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伦佑：

在网上读到学友董辑的文章，知道有一位叫李少君的人在他的一篇《从莽汉到撒娇》的文章中对非非主义和我个人进行了恶意的攻击。点出文章一看，不足4千字的一篇短文，文思零乱、结构松散，内容更是错误百出，既缺乏当代诗歌史的基本常识，又未作任何资料的查证，胡乱编造，信口雌黄。从文章的行文、运思及文风来看，当属文坛三流混混所为。向朋友一了解，原来作者李少君竟是个有些来头的人物，其来头有二：来头之一，李少君因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马桥词典》争讼而发迹，想当年，李少君一马当先，为他的顶头上司效犬马之力，由此受到海南官方文坛的重视；来头之二，李少君现任官方文学颇有影响的《天涯》杂志主编，享有集权体制赋予他的审稿权和发稿权，好不了得！但这种“来头”不仅没有改变这篇文章文坛混混级水平的性质，而且更让我对此等体制文学的“评论家”平添了两分藐视。

我一般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批评，也不会无端的批评别人。在与评论家龚盖雄的一次对话中我曾谈到这一点：我可以轻松地写长篇的批评文字，并且，笔锋还算犀利（或如有的朋友评价的‘太尖锐了’！），我自己知道这点，但我从不滥用批评的权利。从事文学写作30年来，我从未主动写过一篇批评别人的文字，也没有在文章中恶意地贬损过任何人。仅有的两篇反批评文章都是被迫的，并且都是应刊物编辑的约稿而写的。” 这篇反批评文章也是被迫的——李少君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集中了历来一切恶劣文风的所有特点：无视事实，信口胡诌；立论无据，编造史实；不懂装懂，硬充权威；心存妄念，恶语伤人；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东拼西凑，不注明出处……对李少君编造的种种谎言，我如果不予以揭穿，他定以为天下的写作人都怕得罪他手中掌握的体制文学审稿权，而不敢站出来指出——并纠正他的谬误，他会继续恶性膨胀，闹出更大的笑话！

但是，即使是对这种恶意的攻击，我的回答也将坚持说理的原则，因为我不希望把自己混同于李少君之流。李少君胡编乱造、论说无据，完全不讲写作道德；我则会作到论说有据，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对文中论及的事实一一注明出处。

下面，我就从五个方面回答李少君对非非主义和我个人的恶意攻击。 

一、 关于“莽汉”和“撒娇” 

李少君的有关言论见于他为《李亚伟、默默诗歌合集》写的“前言”。既然李少君对非非主义和我个人的攻击是从“莽汉”和“撒娇”生发的，我就从“莽汉”和“撒娇”谈起。

“莽汉”代表李亚伟是个优秀的本色诗人，我和他见面不多，但比较投缘，算是朋友。其人有豪气，喜交朋友，在诗人中口碑颇好；下海经商以后，在书商中也有很好的口碑。默默也是个优秀的诗人，至今没见过面。李少君评论他们，本是好事。但李少君对“莽汉”和“撒娇”的评论，是以编造史实和篡改历史为前提的。为了说明李少君是如何编造和篡改历史的，我们首先还原历史，来看看真实的“莽汉”和“撒娇”派是怎样的。

关于“莽汉”。 据“莽汉”诗人的自述，莽汉主义成立于1984年，其写作主张最早刊载于1985年春出刊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莽汉”创作理念的提出者和最早的实践者是胡冬，发起人为胡冬、李亚伟、万夏，其他成员还包括胡玉、二毛、梁乐、马松等人。胡冬、万夏1984年3月以后即退出，李亚伟坚持莽汉写作主张，并使其发扬光大，最终成为莽汉主义的主要代表和莽汉诗歌的集大成者。1986年以后，“莽汉”诗人中基本上只有李亚伟、二毛两人在坚持写作，如李亚伟所说：“到1986年夏天到来前，‘莽汉诗歌’作为一种风格，‘莽汉主义’作为一种自称的流派已从其作者的创作中逐步消逝。”1987年起，主要的莽汉诗人李亚伟、二毛等正式加盟非非主义，作为流派的莽汉即融入非非主义诗歌运动，成为非非主义中有活力的一部分。1989年，李亚伟糊里糊涂误上一位廖姓诗人的贼船，被送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呆了两年，1991年恢复自由后，李亚伟即下海经商，成为一名成功的书商；主要的莽汉诗人梁乐、马松等也在李亚伟的庇荫下先后成为书商（二毛则成为一名成功的餐馆老板），从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基本停止了诗歌写作。纵观莽汉诗人的写作历程，莽汉主义的主要活动时间为1984~1986年。它的兴衰起落皆系于李亚伟一身。

