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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光奇 口述；丁东 采写
丁东：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文革年代是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其实，当年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
去年我访问赵京兴，他就说起北京的一部分中学生1967年到1968年有过一次读书热潮。我们当初在沁县插队的时候，也曾热衷于读书，还讨论过一些问题。这些情况，虽然很少见诸文字，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历史。所以，我想请你重新回忆一下文革时期的读书生活。
魏光奇：文革中，我开始注意读书可以追溯到1967年5月，原因同介入文革有极大关系。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我16岁，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初三。北京中学运动初期血统论盛行，最先得到毛泽东支持的那批红卫兵(即所谓“老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骨干，讲“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面走上社会抄家破“四旧”，一面在学校内揪斗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在运动中受到排斥，有的还受到迫害。我出身非“红五类”，虽未挨斗，但也能感到压力，人格尊严受到侮辱。10月以后，由于老干部纷纷受冲击，“老红卫兵”开始同中央文革发生矛盾，但在学校中仍坚持血统论。而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的同学则开始组织起来，成为“造反派”，把血统论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中学的主要表现予以批判。这一派1967年春天发展成为“四三派”。
当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都曾讲话批判血统论，所以“四三派”把他们视为自己的支持者。我参加的组织，就属于“四三派”。血统论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这种理论把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敌对阶级，把文革要打倒的“走资派”说成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对此，“四三派”难以接受，起码在潜意识上是如此。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一方面家庭背景同那个“敌对阶级”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在遭受着“走资派”子弟们的迫害。此外，一些未受到政治迫害的工农子弟，也能感受到在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同干部子弟的巨大悬殊。这样，少数喜欢读书和思考的“四三派”学生就试图对文革作另外的思考，其基本思路是将所谓“走资派”看作一个特权阶层而不是一个政治派别，将文革看作一场社会斗争而不是一场党内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如当时《四三战报》上发表的《论新思潮》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当时，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非常神圣的权威，十几岁的年轻人要从新的角度探讨文革的起源和性质，最初不敢逾越毛泽东的有关理论，总是力图从毛泽东的有关文字和谈话中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如毛泽东在文革前的一个批示中曾有过“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曾称1967年的“一月风暴”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曾对《战国策》“触癡说赵太后”一节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发表评论，说这反映了当时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所有这些，当时都被拿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产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产生新的特权阶级的理论根据。不过，这些毕竟不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主体，毕竟不能支撑起一种对于文革起源和性质的新理论。所以，必须还要进行其他的理论探索。这时，一些已经失势的“老红卫兵”也开始批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批判“1959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抨击斯大林的“大洗”，这也激发着我和其他一些“四三派”
同学的理论兴趣。我的读书活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丁：这种读书动力显然与应付高考的读书动力大不相同，读书的内容自然也大不一样。你还能回忆起当时主要读什么书吗?
