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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壁生
2004年刚刚过去，我们应该如何为这一年定位？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公开言说，使1998年成为“自由主义言说年”，2003年一连串的民间维权活动及其初步可见的后果，使这一年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民间维权年”。而在2004年却很难找到标志性的事件，标志性的思想，标志性的人物。这一年勉为其难地可冠以“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年”这样的称呼，因为读经事件、甲申文化宣言等事件引起的争论，让人第一次看到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在转向。可惜言说的背后更多的是空泛的语言泡沫，给读者留下的是过多表态的文字，而缺乏构成一个思想事件所必需的深度理论文章。
既然要从人文的角度来整理这一年的历史，就首先必须对“人文”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们今天说“人文”的时候，一层意思，是中国文化传统固有的人文，也即《易》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徐复观先生在《原人文》中便考证“人文”一词的传统含义，说：“中国之所谓人文，乃指礼乐之教，礼乐之治而言。”另一层意思，是西方传统的Humanism。Humanism在西方文化中，范围狭隘而明确，“人文”在中国文化中，范围广大而宽泛。而现在我所界定的“人文”，则在宽泛意义上兼顾两种定义，以现代语言表述之，便是：凡是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关注个体的存在状态，关怀个体的人格尊严的，都是人文的内容。落实到当下中国的现实中，就是那些从思想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关注人类生存状态、个体尊严的思想文字，都应该归入人文关怀之中。
一，这一年的人文概况
如果要以事件作为主线，来看2004年的人文状况，那么，这一年有几个思想文化事件值得一提，第一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其文字表征，是以读经事件的争论，《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及其争论、《原道》十年纪念为标志的。第二，是公民权利的进一步言说，包括了在禁乞、高校禁租令、安徽毒奶粉事件，北大朱苏力教授的招生事件等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第三，是朗咸平发起的“朗旋风”引发的争论，以及对社会公正的进一步关注。第四，是《往事并不如烟》与《中国农民调查》两本书的畅销，这两本书，一为以优美典雅的笔调诉说反右运动中的历史人物，让公众对这段历史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一为真实地描写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把农民、农村、农业中的问题尖锐地推到世人面前。
这一年在传播人文思想方面，比较受欢迎的报刊杂志，包括了《新闻周刊》、《凤凰周刊》、《南风窗》、《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书屋》、《社会科学论坛》、《中国改革》、《随笔》、《书城》等等。这些报刊杂志，风格不一，内容侧重各有不同，但是在传播人文理念，普及人文精神方面，则是共同的。除了传统的纸媒，网络的人文网站、人文论坛也在不断增加。“思想的境界”一支独秀、“问题与主义”独占鳌头的时代都已经迅速过去了，网络思想呈现出分散、平庸、各占山头的局面。其中，“世纪中国”、“燕南社区”、“天涯社区”“凯迪社区”等综合性的网站继续保持着开放的姿态，深受欢迎，新崛起的综合性论坛还有“真名网”的“真名论坛”。而大多数网站、论坛则在作者、文章上各占山头，形成一个一个有相对稳定的作者、读者群的虚拟共同体。办的比较好的有“先锋论坛”，专注于对大学生的思想启蒙；“儒学联合论坛”，在思想上以同情传统为共同的价值底线；“中间思想论坛”，作者、读者大多数为青年写作者；“宪政论衡”，主要内容是普及宪政理念。可以说，新兴的网络媒体在传播人文思想方面的作用，绝不会小于传统纸媒。
二，2004：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
如果说2004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思想事件，大概便只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这一思想现象以读经事件的争论、《甲申文化宣言》的签布，与《原道》十年纪念三个事件作为历史标轴展开。
关于“读经”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近年来在许多城市兴起的民间读经活动的思想回应。这场争论的焦点，聚集于蒋庆先生编写的少年读经读本，及其编撰理念。焦点聚集于此，只不过是一种偶然，因为早在几年以前，台湾的王财贵先生就已经身体力行，大力倡导读经。而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也纷纷创办了读经帮。蒋庆先生的读经观，把读经提高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种骇人听闻的高度，把经书抬高到绝对真理的高度，其姿态之高，陈词之切，一下子便使他所编写的读经选本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蒋庆先生的学术观点与读经姿态，在思想史上并无新意，其读经观放到当下的现实，更大有商榷之处。而最意味深长的是，在读经争论中，一大批向来以自由主义为言说资源的知识分子，一反从胡适到殷海光的反传统姿态，转而纷纷支持读经。鉴于“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两个敏感词汇在新儒家如徐复观身上有合流的倾向，鉴于从九十年代初“国学复兴”以来传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新的姿态，是否意味着大陆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整合的开始？现在下任何断语，都属言之过早。