关于“撒娇派”。“撒娇派”成立于1986年，成员基本为上海诗人，发起者和主要代表为京不特。首次刊登在“两报诗歌大展”上的《撒娇派宣言》是由京不特执笔的。“撒娇派”的主要成员有：京不特、锈容、胖山、软发、土烧、撒撒、泡里根、刘不流、男爵等。“撒娇派”有写作主张（见《撒娇派宣言》）， 但无刊物，也无具体的活动，其主要的意义是在徐敬亚主持的《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诗歌大展，以及随后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的集体亮相。使“撒娇派”产生影响的不是它的诗，而是由京不特执笔写成的一篇《撒娇派宣言》，故而“撒娇派”是和京不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987年“撒娇派”主要代表京不特礼佛出家，随后正式加盟非非主义，“撒娇派”的使命也就正式完成了。后来听说“撒娇派”成员中有一位是默默的笔名，若属实，则可说明默默也是“撒娇派”成员，但不是主要代表——在同一本《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70页的“海上”诗群成员名单中，第一名就是默默，可见，当时默默主要是作为“海上”诗群的主要代表的，诗歌界也一直把默默看作是“海上”诗群的主要代表。 默默的诗歌一直是很严肃的，似乎并不撒娇。翻开《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以作品代表“撒娇派”出场的依次为京不特、胖山、男爵、锈容、泡里根。这再次确认：“撒娇派”的发起人和主要代表是京不特，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京不特礼佛出家以后，曾在成都和我相聚一月有余，我们摆谈了很多，他给我谈了“撒娇派”参加“两报”大展的前后经过，给我看了他写的很多长诗，那些诗都写得很严肃，并不撒娇的。京不特说，在上海和他一样埋头写长诗的还有陈东东。离开成都以后，他每到一处都有信来，记得最后一封信寄自福建莆田，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我至今对这位诗歌兄弟怀着深深的思念之情。虽然“撒娇派”的诗歌创作并没有真正展开，但仅以京不特起草的一篇《撒娇派宣言》，已足以使“撒娇派”在当代诗歌史上留下它的名字。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莽汉”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其成员的写作和活动主要在1984~1986年间；1987年起汇入非非主义；1989年以后，“莽汉”诗人集体下海经商（无一例外），实现了又一次“莽汉行为”。“撒娇”派基本上可以说是由徐敬亚主持的“两报大展”催生的，在“大展”（包括随后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上亮相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什么具体活动。1987年京不特出家和正式加盟非非主义，标志着“撒娇”派的完成。尽管2004年默默重竖“撒娇”之旗，编辑、出版了两期《撒娇》，但1987—2004这18年的断裂和巨大空白由什么来填补呢？又如何填补呢？

李少君在装模做样地给《李亚伟、默默诗歌合集》写“前言”之前知道这些情况吗？如果不知道，为什么不查查资料，或找人了解一下呢？对“莽汉”、“撒娇”的历史和现状缺乏基本的了解，却要硬充诗歌批评权威，给别人写“前言”，这不是把批评视为儿戏，太缺乏职业道德了吗？看看“莽汉”和“撒娇”的真实历史，再对照一下李少君将一代人的经历描述为“从莽汉到撒娇”的妄断，不必深究，已可初步窥见李少君无视事实，信口胡说的行文风格了。 

二、80年代的精神指向是“文化”，还是“身体”？ 

了解了“莽汉”和“撒娇”的基本情况以后，我们再来看看李少君是如何在他的文章中随心所欲，任意编造事实，篡改历史的。

李少君为了给他的亲密战友“下半身写作”寻找“身体源头”，不惜篡改历史，将“文化的80年代”篡改为“身体的80年代”。

李少君在他的文章中首先铺陈、论证了“莽汉”的“身体性”之后，接着抛出了他的总结性论点：“在关于当代汉语诗歌的各种叙述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经常被描述成主要围绕所谓的两大派别‘非非’和‘他们’进行。其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事后来看，真正展开和贯彻第三人代人诗歌运动精神和实践的应该是‘莽汉’，真正留下了记录和表现第三代人生活与反抗精神的优异诗作也主要是‘莽汉’。”按照这样的观点：“莽汉”的主要特征是“身体性”，而真正展开和贯彻第三人代人诗歌运动精神的是“莽汉”，所以，“第三代诗歌”——进而80年代的精神标志不是“文化”，而是李少君所倾心的“身体性”了！

