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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弄虚作假之种种
一、罕见的电报
目睹沉重的农民负担，走在一个又一个仍未从贫穷中突围的村庄中间，我们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一位朋友讲过的一个故事长时期地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它使得我们的内心非常不安。
这位朋友说，有一次，他陪一位地区官员到县里去检查工作，因为彼此是同学，所以同住一家宾馆又同居一室。这天，大清早，服务员送来一份电报，这电报吓了两人一跳，它像长长的哈达，足有三四尺长。细看才知道，这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赶来想见这位地区官员的农民打来的。
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带着满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诉说，可宾馆门卫不让他进，后想方设法进了宾馆却又被秘书挡了驾，情急之下，老农倾尽卖猪的几百块钱，跑到近在咫尺的邮电局，把带来的上访信的文字变成了电文，这才“来到了”宾馆。
地区官员捧着老农倾诉真情的电报，潸然泪下，颤着声说：“我离他们远了，太远了……”
我们看到、听到的高级领导机关下去的人，都被一级级一层层的下级干部前呼后拥，按事先定好的“视察”地点、事先布置好的人员去了解访问，能有多少真实情况?
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阉，战无不胜，但解放后怎么会提出一个“一九八O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而外，这种决心多半来自对当时中国农业，甚至包括对当时中国工业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背离了社会实际，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伟人的一桩憾事。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末，曾做出过两项承诺：一项是“要让淮河水在二OOO年变清”；一项是“不将贫困带给下一个世纪”。
为使淮河水如期变清，中国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壮士断臂的勇气，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关闭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纸厂，并在最后期限的日子里，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
为消灭贫困，基本解决农村中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从一九九四年到二OOO年的七年时间里，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社会各界力量，还为此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向全世界宣告：“二OOO年，消除贫困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奇迹和成功，掩盖不了依然存在着的事实，这就是，淮河的水并未因为一个旧世纪的结束便从根本上改观，淮河的现状，依然让我们为之忧虑；同样，我们也没有把贫穷堵截在新世纪的门坎之外，它现在仍困扰着一些地区的农民兄弟。
我们承诺的决心，无疑是对真实状况的严峻性及复杂性缺乏准确而可靠的估计。
这自然又使我们想到有关教委对灵璧县冯庙镇中学进行的一次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达标”验收。在验收大员尚没到达冯庙之前，镇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击把失学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统统“动员”回校，并由在校学生替他们赶做了各门功课的作业簿，同时派人赶往百里之外的江苏省徐州市，采购来名烟名酒。验收大员们对验收的结果据说是十分满意的，但验收的队伍前脚离镇，可怜的失学青少年后脚就被“驱出”了学校。
假如我们对农村的教育状况都依凭冯庙这样满意的判断，并据此制定发展计划，岂不是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吗? 二、可敬的领导 温家宝对下面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显然是有着十分清醒认识的。
可以说，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近年来深入到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最多的一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一位。为了解到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他常常不给地方官员留面子，想方设法冲破对他的“封锁”，使得刻意弄虚作假者不知所措。
一九九六年五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一来，就约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时更不许前呼后拥，一切轻车简从。
他的随行人员也是屈指可数，除秘书田学斌，警卫参谋张振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来一位局长，还有就是农业部的一位有关领导。
那次他们来了后，就同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分乘两辆普普通通的中巴车，直奔大别山革命老区。
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
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谁知，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一辆中巴车上的安徽省的领导，这才发现，前面有座不大的村庄，温家宝正向那村庄走过去，他们不免感到诧异。因为这显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视察的计划之外。而且，看上去，还是一处十分贫穷的地方。
大家赶忙下车，快步跟了上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发愁地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连吃粮的钱也不够。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温家宝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
他在村子里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作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缺全县职工一分钱!”
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领导都在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好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温家宝要看龙河口水库淹没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舒城县却安排了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让他看。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这儿是淹没区吗?”
县委书记见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不算淹没区，只是边缘地带。”
“我要看淹没区，看最贫困的村子。”
舒城县委书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以往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领导或省领导，没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安排领导参观“形象工程”，视察“闪光点”，早已成了一条程式化的不变的“规矩”。于是，这位县委书记搪塞道：“那儿路不通。”
“你说的不通，是不是车子开不进去?”温家宝认真地问。
“是。”
“走路要走多远呢?”
县委书记想了想说：“十公里吧。”
温家宝一听，朗声笑道：“不算远，那我们就走去。”说着，做了个挽裤角赶路的动作。
当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见温家宝决心已定，马上接过话：“快上车，开到哪儿不能开了，就下车走嘛!”
