觉，他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就使得他的这部作品包容了远比一般同类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幷启发读者做更深一步的阐发和引申。爱读书的人都知道，有些好书是需要一读再读的，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领悟。这一来是因为好书的内容很丰富，你只读一次未必能完全领会。二来是因为阅读过程是一种互动的过程，阅读也是创造；好书能刺激你的联想，善于阅读者可以从一本好书中获得的东西，常常要比这本书本身提供的还更多，但也唯有一本好书才会有这种启发与刺激的力量。《证词》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我相信它必能流传后世。 

二、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 

    1990年3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宣称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自“六四”以来全国最大的文化人反革命案件，其罪状是在六四之夜创作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首犯廖亦武被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廖亦武的这部《证词》就是对这段监狱生活的描写。
 
　　廖亦武把这部书取名为《证词》，这表明了一种深刻的文学自觉.诚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所言：“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 

　　1994年一个隆冬的夜晚，出狱不久的廖亦武拜访老右派、著名诗人流沙河。流沙河对他说：“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幷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幷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只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幷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份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借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流沙河说：“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再也写不出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这句话使人想起阿多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廖亦武的解释，那是因为“在中国，现实每每超出想像，所以我们不再虚构，我们只是一笔一划地实录”。这话说得不够准确.我以为，在中国，现实或许每每超出一般人对现实的估计或想像，但不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力本身。换句话，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比我们经历过的最黑暗恐怖的现实还要十倍百倍黑暗恐怖的世界（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像专制者动用核武器屠杀上亿的人民乃至于毁灭整个人类），但那个世界是虚构的，它只是想像力的产物。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共掌权五十多年的历史上，“六四”还不是最残暴最血腥的，毕竟，“六四”发生在极权统治的后期。但也正因为如此，一般人已经习惯了相对于毛时代的略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因而往往会想像不到在我们的生活中竟然还有象《证词》所揭露的那种恐怖与黑暗，所以作者的提醒仍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重要的是，作为一场现实灾难的亲历者，廖亦武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他所经历的那场灾难现实，在这里，任何一点夸张编造都会损害其描述的可信度，所以他拒绝虚构，拒绝在事实之上再发挥想像添油加醋。 

　　所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意思是说，亲身经历过一场大灾难之人，如果他过去就喜欢文学，喜欢诗歌，那么他会发现，以往的任何文学形式都不能描述他经受的苦难.他会痛切地感到文字的无力与沟通的困难.他不能不写，可是他深深地怀疑他写的一切是否能被别人理解。他意识到艺术必须将本身“非美学化”以证明其存在价值。一个亲历苦难与罪恶的人深知，现实的苦难与罪恶常常是没有诗意的，如果你打算把现实塞进某种传统的美学形式之中，如果你努力将自己的经验改头换面塞进原有的、也就是大众习惯接受的文学形式，你就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现实，落入媚俗的老套。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抛弃美学形式，因为内容总需要借助于形式来呈现.这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这就是所谓见证文学.见证文学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讲，一个人，只要他把自己目击到的苦难与邪恶记录下来，写成文字，那么，这种文字或文学就可以称之为见证文学.见证文学的特点是，它所描述的内容应基本上立足于第一手经验。如此说来，那种根据他人叙述或提供的材料而写成的文字就不能算作见证文学（这自然不妨碍其文学价值）。从狭义上讲，见证文学的作者必须是苦难与邪恶的亲身经历者，而不仅仅是在场的旁观者。 

　　犹太哲学家马伽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Memory）一书里提出“道德的见证者”（the moral witness）这一概念。按照马伽利特的定义，只有那些亲身经历邪恶以及邪恶所制造的苦难的人才可能成为道德的见证者。在这里，见证邪恶与见证苦难二者缺一不可。在这里，作者本人就是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另外，如果作者是在苦难与邪恶的背景下着手写作，也就是说，当作者开始写作时，那个制造苦难的邪恶仍然存在，仍然在继续作恶，作者还没有真正摆脱邪恶的控制而获得自由，作者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着手写作的，那么，这样写成的文字就是最纯粹的见证文学.不消说，这种写作多半是秘密的。他不是为当下而写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当时当地他不可能公开发表他的作品。他是为将来某一天发表而写作，或者是暂时先在其他某一地方，在此处的邪恶势力鞭长莫及之别处发表，但最终仍是为了将来某一天在此处发表而写作。廖亦武的《证词》是见证文学，而且是最纯粹的见证文学。 