首先来看肇发读经问题争论的蒋庆先生的读经观。蒋先生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蒋庆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读经观，其内容，说到底，就是“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因此，必须有一套统一的、系统的、正统的、精选的少儿读经教材。这套教材，必须排斥道家，兵家、杂家，因为它们或尚权谋，或尚诈力，或思想不纯正，多学无益。甚至应该排斥蒙学、文学，外文教材更要排斥。这种读经观，在我看来，正如薛涌先生所批评的，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
首先，读经背后是一个教育理念的问题，教育理念背后是文化理念问题。
蒋庆先生是从文化理念到教育理念进而提倡读经的。他的文化理念，是把儒家思想抽离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抽离于二千多年的专制社会，而作为一种绝对正确的价值来信仰。“经”在蒋庆先生这里不是“经典”，而是“经书”，类似于西方基督教的“圣经”。这种把经书抽离历史，悬为绝对价值，视为万古不变之常经的做法，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其结果却没有造就一个越来越完善的礼乐中华，反而使儒学教条僵化，并且在专制政治面前越来越无力。同时，把经书作为绝对价值，知识、价值的源泉，不利于使人成为人。明代儒家李贽在《焚书·答耿中丞》中便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经”既为“圣经”，儒学既为信仰，读经便不再是知识的学习，而是灵魂的皈依。因此在教育理念上蒋庆先生反对蔡元培的自由教育思想。他认为，应该“为实现预定目的强制受教育者就范”，而“少儿读经教育肯定有预定的目的，那就是在儿童心中储存经典蕴含的‘常理’‘常道’，希望儿童长大后做一个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才干的君子，即实现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理想——塑造内圣外王合一的经世之才。”总之，经书既然是绝对真理绝对价值，在经书面前，任何自由精神、独立人格，都不复存在，为了“常理”、“常道”，儿童必须按照成年人的要求，被强制教育，强制读经。
这种儒学原教旨主义的读经，在我看来是非常有害的。儒学作为一种贯通于日用伦常之学，需要体认才能确立其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成年人的生活经验更加丰富，更需要读经；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植根于公私制度，而现在社会已经完全转型，制度已经彻底变迁，在这样的情况下，礼乐必有所损益，从这个角度看，损益必须研究与认同齐头并进，一个在当代生存环境中存在的人，已经再也不可能自发地从心里生长出完整的儒家情怀，有研究才会有认同，即使变儒学为儒教，也需要建立在大批研究者对它做出合理的现代诠释的基础之上，如果悬为绝对价值而直接灌输给儿童，只会导致蒙昧主义；同时，儒学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损益的过程，不是一个永固不动的实体，强行作为信仰灌输给儿童，不但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儒学的现代转化。
其次，读经背后是一个历史问题。近代以降，读经与反读经之间，已经有过许多次思想交锋，每一次思想交锋，两派的背后都有深刻的理论支持与广阔的历史背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绝不是光靠传统文化就能够解决的，出了传统文化，“五四”以来我们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即“反传统”的传统。作为现代人，没办法绕过这个反传统的传统。胡适、鲁迅、傅斯年等人都对读经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鲁迅的一篇是《十四年的读经》，胡适的是《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胡适认为，古代的经典在今天正处在受科学整理的时期，六经在今天的专家们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他以当时最杰出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例，王国维曾经说，他对《书》的内容，不懂的几乎有十分之五，对《诗》，不懂的也有十分之一二。所以学者们不能够把这些连自己都半懂不懂的东西教给小孩子。胡适文章最后公开说：“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一笑。”至于鲁迅，鲁迅对提倡读经，持一种比较轻蔑的态度。现代康有为诸人提倡读经背后的文化历史因素是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对读经的批评，背后的思想史因素、社会因素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倡导读经，特别是儿童读经，全社会读经，都是非理性，甚至是不负责任的。今天读经的理由，如果不是建立在历史之上，不是承接现代读经提倡者的思想理路，便没有合法性，没有说服力。同时，今天提倡读经，如果没有首先回应近现代思想家对读经的批判，便不可能有历史说服力。传统被悬为绝对价值的“经书”，到今天已经变成当下作为文化知识的“经典”，两者之间横亘着百余年的中国思想史，绕过这段思想史谈读经，要忽视这段思想史直接承接传统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也是缺乏合法性的。