魏：从1967年夏天到1968年底下乡插队之前，我的读书活动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67年夏天到10月份各派实现“大联合”，在这一阶段，主要精力还是参加搞运动，周围读书的人也不多，形不成氛围，书也不好找。这一时期，主要是读一些马列的著作，如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哲学笔记》等。当时只提倡学“毛选”，学“老三篇”，读马列的书也犯忌，一些同一派的“战友”甚至还讽刺批评我“想发展毛泽东思想”。除了读书之外，我特别注意当时报纸上关于“苏修”在社会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的报道，抄了不少有关材料。还搞过一些社会调查，趁下乡劳动之机，向老乡了解农村生产队工分和口粮分配方式等等。这一时期在理论和知识方面关注的侧重点是很明显的，就是理论上侧重于探讨政治同经济社会的关系，当时对于马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特别感兴趣；知识方面注重了解中国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社会经济状况，说来说去就是想探讨文革的社会经济根源。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7年底到1968年底。毛泽东1967年9月视察大江南北之后，北京中学各校在军训的解放军组织之下搞了各派“大联合”，提出“复课闹革命”，急风暴雨式的运动过去了。那年夏天全国各地有千百万人卷入的大规模武斗和冲突被说成是由王、关、戚等几个“小爬虫”煽动的，这显然说服力不够。有的中学也开始抓所谓“坏头头”，自认为“无限忠于毛主席”和“与中央文革心连心”的“四三派”在“伟大战略部署”之下反而处境艰难，开始有了被利用、被叛卖的感觉。于是，不少人不理解，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开始了读书。读书的人多了，书的来源也就广了，大家广泛搜集，互相交流，有些书珍稀难找，甚至出现了手抄本。
大致说来，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互相传阅的书有这样几个来源：一是文革前出版而又躲过1966年夏秋“破四旧”浩劫的私人藏书，如那时我翻过的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就是一位同学姐夫的藏书，一本考茨基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第5册和另一本介绍美国实用主义的译著是我自己文革前从旧书店买来的；二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书籍，当时我们一派有几个同学住在学校图书馆，通过他们我们搞到过一些书；三是文革当中，从干部家庭流失到社会上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即文革前内部发行的外国当代社科和文艺著作。此外，当时大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他们临行前向废品收购站卖了不少书籍，爱读书的中学生们抓住这一机会，到海淀区的废品收购站买书，一公斤两毛六，现在说起来好像天方夜谭。我和一个朋友闻讯后，也各出10元钱，合买了一麻袋书籍和文革资料。我没有读过大学本科，1978年直接考上了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而我最初所读的两本中国近代史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第4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这一麻袋书中的两本。还有一本插队后给我带来娱乐的《外国名歌200首》，也是这次买的。
丁：当时，北京中学生里还出现过一些松散的文化沙龙，你好像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魏：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以读书和探讨政治社会问题为纽带的群体，也可以叫沙龙吧。我介入的一个群体被称为“二流社”，我至今不知道它典出何处。这是一个以“四三派”学生为主体的松散群体，101中的任公伟可以算是它的核心，鲍国路(柯云路)也参加过它的活动，但他与任公伟等人不和。除101中的学生外，经常参加“二流社”活动的还有35中的郝仁、孙康、常汝奇，清华附中的甘铁生，8中的华有群，四中的范文辉、师大女附中的李宝强等。此外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史宝嘉、孔令姚、夏柳燕等人也参加过“二流社”的活动。“二流社”的活动方式是聚会讨论各种问题。我记得在北海、紫竹院、中山公园都聚过，还去昌平的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一次郊游。一去三天，自带粮食油盐，拾柴做饭。白天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两成群，说笑唱歌，探讨问题，非常快乐。“二流社”探讨的多是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等等，但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任公伟等部分活跃者曾搞过一个分工，计划大家分别进行各个理论领域的研究，我和同学杨志拴分工研究经济。不久大家都去插队了，这个计划没有落实。
当时人们介入各种群体，相互交流往往是多边的。除“二流社”外，对我读书有过影响的还有四中的赵京兴，他的女朋友陶洛颂是师大女附中的，所以戎雪兰、张雷等人与他也有交往。赵京兴在文革运动中不是活跃分子，但他读的书多，思考的问题比较深。他喜欢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推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推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写过一个“哲学手稿”，是关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从培根到费尔巴哈。手稿曾借给我们读，但当时我哲学修养太差，可以说看不懂。不过他对我的读书生活有影响，我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开始读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书，读杨献珍、关锋的哲学著作，读文革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段鞣较执什准墩苎壑〖罚⒆髁讼晗副始牵?