三、《证词》背后的故事 

    单单是《证词》一书的写作过程，也就值得写成一本书。
 
　　廖亦武告诉我们，“本书前两卷初稿写于狱内。我在双层铁床的上铺卷缩了几百天，被子上覆满应付检查的花花绿绿的杂志、短文和家信。我鸡婆似地耸起双肩，在一页纸上尽可能多地写字（有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了近万字——引者），心快要跳出来了，连标点也蹦蹦地搏动起来，我已辨认不了自己的笔迹，我越写越不像个文人，不知道将来的读书阶层能否容忍这样的作品。”由于手稿经常被狱卒抄走，作者不得不一边写作，一边把所写下的文字默记下来，抄走一次，重写一次，百折不挠地从头写起。出狱后，廖亦武仍然受到高度监控。廖亦武说：“面对一次次抄家，我只有把写过的东西尽可能地複制，多藏几个地方”。“这太正常了，” 作者的一个同案犯对他说，“警察不搜你搜谁？”廖亦武自嘲道：“我成了专门为警察创作的文人。”“1995年10月10日，警察突然袭击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幷宣布实行监视居住二十天，绝境之下，我只得重写此书，耗时达三年。”
 
　　这是怎样的一种写作啊？这是用生命在写作，这是用写作支撑着生命。然而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书好不容易写成了，如何出版呢？
 
　　廖亦武写道：“我曾把索尔仁尼琴题在《古拉格群岛》上的卷首语抄了十几遍：”几年来，我怀着压抑的心情没有把这本早写好的书付印，对生者应付的责任超过了对死者应尽的人事。但是现在，当安全机关反正已经抄走了这本书稿的时候，我除了立即加以公布外，就别无他法了。‘我到哪儿去公布？刚出狱时，我曾把冒死捎出的大量狱中文稿托故人带到海外，均一一杳无音讯。我给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河写信求援幷告知创作计划，迈河捎给我400加元，’我只能给你这么多， ‘他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同中共做交易，讨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在冷战之后的国际结构调整中，独裁者的日子太好过了。谁又能把谁怎么样？作为你，一个诗人，除了保持自己内心的真实，不叫苦，又不说谎，还能指望什么？“ 

　　对廖亦武们，写作既是如此艰难又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样一种写作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捷克异议作家克里马（Ivan Klima）说：“经常有人问我正在写什么，但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写作。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最基本的问题：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以及我对文学的理解是什么。”那些在自由社会中从事写作的人多半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些在专制社会中从事鸟笼写作的人可以回避这样的问题。但是，那些在专制暴政下坚持自由写作，幷因此付出沉重代价，但依然不愿放弃的人，却不能不一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写作可以有多种意义或目的，例如赚稿费谋生，例如追求一种美学境界，等等。但是，唯有廖亦武们的写作才可能触及到写作这一人类行为的最深层的意义。

四、写作何为？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她天天去监狱门口排长队，给关在监狱里的儿子送衣物。一天清晨，一位排队探监的老太太认出了她，悄悄地问道：“你会把这记下来吗？”阿赫玛托娃回答：“我会的。”从老太太那憔悴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这就是见证文学的伟大意义：对于那些深受苦难幷从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们，被记载是他们在此生此世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苦只要记下来，就不算白吃了。正如廖亦武的一位难友所说：“处境再难也能忍，不能忍的是坐了牢却被人忘记。”文字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使得人可以战胜时间与空间的阻隔。长期从事秘密写作的索尔仁尼琴说得好：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记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索尔仁尼琴坚信，“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究会垮台；我的作品如肉眼看不见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 

　　语言的世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在中文里，“道”这个字既是指言说，又是指方法、道理、道义。这本身就揭示出语言与方法、道理和道义之间的密切关联。它告诉我们，语言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标准、逻辑、理性和正义。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哈贝马斯，都对语言与理性，与公理或正义的关系作过很精闢的说明。人一旦言说，一旦写作，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着理性、公理和智力标准的世界。不论在俗世中正义是何等贫乏，邪恶是何等猖獗，但是你只要进入语词的世界，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语言的世界里，永远是理性占上风，正义占上风。文字的王国就是正义的王国。语言是受难者的庇护所，是人类良知的最高法庭。把一桩罪行如实地记录或表述，那不但是对罪行的起诉，而且也就是对罪行的判决。在狱中饱受淩辱的廖亦武写道：“一个文人不可能以牙还牙，但能够通过文字的巫术诅咒造就刽子手的世道。”这绝非阿Q的精神胜利法，看一看暴君们是怎样地害怕言论自由就清楚了。 

　　廖亦武也向自己提出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读者想必以为他一定会给出一个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回答。殊不知廖亦武的回答相当低调。“写作何为？”廖亦武自问自答：“写作不何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廖亦武说：“世上还有比写作更重要的工作，但我不可能，也来不及做，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个东西。”他特地提到流沙河家里的一个摆设——一只大南瓜，上书“瓜娃子”（四川方言，意为白痴）。 

