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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捷生
屈指算来，互联网的中文网站问世已逾十年，鄙人愚钝，迟迟才窥得门径作网上神游，尽管此前笔者已有文章见诸网上，但对网路传播的影响却不甚了然。近日流览，连接看到金敬迈、刘亚洲的言谈与文字，感触良多。
金敬迈是当年的“准样板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与笔者虽非同辈，却为旧识。金敬迈的人生历程大开大阖、大起大落，他曾蒙本朝太祖天恩垂顾，主管文化部，倏忽百日，便锒铛入狱，在秦城监狱面壁近六年，而后转送劳改农场，十载光阴，套用刘克庄的《沁园春》句，叹年光过尽，功名“已”立；书生老去，机会 “不”来。我认识金敬迈时，已是七十年代末了，其时思想解放运动春潮涌动，时势斗转星移，刚刚摘下重枷的金敬迈本应“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殊想不到，他言谈之间锋芒犀利，对文革与毛太祖敢怒敢言，致令邻席的其他军旅作家脸色凝重，不敢接话。以金敬迈的豪爽性格、磊落襟怀，实不知他那十年牢狱之灾是如何熬过来的。
近读金敬迈访谈录《荒唐的红与黑》，才大致领悟老金的“炼狱心经”，果系抽筋剥皮、脱胎换骨，历大苦大难而后大彻大悟。毋庸讳言，金敬迈自己亦曾是依附于这尊怪兽身上的一根鬃毛，他那部《欧阳海之歌》当年刊行三千万册，仅次于《毛泽东选集》的发行量，他就此成了谎言机器的一个白金模具。难得的是他与那尊精神怪兽作义无反顾的决裂。在访谈里金敬迈无情揭露，欧阳海的“英雄事迹”本身就是一个谎言，欧阳海在铁轨上推惊马，那匹马根本就不用推，火车逼近，马自行跳开，反是欧阳海躲闪不及被辗死了，当时也就是作一般事故处理，尸体就近掩埋，后来军内需要寻找和塑造“毛主席的好战士”，才把这桩事故点铁成金，硬生生捏造出一个“英雄”来。金敬迈一炮打响，军中又指派他去南京长江大桥为另一个“英雄”蔡永祥立传，彼时已是文革，欧阳海“拦惊马” 已落伍于更新的时代精神，蔡据说是和阶级敌人搏斗，为排除敌人用来颠覆列车的障碍物而英勇献身。但金敬迈这回再也难为无米之炊，他在南京长江大桥体验生活，发现蔡永祥“勇斗阶级敌人”的事迹完全是子虚乌有，那根不知从何而来的所谓障碍物根本不够横放在铁轨之间的长度，而且硬度被火车一辗就碎，蔡永祥是怎麽死的？天晓得！可叹的是，这部谎言机器运转至今，时下的中国人已隔了两辈，可大家依旧在酶味和尸臭里呼吸著、苟且著┅┅
该访谈录提及，他参加1997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55周年的文艺晚会。驱车途中与同行的军旅中人谈到毛泽东，因观点相左，几乎翻脸。又提及晚会上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下台与其他嘉宾握手，作领袖状喊道∶“同志们好！”，众人起立，如睹龙颜、如沐天恩，唯独金敬迈岿然不动，双手抱在胸前，一面冷竣，拒绝与古月握手。
金敬迈在他的访谈录里说道∶“这一段转播不知怎么让XXX（指笔者）看到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到底老迈还是老迈》。”其实，我那篇文章是发表于1997年的《艺坛奇人异事》，当时我住在新泽西州，可以收看纽约的华语电视频道，刚巧看到这台晚会上的这个华彩片断，我一下就认出了那位拒绝和“毛泽东”握手的正是金敬迈。他没想到我能看到这场面，我也没想到他能看到我的文章。后来明白了，我能读到这篇访谈录《荒唐的红与黑》，不就是靠网路的传播吗？至于我写金敬迈的这段文字，也早就在网上张贴流传了。
网路能把故人的距离拉近，下面还有另一个例子——
