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主义及其反抗 
　　

作者：崔卫平 

　　
　　按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的说法，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1925年才出现，并且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明。“totalitarianism”其词根“total”，即“总体的”、“全面的”意思，墨索里尼曾用“总体国家”（totalitarian state）来表达他的蓝图。1941年弗罗姆出版《逃避自由》，于其中分析了现代自由所伴随的孤独，如何驱使人们站到一面极度权威的旗帜之下，从而滋生出极权主义怪物。卡尔·波普尔于1943年写成并随后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解剖了极权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根源和脉络：从“本质主义”（“整体论”）——“历史主义”——“乌托邦社会工程”，完成了一个类似柏拉图的理念及其展开封闭循环，剪除了人类真实生活的所有偶然性及其未知的开放性质。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所谓“国家干预”、“计划经济”所存在的巨大危险——经济活动中的垄断控制，会导致所有领域的控制包括私人生活；丧失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是一个社会进入全面奴役的起点。
　　
　　战争结束之前这些人们的著述，主要涉及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尤其是对于某种理想主义或唯理主义的模式进行清算，而不是针对暴力极权主义现象，实际上并没有将极权主义和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政权形式联系起来，甚至没有将法西斯主义看作极权主义。波普尔和哈耶克锋芒所向，是社会组织过分的人为设计，是过分信任所谓人类理性能力，他们本人都比较推崇在长期人类实践中形成的自发秩序。1948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描述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如何通过种种技术比如修辞术、认罪术，实现对于全部日常生活中人们思想行为的严密控制。尽管这部小说后来更多地被认为是预言或者影射了苏式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但至少在当时人们并不具有这样的联想。
　　
　　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被公认为是极权主义研究的开山之作，主要是研究纳粹主义的成因。1958年的修订版，增加了《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章，在认定“极权主义政权”时，将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也算在内，由此奠定了极权主义研究与批判的具体对象，也开始有了“右的”极权主义和“左的”极权主义之分。有关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的分析最具特色之点在于：全面恐怖的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它所针对的是切断了与他人联系的原子化的个人，“恐怖只有对那些互相隔离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这种“孤独”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从而丧失判断事物的基本常识，将反常视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吸在同一个天地之中，于是造成对于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这个世界正在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同时也把自己放到反对一切人的位置上。在感到自身无根、缺少意义的焦虑时，一方面，丧失了对于自己的信心，失去对于自身行动的任何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某种虚无所造成的真空，十分容易被他人乘虚而入，灌输进“假大空”的意义，以某种反常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自己。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了：极权政权想尽一切办法造成这种孤独和虚无；而孤独和虚无又在滋生极权因素和强化极权政府。在阿伦特的表述中，包含了极权政权和这种政权之下的人们互相之间不可分割的看法。
　　
　　1953年一次会议之后，由弗里德利克编辑会议录《极权主义》一书，1954年出版。其中对于“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是适用于包括古代在内的所有时代，还是仅仅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同国家－社会中共有的某种特征，还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有自己一组特征的政治制度，抑或仅仅是一种极权主义精神，做了辨析。弗里德利克本人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制度，它有这样六个特征：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 
　　
　　1956年，弗里德利克和布热津斯基出版《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一书。如果说阿伦特那本开山之作的主要对象是纳粹主义，那么，这两位作者其主要特色在于成功地论述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由于纳粹主义已成为过去，而斯大林主义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所以，关于极权主义的批判的重点便转移至斯大林主义政权。五十年代是极权主义研究的鼎盛时期，当然主要在西方。它的研究成果并不反映在苏联和苏式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说出“极权主义”这个词，就表明与苏式共产主义制度的决裂，是取得了一个制度之外的某种起点。而在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个词基本上没有出现，很可能唯一使用这个概念的是那位年轻的女受难者林昭。从这个角度看，林昭与那些被“冤枉”的右派不可同日而语。