五、神圣的单纯 

    廖亦武的回答何以如此低调？因为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失望与幻灭。和索尔仁尼琴不一样，索尔仁尼琴坚信人民终将觉醒；廖亦武们却担心“清醒者永远不可能再醒来”（汪建辉语）。 

　　这使人想起犹太作家、大屠杀见证者埃利。威塞尔的一段沉重的叙述。威塞尔讲到：大屠杀的幸存者把自己视为见证人，相信外部的世界——自由世界 ——对他们的恶梦与苦痛一无所知。他们要为历史作证，揭开刽子手的面具，把那段过去变做一个警戒。“他们以为奥斯威辛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世界不知道，因为罪犯们在暗中操作，在黑夜的掩盖之下。如果世界沉默，那只是因为世界一无所知。但，随着1945年的解放，那些少数幸存者们惊讶地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世界对所发生的事情早就一清二楚——然而却听任它发生。这一觉悟改变了一切。他们受到了震撼，他们开始怀疑。‘揭露’久已为人所知的事实有什么用？至于其他的，那超越了事实的本质，去谈论无人会理解的事又有什么用？” 

　　崔健歌云：“不是我弄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太快。”廖亦武写道，曾经狂热投入国家变革的广大群众，一夜之间竟然变得如此现实，如此齐心爱钱。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转瞬间化作泡影，政治犯成了一份不光彩的社会遗产，被标榜“不过问政治”的绝大多数人所拒绝，而就是这些人，曾经成群结队，狂热地投入街头政治！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历史老人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正像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经历了二度大屠杀，“六四”的受难者也经历了第二次打击。按照廖亦武的描写，“‘六四’政治犯一出狱，就成为不瞭解国情的怪物，一个脱离民众的人”。甚至连亲人也离你而去。妻子阿霞结缘于文学，本是一对恩爱夫妻，想来早先对先锋派诗人的丈夫崇拜得五体投地，常常象个奴隶一样辛苦地为廖亦武誊写文章，如今却是一看见他的手稿就叫喊，歇斯底里地叫喊。这个有着不平凡追求的女人再不好高骛远，现在只是“努力争取脚踏实地的普通的生活”。很多政治犯出狱后发现自己比在监狱中更孤单，因为在监狱中你还可以幻想自己与同志们同在，与亲人们同在，与当初街头上千千万万的群众同在。没有孤立就还没有失败，没有背叛就还没有失败。失败不是发生在失败的当天，失败发生在失败的第二天。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一个人不愤世嫉俗也难。难得的是，廖亦武还力求理解，力求包容。他理解西方社会对“六四”的日趋冷淡：外国人有着他们自己的许多事要操心，怎么可能对中国人的“六四”总是耿耿于怀？年复一年地为中国的事情呼籲，时间长了，那份道德感也就疲倦了。至于说国内的民众，既然面临社会大转型，生存危机困扰着每一个人，旧的政治观念逐渐被应接不暇的新的“制造热点”所取代，这样，“六四”政治犯就很难避免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命运。面对铺天盖地的只求过日子的蚂蚁王国，写作还能有多少意义呢？可是，不写作又怎么样？对于廖亦武，生存如刀尖，他所选择的只有下海、写作、自杀三种。他选择了写作，写作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不但承担起历史代言人的角色，而且还承担起现实代言人的角色。廖亦武幷不信上帝，然而在94年那个隆冬的夜晚，当他告别诗人流沙河时，他觉得他“似乎真的看到了上帝”。与此同时，“文字的野心却被吹散了大半”。他不再把写作当成获取世俗名利的手段，也不再奢望自己的一枝笔就能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他只是决心老老实实地一笔一划地写下去。如廖亦武所说：“国内相当一批文化人都在各自的陷阱里选择无望的写作，没有人来救你，理解、承认你，把你捧在手心上，这就是你内心真实之外的真实。”这种写作似乎是低调的，但透过这种低调，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神圣的单纯。

六、尊严的悖论 

    王力雄指出，当今中国监狱的“中国特色”就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淩辱与虐待。” 

