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他就不容许其他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第六节：经济分析与价值观

　　我在前文说过：竞争的准则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但在有关“准则”的事情上，一些是属于经济学内的分析，另一些则属于主观、伦理的问题，与客观的理论分析扯不上关系。这二者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别。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胜或负的人各类不同。因此，一些人会喜欢或选取某一种准则，另一些会选取另一种。这些行为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了。例如学生考试，一些学生希望老师能出文字题，大做文章，另一些则要求选择题（multiple choice），因为认为这样他们的取胜机会较高。凡是有关选择行为的，都在经济学分析之内。

　　但哪一种准则是好是坏，或对社会福利有何好处，则是伦理或价值观念上的事了，与客观的分析无关。例如，我在前文提及过，以市价为竞争的准则没有浪费，因为它导致增加生产，而其他的各种准则在某程度上必然会有浪费的。不过，我可没有说增加生产一定是好的，浪费一定是坏的。什么是好是坏，只有个人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才能判断，或只有上帝才知道。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我说“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不要忘记，经济学者也是人，有着他自己的价值观。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坏事，是不好的，我是站在人的立场，主观地说话，却并非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当然，我有权利作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有人的权利，而这权利是不须有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

　　我可以表达我的价值观，其他的人同样可以表达，但谁的价值观比较正确，比较可取，就只有天晓得。价值观的表达是不须有分析的训练的。你说蓝色好看，我却喜欢红色，谁可以作出判断而使大家心悦诚服呢？你说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我说是坏事，你和我辩论一百年也不会得到好与坏的结论。这是因为好与坏，喜爱或厌恶，是不能以科学分析来达到客观的同意。

　　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不好的，是坏事，很多人会同意。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自己饥寒交迫。大家是因为价值观相同而同意，不是因为客观的分析而同意。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会饥寒交迫，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援的教育会产生些什么效果，但不能在好坏的问题上下判断。

　　上文提及，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可是，在分析问题之际，他们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表达着某些效果是好或是坏的。客观的分析与主观的喜恶可能连带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妥，虽然有时可能使读者或听者有了混淆。重要的问题是，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这是说，假若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于是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拗歪了，以致分析脱离了逻辑的规格，这就犯了科学的大忌。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他就不容许其他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有时，一些经济学者没有说什么是好是坏，但却使人觉得他是作了这种判断。例如，我说以市价为准则可以增加生产，不少读者会认为我说以市价为准则是好的。但我可没有这样说。读者以为我是说过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增加生产是好事。当然，在报章上写其他文章，为了要避免枯燥，我有时作好坏的判断，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但这本书的重点是客观的经济解释。

　　很多读者认为我是信奉市场，对市场有特别的喜爱。相信市场之能是对的，因为我也深知市场之有所不能；但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反对市场，也反对共产制度的，因为在这二者我都难以出人头地。我个人所喜欢的是，以读书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因为我对一般考试的任何准则都颇有过人之处。但很可惜，世界上没有什么地区是以考试来分配财富的。（天晓得，旧中国的考状元，确有分配财富之效，但应该轮不到我！）

　　第七节：经济学的范畴

　　经济学既然不可以判断什么是好是坏，那么其范畴是包括些什么呢？答案是，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constraints）或游戏规则（这就是产权制度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所用的竞争准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处理上往往不容易，但高手若愿意付出代价，他总有办法做得到。说起来，这是实证经济学上最容易分辨高手与低手的地方。

　　世事如棋局局新，局限条件千变万化，任何分析都不可能包罗万有。有关的而重要的局限条件是要抽选出来而使之简化的。但什么算是“有关”，什么算是“重要”，分析者却不能妄作判断，随意取舍，因为这样做，分析者就可以随意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结论了。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取舍，是要有约束的，而这约束需要一个理论。这个比较深入的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我会在分析价格管制时详述的。

　　第二——这是经济学最容易的一部分了——是有了竞争的准则，经济学可以推断人的行为会怎样，资源的使用会怎样，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会怎样。上文说过，准则的不同会导致行为的不同，而胜负的人（收入的分配）也会跟着不同的。上文所说房屋分配及排队购物等例子，就属于这一部分。

　　事实上，撇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不谈，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经济学，可取的（非价值观而又有解释能力的）都是这一部分。那所谓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与资源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或resource use）这两大项目的划分，是经济学的传统。就是在今天，经济学的教科书还是这样处理的。

　　但在传统的经济学上，关于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分析，大都是基于自由市场以市价定胜负的准则。这准则只能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出现。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分析，虽然可解释收入的分配与人类的行为，但其范围很狭窄。私有产权所约束着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千变万化的规则中的一部分。假若我们熟读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怎样高程度的，我们能以之解释世事方面的，范围极小。墨守成规地学经济，将课本念得滚瓜烂熟，并不一定稍知门径，登堂入室更谈不上了。科学要活学活用，经济学更是如此。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大都是以市价为准则，很狭窄，但这并非是说不同的竞争准则，经济分析就无能为力。正相反，近三十多年来，那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不断地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扩展到五花八门的准则上。不同的竞争准则当然会有不同的效果，但却可用同样的理论基础来处理。只要我们能肯定地指出竞争的准则是什么，推断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行为并不困难。那是说，一旦弄清楚有关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断定了竞争的准则是什么，一个高手花不上几天的工夫就可以将竞争的行为推断，而其准确性甚高。

　　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难的了。那就是，要解释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世界上有共产制度？为什么香港有租务管制？又因为游戏规则与竞争准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部分也就要解释竞争准则是怎样决定的。为什么香港大学教师的居住单位要以分数配给？为什么共产中国要论资排辈？

　　不同的产权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法律为什么因时因地而变？香港的立法程序为什么与台湾的不同？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有宪法，另一些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搞统战？这些都是深奥的问题。

　　但很奇怪，有时经济学者认为是高深莫测的经济问题，不懂经济学的却会认为是浅显之极。他们喜欢在这些问题上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过瘾之至，但他们的“解释”与科学无关。若问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为什么某法例被通过了？他们总不免雄辩地议论一番。但假若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我们通常只得出四个结果：（一）他们所说的是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毫无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二）他们说的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完全没有内容；（三）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与科学无关；（四）他们说的是谬论（nonsense）。

　　海耶克（F.Hayek）曾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这经济学范畴内的第三部分的问题，没有什么大收获。近二十年来，政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渐成为经济的一门热门学问，参与的高手如云，包括布格南（J.Buchanan）、史德拉（G.Stigler）、贝加（G.Becker）、德塞姆茨（H.Demsetz）等人，但都没有重大的收获。当然，他们其他的研究，收获是多而重要的。我自己曾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小书内创立了一个政制理论，自觉满意，但重视这理论的就只有高斯一人！虽然这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体制转变，但可靠的验证，还需更长的时间。

　　《经济解释》应该是我认真地写的最后一本经济学的书了。关于制度或政制的形成这个湛深的问题——上文所说的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若要有大收获，我认为必须从合约的选择那方面做起。这是关于交易费用与合约的关系、公司的本质、组织的结构等问题了。这些应该可以扩展到国家、制度那方面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九八一年我走这条路，以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制度转变。虽然只这一次，不够说服力，但还是比所有的行家多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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