　　
　　区别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又译“独裁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重叠，比如说，一个由警察力量和军队来保障的政府；意识形态控制（或者神权统治），以及残酷、拷打、杀戮等。就残酷性而言，一个权威制度的独裁者可能比极权主义暴君更为过分。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谁好谁坏，而是它们各自的性质。“极权主义”正如其字面意义（total）所表明的，它是一种全面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它所掌控的范围、领域是权威主义不可想象的。首先是将人们经济活动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一个中心之内。就这一点而言，甚至纳粹主义都没有做到。纳粹德国和意大利都不存在中央调控的经济制度。许多完成民主转型或有待完成的地区或国家，比如当年的台湾、李光耀的新加坡，皮诺切克的智利，老百姓做生意还是自由自便的。
　　
　　其次是对于民间社会的空前压制。尤其是苏式共产主义极权制度，断然取消了所有自发的民间团体：行业联盟、宗教组织、研究学会、工人和农民协会、青年或妇女联合会，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民间党派。如果这些组织存在的话，肯定是在接受一个核心领导的前提下，名存实亡而已，并且实际上为核心服务而不是为各种民众服务。甚至一个年轻人的阅读讨论小组，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种将人们置于分而治之的黑暗当中的极端做法，恐怕是任何一个专制独裁政府乃至外族入侵者所不可比拟的。取消各种自发的社会联结，切断所有人们之间的自发联系，最终导致一个沙漠化的、枯萎的、从底部被抽空，从而十分容易失去平衡的社会。
　　
　　第三是对于私人生活的极度控制。从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吃什么样的饭、穿什么样的衣服、与什么人来往、是否撕坏了一张画像或者想要出国；到他的思想、日记、与朋友之间的通讯、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等，无一不在严密的监视、监控之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私人生活的极度侵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即使是《一九八四》的作者，也没有想到一个人发辨的长短、裤管的大小，都会成为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实际上，在压制了私人生活之后，所谓公共生活仅仅是徒具外表而已；它与自由无关，而是一种高度强制的体现。
　　
　　依笔者拙见，最好把“极权主义”这个词限制在苏式极权主义制度这个范围之内。目前中文翻译的“极权主义”，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字面上带出了“极端”这个含义，它在权力的控制方面是非常极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极权主义是程度上最坏的，萨达姆政权也是恶劣透顶、残暴之至，但是在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及其手段方面，比如群众性告密和互相揭发（称之为“群众专政”），和苏式极权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在当今世界上还有极为残酷的种族战争和恐怖主义，但是不能说它们是“极权主义的”。
　　　　
　　进入60年代之后，除了中国，包括苏联在内的苏式极权制度都起了比较大的变化，极权主义理论也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据徐贲先生介绍，卡索夫（Allen Kassof ）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林兹（Juan Linz）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他建议用“极权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以示区别日后苏联的“后极权主义”。华尔泽（Michael Walzer）在80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他指出，“极权主义是寄生在败死了的革命之上的”。李慎之先生曾经引用苏联作家阿尔马克里的话来说，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在下面讨论“后极权主义”之前，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修正性的和描述性的概念，指明一种延续之后的演变，并不是十分严格和统一。比如捷克的哈维尔十分经常地运用“后极权主义”的概念，而波兰的米奇尼克却没有用“后”这个缀词，他仍然沿用的是“极权主义”、“极权制度”这样的表达，虽然他也非常清楚地指向比较晚近的苏式极权制度。可以说，米奇尼克的用法更为接近李慎之先生对于哈维尔“后极权主义”提法的辩驳，李先生的意思是，用“后期极权制度”（late-totalitarian system）比“后极权制度”（post-totalitarian system）更为妥当。因为虽然在后期，极权主义的基本“道统”仍然没有改变。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松动的六十年代及其之后，在东欧争取民主的阵营里，用不用这个“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也是一个分水岭。比如意欲赋予社会主义以人性面貌的“修正主义者”，基本上不用这个词，他们仍然在体制的框架之内，寄希望于体制本身的改革和制度的领袖。而七十年代起来走向反对前台的人们，才重新启用这个词，表明他们在制度之外的不同起点。在这一点上，运用“后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的李慎之先生，和前面说的林昭一样，走得比他的同代人远得多。