于是大家陆续上车。
不曾想，舒城县委书记说“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温家宝看到穷得不像样子的地方，不过，他又是一个实在人，见省委书记表了态同意去看，也就没再留点儿心眼，把自己曾说过路不通还须走上十公里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指挥着司机顺顺当当将车开进了一个村子里。
省农经委的吴昭仁在和我们讲起这段插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地自容的神色。他说：“我当时一听县委书记说：‘到了，下车吧!’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心想，你这个县委书记真要命，说过这村子车开不进去，你至少也要停得远一点，让大家走几步，哪能让车一下进了村?这让陪同的省领导在中央领导跟前，脸往哪搁?这时就听走在我边上的王昭耀副省长说：‘地上有缝都能钻进去……’搞得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硬着头皮走下车。”
那确实是个很穷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因为农舍里太黑，大白天走进屋，半天看不见东西。其实，看见跟没看见都不重要，许多农户家徒四壁，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谁家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温家宝一连看了几户农家，心情很是沉。
又一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县，县里安排是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拥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看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
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
县里领导忙解释：“还有个座谈会……人已到齐了。”
温家宝坚持说：“这个座谈会不参加。”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窘迫。
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
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又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走过来的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进招待所。由于温家宝的坚持，最后下榻在作为市委招待所的“颍州宾馆”。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他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开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还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那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陪同的安徽同志，当然听得出此番话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辖范围的落后面、贫困状况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县委书记，他在安徽舒城县就有过同样的遭遇。只给上面展示“政绩”，看“莺歌燕舞”，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各地蔓延成灾。
那天晚上，温家宝谈了很多，谈得推心置腹：“阜阳地区我来过几次，通过前后对比，我看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当然离小康的要求、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一个地区里面也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当多的一般村，还有很多贫困村。就一个村子来讲，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户，有大量的一般户，也有比较困难的户。我觉得我们的农民非常知足，就吃几碗白米饭，没什么菜，住的又是那个样子，但是对党，对政府，却没有什么怨言，非常朴实。我感到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有觉悟的，越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应该越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怎么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随便下车了解到的。地方上准备的东西，和让看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较典型、比较成熟的闪光点，不是说这些地方不真实，但常常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欢随便走走看看。我的调查研究很简单，就是开车随便进一个村，有时要谈一个小时，也可以跟农民谈一天。最长的一次是在铁岭，我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谈心，从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关系、分配关系、干群关系。不坐下来深入地谈，就很难了解到。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一，大量的情况还是不了解的。我知道农村的情况并不都是好的，需要我们去看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谈，能畅所欲言，有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情况。”
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欢深入基层，在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个多个县，这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一天，他动了感情地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是个绝顶的聪明人，这一听，马上离开会场，慌忙要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被取消；并交待，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三、骗你没商量
在安徽省南陵县，我们就采访到了朱镕基一次被骗的经过。
当时，朱镕基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来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广大农村对他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决策时，我往往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
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镕基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安徽。
这是朱镕基第五次来安徽。他高兴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给安徽的同志细数五次来皖的情景：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他还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到芜湖来参加一个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会议；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安徽特大洪水后来看灾情；第三次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粮食涨价时来安徽；第四次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粮价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这是第五次。他一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缘。”
然而，安徽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粮站站长刘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千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那时县里分管粮食工作的是胡锡萍副县长，考虑她是位女同志，难胜此任，就将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轻副县长汤春和派到运粮第一线。刘鸿站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个头不高、长得胖胖的汤春和副县长，始终就在现场坐镇指挥。朱镕基到达的前一天，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因为倪发科在南陵当过县委书记，南陵县的老百姓大都认得他，至于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是谁，谁也说不清。
总理视察的这一天，粮站的所有职工被告知不得进站。站长刘鸿被临时降为仓库管理员，峨岭粮站站长由三里中心站站长俞水华所取代。身降大任的俞水华，那几天比谁都忙，忙着背熟预先由上面写好的材料，背熟预先编好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中央有关粮食工作的政策规定，要求烂熟于心，以应对朱总理随时可能会提出的一切问题。
于是一切安排就绪，就这样，朱镕基一行浑然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诱人的骗局。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许，朱镕基不可能会想到，他与在场的人高兴地握手问候，被握手问候的居然没有一个是这个粮站的职工；站长刘鸿此刻已被打发到一个无法享受到总理握手问候的角落。
回答朱镕基提问的，是峨岭粮站的假站长俞水华。俞水华其实也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活道具，他必须按照预先为他编写好的台词，在别人的导演下现场演戏。
这一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闻画面上。
朱镕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同时还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使得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难以得到保证。
只见俞水华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
朱镕基十分满意地点着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吨左右。”朱镕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有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千三百亩田，一年产量一万五千吨。”俞水华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你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早已对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倒显得更加镇定，并且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镕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笑了。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作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朱镕基于是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
望着堆码整齐的高高的粮垛，朱镕基忍不住要亲自登一登粮堆的高处。因为粮堆的一边非常陡峭，为安全起见，随行的两名保卫人员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一只手从后面紧紧支撑着总理的后背。
登上粮堆最高处的朱镕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
他说，即使是城市，不管你那个城市的工业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还是农业。各级党政一把手，最熟悉的应该是农业，应该了解民间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否则，你怎么当书记，当市长?中国最多的群众是农民，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农业嘛!