稍有一点常识的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整体精神氛围是“文化”——前五年是文化的复兴（准确地说是中断之后的承续、温习、补课），后五年是对文化的反叛！这种“对文化的反叛”在诗歌界表现为第三代诗人的“非崇高”、“非文化”、“非修辞”。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组成部分的“莽汉主义”的精神及诗写方式，受美国60年代“垮掉一代”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这一精神及诗写方式（垮掉式的）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80年代诗歌的主流，这是由80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所决定的。现在人们谈起第三代诗歌运动，总是强调它的破坏性，最多说它是对朦胧诗秩序的反叛，而很少看到它的积极的、批判的、革命性的方面。应该说，从表面的上看，第三代诗歌的“非崇高”、“非文化”、“非修辞”（包括“非两值对立”、“非抽象”、“非确定”）好像是针对朦胧诗的，而在深度上则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仅以非非主义的反价值理论来说，似乎它要解构和驱逐的是价值本身，而其真正的、首要的意义则是对伪价值系统（即体制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总清算。所以，就其本质的方面来看，第三代诗歌运动虽以“反叛”作为动力，但它的意义仍是文化的，是80年代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份。它的主体倾向不是“身体性”，而是“文化性”！

李少君为了否定非非主义和“他们”，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不惜编造历史，将80年代的整体性精神标志由“文化”篡改为“身体”，这不是牛头对马嘴，贻笑大方吗？

下面，我还给李少君准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但不是由我的手，而是由李亚伟亲自打的。

李少君在文中煞有介事的说：“由于莽汉诗人大多主要将精力集中在诗歌领域，专注于诗歌和诗人本身的修炼……”

事情真像李少君说的吗？对此，且看李亚伟本人是怎么回答的——

“‘莽汉主义’不完全是诗歌，莽汉主义更多地存在于莽汉行为。作者们写作和读书的时间很少，精力和文化被更多地用在各种动作上。最初是吃喝和追逐女人……” 
李少君的脸感到挨耳光以后的灼痛了吗？

还有李少君所说的“莽汉”诗人“……基本是以手抄和复印的方式传播诗歌”，也是他胡编的。这一信息的原始依据来自李亚伟《英雄与泼皮》中的一段话：“‘莽汉主义’诗歌是在其创作成员几乎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任何诗歌的情况下出现、发展并且成熟的，它们几乎全是通过朗诵、复写、油印到达诗歌爱好者中间的……”从文中可以看出，李亚伟谈的是1985年以前这段莽汉主义的“地下时期”，而非莽汉主义的全过程（1985起，莽汉诗人已开始大面积地在各种民间铅印刊物上发表作品）。李少君在转述这一信息时“漏掉”了“1985年以前”这个时间界限，自然造成了对事实的歪曲。

就我掌握的资料，自1985年起，“莽汉”诗人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当时铅印的民间刊物传播的：除了大部分发表在包括《非非》创刊号在内的各期《非非》上，在《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中国当代实验诗歌》、《汉诗》上都可以大版面的看到“莽汉”诗人的作品。如果李少君在行文时翻一翻我上面提到的这几种刊物，就不至于信口胡说，闹出这样大的笑话了！ 

三、非非主义和我本人“有意排斥”和“遮蔽”过“莽汉”吗？ 

李少君在他的文章中说：“在‘非非’、‘他们’操持的各类评奖、出版、年选、研讨会中，也有意排斥莽汉，或降低其重要性，将之边缘化，有意遮蔽……”

首先，李少君能告诉我：非非“操持”过哪一次、哪一种评奖、年选、研讨会？回答不出来。李少君一开始就在胡说八道。至于“他们”是否有意排斥、遮蔽过李亚伟，我无权评论。但说我和非非同仁“有意排斥”甚至“遮蔽”李亚伟，则一定是李少君大白天见鬼，睁着眼说瞎话！对当代诗歌的基本常识如此的空白，却敢对当代诗歌指点评说，我不知道是该佩服李少君的胆大不害羞呢，还是应该同情李主编的无知无畏？下面，还是让我用事实，戳穿李少君编造的谎言—— 