再次，文化保守主义情怀，经过百余年的摧残，特别是经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三十年的毁灭性打击，要进行重新培植，需要长期的过程。思想对人格、社会的影响，更不是一步到位。蒋庆先生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自序》中居然说：“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读之再读之，而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也！”这真是天方夜谭！如果承认儒学经书在二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曾深入渗透到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应该看到儒学价值在社会历史上的衍化与异化。孔孟的尊君敬父，在现实政治中却衍化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其中有必然的历史逻辑。儒学精义很难把握，而儒家经过专制政治的过滤，衍化出来的教条却不但容易理解，还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而且这些体现在教条中的那种心理积习，到现在仍然存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玉帛与钟鼓这些物质形式太容易做到，“礼”的精神太难。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羊”是明显的而且可操作的，“礼”是心灵的而且只能体会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从思想理论降到政治制度以及日用伦常，本身就经过无数层弯曲。而在儒家赖以生成与发展的政治社会结构已经解体的今天，奢望读经兴国，不啻于天方夜谭。
今天，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情怀的人，应该把儒学视为一种与自己的历史文化生命来源相关的价值，与自己的生存境遇相关的知识，而不是一种至高无上、万古不变的常经大法。光靠向少儿强制灌输儒家的教条，对儿童的文化生命的形成，几乎毫无好处，只会压制儿童的灵性。真正能够唤起少儿的文化生命的，我认为倒是蒋庆先生所认为“不宜作为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的传统文学。只有美学才能真正明心见性，一下子打开一个被遮蔽的文化世界。而受了这种美学空间的陶冶，人们在日用伦常之中便更容易去寻找自己的文化生命的源头。
在读经争论中，最有思想史价值的是平素以自由主义为言说资源的知识分子，纷纷支持读经，虽然其态度，迥异于蒋庆先生的儒家原教旨主义，但是，他们的言说，体现了一种文化保守的倾向。
五四之后，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分道扬镳，针锋相对，殷海观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就曾经把“排孔”列为衡量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标准之一。历史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到了今天，文化保守主义态度居然在自由主义者的言说中成形。在对蒋庆先生编辑经书读本的争论中，一些平素以自由主义作为言说资源的朋友纷纷发言，主要态度，是以支持读经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表态。
当前以自由主义作为言说资源的知识分子秉持文化保守的态度，来源于西方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理论资源。柏克的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传统，哈耶克的自由，只在制度层面建设。用西方的保守主义来保守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嫁接。在中国，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最基本在于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根基，也就是说，对文化保守主义者而言，他把整个生命投放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他的灵魂在传统文化中得到皈依。正因如此他在生活与写作中，在灵魂深处保持对传统文化温情的敬意。而在这个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似乎需要一个艰难的、孤独的过程。因为现在即使是大学里一辈子研究传统的教授，也极少能够说出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力到底如何，我们要“保守”的东西到底在哪个层面上还有生命。
百余年来中国所谓“现代化”的过程，经历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传统文化则与传统的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在这个转变的时代到底还有没有生命力，或者说它多大程度能够作为今天的文化重建的核心，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当前一流的学者之中也很少有共识的地方。“传统”到底是什么？“礼乐”到底在哪个层面何种程度能够切入当下的生活？这些最大最泛的问题，在今天都未曾得到基本的共识。甚至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还在亦步亦趋地跟在外国汉学家后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有多少人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如果连“文化”都尚未研究清楚，那么保守“传统”到底是在保守什么？文化保守主义只能是生命的文化保守，而不是态度的文化保守，光有文化保守的态度而无文化保守的生命，这种文化保守实质上意义不大。这种保守主义的言说，最终常常是落入语言的泡沫，泛起层层的喧哗，而对自由主义的传播，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都不见得有益。
