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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警察读者”们，在我的新作《天安门之子》在香港开放出版社问世前夕，我写下了这封给你们的公开信。你们确实是我的“忠实读者”，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对我进行传唤的时候，强迫我“自愿”答应让你们从我的手提电脑中拷贝走文章和资料——当然包括这本正在编辑中的书稿。因此，你们比所有的读者都“先睹为快”了。
我理解你们对阅读我的书稿的热切盼望。早在二零零四年七月访问美国归来的时候，我刚刚走下飞机舷梯，几名便衣就紧紧跟随在身后，并不时地用对讲机通话。我感谢你们特殊的迎接方式。当我正在排队办理入境手续时，便衣们都走进了海关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一大群穿着海关制服的人员走到跟前，表示要检查行李。于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检查中，几个箱子全被翻得底朝天。当海关职员发现几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籍时，如获至宝般地询问说：“这是不是法轮功的宣传资料？”这样的职业素质让人啼笑皆非。
最后，海关职员把注意力集中到手提电脑和照相机上：“这是你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吗？”
我回答说：“这是我已经使用了一年多的旧电脑，你们看，表面还有磨损的痕迹呢。”
“那么，你拿发票出来，如果没有发票，你就得先把电脑留在我们这里，明天找到发票之后再来取；否则，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你新买的，你要依法纳税。”
在这段时间里，先后到达机场的有好几个航班，数千名旅客川流不息地从身边走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随意地挎着装有手提电脑的挎包，海关人员却熟视无睹——我是惟一享受到了这种殊荣的例外。
“那么，我缴税好了。”我知道你们想将我的电脑留下，然后窃取电脑中的材料和文章。你们会拿着放大镜去检查每一个字，将所有“大逆不道”的“反动文章”搜集起来，作为有朝一日的“罪证”。我决定不会让这台手提电脑离开身边，便选择了缴纳这笔高达三千元的根本不该缴纳的税款。你们的企图没能得逞。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六点，五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敲开我的家门，一名警察向我出示了一页“传唤证”。我要走近去仔细阅读，谁知此警察拿着传唤证恐慌地往后退了两步——难道以为我会抢夺并销毁了它不成？一瞥之间，我看到了传唤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落款则是“北京市公安局国家保卫大队”。
两名牛高马大的警察扭着我的双臂将我带入楼下的警车，并将我夹在后排的中央。前后还有数辆警车“保驾护航”。我对这样的大动干戈感到困惑——我又不是詹姆斯•邦德，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你们根本不必出动如此众多的人马。
来到附近派出所的一个房间之后，长达十四小时的审讯开始了。我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还有幸享受到了免费的麦当劳牛肉汉堡。整整一个通宵，几批警察轮番上阵，红脸白脸黑脸相继出现。最有意思的是，在审讯的过程中，不时有警察进门来，拿着一张小纸条放在主审警官的桌子上，仿佛案件又有了什么重大的进展。这是故意表演给我看的“心理战术”。
一名中年警察扮演“孔子”的角色。他自称在高校工作过，便以导师的面貌出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前程远大，不要继续误入歧途了。你的问题主要还是交友不慎，与刘晓波等社会渣滓来往。你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一定要悬崖勒马。”接着，“孔子”先生为我设计了几条灿烂的人生道路：“你可以做学术研究嘛，再进入学院也不难啊，以你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可以当上教授的。不然，你还可以写畅销的小说和影视剧本，一集就可以挣十万元，有名又又利。你写这些内容，我们不会干涉你的创作自由。现在大家都忙着挣钱，你也该为自己多考虑考虑。”这位慈祥的人生导师，如果脱去警服的话，说不定可以参加当年曲啸、李燕杰的讲师团呢。“孔子”先生苦口婆心地劝诫我说：“我知道，我也许会成为你文章中的反面人物。但不管你如何看待我，我是为你好才说这些话的。尽管你现在可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但你以后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之后，总有一天会发现我的一番好心。”俨然是对我推心置腹了。
“孔子”的劝说没有奏效，“关公”立即上场了。这名年轻的便衣警察，一进门来便歪着脖子打量我，一看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善于打架斗狠的角色。他将我审视一番后，猛然冲到面前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你是文化流氓，我们是政治流氓，我们还怕你不成？”看来，他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呢。“关公”毕竟心直口快，三五句之后便说出了老实话：“你不要跟我们讲法律，我们共产党从来都不遵守法律。老实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流氓，我们的政权是以无数人血流成河的代价换来的，难道会白白地让给你们不成？我们从来就不怕知识分子发牢骚，当年毛主席一句话，就让千百万知识分子人头落地了。”这位大概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关公”先生，谈起中共党史来却比那些党史专家更加真切。紧接着，他鼓着眼睛说：“我们警察是干什么的？是捍卫共产党江山的！今天，我们对付你们还有许多新办法。你信不信，我立即把你投入刑事犯的牢房，让他们把你打得半死。我们可以让你人间蒸发，随便制造一个车祸就解决问题了，我们比苏联的克格勃还要厉害，我们有庞大的资源可以利用来对付你们这些人。你不怕是吧，你还有家庭，你还有亲人，我们可以让你家破人亡！”说到最后，他咬牙切齿地，几乎变成了“狼图腾”——谁说今天的中国缺少“狼性”呢？