1）早在非非主义成立之前的1984年9月，在由我编辑的油印诗刊《狼们》的创刊号上，我便将李亚伟的诗歌《我是中国》、《硬汉们》编入刊物，并排为头条（胡冬的《女人》等诗排第二条），我当时从未听说过李亚伟这个人，也没有见过面。 
2）1986年5月编《非非》创刊号时，我选入了李亚伟的《高尔基经过吉依别克镇》等5首早期代表作；《非非》出刊后，该组诗随即被《作家》杂志1987年第 2期转载。这是李亚伟的诗歌首次在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上和读者见面。而此时我仍然不认识李亚伟，既未和他通过信，也没有见过面。
3）1987年李亚伟、二毛等正式加盟非非主义，自此以后，李亚伟和二毛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都是通过我的手在《非非》杂志上发表的。可以说，在这一时期，《非非》基本上是李亚伟、二毛等莽汉诗人的作品通向读者的主要窗口；正式刊物刊出的李亚伟等莽汉诗人的作品也基本上是从《非非》上转载的。
4）1988年3月，在我执笔写《第三代诗论》时，虽然李亚伟、二毛等主要的莽汉诗人当时已正式加盟非非主义，我仍在文章中将莽汉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排在“非非”和“他们”之后），予与重点介绍。
5）1993年7月，在我发表于《东海》文学月刊的《当代诗歌：跨越年代的言说》一文中吁请评论界重点关注的“第三代”诗人第一名就是李亚伟（后面依次是梁晓明、余刚、陈东东、何小竹、刘翔、京不特等）。
6）1994年，在由我编选的《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中国后现代主义诗选》中，我总共选入了5位莽汉诗人的作品。我不仅选了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女人》，李亚伟的《中文系》、《我是中国》、《硬汉们》、《闯荡江湖：1986》等“莽汉”代表作，而且将这两位莽汉诗人的作品排为全书的头条和二条（胡冬排头条，李亚伟排第二条）。在该书诗歌所占篇幅只有350页的情况下，仅李亚伟一人的诗歌就占了整整11个页码。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李少君所谓的：“‘非非’……有意排斥莽汉，或降低其重要性，将之边缘化，有意遮蔽”，就不能简单地视为一般的用词不当或疏于查阅资料，而只能理解为：李少君为了实现他充当诗歌批评权威，领导“新诗转型”的个人野心，不惜编造事实，挑拨离间，借此挑起诗人之间的不和，以便利用矛盾，乘浑水摸鱼的邪恶用心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引这些资料，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教会李少君“如何作文”（写文章应遵守哪些基本规则）。至于“如何作人”，等李少君学会作文以后，我想他自会从作文的道理中慢慢体会到的。 

四、李少君脏口污人，不怕触犯法律吗？ 

李少君在文章中指名道姓的污蔑、攻击我 ：为了“……达到篡改历史的目的，甚至干脆按捺不住自我编撰写，比如最近周伦佑在《非非》上自封大师并排名第一就已成为诗坛笑话。”

李少君所言大概是指《非非》“体制外写作讨论专号”上刊登的青年评论家董辑的长文：《谁是当代中国的诗歌大师》，作者在文章中提出9位候选人（依次为：昌耀、北岛、多多、周伦佑、于坚、杨炼、欧阳江河、韩东、西川），从文本、影响、历史地位、创作力、引领作用、学术意义等六个方面作为价值指标进行论述，以评选出他心目中的诗歌大师。此文先后在网上引起争论，并被《诗选刊》作为争鸣文章全文转载。难道我在《非非》上发表一篇别人写的文章，就是我“篡改历史”、“自封大师”吗？如果按照李少君的这种混账逻辑推论，当年《马桥词典》争讼中，李少君和他的同志们写的那些褒扬《马桥词典》的文章，是不是都应该归到《马桥词典》一书的作者、该事件主要当事人韩少功先生一人名下呢？是不是都应该判断为是韩少功先生的自我鼓吹呢？而现在由李少君审稿、发表在《天涯》上的所有文章是不是都应视为李少君一个人的夫子自道呢？《谁是当代中国的诗歌大师》的成文经过，作者董辑已在他反驳李少君的文章《权力与金钱合谋的笔迹》一文中作了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对该文的文本价值，诗人、《诗选刊》主编郁葱是这样评价的：“……董辑的这篇文章则从文本、历史作用、学术意义等方面阐述了他所列举的‘大师’的入选理由，肯定有偏颇，但他是认真的、严肃的。”网上还读到一篇讨论“诗歌大师”的文章：《艾青之后无大师》，作者邱景华。文章很严肃，有见地。作者不同意董辑的观点，认为董文有两点失误：一是范围太窄，只局限于中年诗人，把最有成就的老诗人排除在外；二是，诗艺不能用量化的标准来评选。但作者同时肯定董文“严肃认真，而且慎重。” 我在发表董辑文章的该期《非非》的“编后记”中也作出了和郁葱、邱景华二位先生比较接近的评价：“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在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和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后才命笔成文的，其写作态度是严肃的。”为什么同样一篇文章，郁葱、邱景华在它不可避免的“偏颇”、“失误”后面看到了“严肃” 、“认真”和“慎重”，李少君在阅读时却偏要略过作者董辑，别有用心地把文章归到我的名下。李少君是在“体制下半身”的裤裆里闷昏了头，还是整天对权势与金钱“撒娇”撒花了眼，竟然大白天说胡话，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文章明明是别人写的，李少君偏偏要张冠李戴，说我“自封诗歌大师”。李少君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不是因为李少君早些年写过几行上不得台面的歪诗，怀有诗人情结，暗地里以诗人自居，读到董辑的文章，见董辑没有把他选入诗歌大师侯选者名单，心里不快，故而出此下作之技，以求得心理平衡？抑或是非非主义关于“体制外写作”的命名和论述戳痛了李少君的哪一根体制神经，使他心智错乱，才说出了这样的胡话！但是，谎言终归是谎言。我“如何篡改历史”？我又在何处“自封大师并排名第一”的？李少君能为我指明出处，找出根据来吗？如果李少君不能指明出处，找出证据，李少君就要为他诽谤他人，损害他人人格承担法律责任！在《马桥词典》争讼中，李少君一方不就是因为张颐武一方一句“抄袭”就把对方告上法庭的吗？李少君无中生有，凭空污陷我“自封诗歌大师并排名第一”是否也应该承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人格的法律责任呢？我想，就算从维护体制文学虚假的尊严出发，李少君也应该向我做出合理的解释和交待。 