前军旅作家，现任空军中将的刘亚洲，近期有一篇演讲文字《信念与道德》在多个网站被转载，并引起多方评说，刘亚洲用的是一种“宏大敍事”的方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他并不讳言自己反对武力攻台和反对与美国为敌，因而左派对之劣评滔滔，怒呼要开除刘亚洲的军籍；至于自由主义一派，对刘亦无佳评。我拜读之下，觉得刘亚洲到底是文人气质，观点如何先不论，他用一种颇为感性的语言去讨论一些宏大而抽象的命题，实际上是不得其门而入的。不过他既然是在军内作报告，大陆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报告语言”，我好歹也在生产建设兵团当过知青，听过无数次师、团政委的报告，那种口头话语就是要生动、要有鼓动力。故此，即便我不接受刘亚洲的立论，也得承认那是一篇相当“生猛”的演讲文体。
刘亚洲这篇洋洋大观的报告，里头有不少资讯是初次曝光的。最有意思的是用生动的口头语言勾画了38军军长徐勤先，还披露了28军军长何燕然及军政委在六四事件时亦有同样的抗命行为。
然而对于我来说，跳入眼帘的却是这段文字——刘亚洲抨击那些在“九一一”恐怖袭击时欢呼雀跃的中国“说不”民族主义斗士，他说道∶“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著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
这是原汁原味地引用我写于2002年春的《阿Q与“说不”症候群》一文。这篇文章也在网上广为张贴传播，当时也曾招致“说不”爱国狂的一片骂潮。请看这段 ——“讽刺的是，说不壮士们擎旗示威，围砸西方使馆，兴尽方归，回到防盗门后酣畅地吁出一口长气，如同阿Q回到土谷祠，‘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本身就是极为荒诞的意象。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著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著遥远的列强说不！这叫先攘外而后安内。大概中国的治安问题也是西方霸权造成的，非但如此，连道德不振、人权不昌、反腐不力、走私不靖、污染不除、洪水不退、久旱不雨......都是霸权主义惹的祸，所以才要斩钉截铁地说不！美国？说不！日本？说不！英国好象夹起尾巴了，但近有彭定康‘政改’之恶，远有鸦片战争之殃，所以也要说不！德国法国似乎好一些，但莫忘八国联军之耻，于是亦要说不！‘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刘亚洲和乔良所用的话语，与《阿Q与“说不”症候群》里的遣词造句一字不差。显见得这两位都是读过此文而下意识地引用的。说来巧得很，这两位都是笔者的旧识。先说乔良，外间大多晓得他是解放军大校，《超限战》一书的作者之一；却不知他是军旅作家，写小说出身。他的成名之作是小说《灵旗》，写的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时夺路而逃，在惨烈的湘江之役中再次溃败，其中一掉队伤员藏匿于乡间的故事。小说笔触细腻，颇为人性化，抛弃了以往千人一面的“革命战争”题材的套路，我读了亦不由掩卷沉吟，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乔良谈谈感想，乔良当时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他很快复了信。我从南方回京后，曾去鲁迅文学院探望朋友，这才初次和乔良认识。乔良个头不高，略有点“娃娃脸”，似欠军人气质，但人很热情，可惜我们交浅言也不深。又到1987年冬，全国青年作家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那是继第四次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思想解放”和“差额选举”春潮之后的青年作家大聚会，不幸却成了一次以“自由化”始而以“反自由化”终的夭折式会议，会开到一半，胡耀邦突遭免职，举国政治气氛为之一变——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然而在事变之前，我们都懵然不知，记得我去军旅作家的房间去会乔良，后来刘亚洲进来了，我这才跟他认识。