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美女作家的文化审视 

作者：陆建德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偶像、美国畅销书作家安·兰德，近日多本著作在国内出版。安·兰德所持的“理性利己主义”立刻得到国内一些评论人的鼓吹，本文从兰德其人其思介绍了其在美国本土知识界的实际影响，也批判了兰德。

　　兰德与美国知识分子格格不入，没有任何在思想界有影响的团体愿与她结为精神之友。她有为数不多的崇拜者，在常人眼里他们却是“邪教分子”突然遇见一个作孽的人，不免会担心她将受到太多的诅咒，于是出于仁爱之心我们会说：“但愿上帝保佑她。”读了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的《致新知
识分子》和《理性的声音》，我就生出这样的仁爱之心。兰德生前信奉“自私的美德”，逢人说项，语不离宗。最受她鄙视的就是基督教宣扬的仁爱之心和利他主义。微笑着请上帝来护佑她，会不会被误解为对她一生的事业表示一种宽宏大量的原谅？

　　“美国最著名的作家”？

　　大概不会吧。兰德“长期的工作伙伴和精神继承人”伦纳德·佩可夫也曾在情急之中向上帝讨救兵。那是在1983年，亦即兰德因心力衰竭逝世一年之后。佩可夫当时出现在兰德曾常作报告的波士顿“福特会堂讲坛”，作题为《象牙塔发起的攻击：教授们对美国的战争》的演讲。整篇讲话弥漫了一种失望无助的情绪。也许台下稀稀落落地坐着一些未解世事的年轻人，佩可夫对他们说：“如果你崇拜安·兰德，那么你会被称为邪教分子。你将会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甚至仇恨，而且大多数时候你会感到难以置信的气味，常常会感到孤独。”这几句话形象地描述了兰德在美国大学和知识界(并不存在)的地位以
及演讲自己深深的冤屈感。也许意识到要让这些学生去挖掘最后一道防线的战壕，前景不能说得过于黯淡，无奈的佩可夫只得求助于上帝了：“尽管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也不知道有比这更好的说法：上帝保佑你们，上帝帮助你们！”

　　从佩可夫这一席话可以看出，兰德与美国知识分子格格不入，没有任何在思想界有影响的团体愿与她结为精神之友。她有为数不多的崇拜者，在常人眼里他们却是“邪教分子”(cultists)。

　　难怪我在读这两本书前对兰德其人其事一无所知，难怪她在各种美国文学史里只是可有可无、一笔带过的人物，难怪兰德在所有作于1960年以后的作品或文章里都显得郁郁寡欢，怨气冲天。她最后一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十分畅销，但受评论界冷落，也许从此她成为彻底的失意者。或许我们可以把时间往前稍稍推一推：麦卡锡主义的全面崩溃导致了她的绝望。

　　可是，《理性的声音》中译本的“出版说明”上却称兰德是“美国最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我由此想到失去美国市场的烟草公司雄心勃勃地到中国来做大生意。被安排在一次不大体面的旅行中扮演主角，这确实是值得怜悯与同情的。

　　一个极端主义者的哲学

　　兰德曾扼要介绍自己的“哲学”的几个要素：一、形而上学：客观现实；二、认识论：理性；三、伦理学：私利；四、政治：资本主义。关于她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暂无话可说。只要你同意她所描绘的现实，你就是“客观主义者”；只要你认可她的逻辑推理，你就是“理性主义者”。我想就
她的“伦理学”和“政治”啰嗦几句。

　　兰德所赞成的“私利”和“资本主义”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和经济的分离，只有“把人的经济活动、生产、交易从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胁迫、强制、管制或控制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才得以实现。然而她承认，这种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工业革命以来，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始终存在，政府行为削弱并扭曲了自由市场的动作，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无非是混合经济、半自由经济。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有什么弊端的话，它们都是由政府的干预、管理(包括控制、补贴和特许经营等)造成的。兰德估算，在19世纪某个时候(约1810年左右)，资本主义接近完美，以后每况愈下，那段历史，肮脏丑陋，臭不可闻。在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一路货色，都以不同方式要求政府加强控制。人们名义上拒斥社会主义(或极权主义、集权主义)，实际上却认可了它的利他主义道德前提：公共利益。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肯尼迪所号召的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约翰逊的反穷困计划和种种福利立法，都使美国滑向社会主义，“剩下的不过是个时间和程度的问题了”。