他语重心长地谈到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下来调研。他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是个这么大的国家，一项政策执行起来会有一个过程，实施以后，也要有一个被实践检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别指出：“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一。”
朱镕基绝对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在江南的一场豪雨之后，我们在已经卸任了的刘鸿站长的家中，听他痛心疾首地给我们算着那次造假的损失。他说一千多吨粮食不是个小数字叼，来回运输、清理卫生、拆包倒包、清仓垫仓、水电消耗、粮食损耗、各种招待花销，外加影响了一季菜籽的收购，里里外外，就是十多万元呀，对已经严重亏损的峨岭粮站更是雪上加霜。他这算的还只是经济账。
望着新华社记者于杰拍下的现场照片，望着照片上一向严肃的朱镕基总理，在听取“假站长”汇报“工作”时满意而又兴奋的神情，我们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账的朱镕基总理面前竟敢这样造假，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够让人相信呢?这种骗局，不但玷污了朱镕基四处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更亵渎了他对九亿中国农民由衷的关爱关切之情。
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么能够保证中央出台的政策万无一失呢?更不要说弄虚作假将对调研工作产生的可怕的误导，这种危害是谁也无法估量的!
我们注意到，朱镕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粮食国家统购统销的决心。事实上，在结束安徽的这次调查研究回京之后；只有十多天时间，他就以总理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国务院令，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他将粮食收购政策，由过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的《条例》。而这期间，全国已有七个省六十多个县正在进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条例》的正式实施，使得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说，朱镕基签发这项国务院令之前，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为此，他还特地向安徽的同志作了专门的解释：“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遗憾的是，朱镕基出任总理后的第一次重要的调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社情民意，无论是总理，还是《粮食收购条例》，都丧失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 四、火爆三个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还了解到发生在小岗村“火爆三个月”的故事。面对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我们感到的，已经不仅是悲哀，而是震惊!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现在恐怕没有谁不知道了，因为它率先在全国农村中实行“大包干”，被社会各界认为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源地；十八户农民冒死按手印分田到户的决心，更是激荡过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说到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这儿就得多说几句。
公正地说，一九七八年中国农村最早搞起“包产到户”改革的，是在离安徽省城合肥市不远的肥西县山南区。那一年的九月十五日晚上八时，山南公社黄花大队的二十一名共产党员开了一个惊动省委、事关亿万农民命运的支部大会。主持会议的是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人称“汤大胆”，大会形成的决议就是包产到户。这比凤阳县小岗村出现的那个后来轰动中国、震惊世界的“秘密契约”早了两个多月。汤茂林主持召开的那次特殊的支部大会仅仅五天之后，包产到户在山南区就势如破竹，风靡了一千零七十三个像小岗那样的生产队，发展到了十万多人!