　　
　　哈维尔描述捷克苏式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后极权”社会），关键词有“恐惧”、“谎言”、“消费品”。他指出支撑着社会稳定外表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不同于五十年代行刑室里的拷打叫喊声，从前排除异己的残酷做法已经转化为对于每一个人生存的压力，人们担心现有的东西因为不服从而随时被拿走——生计、地位、前程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等。在这种压力的背景之下，谎言盛行。为了向上级部门有所交代，人们随时随地准备撒谎，不仅不脸红甚至还会理直气壮：“我想要联合全世界无产者有什么过错？”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堕落为不同的人谋取自身利益的借口，但不是没有意义：维持着一个极权社会的外表而不去捅破它。大多数人厌恶和当权者的争论而把兴趣转移到私人生活方面，表现出对于消费品空前高涨的热情，人们忙于建立自己的安乐窝，知道如何不给自己和他人添加麻烦，而在这看似扩大了的私人空间背后，是能量并非完全恰当的输出：人们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到消费品面前，而从别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中被赶走。他们拥有的仅仅是选择什么牌子电冰箱和电视机的自由。在哈维尔的表述中，继承了阿伦特关于极权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人们互相依存的观点。即所谓“合谋”或“共谋”。
　　
　　但是与此相伴随，还有可以称之为“后极权社会中反抗策略”的许多东西。匈牙利作家康诺德1982年写过一本书叫做《反政治》，其中包含了许多被后来的人们追踪的议题。哈维尔经常用的概念有“反政治的政治”和“无权者的权力”、“公民的首创精神”等。既然极权的权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它全面扑灭来自生活的任何自发性和自主性，是对于广大丰富的生活领域的全面攻击和扼杀，那么，从生活的任何一个面向、起点、领域开始，都可能造成对于极权制度的抵制和反抗。这就造成了与传统的反抗议题之间重大区别。“反政治的政治”不去追逐政治权力，不制定一种纲领反对另外一种纲领，不试图以政治手段（更替领导人乃至改朝换代）解决问题。相反，“反政治”提倡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随时随地展开工作。哈维尔反复指出的一个领域是“良心”的领域，在靠谎言维持的制度中，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说真话的良心，拥有一个不仅是道德的，也是政治的维度，即有可能成为一个反抗的起点。诸如此类的起点和发端就和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所谓“公民的首创精神”，即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这就是所谓“无权者的权力”。实际上，后极权批判在东欧知识分子那里，远远不是政治学者的工作，而是包括广大的作家、电影导演、诗人在内的丰富复杂的表述，不同的艺术家拥有自己不同的与极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话的方式和侧重之点。比如捷克小说家的米兰·昆德拉、伊万·克里玛、博·赫拉巴尔、约瑟夫·斯可沃伦斯基（68年之后流亡加拿大，代表作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诗人赫鲁伯等、文学评论家瓦苏里克；波兰有电影导演瓦依达、基斯洛夫斯基、诗人巴兰察克、赫伯特、辛姆波斯卡，以及那位流亡多年仍然心系波兰、最终死在故乡的切·米沃什。
　　
　　这一套后极权批判的表述，最为可贵的地方在于把反抗与价值及生活的重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先来一套“推翻”，然后再进行“建设”，而是将两个过程并作同一个过程，更加具有后座力。反抗之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价值理念如何建设？实际上包含在反抗的理念、方法当中，而不是事后再来设计和弥补。以暴力推翻的方式，所产生的只能是新的暴力；以夺取权力为目标，所导致的是对于权力的极度崇拜和死死抓住权力不放。而将政治返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返回生活领域，有可能提供一个更为妥当的政治基础。这是因为说到底，是先有了人类蓬勃开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这种人类活动的形式；先有了人类生活这个深广的基础及其需要，才产生了政治活动的要求和机制。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就在什么情况下开展他们的政治活动；人类生活拥有什么样的性质，与此相适应，他们的政治生活就拥有什么样的性质。说到底，政治的活动不应该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更不应该与人类生活为敌，而是符合人类生活的性质、条件和要求。这套并非来自书本、学院式的表述，其现实意义非常明显、直接：它针对极权主义的全面控制所造成生活的窒息，包括人心中的虚无、道德力量的萎缩，想要从恢复生活、恢复个人的道德感、尊严感开始（起点当然不是终点），展开一场全面(total)抵制极权主义的斗争。
　　
　　如果说，捷克的哈维尔更多地运用道德的维度，提倡个人生活在真实中和将道德的尺度放回到政治活动中去，那么波兰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亚当·米奇尼克（最早的独立组织KOR的创始人、团结工会的顾问）则把重心放到了社会的自我建设方面，“独立的社会运动”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们致力奔赴的。1988年被问及当时的波兰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教会、农业方面是私有制并且还有大量的文化自由（地下出版、飞行大学等），为什么还要把波兰称之为“极权主义”的？米奇尼克回答道：国家仍然想要集中化，想要施行极权主义的权力，但是它已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它强调极权主义的一个基本规则：“党的领导作用”。米奇尼克认为当时的波兰可以称之为“暗哑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不是“有着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极权主义制度”，“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而且“极权主义的教条并没有改变。”这就十分接近李慎之先生所说的“在道统和法统上并没有改变”的看法。
