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对人性的摧残

——狱中读《1957年的夏季》 

作者：刘晓波 

　　读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其惶恐让人有点无所适从。感触最深的不是反右斗争的残酷与阴险，也不是毛泽东的霸道和流氓，因为这些我早已耳熟能详，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灾难面前的进退失据，特别是那些有地位有威严的社会名流们，在毛泽东突然变脸之后的自相残杀和尊严扫地。毛泽东实施的恐怖政治固然是最邪恶的外在原因，但是，知识人本身的懦弱和丧失起码的做人底线，则是主要的内在原因。

　　在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时，知识人团结一致地宣泄不满，而压力一来，便纷纷反戈一击，矛头所向不再是执政党，而是自己的同类。受迫害者不仅被全社会当作敌人口诛笔伐，而且他们之间也进行疯狂的相互攻击，落井下石成为社会名流之间的惯用手法，有太多的所谓“罪证”都是几个人、甚至两个人之间的私人谈话，被其中某人揭发出来，就成了罪证，很多右派的帽子是知识人扣在知识人头上的。这些落井下石的自相残杀，尽管大都出于被迫无奈，出于自保的本能，但造成的迫害在结果上却是一样的。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自问：如果没有这样的相互揭发、背后告密和打小报告，没有借诬陷他人来洗刷自己，没有借批判他人来证明自己的革命和效忠，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敌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许就会有另一番景观。而且，鸣放时期的言论涉及现实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时期，右派平反时为什么没有出版一本右派言论集。

　　批判、检讨和表态是中国千年帝制文化最丑陋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被迫自阉灵魂的丑陋文化，在中共执政后发展到极致：在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强大压力下，频繁的整人运动伴随着人人过关的表态。在恐惧、欺骗和收买的三重作用下，幸运者可以通过检讨和表态而过关，但是有太多的人的检讨却成为其罪证的自供，再掏心再自残的表态也救不了自己，而只能造成精神残废。清代的康熙皇帝，在制造钱名世的《名教罪人》的文字狱时，曾经动员了385名官员表态，声讨同类钱名世。他们的内心并不认为钱的诗文多么大逆不道，却必须表态以示对康熙的忠诚，而皇帝对官员们的表忠心的承认，又是进行当下自保和未来高升的最佳手段。但是，康熙搞一个文字狱，只动员了区区385人加入大批判的行列，那些官员们的批判和表态，也多少还顾及一点点士大夫的颜面，写得并不那么露骨。与中共执政后的最小规模的文字狱相比，与当代名流们的刻毒嚣张和肆无忌惮相比，已经不是小巫见大巫的差别了，而实在是九牛一毛的悬殊。

　　全民动员的大批判，必然伴随着大检讨和大表态，从40年代的延安整风到世纪末的镇压法轮功，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就是在由独裁者发动一次次大批判大检讨大表态中度过的。发动者从来就是有阴谋、有组织、有计划的，而被整肃者往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成为众矢之，一下子就乱了方寸，免不了窘态百出，反右时期的社会名流们就是如此。本来是毛泽东号召百家争鸣，突然就变成毛泽东发动反击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以至于反右斗争已经开始，一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仍然处在鸣放状态中，仍然继续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揭露官僚主义的弊端。而等到他们看清了局势，一切皆为时已晚，他们在鸣放中的言论，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充足的罪证。陷于这样的阴谋之中的人们，怎么可能不完全乱了方寸。而能够在这样的阴谋中一丝不乱、坚定不移的人，方为人世罕见之俊杰，甚至比在战争中陷于敌人埋伏而能保持镇静自若的指挥官更杰出。

　　我熟悉年轻的林昭在反右中的宁死不屈，当时，她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北大女学生；我也知道马寅初的拒绝检讨，他当时是北大校长、社会名流。不知名的学生和知名的校长的不同身份，却由于各自的拒绝检讨而在做人上回归于同一种高贵：坚守人的尊严和捍卫真理的勇气。我想，肯定还会有不知名的平民在当时坚持过，但是历史的不公正使他们至今仍然默默无闻，如1957年的西南农业学院有四个学生，皆为农家子弟，深知农民的悲惨处境，他们用“真理塔”的笔名，写出了《请党中央毛主席重新估计农民的革命性》，为农民的苦难大声疾呼。而现在，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为真理而殉难的名单上的失踪者！

