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小记 

作者：周启博 

我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８，１９日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城出差，工余访问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和所属葛斯德（Ｇｅｓｔ）东亚图书馆。 

（1）东亚图书馆巡礼 

葛斯德是百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参与对义和团作战。　他在中国罹患眼疾，西医束手，靠中医药治愈。他因此发愿搜集中医书籍，向美国传播东方文明。他将收藏捐赠普大，成为普大东亚图书馆首批藏书，故名。　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大师胡适1950年代在美国“龙困浅水”，曾在此任馆长两年。馆内挂有原上海图书馆长顾廷龙手书中文馆名，每字一尺见方。馆内期刊阅览室和藏书室对校内外任何人开放，读者来去自由，无人检查或寄存书包。我徜徉其中３，４小时，见到中日文书籍老到２０世纪初年印刷，新到两星期前才出版，均任意取阅。绝大多数读者素质够高是这种不设防的前提，在我居住的纽约，公共图书馆藏书价值比这里低，却远不能如此开放。 

（2）牟复礼，卫德明教授轶事 

１９４０年代家父周一良，家母邓懿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参与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工作，为派赴亚洲战场的军人教授中文日文。数名学业最优的青年军官战后成为美国研究中国日本文史的学者。其中有一位牟复礼（Frederick Mote），曾随军在成都，北平和天津执行任务，退役后进金陵（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取得中国文史博士学位回美，在普大任教，成为美国汉学重镇。他和我父母的交谊始于二战正酣的年月， 二战之后他因军务路经天津时访问过我的祖父。1949年以后中国自闭于世界30年，到八十年代中国国门再开时， 他在美国汉学界已经桃李满天下。我父母在1980和1990年代几次来美， 与他恢复了联系。父母亲每有文字出版， 都由我寄他。他可算与我家三代世交。自普大退休后，他偕华裔夫人从人文荟萃的美国东岸移居西部科罗拉多州人烟稀少的落基山脉， 落户于居民数百人，海拔八千尺的小镇格兰比（Granby）。两年前当地一个开发商不满土地使用政策，用推土机自制土坦克攻击镇政府，被州警卫队包围后自杀，小镇成了当天全国电视头条新闻。我给他写信说我因此有幸一赌该镇中心街景， 但是电视显示的镇政府外观简陋得像个仓库。近年来通讯科技爆炸，家家因特网，人人打手机， 但他好像秉持中国文化中前朝遗民的古风， 对新技术敬而远之，与外界联络的唯一渠道是手写或老式打字机打成的信， 经邮局邮寄。连有线电话和传真都不用，遑论手机和电脑。我给他写信时， 常把他想象成中国古代隐居山野的硕儒名士， 摒除尘世扰攘，以专心读书，思考和著述。我母亲在2000年和父亲在2001年去世后， 他都向我致意哀悼，并 继续与我通信， 只是信中常提到困扰他的疾病。 2005年新年期间我收到他的贺年信， 信纸印有他夫人手绘的水墨画兰花。他告诉我他前不久发病，正在康复，计划在体力许可时写完已经开头的论文， 讨论我父母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想到几周以后我就在北大历史系网站“往复”上读到他于2005年2月10日去世的消息。 东亚图书馆走廊里展出了他的遗作和遗像， 其中一篇他纪念业内同仁卫德明(Hellmut Wilhelm)的文章，写得生动有趣， 令我忆起家父和卫家的渊源。 