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确有可契合之处，很多学者都把殷海观与徐复观的病床言和视为两种思想结合的标志。在台湾，徐复观是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的代表，他被评价为“以文化保守主义安身立命，以自由主义论政”。徐复观一生的安身立命之处，是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而他的论政，大体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论政，在徐复观的生命中，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不同层面的结合。但是在理论上，徐复观也没有把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建立在保守主义的文化态度之上。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并没有给徐复观的论政提供思想资源，而且在徐复观的哲学体系中，也没有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系统的、逻辑的契合。在徐复观身上让人看到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契合的希望的，是他的两种理论资源都是真实的，都是理性的，都是发自生命深处的。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时认同外国的一些自由主义的价值，可能同时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光是有文化保守的态度决不可能同时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用李泽厚先生的“吃饭哲学”似乎更能看清楚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原因。李泽厚先生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强大了，使知识分子对本土资源有了信心。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儒学与自由主义，或者大而泛之，文化保守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理论之间的结合，便成为接下来知识界的理论挑战，而且这种理论应对建立在同情共同的本土传统的基础之上。
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另一标志性事件是《甲申文化宣言》的签署。9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闭幕会上，由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发起，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
宣言的核心观点，是“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宣言“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这一宣言成为二十世纪以来，暨民国二十四年王新命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之后的第三份文化宣言。不过，与前二者相比，《甲申文化宣言》明显没有什么思想特色。这一宣言的主要观点，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大致相似，都是强调中国本位，突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只不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在更大的文化压力中做出的回应，它坚持文化本位，但是也认为 “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而《甲申文化宣言》更多的是在世界性的文化多元的前提下，着力于说明中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可以说，《甲申文化宣言》言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内涵。但是，主张文化“特殊性”的宣言背后，都含有明确的政治社会主张。《宣言》宣称的“国家、民族”有权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袁伟时教授在《评<甲申文化宣言>》中追问：“谁是国家、民族的代表”，把《宣言》的模糊语言背后的思想实质点了出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在文化领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给教育、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拨出足够的经费，保护文化遗产，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如此等等。但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对文化的内容不能横加干涉。”作为公民的个体有权利选择学习甚至信仰哪一种文化，这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文化的“选择”，依靠的是个体，而不是政府（《宣言》中说的“国家、民族”）。文化领域的思想主张投放到政治现实，尤其是可操作的政治领域之中，往往暴露出文化宣传者预想得到或者所料不及的后果。