　　在极端恐怖和全民动员的年代，林昭式的刚烈、清醒和风骨类似生命的奇迹。无论是那时还是今天，要求出现很多个林昭和马寅初，固然既不现实又有强人所难之嫌，但是，即便不能像她那样公开反抗，做到起码不诬陷他人，也不算是对人性的太高要求。在这本关于反右的书中，我看到唯一一位坚持自己观点，在声讨、批判面前不肯低头的，仅章乃器一人。

　　还有一些人在反右时是打击他人的积极分子，80年代却一变而成为开明人士、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比如千家驹这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阮铭这样后来成为高级幕僚的政客，再后来又变成了流亡海外的异己分子），当时他们对右派的揭发与批判，其语言之恶毒和态度之激烈，读之令人发指。他们后来的转变与反思毛泽东时代息息相关，无论对他们本人还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当然都是好事。但愿这种反思不是只针对宏观的大历史，也有对微观的个人历史的反省。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这种反思就是不彻底的甚至就是不诚实的。

　　再比如像大右派的代表章伯钧与罗隆基，民国时代两个人之间就有个人恩怨，在鸣放中却走到了一起，而一旦他俩被置于受批判的境地，非但不能在共同的受难中化解恩怨、相互扶持，反而开始相互攻讦，并以两人长期的个人恩怨为理由，洗脱反党集团的罪名。毛泽东的邪恶已经让这些社会名流尊严扫地，把他们逼到了最阴暗的人性角落，让他们用最龌龊的手段相互陷害。这让我想起批胡风时的情景，几乎所有著名知识分子全部发言，包括那些在后人的印象中较有良知的名流，如巴金、赵丹、夏衍、曹禺、侯外庐、郭小川等等等等……而今天仍然被尊称为“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几乎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每一次对其同志的整肃，从高岗到彭德怀再到刘少奇。因为毛泽东这个绝对的独裁者给别人指出的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做我的廷杖手打别人，要么做我的敌人被别人廷杖。

　　想想看，假如所有鸣放过的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或者有捷克知识分子的那种团结——只有5％的人公开向独裁者效忠，反右能进行下去吗？再假如，即便公开会议上的鸣放是逃不脱的“罪证”，那么私下的朋友聊天不被大量向组织揭露，起码可以缩小迫害的范围和减轻灾难的程度。

　　这本书，让人们看到一幅荒谬而可怕的画面：毛泽东煽风点火之后，就可以悠然地作壁上观了，看着被他控制的名流们进行狗咬狗的自相厮杀了。有一些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左派知识分子，在鸣放时的言论平淡无奇，而反右时批判别人的言论却尖锐激烈，但是最后也难逃右派这顶帽子，像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等人皆如此。我大学毕业时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的研究生，看重的就是导师黄药眠的六大右派教授的身份，没想到他这个大右派一向是极左的，他当上一级教授的资本，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批判胡风的，题目叫“约瑟夫的外套”，另一篇是批朱光潜的，叫“食利者的美学”。他在反右开始时也非常积极且凶狠，比如他批判章伯均是不学无术的“流氓知识分子。”

　　不过，八十年代，我读他研究生，在反自由化运动中，黄先生顶着教委的压力保护过我。另一位在当时也保护过我的童庆炳老师，在六四过后受到了我很深的牵连，童老师不仅被撤了北师大研究生院院长的职务，原定高升到国家教委的机会也被取消，而且博导资格也拖了几年才得到。整他的人皆是教研室中业务水平最差的一群，还有教委和学校领导层中想继续向上爬的人。

　　改革开放后，民主党派中能够坐高位的，大都是在反右中的积极分子，即便当时被冤屈打成右派，其立场也一直是官方的，如王光英、孙起孟、费孝通等，所以中共一旦需要社会名流出来装璜门面时，他们肯定具有被视为“诤友”的优先权。回头看历史，更清楚了，苦难和荒谬的出现，恰恰是知识界与执政党的共谋。

　　上海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孙大雨，在50年代初肃反时受到了冤屈，56年一开始鸣放，他居然向上级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不仅要为他平反并给予补偿，而且凡是打击过他的人都应该作为反革命分子下大狱。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反革命分子的名单，累计达60多人。可想而知，孙大雨为此付出了远比肃反挨整更沉重的代价，被他控告为反革命的60多人中，有16个人联名向法院和检察院起诉孙大雨，指控他从“解放以来，处心积虑，多次捏造事实，一再肆意诬指、公开控诉他人为反革命，陷害成罪。”结果，1958年6月2日他被判六年徒刑，再没有机会为自己的蒙怨挨整而复仇了。