家父在青岛甫出生，母亲即病故， 祖父不得不将婴儿交给德国牧师朋友卫礼贤的夫人以牛奶喂养。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生于1873年，1899年奉德国基督教同善会派遣来华（山东青岛）布道。他在华25年，致力中西文化交流和办学授业，却未收一个华人教徒。一位张姓本地纨绔少年曾在他门下求学，后来成了中共特务首脑， 改名为康生。我祖父因文化与他论交， 我在父亲藏书中看过他与祖父合译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论文“人心能力论”。 卫礼贤的儿子卫德明1906年出生于青岛。卫德明七岁时，母亲告诉他家中来了一个刚出生的周姓“中国小弟弟”。1924年卫家返回德国法兰克福， 卫礼贤成为享誉欧洲的汉学家。青年卫德明也醉心中国文史，曾帮助父亲翻译过“易经”。1930年代，希特勒崛起，领先欧洲的德国科学文化即将被纳粹专制所窒息。 德国知识分子面临困难的选择：为留在祖国而忍受法西斯暴政，或者为学术和思想的自由独立而流亡异乡。 一贯批评纳粹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爱因斯坦经英国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斯塔克（Johannes Stark， 以研究射线多普勒效应和电场对谱线作用在1919年获奖）则投靠希特勒，主持以“亚利安物理运动”对抗纳粹所谓的爱因斯坦和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犹太物理”。由于以物理学术服务法西斯政治有功， 他荣任“德国物理技术协会”主席多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家效忠暴君， 非自中国杨振宁始。 在这个流亡潮中，青年汉学家卫德明选择了他的出生地中国，偕犹太妻子落户北平，在北京大学教德语并任德中学会理事。二战胜利后傅斯年接掌北大，拒聘所有日据时代的“伪教职”人员，仅卫德明一人以德籍例外。他以为自己可以继续栖身中国，埋头汉学了。 不料外侮方休，内争又起。中共借日寇侵华之机崛起，行将以武力征服中国。卫德明1930年代为逃离纳粹从祖国德意志流亡，1948年因躲避中共自第二故乡中国出走。二十世纪三大独裁首领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卫德明不幸遇到后两个。 他黯然告别烽火漫天的出生地，赴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在那里他终于有了一间长久而安静的书房，以中国文史和“易经”的著述享誉西方汉学界。 1982年我父母曾去西雅图拜访他， 当年青岛的德国幼童和他的“中国小弟弟”都已是白发老翁了。 

牟复礼写于1990年的这篇文章主旨是表彰卫德明对美国汉学的贡献， 却以一个完全无关汉学学术的故事开头。 1945年9月，中国北平。当时盘踞古都的日军刚刚投降，美军作为抗日盟军进驻，牟是时年24岁的下级军官，所隶属的部队 负责清查北平外籍居民中的纳粹分子。 一天他奉命调查一个线索， 身着军装驾驶军用吉普去找那个地址。 他在北平曲曲弯弯的胡同里迷了路， 为找人问路去敲一个四合院的门。按他知道的北平民俗，以为应门的多半会是个中国老太太。可是开门的竟是个穿中式服装，年届40的白种男人。牟用标准京腔询问附近的一个胡同，那人即以流利中文作答， 两个白人用中文对话一阵之后， 双方都感到有点滑稽， 遂换成英文。那人一边讲北平的胡同如何有趣， 一面指示牟怎样找到那个地址。牟听懂后与他告别，没有和他交换身份和姓名即驾车离去。 两人对话刚一从中文“切换”到英文， 牟就感觉到这人说的英文中听得出德国口音，军人的直觉告诉他自己的任务就是在北平拘留审查这类有德国纳粹分子嫌疑的外籍人。 可是由于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 牟压下了逮捕此人的念头，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后牟的军服换成了学生装， 然后是博士袍， 而且从中国回到美国在普大任教， 北平胡同里的遭遇淡出了他的记忆。 1952年，他去西雅图与那里的知名前辈汉学教授卫德明交流学术， 见面时牟赫然认出， 卫德明教授就是七年前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北平他想过要抓而终于没下手的那个人。 后学与前辈切磋了学术问题， 牟始终没有提起七年前北平胡同里的一幕，而且庆幸自己当时鬼使神差地“临阵纵敌”。他把这个秘密一直保藏到卫教授去世。浏览这页文章和其他展出的牟的著作与照片， 让我联想到这几十年来他们两位德国和美国学者与我父母的往来。普大东亚系所在的福瑞斯特（Frist Campus Center）楼， 在1950年代曾是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大师的授课地点。 楼内小卖部挂着爱因斯坦当年做实验的仪器照片。 爱因斯坦给物理研究生讲课的教室，和东亚系纪念牟复礼的橱窗不过几步之隔。我漫步在这一小段浓缩了很多历史的走廊里，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很小。 

（3）“末班车乘客” 

普大东亚系以中国文史及语言见长， 汇集来自台湾和大陆的业内精英。 我有幸会晤生于上海，后去台湾的周质平教授和来自大陆的学者陆扬教授， 聆听他们评论当代中国人文科学和学人的现状。 