“警察读者”们早已将我在海外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从网上下载并打印好，让我一页页地在上面签字并盖手印。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我的所有文章都是使用真名发表的，我对自己写过的每一个字负责，难道我会不敢承认这些文章都是我写的吗？“孔子”先生说，你在文章中直接点名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名字，侮辱了最高领导人，已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的心中感到很好笑：这个拥有几百万军警宪特的专制政权，其安全程度居然如此不堪一击，书生的几篇文章就能将其“危害”了？可见，你们已经没有多少自信了。“孔子”先生还说，你写的文章对我们党充满了仇恨，你这样的做法在西方也是混不下去的，即使在你欣赏的所谓“民主国家”的美国，也不会允许你这样骂政府，小布什早就叫联邦调查局收拾你了。按照“孔子”先生的说法，我们的党对我还真够仁慈的了。而“关公”先生则威胁说：“你电脑里的东西都是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将你炸得粉身碎骨，不如交给我们处理，你就安全了。”当警方的电脑专家从我的电脑中拷贝走所有的资料之后，“关公”先生立即变了一副和颜悦色的嘴脸，我惊诧于此人变脸之快，即便是川剧中的“变脸”绝活也比不上。此时，“关公”先生像铁哥们一样地对我说：“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有什么难处找到我，可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
传唤的存在，本来就是一桩恶法——当事人被剥夺了与律师会面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沉默权。而整个对我进行传唤的过程并不完全合法：无论是身穿制服的警察，还是便衣人员，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向我出示警官证；当我被释放的时候，也没有留给我一份传唤证的副本。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警察们还逼迫我签字表示“自愿”交出电脑由他们拷贝其中的文件；最后，拘禁我的时间达十四个小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十二个小时。
当第二天早晨八点多，我获得自由回到家中的时候，才知道妻子也被警察叫去审讯了一个多小时，原因是妻子打电话将我被带走的消息告诉了几位朋友。一名气势汹汹的女警拍着桌子对妻子说：“你大肆炒作此事，只能对你丈夫的案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法盲执法，尤可悲也。当妻子向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想起了瓦文萨的妻子达奴塔当年的一段访谈。一九八二年十月，波兰还处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之下，达奴塔带着两个女儿去探望被拘禁的丈夫，在此过程中遭到了特务们粗暴的对待。秘密警察博宾斯基上尉猛然将她推进房间，她把女儿安娜撞倒了。
“闭上你的嘴，你这泼妇！”上尉凶狠地训斥说。
“闭上你自己的嘴吧！你认为你是在对谁讲话！难道我什么权利都没有吗？”达奴塔毫不畏惧。
“你没有任何权利，我们只是奉命拘留你。”对方回答说。
达奴塔写道：“上尉的举止就像一头野兽，那时我甚至认为他会对我拳打脚踢。他曾被气得大发脾气、狂蹦乱跳。上尉说他现在要写一份正式报告，将我如何骂了他；我回答说，我要对警察的野蛮行为提出正式泣诉。我在离开时对他说，不管他的军服对么威严，他仍只是一头下流的猪。”最后，达奴塔轻蔑地对这个穷凶极恶的秘密警察说：“你们会怎么样呢？你们还能统治多少年？你们现在还统治着我们，可你们认为你们能支持很长时间吗？”
警察先生们，达奴塔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和妻子想对你们说的话。当然，我们不会骂你们是猪。作为基督徒，我们并不仇恨你们。在被审问期间，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祷告，求神赐予我智慧和勇气，也求神赦免你们的罪行，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都不知道。一名便衣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循循善诱说：“既然你写过一本名叫《拒绝谎言》的书，标榜自己是说真话的人，那么你就应当向我们讲老实话。”谎言帝国的侍卫们劝导老百姓都要讲真话，这一幕场景比《变形记》和《等待戈多》还要荒谬。这名便衣警察故意漫不经心地问到我与丁子霖老师的交往，我遂反问他说：“中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了我不能与丁子霖老师交往吗？