当然，肥西县山南区也还不是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比它更早的，是和风阳县同属一个滁县地区的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这公社的名字看上去有点怪，因它离县城是十二里半而得名。大胆支持十二里半公社“包产到户”的，是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 ’
然而，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又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今天众所周知，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成了凤阳县小岗村，而肥西县山南区和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并不复杂，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但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次再伟大的全会也不可能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根深蒂固年久日深的“左”的思潮的阴影，不可能不继续影响着新颁布的党的政策，因此，就是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也还明确指出：“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而肥西县和来安县搞的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正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相悖，于是就应了一句俗话：“出头的椽子先烂。”当时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成了全国集中批判的靶子，火车、汽车经过来安附近时，车身上都被贴上了斗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由于王业美成了众矢之的，万里主持工作的安徽省委自然不便再作宣传。肥西县山南区虽然曾是万里暗中支持的改革试点，但县委个别人竟也慑于当时的形势，不敢再坚持，自己下了个文件把分到户的田地再次收回，结果，功亏一篑。相比之下，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就更聪明，他不说小岗村是在搞“包产到户”，而是说包干到组，组里再悄悄地分到户。凤阳县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滁县地委的支持，地委书记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王郁昭，他不仅亲自参预，还和地委政研室主任陆子修一道亲赴凤阳，最后决定将小岗村的做法称为“大包干”，这就在策略上高了一招，而且总结得也好：“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既避开了“包产到户”这个字眼，又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都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出来。这种上上下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小岗村的经验一经宣传，自然风靡全国。再说，凤阳县还是安徽省最穷的地方，历史上又出过朱元璋，再加上有那么一个凄凉悲怆的凤阳民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卖儿郎，身背花鼓走四方。”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因此，穷到这个分上的凤阳县小岗村敢于率先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并且显得十分的典型。
问题是，小岗村到了后来，越宣传，故事越多，也变得越传奇，先是有了十八户农民按红手印的故事，接着就有了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号为"GB54563”的那张“秘密契约”。
我们走访过许多当事人，似乎都对那件“珍贵的藏品”提出过质疑，说“藏品”的纸张那么平展，几无皱折，何以被农民密藏这么久而如此光鲜?说秘密会议在谁家召开，契约又由谁执笔，这些重要的细节至今亦无定论；甚至连参加秘密会议的是十八户还是二十户也有不同说法，而博物馆的“藏晶”上写着的二十个人的名字，“严宏昌”就出现了两次，出席会议的竟又成了十九人。 。
二OO一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我们在访问陆子修时，陆子修也作了否定回答：“小岗村按手印是假的，这我能不知道吗?”他使用的是设问方式，结论却是不容置疑的。他当时曾是这个地委政研室主任，以后又担任了这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他的判断应该是可信的。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却觉得，那张“秘密契约”是真是假，现在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岗村的大包干当时确实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做出的严峻的选择。
他们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连续多年的粮食大丰收，这是与推广他们的经验分不开的。
小岗村被称为改革的“源头”是当之无愧的。
发生在小岗村的，那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甚至可以说，它的深刻性比一九四九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逊色，因为这次解放的对手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小岗人因为获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产自主权，粮食连年大丰收，这以后至少有五年时间，小岗都是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一九八O年新年刚过，万里专程来到小岗，他挨家挨户地看，看到小岗村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有衣服穿，心里特别高兴，说你们终于可以把讨米箩、要饭棍，甩到海里去了!他对当年带头大包干的严俊昌说道：“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因为你们头上没有乌纱帽。只要敢想敢干，没有干不成的事。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放三十年了都没有得到解决，你们却冒着风险自己解决了!”
后来，随着国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靠种田打粮过日子的小岗人，就一下变得雄风不再。尽管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都有衣服穿，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改革开放快二十年了，也就一直停留在了“温饱”二字上，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起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家企业，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作为引发了中国一场伟大变革的发轫之地，竟也建不起一个起码可以供人参观的展览室。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这个“闪光点”，这么多年却无人刻意为它“打磨”；各地都在大搞“形象工程”，而足可以大大提升安徽形象的这一“小岗工程”，安徽省、地、县三级党委政府，均无人问津。这事看上去似乎有点儿怪，很是让人不得要领。