提起去世不久的牟复礼教授, 他的深厚学识和道德修养在同事和学生中有口皆碑， 而华裔同仁尤其津津乐道他的“京片子”中文口语。他对中国文史的理解，无疑得益于他对中国语言的把握。按照家父的划分方式，以1930年代开始任教的美国东亚学者为第一代，他和密西根大学的柯迂儒（James I. Crump）都属于第三代美国东亚研究学者中的汉学家。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科学界产生了胡适，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及其弟子传人。他们有极为扎实的国学功底， 又游学欧美多年， 熟练掌握欧美语言， 了解欧美汉学界流派和走向。在欧美，也有一小批汉学专家， 他们有机会常年在中国居住，学习和研究，通晓中文，师从第一流的中国学者。这两组人之间的交流很容易得心应手。 牟教授是第三代美国汉学家中的最后一位。 在这一代以后有志于中国文史的西方青年，较难企及他们的水平，主要原因应是中国社会的变迁。人文研究是艰苦的事业，主观上学人需要坐得住冷板凳， 按老话讲是青灯黄卷，皓首穷经， 才可能有先人未有的发现。客观环境也同样重要：人文学术和学者能保持对政治和社会的独立性。１９４９年以前，尽管中国饱受战乱和贫困之苦，但对人文学术和学人，国民政府尚有起码的尊重，社会也不施以压力，学人可以保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尽管学人物质生活有时清贫到“十儒九丐”，但精神却很富有，除学术思想可以十分活跃以外，放言论政针砭时弊的自由也有相当程度的保证。例如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4年，连中共口头上都尊蒋介石为最高领导， 西南联大亲共教授闻一多当面向驻昆明国民政府嫡系军长邱清泉表示不满抗战形势，要对国民政府“造反”， 而国民政府当局对闻仍予优容。 国民政府治下的中研院史语所，和西南联大的文史学科，都是在这种容许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环境中出了高水平的成果和人才。国民政府对中外学术交流也不予干涉。抗战初期英国皇家学会资助陈寅恪去英游学兼治病，抗战后期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由美国大学邀请中国一流人文学者去美讲学兼疗养，美国驻华使馆开具名单时对批评当局甚力的冯友兰，闻一多等教授等照列不误，而国民政府亦不干预。外国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文化，国民政府理所当然按民间行为处理，不予阻挠。正是在这种有利的客观环境下，在中国人文学科惨遭灭顶之前的最后几年，有志汉学的资优美国青年牟复礼得受中国一流学者的亲炙，奠定了一生汉学成就的基础。
　
毛泽东早年未能就读北大文科，曾任北大图书馆职员为生。屈居当时主持和使用图书馆的人文学者们之下。 毛抄写文书草率，临时代替馆长李大钊主持馆务的梁漱溟曾令毛重做。因此毛与他所谓的“大知识分子”和人文科学结怨。毛于１９４９年君临中国大陆，中国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厄运于焉开始。对毛来说，为提升军力搞工业化需要理工知识，而马列以外的人文科学则完全是敌对意识形态，所以在“改造”　全体旧知识分子时，采取“役使理工，打压人文”政策。文革疯狂达到高潮时，大学全面停课，中西人文学术交流完全中断，１９４９年以前知名的所有人文学者都被彻底踩在脚下，其中许多人已不堪凌辱而自杀或在潦倒困顿中病故。毛终于报了四十年前北大图书馆的一箭之仇，心满意足地以“最高指示”总结了自己对人文科学的鄙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此后人文科学除少数课题为毛的政争所用之外，全部沦为荒漠。 