总体言之，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大众语言的喧嚣，缺乏有力的著作与深厚的学理支撑——这一特点与1998年的所谓“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一样。这或许与学院中大批传统文化研究者的谨慎与矜持，不愿加入这两场争论有关。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大环境中，《原道》十周年纪念，提供了学院派理论力量的支持。《原道》于1994年由陈明先生创办，至今已经坚持了十年，它在保守主义中有自己独特的身份与路径，即：不是以儒教信徒的身份，而是以现代中国人的身份去理解传统和儒学；不是固守儒学历史文本，而是从文本与语境的互动中把握其“创”与“生”的精神。《原道》的宗旨在于：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话中强调民族主体性；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强调传统资源的重要性；在儒家传统继承和发展的纠结中强调面向现实的开放性。由此，《原道》企图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提供一个以重视本土资源为底线的交流平台。这一定位，使《原道》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过程中独树一帜。
三，大多数的失语
2004年，政治上人权入宪的讨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讨论，经济上的“朗旋风”，教育上对马加爵事件、“禁租令”的关注，文化上的读经争论，都在不同时段不同媒介上成为人们的话题焦点。然而，这种热闹下面，遮盖了大多数的失语。抹去泛在表面喧嚣的语言泡沫，许多真正的问题仍然沉在深处。
在这一年里能够代表“失语的大多数”说话的，只有两本比较轰动的书：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高耀洁的《一万封信》。《中国农民调查》以安徽农村为着眼点，用文学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后新闻，该书出版后，产生极大反响。引发社会上关于“三农”问题的种种反思与讨论。《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则是高耀洁教授从过去四年里收到了的全国各地10001封来信中选录的200多封编辑而成，这本书重点展示了近期艾滋病、性病的现状，并附加了几十张人物现场照片，真实再现了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现状。
但是，这样的好书实在太少。相对于这一年发生的灾难性事件，这些书所揭示的，不过是那些苦难的毫末。最突出的是，在接二连三惨重的矿难问题上，知识分子与媒体在集体失职。让我们来看看从报刊收集的这组数字：
2月11日11时35分, 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汪家寨镇尹家地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5人。
2月23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梨树区鸡西煤业公司百兴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死亡37人。
6月15日16时50分许，陕西省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1人，失踪1人。
7月26日17时10分，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安平镇银广石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死亡16人。
10月4日下午3时40分许,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石水镇长岭爆竹厂发生特大爆炸,死亡32人,失踪1人,受伤53人。
10月20日，河南省郑州煤业集团公司大平煤矿发生一起特大型煤与瓦斯突出而引发的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48人死亡，32人受伤。
10月20日上午6时许,河北武安市德盛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失踪29人。
11月11日１２时２０分左右，河南平顶山新生煤矿南店矿区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3死６伤的重大损失。
11月13日12时10分，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白鹿镇宏盛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9人，受伤有7人。
11月28日早上7时10分，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庙湾镇的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重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66名矿工被困井下全部遇难。
这只是矿难死亡人数的沧海一粟。如此频繁的矿难，如此触目惊心的死亡，逼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然而，翻阅2004年中国的报刊杂志，对矿难做出分析和评论的调查、论文，甚至时评，都少得令人震惊。矿难如此频繁爆发的原因，除了技术因素，更多的是制度问题，矿业管理制度极不规范，官商勾结共同压榨矿工，矿工缺乏工会作为维权保障等等。这些人祸一批又一批的把贫苦的矿工埋葬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之中。而2004年对矿难进行评论的文章，只有《中国改革》第9期的《黑幕买卖和权力的纵容》、《南方周末》5月20日的《遏止矿难须有矿工的参与》，《新京报》的时评《“安全为了生产”不是以人为本》、《矿难频发的经济学视角》等几篇文章。没有深入的现场调查，没有深刻分析的论文。一个直接维系着中国千万矿工死活的严重问题，就这样几近无声无息地滑过2004年，滑向2005年！