西方当代哲学开始有了一点了解。赵京兴的一份手稿也谈到经济，说应该搞地区分工，实际上是反对公社式的自给自足。我当时对经济自认为懂一点，不同意他的观点，写过一些东西同他辩论。
丁：当时的读书虽然受到文革时期现实政治的影响，但由于正处在人生观形成时期，恐怕某些思想会影响至今，甚至影响终生。
魏：是这样。那些年的读书，至今觉得收获很大。归纳起来，是形成了几个对后来思想发展长期有影响的看法。
其一是通过读一些革命史的书，如马克思《1848—1859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等等，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较切实的了解，坚信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文化大革命，都不是仅仅由少数人策动的政治纠纷，都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当时对恩格斯关于欧洲1848年革命的一段评论佩服得五体投他，至今犹能记忆：“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其二是对于从前一年就反复思考的社会分层问题，有一个答案。这同阅读曾为南共联盟领导人的德热拉斯的著作《新阶级》有关系。这本书著于1958年，文革前作“灰皮书”出版过中译本。1968年前后，这本书在思想活跃的北京中学生中流传甚广，据说20年后又一次在北京高校中流传。我最初看到的是一个手抄的节录本。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说，苏联和“二战”后在一些国家中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风牛马不相及，它只具有使得东方落后国家以集权的方式完成自己工业化的工具价值。它同样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官僚阶级是这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处于对立地位。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完成，这种制度将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集权统治的腐朽而被改变、被推翻。这种观点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有某些合拍之处，对于文革前和文革中因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而对社会中的特权阶层极度反感的青年学生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和我周围的同学当时都因接触到这种理论而感到十分兴奋，感到顿开茅塞，感觉自己一年多来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得到了解决。
其三是开始在政治信念和社会改革信念之间找到了联系的纽带。有了反对和消除特权阶层的信念，就要探索实现这一信念的途径，就要探讨“文革”中同“老红卫兵”这一“特权阶层代表”进行斗争屡屡失利的原因。在这一方面，当时受到“省无联”思潮的很大影响。“省无联”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这个组织当时被认为是“极左”组织，1968年已被查禁，但它有一些文件在当时流传很广，比如《我们的纲领》、《中国向何处去》。
“省无联”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解放后由于三大差别的扩大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修正主义化”，乃是我国官僚特权阶层的土壤，“造反派”同“保守派”进行斗争之所以失利，原因就在于对方有这种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只有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实行社会改造，逐渐消灭三大差别，彻底铲除这种社会基础，官僚特权阶层才能被消灭，“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我当时对这种观点极为信服，正是抱着这种信念，1968年底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去到山西省沁县插队，立志要将反对特权阶层斗争的战场从城市转到农村，在那里做一番彻底改造社会的大事业。
插队后我们的读书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和杨志拴等朋友带着两大箱书来到沁县，还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其他书籍。在村与村之间的知青串联中，又结识了你、卢叔宁、赵国楠等师大附中的朋友，大家当时真有点“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味道，不时地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会餐联欢，登山击水。与此同时，与在内蒙等地插队和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同校同学以及“二流社”时期的外校同学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交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情况和知青集体建设情况。那一时期，白天出工，晚上趴在小油灯下读书，往往直到深夜。我当时写过一组诗歌，反映我们知青集体的生活，其中有一首叫“夜读”，说“茫茫夜，四周星，村东侧，点点灯。正襟危坐南窗下，夜读会神又聚精。
赶走一天劳和累，忘却冬寒雪与风……”是当时读书情景的真实写照。
丁：插队接触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你的思想有变化么?
魏：变化有一个过程。在农村插队的头一年，1968年读书中形成的那些信念发展成了一整套的农业乌托邦思想。晋东南地区的农村十分闭塞，一到那里，就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穷二白”。老百姓一年只分300斤左右的口粮，许多人一年四季只有一身衣裳，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包括干群关系在内的社会分化不严重，存在着原始的民主制度。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从具体的种植计划到买卖一只牲口，都要经全体社员讨论，队干部无权专断。在我们当时看来，这后一个方面便是“白”，即没有城市中那种根深蒂固、难以铲除的“修正主义”制度，可以在这张“白纸”之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建设一种一方面是经济发达的、另一方面又是平均的、民主的新社会。我在给同学的一封信中说，过去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社会主义改造也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搞了农业合作化，资本家办工厂没有了原料来源和市场，就只好接受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现在要消灭特权阶层，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为在城市中，尤其是在大城市中，以社会分化严重为标志的“修正主义制度”已经难以改变，“造反派”在那里斗不过特权阶层，只能在“一穷二白”的农村建设新社会，同时发展经济。待到农村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旧城市时，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就可以下手彻底改造旧城市，彻底消灭特权阶层，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赞同“农业学大寨”，钦佩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钦佩那些亦工亦农、多种经济得好的社队。晋东南长治县有个南呈大队，社队工业办了许多，集体福利事业发达，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比大寨还具有吸引力。
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大概坚持了只有两年就破灭了。随着亲身深入农村生活，很快就感觉到，农村并不是一张白纸，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处于城市、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我们亲眼看到，县委、县政府、武装部、农机站、种子站、粮站、化肥站、信用社、公社……所有这些“公家”无不将触角伸向农村，伸向农民，如同一个个寄生虫，紧紧附在农村这个机体上，光是高征购这一项，就搞得农民肚皮也填不饱，哪里还谈得上经济发展，哪里还谈得上制度建设?