　　孙大雨的命运固然令人同情，但是，如果像孙大雨这样的人真的在平反后掌权，就会是凡有个人恩怨者一个也不放过。平反了一个人的冤狱，却同时制造了几十人的新的冤狱，其后果不堪设想。更有讽刺性的是，孙大雨居然还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翻译过许多名著，讲的也是英美文学。难道西方的经典对他的观念及人格就毫无影响吗？被迫害者成为迫害狂，形成迫害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中共发动政治运动的不变特色之一。但愿有一天“六四”得到公正的评价之时，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现在流亡美国的阮铭，在1957年时，正值仕途的如日中天，他年轻轻的就是团中央候补委员、清华大学团委书记，他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批判钱伟长的文章，指控钱的罪名之一居然是“宣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他号召人们提高警惕，防止右派们对青年一代的思想腐蚀，决不允许右派们把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变成“资产阶级的金童玉女！”由于阮铭的积极态度，他在反右的早期还受到了右派分子的反击，他们贴出大字报，要求撤销阮铭的团委书记职务。真不知道他现在对自己当年的作为是否有所反省。

　　文革后期，曾有一首顺口溜在民间悄悄流传，准确地概括了中共执政后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而对整人文化的觉悟，被夏衍后来的一首打油诗绝妙地概括出来：“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对人性的摧残莫过于恐怖统治，反右时知识界的普遍懦弱，与“六·四”后知识界的大逃亡，是同一种恐怖统治造就的同一种人格。这些人（包括民主墙时期的老资格持不同政见者）之间在自由之后的相互攻讦，也与反右的批判会相似。无怪乎我的妻子对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对我的政治选择持怀疑态度，对我们未来的前途缺少信心。她的灰色情绪我也会有，但我不会由此怀疑我们之间的爱，不会把对现实的绝望加于我与她之间的爱之上。

　　读到反右中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大会上做检讨，自我虐待，自己往自己的心中扎刀子，我真是无以言对，也没有任何事后明白的优越感，反而对他们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我想起89年自己在秦城的内心经历：最后的悔罪。如果说，在57年那种大环境之下，那些右派的自我作贱还可以理解和可以原谅的话，那么我在90年的忏罪就是不可自我原谅和自我赦免之罪。它是我生命中永远的耻辱，永恒的罪责，纵令我以全部生命去洗刷，也无法干净了。虽然我的妻子从未问起过这件事，也未对此事有过任何表示，但我似乎看到了我的悔罪在她心中留下的阴影。她从不提及此事，也许是深恐伤我，因为这是我一生中最下贱的行为，那伤口永远不会愈合，永远新鲜，稍一碰就会血光四溅。她怎么可能去触碰呢？

　　虽然现在我身陷囹圄，但是每每想及此，都自觉无地自容。我有什么理由去谴责五七年反右中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呢？更没有理由对别人提出过多的要求。如果说我的其它弱点都是可容忍、可原谅、甚至是可接受的，那么悔罪这件事所标示出的人格缺陷，则是无法容忍、无法原谅、无法接受的。有一次背叛就可能有无数次，正如为了圆第一个谎言就要撒无数的谎一样。

　　特别是在妻子面前，像她这样正义感极强，对做人的原则及彻底性极为敏感的女人，真的能够忍受我的悔罪吗？她如果接受了、宽容了这种卑鄙的背叛行为，她就等于是同谋，与耻辱共舞。

　　为什么这么久了，到今天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妻子的可能影响？这说明我对此的恐怖之深，不但别人，就连自己对自己也不愿重提。但是，它在那儿，已经是铭刻在生命中抹不去的耻辱。要说做人的失败，这才是致命的。秦城之后的两次被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的罪恶感和自责，然而，即便我坐一辈子牢，也洗刷不掉这耻辱，它将永远跟着我，直到有一天刻在墓碑上（假如有墓碑的话）。这件事对妻子一定有潜在的影响，她也许还未明确意识到，但在她一个人与夜晚相伴时，肯定无数次地想过我这个人，想过嫁给我以后的生活，她怎么能对我的如此卑劣的行为无动于衷呢？如果她因此做过什么伤害我的事，我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她，即便为了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10年）而离开我，我也无话可说，因为这种耻辱对一个人的尊严是毁灭性的。

　　严格地讲，自己为自己烙下这耻辱之后，就再无法过真正意义上的有尊严的问心无愧的生活了。

1999年3月14日

（原载《前哨》2002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