五、李少君到底在向谁撒娇？ 

李少君一方面不遗余力的攻击坚持诗歌艺术探索的非非主义和“他们”，一方面却频频对散发出恶臭的“下半身写作”表示好感，作亲密接触状。评论家龚盖雄曾在《寄生性写作的三流典范》一文中谈到过“下半身写作”与体制的共生关系，现引一段如下：“周伦佑一针见血地将‘下半身写作’定义为“体制的下半身”，指出伊沙等人与体制的共生关系。网上有人将‘下半身写作’形容为‘体制裤裆里的阴虱’，虽然刻毒了一些，但十分准确地画出了‘下半身写作’作为体制寄生虫的形象。正是体制的腐败导致了‘下半身写作’的产生，故而诗歌中的‘下半身写作’不过是体制的腐败在诗歌写作中的延伸。”李主编对非非主义、“他们”的仇视，以及对“下半身写作”的亲近，再一次证明了体制与“下半身写作”的这种共生关系。由此观之，李少君嘴里的所谓“体验”，应解读为“下半身体验”；而他鼓吹的所谓“草根”，则应视为“下半身写作”的同义词！这样说，似乎李少君只是对“下半身写作”情有独钟，倾向“下半身”而已；不然，李少君“撒娇”的真正对象是——权势与金钱！我这样说有根据吗？试想，如果李少君不向体制“撒娇”，他会由一个写报屁股文章的小作者当上一家省级官方刊物的主编吗？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再以李少君赖以发迹的《马桥词典》争讼为例。长篇小说《马桥词典》的作者是对当代文学作出贡献的一位优秀作家，但如果《马桥词典》的作者只拥有“作家”的单一身份，而不同时是某省作家协会的主席，李少君会肯如此卖命的为之冲锋陷阵吗？在这里，李少君对之“撒娇”的显然不是一部小说或某一方在争论中占有的理，而是李少君想借以飞黄腾达的某种权势——李少君随后的高升就再好不过的证明了这点。在文章的最后，李少君通过一句“正义与诗歌永存”，一下子就把自己打扮成了“正义与诗歌”的化身，似乎历史指定他代表“诗歌”与“正义”，来与被他痛斥为诗歌腐败势力的非非主义和“他们”作斗争；而诗人们只有跟着他李少君走，用海外的“草根”武装头脑，中国诗歌才能得救，才能实现由李少君领导的“新诗的转型”。读到这句话（“正义与诗歌永存”），不了解情况的人肯定会以为李少君是站在弱者一边（或如李少君所谓的“正义与诗歌”一边），扶持他所谓的“草根”的，但稍往深处一想，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李亚伟和默默固然是两位优秀的诗人，但这只代表80年代的光荣；自20世纪90年代起，他们更是作为成功的商业经营者而辛勤劳作，并成为众多贫困诗人中“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中的两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诗人先富起来当然是好事，但这种“先富起来”是以放弃艺术探索，中断诗歌写作作为代价的。就诗歌的建设而言，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李少君为什么不实事求是的指出这一点呢？李少君的“撒娇”，是看中了李亚伟和默默的诗歌，还是看中了李亚伟和默默包里的钱？这是李少君心里的秘密，我们无权知道，但有权推测。根据李少君这篇文章的潜语境来理解，“正义与诗歌永存”这句话，应改为“权力与金钱永存”才符合李少君的本意（在这之前，成为李少君“撒娇”对象的还有一位腰缠万贯的下半身书商）。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李少君“撒娇”的对象是十分明确的：一边是权势（如前面举的例子），一边是有钱人（如李少君在文章中以“我们”作为称谓描绘的：“有点肚皮”，“忽然中产，有房有车甚至有女秘书”的“社会中坚”）。“诗歌”和“批评”不过是他用以向“权势与金钱”“撒娇”的道具罢了。
写到这里，我不仅要问：一个既不懂诗，更缺乏当代诗歌史常识，与诗歌毫不相干的李少君，为什么会突然“关心”起诗歌来呢？大概因为李少君虽靠《马桥词典》争讼而混得一点小名，并因其对上司的忠心而受到封赏，当上了一家省级官方刊物的主编，但终非成名的正途；再加上虽混迹文坛，终因文笔枯涩，没写出一篇足可安身立命的文章支撑门面；看到诗歌界近些年浊流翻卷，一些文坛混混混水摸鱼，频频得手；李少君看着眼馋，也想趁混水摸上一把——没想到这一摸摸成了笑话！何谓诗？何谓非非主义？何谓他们？何谓莽汉？何谓撒娇？李少君既不了解，又不肯下功夫读书、查资料，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硬充诗歌权威，给别人的诗集写“前言”，不闹出笑话才怪！（偶然看到“扬子鳄论坛”和“极光诗歌论坛”上众多诗写者对李少君“草根”言论异口同声的反感、轻蔑和批驳，才知道，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李少君和他的“草根”早已成为诗歌界的一大笑柄！）