意识到靠“农村包围城市”来消除特权阶层的道路走不通，农村对于我们来说便失去了神圣性，失去了吸引力，便只有劳动场所的意义了。1971年后，知青招工的招工，上学的上学，我也于1972年10月去了长治市的一个工厂。
谈到下乡插队后思想的变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搞社会调查对我的思想有影响。还在1967年的12月，我和几个本校的同学就到武清县和宝坻县作过为时一周的农村调查。那两个县有一批1964年插队的天津知青，著名的知青典型侯隽也在宝坻县。我们因为听说运动后期还要插队，所以去找他们了解一些有关插队的情况，但实际上更多地是接触到了当时当地农村的各方面情况。例如，知青们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们作为单身劳力如何自己不能养活自己，而农民凭着家庭的自然分工，仅一个壮劳力参加集体劳动就可以养活一家，我从中充分体察到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自然经济的生命力。又如，一个村的知青向我们谈到了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复杂性，说一地主家好打牌而人手不够，“三缺一”，长期雇佣一个二流子来凑手，解放后划成分，这个二流子因寸土皆无，受雇于人，理所当然地被划为雇农。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农村的感性了解，所以插队后，尽管我们坚决拥护学大寨，但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方面，在“阶级斗争”方面，并不那么左。1969年底冬闲回北京，我和杨志拴从沁县经武乡、榆社、左权、和顺，步行去大寨参观，沿途又就精简机构和社队工业问题搞了次社会调查。
二是经历过一次关于农村问题的知青辩论。1969年底1970年初，经过了一年多插队生活的知青们趁冬闲时纷纷回到北京，过去思想活跃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此时谈论的已经不是文革的政治斗争，而是农村道路、农村政策问题了。1969年底，我的一个朋友因父母下干校而借住在黄以平家，我去找她时，结识了黄以平。黄是101中老高二的女生，人能干，又随和善良，同当时中学生中的各个方面都有联系。
当时她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农村问题的辩论，其中一方的主将是一位1964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的老知青，名叫张木生，另一方恰好是“二流社”时期我的一些朋友任公伟等人。这场辩论不久就受到了北京公安局的注意，不得不中止了。张木生发言的正场我没有赶上，只参加了后面一场，但很快就看到了由任公伟等人记录整理的张木生的发言稿。不用说，张木生作为一个当时已经插队5年多的老知青，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显然要比我们了解得多。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上不去原因不是“四清”和文革反复整来整去的干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说白了，就是人民公社制度不行。除此以外，他的发言还涉及庐山会议问题以及其他更具深刻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如他最后说：“……现在文学艺术不能繁荣，教育复旧，互相联系，完全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的反映，一旦解决了，生产力就会飞速发展，文化就会大繁荣。……体制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说到底是领导权问题，不能往下说了。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我当时农村知识尚少，又正在沉浸于农业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的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我后来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影响。
丁：文革结束后，直到现在，你怎么看待年轻时的读书和思考呢?
魏：1978年，我从工厂考上研究生，又进学校读书，毕业后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加上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看法渐趋理性。今天回想起来，红卫兵时期和知青时期，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或属幼稚，或属空想，或属无知。不过，我同时也认为，自己的这一段思想历程是十分有价值的。首先，在那样一个提倡盲从和迷信的年代里，我始终没有被卷到“红海洋”里去随波逐流，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和探索，没有做“官文化”的奴隶；其次，我一直关心的“特权阶层”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问题。后来我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结论，自秦汉以后，我们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主要弊病一直是君主专制、国家专制问题，“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导致人民无权，社会疲弱，整个国家缺乏微调机制，最终结果便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以及周期性的大动荡、大破坏，延迟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直至今天改变官强民弱、国家强社会弱的一元化社会机构，仍然是我们解决诸如腐败问题、道德沦丧问题、治安问题、民族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至今认为，我曾经持有的农业乌托邦思想，其中包含着合理的价值取向，即要求社会公正，注意社会协调。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深层文化积淀，不注意这一点，国家就不会有长治久安。有人对我说，你这些思想同美国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一致，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贝尔还讲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丹尼尔·贝尔的书我看过两本，我觉得他的思想是西方社会的产物，而我的这些想法是结合中国现实和历史自己思考的结果。据我所知，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我国40年代一些民主党派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出路，就是持这种看法。人们对各种问题持什么观点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大家不必强求一致，但坚持独立思考这一点是应该在全社会提倡的。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转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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