当然，话说回来，小岗村二十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同样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且不说西部欠发达地区，就是沿海城市，周边先富起来的也只是有限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农村其实并不比小岗好到哪里去。从这一点上来看，认真解剖一下二十年“江山依旧”的小岗村，对认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肯定会有着“经典”意义。
不过，就在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临近二十周年的日子，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它有了一个崭新的变化。变化之大，就连小岗人也感到像是做了一场梦，确实又不是梦，恰恰验证了当下一句时兴的话：梦想成真。
变化是从这一年的六月开始的。
六月中旬，省委一位领导亲率省交通厅、省建设厅、省教育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等省厅局的负责人来到小岗。
当时，小岗人并不清楚这么多领导的到来，会给小岗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好处。因为这么多年来小岗参观、访问、视察、指导工作的领导太多，他们来这儿转转、看看、问问，来来往往，小岗人也就没把它当回事。
可是，这一回大不一样。一场改天换地的工程很快在小岗村拉开了序幕。
首先赶到的，是凤阳县教委主任徐彪，他给小岗带来了福音：一所可容师生一百六十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五个班的小岗村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确保九月一日正式开学的工程开始了。
接下来，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联手要为小岗建造一座水塔，说干就干，并于七月底完工，让小岗人破天荒地像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据说，原约定由三部门平摊的五十万元资金，只有建设厅的十万元到了位，水利厅和卫生厅的承诺却都打了水漂，那四十万元工程款的缺口，最后只好由风阳县水务局垫付。
紧接着，由凤阳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六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村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一点不拉地刷上一遍涂料，涂料一上墙，整个村子就好像摇身一变，光鲜了许多；为提高文明的程度，又为一家一户建造了卫生厕所；“大包干”的展览馆，也随后平地而起了；村支部的办公室，也因为装修美化而“土枪换炮”了。这当儿，县建设局还按照省厅的要求，设计出了四十套村民住宅的规划。工程扫尾之后，总共用资二十三万元原是由本县宣传部、计生委、卫生局、供销社、人武部和县建委大家伙一道“抬石头”，谁知五家变了卦，建委赖不掉，咬着牙垫付了其中的二十一万两千三百三十二元，余下的一万七千多元就不愿再出，害得施工单位多次上门讨债，直到我们采访结束，此项“狗头账”尚未扯清。
要说，还是风阳县电信局雷厉风行，接到任务，立马就替小岗村家家户户装上了程控电话，而且事情办得漂亮，明说收费，实际并没让小岗人掏多少腰包，电信局是用贷款解决的，从银行贷了一百万元，至于将来连本带利这钱谁还，自然成了糊涂账。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之前，小岗人虽然修不起路，但并不说明小岗村就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再早，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曾投资一百二十万，无偿地为小岗铺了一条取名叫“友宜路”的水泥路。只是美中不足，四公里路段的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现在凤阳县林业局的队伍开进了小岗，虽然正值五黄六月，酷热难当，他们却自有办法，不但自筹资金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来八百三十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以上，而且搞起了科学试验，将起运的蜀桧都在根部包上营养土，趁夜抢运，当天入土，还专门雇用了两位懂业务的工人，吃住在小岗村，精心浇水、培土、看护。高温植树，棵棵成活，为了这桩奇迹，凤阳县林业局的技术员由此撰写出的论文，后来还荣获了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以上各项工程总投入两百七十万零一千四百元，无偿的人力以及各家自备的材料，当然不在其中，那是无法统计的。这一项又一项工程，变戏法儿似的出现在小岗人的眼里，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直到了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小岗村，小岗人这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偏偏总是发生这一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呢?
有人说，小岗村的这种变化跟南陵县弄虚作假原本两回事。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红旗，接受一点支持和惠顾，算不上过分，而且也是受之而无愧的。
有人说，小岗村对整个中国的改革都有着历史功绩，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解囊相助，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
有人说，为迎接“大包干”二十周年，迎接江总书记视察，对小岗村面貌进行一次筹划和必要投入，没什么不对，不过是例行必办的公事。
可是，小岗人似乎对这种“改天换地?的事情并不领情。水塔建成送水时，修水塔的工人老大哥想喝口水，小岗村却有人站出来制止，说，那不行，拿啤酒来换!修路植树要用土，对不住，要动小岗土，每平板车要付十元钱，少一文也不成，这比在风阳县城用土贵上一倍!好像这些工程与小岗村毫无关系。
当然，这只是个别小岗人干出的不体面事，但饮水者不一定思源，却让贴钱帮扶小岗的人伤了一回脑筋。这恐怕是对帮扶者只帮物不扶志的一种报应吧。
小岗人显然还感到委屈，他们说：你早不帮，晚不帮，单拣江总书记要来看望小岗了，小岗村的小学校就开办了，墙也带彩，路也变平，“大包干”的展览馆也冒出来了，两排冲天的蜀桧也平地而起了，家家户户电话也通了，厕所也变了，也都喝上自来水了。除非傻子看不出来，小岗村由“温饱”一下成“小康”，显然不是变给小岗人看的。
最初听到小岗村的这段故事，我们确实感到过震惊。静下来一想，这事发生在安徽，但类似的故事即便出在别的省市自治区，又有多少人会感到大惊小怪呢。我们的干部为什么敢于乐此不疲，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甚至这样想：假如，小岗村没有这个“火爆三个月”的故事，江泽民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看到的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江山依旧”的小岗村，说不定会使总书记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更多更深刻的思考，那样，必将会给九亿中国农民带来更多更实惠的好处，给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村带来更加令人鼓舞的明天。
事实是，没有假如。总书记和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已经基本达到“小康”的小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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