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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復談論高行健 如何對抗大罪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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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毅衡（英國倫敦大學教授)】
《高行健論》是劉再復寫談高行健文字的結集，其中最早的篇什，作於一九八七年。談論一個作家，達二十年之久，如此持之以恆，當然大有可觀。
而且，談論，本身不可或缺。文而談之，謂此文壇。這是我多年前開的玩笑，不過也是有感而發：海外文學之所以不夠繁榮，就是缺少談，缺少討論、爭吵，甚至缺少流言蜚語：茶餘飯後，或是半夜電話，一個朋友突然眉飛色舞地讚揚，或是嚴詞厲色地攻擊另一位共同的朋友。沒有，旅居海外，雖然居住同一城市，而六七年未曾見面的文人同道。沒有場合，難以贊和；沒有氣氛，不會氣憤。
高行健得到諾貝爾獎，突然就打破了這個局面。人人談論，有人看了再談，有人談了再看。甚至有人在刊物上長篇大論批判，篇末說尚未讀作品。劉再復此文集中也提到此事，搖頭感嘆。不過，眾說紛紜，七嘴八舌，本來就是盛事，終於，文學有人談了。
「不必讀，依然可以立論」。劉再復此書，就是做給這樣的理論家看的：讀書要讀得細，細讀方有真見。有意思的是，劉再復再三細讀，擊節讚嘆最多的書，是高行健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聖經》，對高行健的「得獎作」《靈山》，評得也很細，但是沒有如此充滿內心呼應的推介。這倒是與大多數人的評價順序相反，與瑞典學院的評價也相反。
我想這可能與劉再復本人的經歷有關：作為高行健的同代人，而且都是文化人，在文革中的經歷，有許多共同的地方。絕大部分寫文革的自傳或小說，都不免讓人覺得似曾相識。實際上，在一九八○年代初，文革才過去幾年，作家剛有機會寫作，讀者已經發現所謂的傷痕文學，重複叫人膩煩、重複人人知道的現實表象。難道是我們如此迅速就忘記了傷痕？不是！文革至今遠遠沒有寫透，至今有位大名人，在自傳中把自己的文革經歷寫成聖賢。這種文學，劉再復一言擊中要害：「面對那個龐大的荒謬現實，（現實主義的方法）總是難以擺脫控訴、譴責、暴露以及發小牢騷等寫作模式。」
《一個人的聖經》反其道而行之。劉再復認為此書成功在
「拒絕任何編造，極其真實準確地展現歷史，真實到真切，準確到精確，嚴峻到近乎殘酷」。他用了一個新名稱「極端現實主義」。（頁96-97）
在另一篇文章中，劉再復更深入地談了為何是「極端現實」：高行健不同與沙特式的「思想領袖」、「社會良心」，也不同與索忍尼辛那樣一味「拷問社會」。《一個人的聖經》是一本「靈魂的自我拷問」。他同意馬悅然先生的看法，這本書是「懺悔錄」，高行健「屬於卡夫卡這種承擔人類的恥辱與荒誕的作家，將自己的才華投向個體內心，投向靈魂深處」。（頁166）
我覺得此論非常精彩，高行健要求自己的寫作「回到人，回到脆弱的個人」，實際上就是「確認自身的醜惡」，搭起「內心的審判台」。全體中國人，尤其是自命思想者的中國人，都應當讀讀高行健的書，讀讀劉再復的確論。要擺脫我們民族的孽緣，只有從我們每個人做起。自審是人道的最高境界，只有堅持自審，才能對抗歷史不厭重複的大罪惡。像「反右」、「文革」之類的群體迫害，要群體加入才能進行。歷史罪惡似乎不可抗拒，孽緣卻來自我們每個人的累積。只有自審，這個民族才有希望。
劉再復此書的文章，都發表在海外，集成書，在台灣出版。在高行健度過大半生的中國大陸，任何談高行健的文字，不能見報。這不是高行健的遺憾，也不是劉再復的悲哀。中國之大，出書之多，區區兩本書何足道哉？但是中國人什麼時候才能明白：人最危險的敵人，是自己？只有高行健和劉再復提倡的自審，才能對抗歷史的難逃之劫。
【消息来源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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