在后毛时代，按邓小平说法“先富起来”的中共当局对独立的人文学者除继续以政治打压之外，还施以金钱收买。人文科学从业人员与他人一样需要改善物质生活，实现自身价值。尚未奠定学术地位的青年中年学者需要刊布研究成果，取得科研经费和提高学位职称，而各国学术界通病是在这几方面苛待藉藉无名的青年中年学者。例如希特勒上台后大批德国学者流亡英美时， 英美学术机关对有名的学者待遇优厚， 对无名的甚少问津。 爱因斯坦在1933年5月30日从英国牛津写信给好友玻恩（Born）教授, 为此大感不平: “想到这些青年学者我就心痛”（…my heart aches at the thought for the young ones…）， “我坚信已经成名的会有良好待遇。 但是未成名的，年轻的学者将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I am firmly convinced that those who have made a name already will be taken care of. But the others, the young ones, will not have the chance to develop）。 国内青年中年学者面对的除了这种各国都有的不公平之外，如果敢要求学术独立就还得面对政府的威胁利诱。 当局一手执报复，整肃的大棒，一手拿学位，职称，出版，工资，住房和“国务院特殊津贴”等胡萝卜， 让学人不“自律”也难。老年学者虽已“功成名就”，但因高龄多病公费医疗就成了生命线。 文革闻人吴法宪的家人为探讨文革历史，透露了一些当局不喜的秘辛， 吴的医疗待遇立遭取消， 吴旋即病故。 当局以此杀一儆百：“想保住老命吗？那就闭嘴”。当局还花公帑大办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人文“工程”，例如数年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当今的“清史工程”。学人如愿效忠当局参与工程，动辄可月酬八千（高于教授月工资），持续多年；如秉持学术良心提出异议，自然分润无门。现在国内大量人文知识分子臣服当局，放弃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其原因除本人人格之外，环境压力也不能忽视：全国文化学术机关多属官办，政府垄断全部资源，民营文化学术机关的数量和实力完全无法抗衡官方。毕竟“民以食为天”， 人文知识分子也要顾虑饭碗。 

对中西人文学人互访，当局也严密控制。欧美研究机构资助国内学人往访的，当局曾经要“提成”才放行。国内学人被当局入另册的，或不准出国，或出去不准回来。欧美学人欲来华交流的，也需要“政治审查”。普大东亚系的美国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因同情中国人权民主而开罪当局，不准到中国作学术活动。一次周质平教授先到北京，等待与林会合。林与普大同行者飞抵北京，同行者在入境处外久侯不见林出关，告知周教授。周致电美使馆，为引起重视而有意“危言耸听”，说林在北京机场“失踪”。美使馆已习见中国当局手法，答曰“这不新鲜，林的安全没问题。”数小时后林从东京给周打了电话，原来中国当局在机场连一个电话都不准林打就把他押上了出境飞机。与林培瑞不同，牟复礼伴着步步逼近书斋的内战炮声，在尚存学术独立与自由的中国读完了他的博士学位。他是少数幸运的“末班车乘客”之一。 

中国人文科学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何时归来？ 

（4）“以理杀人” 

周质平教授近年来研究中国大陆文化人在1949年前后，尤其是文化革命期间的遭遇和应对方式，对冯友兰，季羡林等个案均有考察与著述。 因为我父母也是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员，所以我请教周教授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 这个群体，除极个别成员外，在1949年以后迅速放弃对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坚持而臣服于毛的高压， “气节”差强人意，应该与什麽参照系对比来评估他们的表现？我所能想到的参照系有： 

• 这个群体避秦台湾的同侪， 对国民党的专制作了有声有色的抗争， 但是史实表明毛的专制远比国民党严酷残忍， 台湾文化人比大陆文化人享有大得多的活动空间。 

• “时穷节乃现， 一一垂丹青”的古圣先贤。 在人命价值大大提高的现代， 是否还要大陆文化人遵从古代“死节”的要求？ 

• 与这个群体同时受毛打击的中共高官，如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文武大员。 毛死之后逐渐透露的真相表明他们谄毛媚江的表演比多数文化人更加不堪。 

如果找不到有可比性的参照，又该怎样给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表现“打分”呢? 