在马加爵杀人事件中，同样表现出大多数的失语。作为一个万幸考上名牌大学的贫苦农家子弟，马加爵因为打牌发生口角，连杀四个同学，匿尸遁逃。这一事件背后隐含着这个时代一系列重要的问题：社会上贫富悬殊惊人给年轻人带来的心理影响问题，教育上人文教育阙失的问题、大学生角色失调的问题等等，然而，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被遮盖了，代之以媒体与大众的集体狂欢。马加爵杀人之所以被如此重视，与其说是人们意识到大学生连环杀人案背后的问题，不如说是铺天盖地的通缉令让沉闷的人们找到了新的娱乐兴奋点。通缉令发出之后，网络上充满了对马加爵杀人原因的种种猜测，甚至有人写了“马加爵之歌”，还有人声称很快要把马加爵事件拍成电影搬上荧幕。马加爵的出现，刺激了这个平庸的时代人们麻木的神经，为媒体与大众的娱乐提供了一个充满刺激性的兴奋点。于是一场巨大的社会悲剧，被掩盖在人们的集体狂欢之中。“问题”消失了，“危机”消失了，代之以热热闹闹、新奇刺激的娱乐。在关于马加爵事件的评论中，充满了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倒是马加爵自己在临刑前接收采访，透露出一些真正体现问题的信息：“没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大学生不是‘天之骄子’。以前我认为是。现在很多大学生不配‘天之骄子’的称呼。确实，他们可能比平民百姓知识水平高。但他们还有更多更大的空间没有抓住，没有去珍惜。希望每个人都过得充实一点，有所追求。”（见《中国青年报》6月18日报道《“没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
针对媒体与公众在马加爵事件中的反映，朱大可先生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观察媒体对马加爵事件的报道。最令人震惊的是：四个受害者，根本没有人去关心。几乎所有的媒体对此都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冷漠！马加爵事件本身已经变成公众的一场狂欢，它就是一个公众娱乐节目，这就像美国打伊拉克一样。它已经超出了法律或道德事件的范畴。”这真是一语中的！
四，报刊：时评版的发展与专栏的不足
报刊杂志，尤其是在公共领域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杂志，是传播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报刊在2004年做得最好的地方，在于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时评，而其不足，在于对社会热点人文事件的专栏做得不够理想。
“时评”这一文体，在2004年体现出了更强的生命力。这里所说的时评，不但指报纸时评版的内容，也指《南风窗》、《生活周刊》等刊物的专栏文章。时评的特点，在于及时地评议社会热点问题，它使公共知识分子得以及时地对社会关注焦点问题表达自己理性的看法。在2004年，一大批本来可以写长篇政论的学者转而写千字时评，使这一文体的地位、影响力都空前提高。通过时评，学院知识分子得以直接参与公共空间。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发文较多，影响较大的有王怡、徐友渔、许纪霖、袁伟时等先生。
王怡无疑是2004年最令人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章，不断见诸《南方周末》、《南风窗》、《生活周刊》、《书屋》等报刊杂志，今年的几乎任何一个公众性话题，都有他的声音。他的观点理性、平和，但直切问题要害，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有一种敏锐的穿透力。而他的行文活泼、简洁、有力，丝毫没有学院派的呆滞与晦涩，体现出文学化、民间化、生活化，甚至是小资化的特征。因此，他的文章无论在报刊杂志上，还是在网络上，都广受欢迎。王怡真正当之无愧于“剑胆琴心”的称号。
徐友渔、许纪霖、袁伟时先生，都是典型的学院教授，也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关心的共同话题，是宪政、公民权利与社会公正。徐友渔先生的千字时评，典型的文章例如发表在《法制早报》11月25日报纸的《不应该制定违背宪法的法律》，该文针对新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草案提出对“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的进行惩罚，提出这个草案“剥夺了公民在某种情况下以某种方式行使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赋予警察实施这种剥夺的权力，它直接违反了《立法法》”，进而说明一个重要的宪政原则：立法活动如果不遵守和符合宪法，它对权利的取消就是无效的，它所赋予的权力也是非法的。这样的文章以一个事例，寥寥千字便把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许纪霖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就“考研变高考”问题发表了几篇短文，挑破了问题的症结，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袁伟时先生这一年时评的代表作，是对《甲申文化宣言》的批评。学院教授评论公共事件，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有足够丰富的相关知识，因此他们的评论往往言简意赅，很快切中问题要害，一针见血。
2004年报刊杂志的一个严重不足，就在于不重视做好人文事件的专题。专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集中关注同一个问题，以次增强公众对该问题的理解，扩大公众的关注，扩大问题的社会影响。在2004年的报刊杂志中，做得较好的人文专题，有《南风窗》1月下半期的“独家策划”，这一专题所谈的都是大而化之的文化问题，文章包括余世存先生的《文化传人，以“人”为贵》、王怡先生的《你的青春：“前现代”还是“后现代”》等，这些文章无不从文化直接切入当下的生存状态。另一个出色的专题是《中国改革》9月份的“本刊关注”，由涂名先生策划，包括《黑幕买卖和权力的纵容》等文章，焦点在于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黑幕买卖和权力的纵容》是矿难问题本年度最好的文章之一，该文由矿难直溯其背后的制度根源，与《南方周末》5月20日报纸邬凤英先生的《遏止矿难须有矿工的参与》形成某种程度的呼应关系。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报刊的人文性专题做得还远远不足。
五，电影：虚妄的“本土特色”
电影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时期大部分人的思想状况与审美趣味。近几年，中国电影——特别是名导演制作、名演员演出的大片，弥漫着一股“伪民族主义”的矫揉造作之风。