　　
　　完全可以说，对于苏式极权主义来说，尤其是这种制度的后期，“社会的自我组织”是它最为担心、最为防范的。在这之前，全能的权力已经不得不放松对于经济活动和私人领域的严密控制，否则它自己也无法延续，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把国家拖入灭顶之灾，对私人生活的压抑既阻碍经济，同时制造了国家和个人之间无端和无穷的对立，影响了统治的基础。而任何统治都需要有统治的“基础”，否则“统治”只是一句空话。尽管是十分不情愿也是十分不彻底地——经济活动和私人生活的自主性仍然随时随地面临干预的危险，在许多时刻面临许多困境和尴尬，但是这两个领域人们活动方式的性质，基本上限制在个人之内，是个人行为而非团体的，就整个社会而言，仍然保持着“分而治之”的格局。阿伦特的分析在这里仍然有效：极权恐怖的诉诸对象是隔绝的、原子化的个人。对一个发动群众造反起家、并且声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政权来说，看得见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力量和要求，是它必然十分顾忌的。这不仅使它落入自相矛盾之中，而且它从自身的经验中，深知这种力量的危险。
　　
　　必须考虑到“社会”和“政治”之间的距离。“社会的自我组织”并不等于要求组织社会，更不等于夺取权力。即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不难得出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无处不在的看法。雇主和被雇佣者之间、征用土地者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之间、房屋拆迁者和住户之间、房屋管理者和住家之间、买家和卖家之间、法院和打官司的人之间、退休人员和前雇主之间、开发商和环境受害者之间、医院和病人之间、校方和学生之间等等，没有办法列出人们互相之间可能发生矛盾的那些领域，不同的被雇佣者和同一个雇主之间的矛盾也不尽相同。除非社会不开放，不开放也有不开放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不可能全部由政府部门出面解决，很可能，与政府的矛盾也是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那么，谁来保护劳动者自己？谁替那些较少掌握资源的人们说话？替那些不能及时得到劳动报酬的人们说话？凡事要等到中央领导来操心，必定是矛盾积累很深或者已经闹出人命来。于是，社会的自我组织，即人民的自我保护必然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76年波兰的库隆、里普斯基和米奇尼克做成的KOR即“保卫工人委员会”，便是这样一个保护劳动者利益的联盟，他们的主要工作和兴趣完全不是夺取权力，而是在经济、法律、医疗等方面，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们给予帮助。但是，对于全能的权力来说，任何一个民间自发的组织，人和人之间的互相联合和团结，都被潜在或公开地视为对于政府的一种挑战，是富有敌意的，是要通过各种严格的审查，确保没有危险比如一个足球协会，才能够成立。同样是一个贫困家庭急需的200块钱，由政府部分来发放，可以；但是由一个工人自发的工会来发放，却不行。波兰KOR的成员不断遇到骚扰、跟踪和逮捕。但是，矛盾的存在，必定打开了通向解决矛盾道路的空间和前景。
　　
　　如果说，社会的自我组织的确给当局带来了某种压力，那么，这样的压力正好有助于产生一个公民社会。一个全权的权力可以专断任意地从一切方面给社会施加压力，制定仅仅对它有利的规则，它认为必要的话，可以运用暴力手段，因而它是一种压倒性的力量，而社会却没有一点还手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而独立的社会组织，旨在反对任何单方面施加压力，不管这压力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任何享有权力或者资源的部门和人们。简单地说，组织起来的社会是一个对手，是谈判桌上的另一端，是可以看得见对方的眼睛和鼻子，于是就有了谈判协商、讨价还价和斤斤计较的空间，有了在谈判中建立双方认可的游戏规则的可能性，有了在对方的压力之下不得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局面。所谓“公民社会”并非理想社会，也并非知识分子头脑中构想出来的美妙图景，米奇尼克说他们独立的社会运动给欧洲民主文化带来的新鲜之点在于，他们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完美”是指矛盾依旧存在，不同利益、兴趣人们之间对抗、冲突不可避免，与极权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运用强制性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是在讨论协商基础上，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裁决。在游戏规则面前，在民主的机构和程序面前，持不同意见争论的各方都平等的，“每个人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按照这个逻辑，即使在民主转型完成之后，对于前极权社会中的掌权者，也要给予平等的地位。米奇尼克的表达是“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套与所谓后极权社会相适应的表述，已经从根本上清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有关“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正义”和“不义”等二元对立的摩尼教式的表达，对极权主义制度和思维做了剔骨还肉式的彻底处理。
　　

(《燕南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