周教授认为，台湾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以及当今大陆评论界，衡量这个群体的标准过于严苛。要求任何人在毛泽东时代抵制当道， 就是逼他们作烈士。如果因为他们向毛低头以求活命， 就质问他们“你为什麽没死？”，这无异于“以理杀人”。具体对群体的每个成员， 标准掌握也不公平。 梁漱溟因为要毛拿出“雅量”，触发了毛流氓式骂人， 被捧为骨头最硬； 冯友兰因为谄媚毛江， 被骂成骨头最软。实际上，梁事后检讨不迭， 所谓“最硬” 也不那麽硬， 冯被反复批判侮辱而“不自杀，不发疯，不沉默”，所谓“最软”也不那麽软。家父周一良与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同入“梁效”，同为被辱骂的“四皓”，我自然容易接受这种对他们较为同情的标准。 但我觉得在反对“以理杀人”的大前提下， 还应承认各人表现有程度不同。 “四皓”均通文史，充当顾问都兢兢业业，但频繁托谢敬宜将效忠诗代呈毛江者只冯一人。冯出口成章，诗来的比他人快，正是为才气所累。待毛死江囚， 冯又得向新当道解释自己的诗只是拥毛而非谄江。已唾弃毛的公众视之为越描越黑 ，同案三“皓”也难免感到不屑。魏建功仙去时，家父行走已有困难，但他说“我爬也要爬去”向魏老告别。 冯逝世时，家父虽也接到通知，就没有了“爬去”的热情。“梁效”的中青年学人，如何应对从毛太祖的殿前“御笔”沦为新君阶下“钦犯”的落差，也显示了各自不同的风骨。 中共是毛的党，四人帮完全听命于毛， 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在毛死之前国人对此已有目共睹。如否定四人帮，就需否定毛才合逻辑，那末中共执政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所以新君华国锋以御林军翦除四人帮后， 要务之一就是将毛描写成与四人帮对立。为此当局需要“梁效”人员指认“梁效”是奉四人帮之命反毛反中共。“钦犯”们愿意按党的需要说谎，替毛背黑锅的有赏，坚持按事实说话的则重罚。 历史系范达人教授如实陈述“梁效”不过是执行毛通过四人帮传下的旨意， 被“抗拒从严”， 系狱逾年。历史系教授何某按中共的需要给自己罗织罪名，因而被“坦白从宽” ， 后来甚至获赐北大副校长职位。哲学系教授叶某， 毛在世时向四人帮上条陈效忠， 毛死后则按当局所定调子检查认罪， 居然也官至全国政协常委。某日我伺候家父时一位梁效“同案”造访，来人谈兴甚高，家父却急于送客，命我递过电视遥控器，猛然加大音量，来人才知趣告辞。我问来人是谁，为何使出如此顽童手法，家父只答是叶某，没有其他评论。后来是其他梁效成员告诉了我叶某的作为，我才知家父逐客事出有因。 

季羡林先生1950年代被当局划为北大教授中的“左翼”，因此曾任校工会主席，并入选首批文科“学部委员”。他与家父曾有交往，所著“牛棚散记”记录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季先生二战前留德，与夫人间关万里音讯皆无达十年，学成归国不弃发妻。1989年民运时他不顾官方警告慰问绝食学生。屠城后他坦然以“参与动乱”向军警“自首”，让当局拿着这个烫手山芋不好下台。对这些我一直敬佩。 但近年来他逢迎当道，时以学术为政治鼓吹。政府也犒赏以专列返乡，省长出迎之类的高官待遇。 家父曾以历史学术服务毛皇帝，得到些入执政党，坐主席台之类的待遇。好在家父暮年彻悟，反思了自己当年未能坚守学术独立与自由的失误。季先生年逾九旬，还在兴冲冲重演这个“学成文武艺，赁与帝王家”的戏码，重蹈梁效“四皓”的覆辙，再不觉醒，恐怕有生之年来不及反思，我不禁为他不值。周质平教授著文批评季先生，我以为是中肯之论。 

中国知识阶层大量成员拜倒在中共的胡萝卜加大棒之下，令人叹息“人心不古”, 也突显出少数成员坚持人格底线的可贵。 “六四”屠杀过去十六年，许多当年在中共驻美使领馆前抗议过的中青年流亡知识分子， 因为要“回国发展”，要“做生意”而受了招安。 而一些年龄更大，因而在西方谋生更难的学者却不改初衷。 北大历史系张广达教授与家父有师生之谊，虽经1957年被划右派的打击而不改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他在1989年民运兴起时公开支持学生， 当局屠杀之后出走法国，时年已58岁。他给家父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决定去国是因为对屠杀不能认同。以他的学术成就，只要他向当局的大棒低一下头，重回北大，自会有大小“胡萝卜”送上门来。但是，他宁可以古稀之年辗转四海任访问教授为生，文旌绛帐所至，遍及欧亚美多处学府，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张教授十六年来奔走各国虽然风尘仆仆，却也成就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夙愿。 近几年有北大历史系同仁建议他考虑试探回国，当我居间传话时， 他平静地表示了要坚持自己对“六四”的理念。回首先贤，例如苏武（匈奴单于迫汉使苏武归顺不果，令其牧羊到“公羊生崽”时方可归汉）流亡北海牧羊十九年，不也就是为了坚持一个理念？ 天佑国学，人文知识分子中愿意为坚持理念而付出代价者尚有人在。 我相信不必等到“公羊生崽”， “六四”屠杀就会重新评价，中国人文学界也将重拾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 

访问普大东亚系有感，是为记。 


（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