最近几年的流行电影，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从《功夫》到《天下无贼》，都在用分明非常虚假，明显矫揉造作的手法，表现庸俗不堪的主题。（其中《功夫》相对好一些。）这些片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审美趣味，是力求取悦西方观众的，它们的兴趣，不在中国人的眼睛，而在好莱坞的票房。因此导演们极力凸现一种他们理解的“中国本土特色”，例如打拳画个太极，上台弹曲琵琶，在绿水上飞来飞去，在竹林里遁来遁去。他们企图用西方技术、以西方人的审美趣味为标准来拍摄中国功夫，结果是这些电影完全变成西方趣味不伦不类的变种。这些影片，动作十分漂亮而内容非常匮乏，场景甚为辉煌而人物及其单调，技术明显进步而精神特别委琐。导演们用太极、琵琶、水、竹、灯笼这些意象去营造中国特有的意境，但是由于明显的取悦西方审美趣味，他们对意境的营造，变成拿着手帕站在怡红院门口招揽客人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嘴里发出夹杂着外文的媚笑，花枝招展得令人恶心，笑声甜美得令人发怵。
张艺谋先生的作品是伪民族主义的典型。像《秋菊打官司》这样真正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的片子，真正昭显中国乡土文化的特色，却已经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歌颂暴力、强权的《英雄》。把《英雄》与西片《撕裂的末日》放在一起比较，其思想主题高下立见。在《英雄》中，武功高强的“无名”为了刺杀暴君秦始皇，费尽周折接近他，在行刺即将得手之际，暴君向他宣讲了“统一”的大义：只要他通过血与火统一了天下，战争就消失了，人民就幸福了。于是“无名”终于悟到了暴君的良苦用心，一切惨绝人寰的战争、血流成河的死亡，原来都是为了和平的理想！“无名”放弃了刺秦，自动领死。《撕裂的末日》中的故事则发生在人们出于对战争的恐惧，放弃一切自由、理想、欲望，臣服于“Father”的统治之下——当然就是秦始皇向“无名”展示的没有战争，没有杀戮的“天下”，只不过一切人都是暴君治下的奴才。一个职责在于维护极权的修士，发现了这样“统一”下的生命，“和钟摆没有什么两样”，他更加愿意做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痛苦的人，最终终于与反对者一起，推翻了“Father”的统治。《英雄》与《撕裂的末日》，塑造了两个主角形象，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种追求背后，大概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西方的人文区别罢。
中国的影片，最突出的特征，是缺乏对人性的深切关怀，对自然与生命的悲悯，对个体尊严的尊重，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人文关怀。对比西方的片子，中国的导演应该感到羞愧。且不说从名著改编拍摄的《1984》、《动物庄园》中那种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就是像《撕裂的末日》这样并不出名，也拍得并不成功的片子，也牢牢嵌合于西方的人文精神的根基，昭显出对生命的关怀。且不说像《简爱》、《阿甘正传》这些获得多项大奖并成为经典的片子，就是那些主题已经被拍滥了的灾难片，例如《机械公敌》、《后天》、《地形末日》，甚至是那些最讨孩子喜欢的《侏罗纪公园》系列，也同样充满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患，充满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让观众在享受电影的艺术效果之后，不得不回味、咀嚼、反思。甚至像《熊兄弟》、《冰河世纪》这一类的动画片，也充满了人性的脉脉温情，能够唤起人们对生命的关爱，对环境的重视。充斥着中国大多数大片的，不是像《英雄》这样对暴力的赤裸裸的歌颂，就是像《天下无贼》这样极端虚假的、没根基没理由的仁义。
2004年，能够挽回中国电影界的尊严的，只有一部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和一部《可可西里》。《寻找林昭的灵魂》是胡杰先生花了4年的时间，走了数万公里的路程，访遍了与林昭有关的主要人物拍摄而成的记录片。胡杰先生用图象记录了一次次访谈，把林昭的灵魂再次推到了这个时代的面前。林昭逝世已经三十周年了，是这部记录片，第一次让我们得以走近这个被成为“圣女”的英雄的魂灵。《可可西里》则描述了一群没有工资的编外人员，为了保护即将灭绝的藏羚羊而付出的艰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故事。当一大群导演正在为奥斯卡的奖项、好莱坞的票房忧心忡忡的时候，我们幸好还有《寻找林昭的灵魂》，幸好有《可可西里》。
六，总结
2004年将作为一个标记进入历史，在历史长河中，2004年发生的一切人文事件，或许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晚近的历史与不远的未来而言，2004年发生的这一切，或许将会为以后的某个重大事件、某种重要思想埋下伏笔。而对这一年的人文状况进行总结的目的，就是要为这一年寻找、确立一个历史标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升，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纷纷浮出水面，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信仰的，无不以社会事件的方式暴露出来。我们面临着无数的选择，我们或许同时也无所选择。这是一个大时代，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在这样的时候，需要把问题的焦点归结到“人”上来，回到以人为本上来。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在纷芜杂乱的社会问题中，在无数的选择中，知识分子有责任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理性的声音。
（转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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