综观李少君的诗歌言论，其乖张、浮躁皆源于一个“妄”字。一妄即生，百恶丛集。一个人一旦心生妄念，就会违背常理，说些蠢话，做些蠢事。李少君自以为当上了《天涯》主编，背靠集权体制，手中握有集权体制赋予的审稿权和发稿权，便理所当然的掌控了当代文学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于是忙着充当诗歌批评权威，四处给人写序，写前言，而且迫不及待的要用一个从台湾传媒偷来的什么“草根”改造当代诗歌，化中国、化本土，领导“新诗的转型”。一番表演，着实可爱。李少君之“妄”，其志固可嘉也，然力不济矣！礼崩乐坏，大厦将倾，李少君赖以升官发财的集权体制早已不复当年万有、全能的一元化盛况；体制文学垄断思想、独霸文坛的局面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当今时代，朗朗白日，岂是一个小小的《天涯》主编所能一手遮天的！当代诗歌的基本史实，又岂是李少君一支无才、乏思的秃笔所能任意篡改的！（至于李少君对从胡适起始到当代的非非主义、“他们”整个新诗史的全盘否定；他从台湾传媒偷来的那个“草根”说法的混乱逻辑和荒谬可笑；还有他文章中大肆渲染的“中国化”、“本土化”是不是从我十多年以前发表的《红色写作》、《宣布西方中心话语权力无效》中不打招呼“借用”的？若时间允许，我当在下一篇文章中予以清算）。

正做着领导“新诗转型”白日梦的李少君，会因我在文章中列举的事实而反躬自省，感到羞愧吗？会由此而记取教训，改变自己轻率行文，恶语污人的卑劣文风吗？有可能，但很难。因为这不是李少君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病理性症候在李少君身上的体现。但我认为，李少君再没有自我反省意识，至少也应该从这件事中学会一点：信口雌黄，恶语污人者是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2005年3月20日草成于北京永安西里灵通观）

注释：

1．参见《非非》2002体制外写作专号，第466页，香港新时代出版社，2002年5月版。
2.李亚伟：《英雄与泼皮》，载《诗探索》1996年2期。
3.见《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175页，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
4.同上书第70页。
5.李少君：《从“莽汉”到“撒娇”》，见《诗生活》网站•评论家专栏•李少君批评专栏。后面所引李少君话全部同此。
6.第三代诗的“非崇高”、“非文化”、“非修辞”以及“莽汉”受“垮掉一代”影响等问题，我曾在1988年撰写的《第三代诗论》中有详细的论述。见《艺术广角》1989年第1期。
7．见李亚伟网上文章：《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
8.李亚伟：《英雄与泼皮》，载《诗探索》1996年2期。
9.该史料见周伦佑《异端之美的呈现》，载《诗探索》1994年第二辑。
10.见《非非》创刊号（内部资料，1986年5月，成都）；同时见《作家》杂志1987年第2期。
11．见《非非》杂志1986年起以后各期。
12．周伦佑：《第三代诗论》，载《艺术广角》1989年第1期。
13．见《东海》文学月刊，1993年第7期。
14. 见周伦佑编选：《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第1—18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15．见《诗选刊》2004年第8期，第80页。
16．邱景华：《艾青之后无大师》，见《丑石》网站。
17．见《非非》体制外写作讨论专号，第465页。
18．见《中国诗人》2003年第5期。

转自《先锋论坛》

作者：朱大可 20年中国文化撒娇史(
　　
　　　一、暴君和流氓的角色对转 
　　
　　　　1987年，一个流氓主义的幽灵，游荡在被严密看管的中国影坛。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个流氓轿夫，先是在高粱地里诱奸了刚出嫁的女子，而后又乘其丈夫被杀强占了“掌柜的”地位，而那个女人则心满意足地予以受纳。“十八里红”是流氓轿夫撒下的一泡尿的无意之作，经过一场戏剧性的反讽，尿（作为低贱肮脏的排泄物、甚至是男性精液的隐喻）成了美酒（人类价值体系）诞生的秘匙。 