刘亚洲也是写小说出身而以写报告文学成名的，他高个头，身板挺得很直，虽无军人之精悍，却也有那么一点渊停岳峙的气度。我们没说几句话，张光年和陈荒煤却看望军队作家来了，我不好抽身退步，只得待下去，张光年、陈荒煤都属“思想解放”派人物，但这种场合说的自然都是问候加希望之类的官话，而后言及针砭现实的报告文学，只听得刘亚洲直抒己见，立言可圈可点。当张、陈循例问及对作协工作有何意见时，还真有人开腔一板一眼地进言，此人还是刘亚洲，他说中国作协对青年作家关注不够，相对于老作家、成名作家而言，青年作家的机会要少得多，刘亚洲说得很明白，他所谓的“机会”指的就是待遇，如结集出书，专题评论和出国访问乃至生活待遇等等。张光年和陈荒煤一一点头——殊想不到，数日之后风云突变，是次会议草草收场┅┅
而今回眸，透过另一种社会观念来看当年中国大陆的作协结构和职能，委实可笑，作家从出书到组织评论再加上出国访问都须经作协之手，这苏俄模式的“党办”民间组织，在大陆依然故我，虽说其间一些职能已大大弱化，但确保“党的领导”仍属终极铁律。无论如何，不同的制度和观念都各有前因，彼时彼地，刘亚洲的建言是公正之论，何况他不是为自己，因为他是高干子弟，又是李先念的女婿，他也不存在出书难、出了没人捧场，又或出国难、待遇低等诸种问题（事实上他自己此前就和冯牧一道出访美国，行程逾一月），他那是为其他青年作家仗义执言。老实说，就凭这席话，我对刘亚洲印象颇好。
关于刘亚洲，我还有一点深刻印象，就是读到他的《访美日记》，其中写道，他与冯牧去看《战火屠城》（《THE KILLING FIELDS》1984年获三项奥斯卡大奖，又译《杀戮场》）心神激荡，以至离开美国前的最后一夜，又独自去影院再看了一遍该片云云。恰巧，1985年我访问西欧（团长是王蒙，同行有北岛、舒婷、张抗抗等），曾在西德慕尼克和北岛一起观看此片，看毕两人心情极度沉重，相顾无言。其时红色高棉尚盘踞林莽之中，刘亚洲当时正任职于军委外联部的某研究室，他对红色高棉所获得的援助之背景，比任何人都清楚，却不知他的所思所想，对红色高棉的覆亡是否起过哪怕一星半点的作用？
关于对刘亚洲最后的记忆，竟然是关乎20世纪末中国的“杀戮场”——1989年春夏之交，就在血光之灾降临之前几日，刘亚洲给一位元中年作家去了电话，相当含蓄地预告了那必然的结局。刘的预警即时辗转传递到了我这里，无疑此资讯系来自最高层的终极决定。殊不知，及至事态惊变，杀人于市，血溅五步，其惨酷程度却远远超出了刘亚洲所暗示的底线！
我去国之后，曾闻说刘亚洲调到中枢单位“军委办事组”去了，这正符合陈云“还是我们的子女让人放心”的组织原则。直至近日在网上读到《信念与道德》等文章，才晓得刘亚洲现时已是中将和成都军区空军政委。平心而论，刘与高干特权阶层里的蝇营狗苟之辈还是不一样，那些豪门权贵以掠取利益为人生乐趣和人生目标。刘亚洲有自己的抱负，在《信念与道德》里他如是说∶在中国，军队是一支改革的力量。他的依据是从文革开始，精英阶层的子弟都往军队里跑，这种军队干部“精英化”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却不知，军队作为“改革力量”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宪政做过什么？当年刘亚洲憎厌红色高棉，但中共迄今仍在反对国际公审赤柬头子；此际的刘亚洲不主张与美国为敌，而直到今时今日，中国学校里强制性的“国际形势教育”，仍把美国列为中国的头号敌人。由此足见，无论个别的“精英”还是群体的“改革力量”，在僵死的政治机器里，都只能凭著惯性运转。这是制度的悲剧，我相信刘亚洲看到了制度的死穴所在，但他和“精英”们都无能为力——这才是这尊狰狞巨兽的可怖之处。
故人犹在，旧情已矣。刘亚洲和乔良早已淡出文坛，成了那台制度机器里中枢系统的零部件，但他们的身上却留下了文人的若干印记。至为有趣的是刘亚洲和乔良所引用的文字话语，竟是出自故人之手。他们却不晓得网际不经意流览的网文，即便是疾风之中的野草，却也自有几绺根须，无论旧雨新知，网路无垠，却都是天涯若比邻！
有道是：网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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