你们杀死了人家的孩子，却不允许父母哭泣和悼念，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为人父母的人，假如你的孩子被杀害了，你将如何？”此人不敢正面回答，只是支支吾吾地说：“那，那不一样吧。”警察先生们，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虽然你们仍然拥有制造谎言的能力，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虚伪的诺言了。你们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运动，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苹果烂了，如何保鲜？”虽然你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几乎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维持你们的权威了。你们能够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的，就只剩下暴力了，而暴力终究有失效的那一天。
警察先生们，你们企图用恐惧来压垮我，但我真切地感到，真正恐惧不安的是你们自己。我对你们只有蔑视而没有仇视，正如波兰异议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所说的那样：“你并不敌视警察，对他们只是怜悯。你很清楚他们中间精神疾病的发生率很高，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对自己孩子都会感到羞愧。你明白，国家会对他们进行大赦（还有谁能记住往日的刽子手和告密者？）”是的，警察先生们，我把你们看作读者，而不看作敌人。我没有敌人。我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反对什么，也不是要制造敌人和掀起仇恨，而是要捍卫我和同胞们共同的自由与尊严——当然，也包括你们警察的自由与尊严在内。我愿意先从自己做起，像米奇尼克所说的那样：“开始去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在追求真理的斗争中，过有尊严的生活。”你们可以监禁我的身体，却不能监禁我的灵魂；你们可以羞辱我的人格，却不能剥夺我的尊严。
警察先生们，你们是我的“第一读者”，但我的文字对你们可能完全“无效”，就好像炽热的泪水滴在冰冷的石头上一样。这种情形正彰显了文字的有限性和我自己的有限性，启蒙的事业并不是大叫一声“芝麻开门”就能够完成的；这种情形也使我认识到人与人的心灵之间存在着何等巨大的差异——我愿意做心灵疏通的工作，致力于消除这种巨大的差异。在此过程中，我不会用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即使仅仅是在内心深处。我深深地知道，如果用共产党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这个世界确实有可能沦为一个臭气熏天的猪圈。对此，米奇尼克有过一段深刻的论述：“我不喜欢共产主义者能够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你是一只猪，我是一只猪，他是一只猪。全世界都是猪圈，正如安德烈依•奥泽曾经指出的，除了猪圈之外什么也不是。这对我完全不起作用。我对这种东西的反应是，这不真实。存在着我们必须捍卫的某些原则，而不是去考虑环境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自己正在逆流而上。多年之前，教宗宣称我们在要求正义之前必须表现仁慈，我认真对待他所说的。”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改变生活在猪圈中的处境——既不把自己当作猪，也不把你们当作猪。我相信，在未来的中国，你们会为自己昔日所做的一切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罚，但我个人早已原谅了你们——即使你们坚持不忏悔。我的宽恕并不是对你们的忏悔的奖励，它是我的精神需求，与你们怎么做无关。
《天安门之子》一书，是我从近两年来的两百多篇评论文章中精选出来、汇集而成的文集。比起两年前《拒绝谎言》中的文章来，其深度和广度都有长足进步。作为一名迟到的“天安门之子”，我的思考和写作将与我的生命同步，无论何种威胁利诱都不能让它中止。“警察读者”们，我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不是控诉，乃是呼唤——呼唤你们丢失的良知早日复归，呼唤你们扭曲的精神早日复位。我将这封公开信作为《天安门之子》一书的自序，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封信也是一个自我疗伤的过程，我将努力去掉自己心灵深处的愤怒与怨毒，而填充进仁爱与宽恕。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宽恕你们确实是我的幸福。曾经五次入狱、两次遭到警察暴力殴打的米奇尼克在《波兰真相》一文中这样说过：“我祝愿我的好朋友们，尤其是那些遭到追捕以及正在战斗的朋友们，请赐予他们足够的力量，穿越那在失望和希望之间伸展的虚无的黑暗，请赐予他们更多的耐心，使得他们能够学会最高深的艺术——宽恕。”惟有上帝才能赐予我们力量、耐心以及宽恕和爱那 “不可爱的人”（包括你们在内）的能力。我，愿意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激自己已经经历的一切，承担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盼望自己即将经历的一切。
余杰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家中
（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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