　　
　　　　这种“粪便－精液叙事”，正是流氓叙事的一个夸张的变形，它要反叛一切精神性的事物，并颂扬那些“肮脏”的事物；另一种关于生命力的象征符码，则隐含在土匪据点里的那些被烹煮的牛头里，它和尿液的功能是同构的，那就是为草莽英雄提供原始动力；那些在风中热烈舞蹈的高粱精灵，对乡村流氓的田头野合作了盛大礼赞。越过剥皮和砍头的残酷场景，张艺谋开始了他的暴力美学的长征，它的主题歌（轿夫之歌）受到街头痞子的拥戴，中国城市一度响彻了“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嚎叫。 

　　
　　　　但是张艺谋终究不是真正的流氓。作为秦始皇嬴政的亲密同乡，他只是在进行情欲叙事和粗鄙话语的早期实验。经过十几年的伪装，以讴歌专制的《英雄》为标记，他最终卸下了流氓面具，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电影的旗手。 

　　
　　　　真正接管流行趣味并支配，是王朔小说的流氓小说。王朔的处女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流氓主义的反叛，而另一半则在为此作道德忏悔。尽管主题暧昧，但北京流氓的形像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主题更加明确的小说，完成了流氓主义形像的文学塑造：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 

　　
　　　　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痛苦互相交织在一起。 
　　
　　　　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国家主义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毛语，并且宣判了知识精英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像。这是流氓美学对精英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与流氓主义相比，精英主义是一种更加“崇高”意识形态，这种先天的道德优势，令其有权对流氓提出“思想－道德”指控。但知识精英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学者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称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指控其有严重的作伪嫌疑。而王朔则反唇相讥，嘲笑知识份子的伪崇高和伪良知。在中年精英的传统信仰和青年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二、受虐的精英主义 
　　
　　　　后毛时代最初的精英主义美学文本，涌现在朦胧诗的柔软潮流里。舒婷所建构的母亲影像和顾城营造的童话影像，恰好是同一母题的两个维度，从不同的方向对“母亲”或“父亲”发出天真而痛切的召唤。他们的“朦胧”言辞，开启了撒娇美学的崭新时代。 

　　
　　　　舒婷的诗歌具备了撒娇美学的各种基本元素：把国家（祖国）幻化为“母亲”，然后以排比修辞的手法展开“宏大抒情”，其中充满了“我”（诗人的自我镜象与人民镜象的叠合）的诸多隐喻□□“花朵”、“胚芽”、“笑窝”等等。这些细小而优美的农业时代意象，都是被用来反衬祖国的伟大性的。同时，这其间隐含着一种炽热的期待，那就是来自“母亲”的犒劳和奖励。这是一个“文化儿童”所梦寐以求的身份理想。 

　　
　　　　舒婷诗歌是一个幽怨的先导，其后，在“反思文学”的叙事中，“父亲”和“母亲”的形像开始大量涌现，他们的“死亡”与“再生”（如电影《生活的颤音》），构筑了语义微妙的寓言，暗示着新国家和新精英的复兴。 

　　
　　　　张贤亮的《牧马人》（1981）是新精英主义的范本，它旨在确立富有国家理想的知识份子形像，同时又空前热烈地在小说中展开撒娇叙事。一个被迫害得死去活来的知识精英，始终保持着对“母亲”的热爱和坚贞。这正是当时最动人的道德母题：你弄疼了我，可我依然爱你。这种受虐伦理长期被视作“真善美”的重要尺度，它借助一个自虐的劳改犯的独白，发出对暴力源泉的盛大赞美。著名导演谢晋改编并拍摄了《牧马人》，对这种精英道德作了更加彻底的视觉诠释。 

　　
　　　　前政治弃儿的伤痛史，打开了“道德启蒙”的美妙道路。中年知识精英曾经饱尝政治风暴的电击，由此获得大量的苦难经验，并展开受虐式启蒙和施虐式救世的崇高历程。在以后的二十年间，他们的地位不断擢升，被文联（作协）主席、政协委员和某某代表的头衔所拥抱，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端人士”，但他们却仍然是平民利益的代言人，占有大量“良知”资源，不倦地“启蒙”着大众的“昏昧”灵魂，由此构筑了中国文化的讽喻性景观。 