　　反苏反共，这是兰德自愿承担的重任。她是一往直前的论辩家，一心要把对方批倒，无暇整理自己的思想。苏联宣传集体主义，她就宏扬个人主义；苏联强调无私的美德，她就肯定自私的美德。针锋相对的策略使她好走极端，因而也就失去了幽默感和自嘲的能力。她的立场似乎早就由敌方事先设定，只认黑白，只讲对错，微妙的、不确定的价值是不存在的。累进制税率、社会医疗保险和各种政府福利，皆是邪恶；实现纯粹的资本主义乌托邦，才是至善。读她的文章，只需看一看题目就预知结论。就此而言她并不懂得“essay(散文)”的本意——考察、试验、一串串展翅欲飞的语言。

　　兰德与穆勒

　　兰德与其说反苏，毋宁说反西方某些核心价值观念。就此而言她是激进的。当她为商人、资本家说话的时候，她假定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有资格贪得无厌，她假定这种贪婪合法合理，是否伤害社会则不必考虑(要考虑的话就是以“公共利益”作为评判标准了)。苏联有的政策不当，并不意味着兰德就必须为无法辩护的事物辩护，必须谴责任何对原始资本主义的改良和对哥伦布式的利己主义的约束。兰德一再说人本身就是目的，不应被用作工具，但当她为商人被送上祭坛当祭献(无非是交点税)而抗议的时候，她不会为19世纪无数贫苦无告者沦为资本的牺牲发出一点声音。英国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提倡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当然要比兰德有名得多。但是穆勒怀疑利己主义的自发功利是否真能造福社会，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中甚至写道：

　　“如果私有制必定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义上干点工作的居其次，工作越艰苦和越讨厌报酬就越低；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的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否挣到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难在天平上都将轻如鸿毛。”

　　穆靳所说的“共产主义”，应指诸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团体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正是类似的思想，为英国费边社和工党的成立打下了社会基础。

　　在环保形势日益严峻、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拉大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工基本权利屡遭侵犯的局面下，政府在鼓励创业精神的同时还应更积极有效地发挥功能。与此同时，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的培养已刻不容缓。兰德的著作还是让她的美国“邪教分子”去崇拜吧。

　　链接：兰德其人其事

　　兰德本来想做银幕上的主角。她于1905年出生于圣彼得堡，1924年大学毕业后痴迷于电影，可能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美艳不逊于任何电影明星。1926年年初，刚满21岁的苏联姑娘艾丽斯·罗森鲍姆持探亲签证来到美国(她家恐有犹太背景)，在芝加哥住了半年后就只身赴好莱坞冒险。她到著名制片人兼导演德米尔的公司面试，未获通过。想不到在电影厂偶遇德米尔本人，后者据说主动搭讪，并请她到正在拍摄的《万王之王》的外景地跑龙套，不久又雇她做助理编剧(这是极大的恩惠)。好莱坞的交易，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安·兰德(不知她何时更名改姓？)在与德米尔打交道过程中受到什么冲击并产生何种感想，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她“理性的利己主义”思想的源起。

　　兰德一贯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做生意一样，根据互利互惠的原则做出自愿的选择。”她为宣扬人际生意经，几乎唇焦舌敝，多少让人隐隐觉得她为某种潜意识中的负罪感所苦，她一生的努力就是要以一套合理自私的话语抗拒、驱逐或战胜这负罪感。坚持个人主义“理性”，否定上帝和康德的道德律令，好像成了一种个人心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