　　《证词》一书详细地描述了在监狱中政治犯受到的种种非人待遇，包括政府故意用刑事犯整治政治犯，包括几十种川菜肉刑。还有专为“反改造尖子”准备的 “小间”，长两米，高一米，人一旦塞进去，就只能象动物一般，保持坐、躺、趴三种姿势，且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一年半载你可能抗得过去，三年五年你肯定报废。读来真让人不寒而栗。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断言：“人无论任何境遇，都适应得了。”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Frankl）对此的回答是：“对！人什么都适应得了，不过别问我是怎么适应的。”在这里，肉体的折磨固然痛不可当，精神的淩辱尤其忍无可忍。当然，这两者幷不是截然分开的。狱方往往是通过肉体折磨以迫使你接受精神的淩辱，你常常是不堪忍受皮肉之苦而不得不低头屈膝。时过境迁，肉体的痛苦就淡忘了。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痛。但精神的淩辱却没齿难忘，司马迁曰：“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王力雄讲过：“中国监狱的目标似乎就是把人的尊严消灭一净。而一旦人曾经彻底丧失尊严，也就很难再找回尊严。”为什么绝大部分深受非人虐待的受难者都不愿意完整地讲出自己的遭遇？他们不是怕讲出自己受到的肉体折磨，而是怕讲出自己的精神的屈辱。感谢廖亦武，以极大的勇气，淋漓尽致地写下他遭遇的一切，包括他的抗争，也包括他的屈从。如果你不幸而面对各种酷刑，除非你决心一死，否则你很难硬抗到底；而只要你想活，狱方就总有办法让你低头讨饶。廖亦武在狱中饱受淩辱，有一次他撞墙自杀，没死成，此后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他深感自己在狱中失去了尊严，他写《证词》的目的之一就是赢回失去的尊严。 

　　这里有一个悖论：象廖亦武这样是因为争取自由反抗暴政，或者说坚持人的尊严，而被抓进监狱，受折磨，被剥夺人的尊严。简言之，他们是为了坚持尊严因而失去尊严。一个人为了坚持尊严反而失去尊严，这不是很矛盾的吗？如同自由斗士，自由斗士就是为了更多的自由而宁肯失去仅有的自由。反抗压迫，就是不甘忍受压迫而宁肯招致更大的压迫。这些难道不都是自相矛盾吗？这就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因为反抗暴政而被监禁不堪折磨被迫写检讨书认罪书的人，和那些因为不参加任何反抗暴政的斗争因而也不曾被当局迫害不曾被强迫写检讨写认罪书的人，谁个更没有尊严？ 

　　维克多。弗兰克坚称：“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一个人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严。”面对各种非人的待遇，你可以用坦然的、从容的态度去接受。这不是丧失尊严而是坚持尊严。是的，你在受辱；但你是在为理念而受辱，为信仰而受辱，或者说，为自己的不肯屈从强权而受辱，为自己的坚持尊严而受辱。它当然证明了你的尊严，体现了你的尊严。当我们看到在一群奴隶中有一个奴隶被套上镣铐，我们一下就明白了这个奴隶最不是奴隶。在暴政下，唯有反抗才体现自由，体现尊严。暴政之为暴政，就在于它规定了臣民的存在方式，否认臣民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也就是说，它不把人当人看。你有几分反抗，你就有几分尊严。反抗是尊严的集中体现，离开了反抗就谈不上尊严。纵然你因为反抗而招致不堪忍受的惩罚，甚而被迫低头屈膝，那也远远胜过根本不反抗。好比一群青年学生远游，遇到一夥手持凶器的歹徒。歹徒要强暴女学生，大多数男同学们都被吓住了，只有一个男生挺身而出，结果遭到歹徒毒打，直打得遍体鳞伤，甚至一度低头讨饶。然而我们都清楚，和那几个袖手旁观因而毫发无损，看上去仍然体面光鲜的男生相比，这个被打得狼狈不堪的男同学才更像是一个男子汉。 

七、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 

    不久前，廖亦武写下一首短诗，题目是“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不！ 
　　孩子死了，父亲死了，情人死了兄弟姐妹也死了如果人心都死绝了你不投降又有什么用？ 
　　时光流淌，阴雨连绵大地却一片荒芜太阳有毒，看客是猪你无家 无国 无底气羞耻羞耻——又有什么用？ 
　　你说你活着是为了记住可记住——又有什么用？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不——又有什么用？ 

　　这首短诗表达的，一方面是英勇的坚持，一方面是对坚持的意义的深刻怀疑。不投降有什么用？当它看上去什么用也没有的时候。然而，不投降在没有用的时候最有用。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所谓“时穷节乃见，一一书丹青”。在这里，不投降的意义就在于不投降，成败利钝，非所计也。一个人有多高贵多人性，就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面对强权永不屈服。 

　　著名意大利作家、女记者法拉奇说：“我认为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希腊字母：OXI。意思是‘不’。”“为什么还要忍受痛苦，为什么要斗争，为什么要冒从山上被狂风刮到井底与鱼为伍的风险呢？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总之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只绵羊而生存的唯一方法。” 

（《证词——为中国底层贱民代言》，廖亦武著，490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