　　
　　　　三、犬儒化的“人文精神” 
　　
　　　　1989年之后，新保守主义的呼声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回响，知识分子纷纷从现实关怀大步后撤，由“大济苍生”转向“独善其身”，由“周易热”跃入“国学”和“国术”的领域。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中国文化》和《东方》等相继问世，加上原有的《读书》，一种“曲线关怀”的声音弥漫着整个知识界，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首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学术自救运动并未把知识界引向批判立场，而是引向学术皈依（和解、谈心、妥协、共识、合作、填表、契约、考核、晋级、授权和资源的分配与奖励）的主流。鉴于技术官僚领导下的国家主义和学院学术的结盟，独立民间的学术理想成了幻影。大多数学术精英行进于官僚化的康庄大道。但知识分子的表情却变得越来越“暧昧”、“灰色” 
和富有“弹性”，仿佛人人都变成了“柔性反抗”的话语英雄，并且都在从事“体制内改造体制”的伟大工程。这种“学术犬儒主义”令知识界的举止变得愈发可疑。 
　　
　　　　在灰色学术面具掩护下，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旷野上的废墟》（1993）一文，加上第二年《读书》杂志的几篇观点粗疏的对话，点燃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火焰，以表达知识分子抵抗市场自由主义和找回话语权力的信念。但这场简陋的学术纹身运动，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意识形态收获，而它的某些发起人却合乎逻辑地转型为学术书记和知识长官。 

　　
　　　　大讨论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知识精英的“左”与“右”的话语分裂。其中“新左派”作为一种全球性左翼思潮的分支，成为九十年代在野国家主义的主要言说者。从批判当下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展开了政治理念的全面重构，其中一些文章的风格酷似毛时代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语体，仿佛是一次毛式话语的戏剧性回声。但他们的公共言行大多仅仅指涉西方霸权，其中一些人拿着山姆大叔的护照或绿卡，大义凛然地扮演着美国的海外反对派的悲壮角色。 

　　
　　　　而在另一方面，“人文英雄”谱系的营造工程也变得热烈起来。重塑人文英雄，寻求更符合理想的道德样本，成为九十年代知识精英所从事的形像工程。辜鸿铭、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钱穆、钱钟书等人经过重新阐释，变成疏离主流的国学英雄。另一方面，红色知识分子李慎之、顾准、老舍、林昭、遇罗克和李九莲等，也成为沉痛的道德风范。这两个系列再现了知识精英“受压－自立－反叛”的悲壮命运。 

　　
　　　　这是相当复杂的欲望表达运动，渗透着各种难以言状的目的。它既传达出知识分子的正义信念，也充当了某些人的道德面具。当孙志刚案、黄静案和各种征地案曝光后，新民粹主义汇入了思想口红的谱系；为自由资本护航的经济学人，被迫面对与权力共谋的普遍指责；在清算学术腐败的名义下，方舟子式的红卫兵话语在互联网上大肆横行……。所有这些都令当代思想文化格局变得暧昧不清起来。 

　　
　　　　四、“正义”呼声下的民族主义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先后风靡了中国。与知识分子惯用的灰色话语不同，从个人经验展开的政治叙事，令它们变得更富于阅读快感，其间流露的民族主义立场随即触发了对西方说“不”的话语洪流。这场运动最初受激于“太平盛世”的夸张图画，而后则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 

　　
　　　　民族主义无疑拥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它的所有政治语法都出自五四经典。近百年前，在国家严重积弱的时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留学知识份子，被卷入了强大的民族无意识运动之中。他们的价值只有响应本土的价值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他们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和思想自由。这种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长，并把大多数知识份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五四运动的“火烧”和“打倒”模式，也为百年后的新民族主义提供了卓越的榜样。 

　　
　　　　全球化高压下的文化自卫，乃是民族主义的重大使命。但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总是拒绝多元主义立场，它热衷于用自闭排它的国粹主义去取代西方的文化霸权。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都同时兼具了种族主义、大汉主义和本乡主义的多重身份。 

　　
　　　　在民族主义的“爱国”呼声下，以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为后盾，大批“民族愤青”放弃了国际公认的人类道德基准（如“日内瓦公约”所做出的法理约定），转而为无辜美国平民的大规模死亡热烈叫好。911事件之后，弥漫中国的是普遍的幸灾乐祸，BBS上爆发出一片欢呼的声浪。民族主义变得日益狭隘和丧失理性，露出了非人性的失血面容。美国人杀人一定是非正义的，但杀美国人却一定是正义的。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双重逻辑。这种逻辑还支配了对伊拉克战争等所有国际冲突的判断。 

　　
　　　　在2004年希腊奥运会上，张艺谋把民族主义推向了它的粉红色高潮。越过肤浅的“中国元素”（旗袍、二胡、京剧、灯笼、高跷和茉莉花歌等），那些大腿裸露的年轻女人，向全世界放肆地兜售着本土情欲。所有观众都为此花容失色。由于这场全球性形像广告，中国民族主义丧失了最后的道德王牌。 

　　
　　　　作者按：本文中出现的“流氓”一词，是我对身份丧失者的一种界定，它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或司法判定。 
　　
　　
── 原载《燕南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