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焦虑

——《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

作者：李晓君 

影片《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以下简称《克莱奥》）以一种几近真实时间的报导方式，呈现了年轻漂亮的女歌手克莱奥在等待医院检验报告（确诊自己是否患有癌症）的两个小时中，怀着恐惧与焦虑在巴黎街头漫游，逐渐发现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和更真实的世界的过程。影片结尾，克莱奥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位即将返回阿尔及利亚战场、同样面临死亡威胁的法国青年士兵，两人结伴去医院，尽管最终听到了自己患有癌病的事实，但这时的克莱奥已能坦然面对命运。
    
这是最能代表瓦尔达早期美学趣味的影片，也是她最为人称道的影片之一。同时，这部拍摄于1961年的影片还被公认为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并且确立了瓦尔达作为成功女性导演的地位。瓦尔达在影片中塑造了一个逐渐走向自觉与苏醒的女性形象，正如她自己所说：“克莱奥是一个‘被制版化的女人’（f e m m ecliché），??但在某一时刻她拒绝成为这样一个‘刻板’的女人，拒绝成为被凝视的女人，尤其是当她想要自我凝视的时刻来临之时。”
    
这部影片产生的轰动效应让瓦尔达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即便是在几十年后仍然散发着崭新的魅力。美国当红女星麦当娜在看了这部影片好几次之后，试图依照美国风情重拍，并决定亲自饰演克莱奥。她曾经跟瓦尔达一起多次修改电影剧本，先后选定纽约和洛杉矶作为背景，甚至将癌症改成了爱滋病，但这部影片至今没有拍成。有媒体对此发表评论说，在新的情况下重新处理原作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麦当娜已经在自己的公众形象中包含了许多矛盾（正如《克莱奥》中所揭示的）。她是一个有着众多人造成分的公众形象的明星，与克莱奥不同，她有控制自己的形象的权力（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并且毫不犹豫地表现自己作为一个令人渴望同时又可以被拥有的偶像明星的形象。很显然，克莱奥、瓦尔达、麦当娜的结合将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她们之间将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是不可预知而又令人分外期待的。
     
焦虑来自恐惧
    
说到《克莱奥》的故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个女人在巴黎的经历”。谈到这部影片的主题，瓦尔达曾说：“巴黎唤起了我什么？对大城市及其种种危险、独自迷路、被误解甚至被排除在外的莫名的恐惧感。”（3）确实，这部影片主题的确立，部分原因是由于这部影片必须在巴黎拍摄，而当时的巴黎对瓦尔达来说意味着焦虑，由恐惧引起的焦虑。瓦尔达本来打算在几个国家拍摄这部影片，后来生在巴黎的构想。另外，瓦尔达本来设想故事发生在3月21日，这样就可以拍到经历过漫长冬日之后的春天的巴黎，后来由于集资的原因而改成了6月21日，这是夏季也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
    
克莱奥的焦虑来自她可能患有癌症，这样的构思具有明显的隐喻意义：克莱奥的焦虑也是当时大多数巴黎人乃至法国人的焦虑。6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法国人的心灵创伤尚未治愈，棘手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又使许多法国人经受磨难。一方面是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是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日渐兴起，而人人闻之色变的癌症也在威胁着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当时的法国人感到迷茫、困惑、无所适从，人们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和自己的处境，正如萨特所说：人们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瓦尔达是关注现实和捕捉时代气息的高手，孤独和流浪又是她一贯表现的主题。《克莱奥》巧妙地截取了两个小时生活片段内的克莱奥，表现了她遭受癌症的威胁，游走于巴黎街头，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以及重新审视自我的过程。在瓦尔达敏感细腻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耽美的克莱
    
奥、恐惧的克莱奥、盛装游逛的孤独的克莱奥，以及最终脱去华服和假发之后的更真实更自然的克莱奥。影片按照时间顺序均匀地分成了相互对照的两个部己，并以此决定自己是谁。影片一开始，金发、盛装、体态婀娜的克莱奥正在焦虑地等待着用扑克牌为她算命的女人的结论，虽然她的化验结果尚未出来，但算命女人已经看出了她的不幸。画面上只见算命女人的手、克莱奥的手和满桌的纸牌，算命的结果正如克莱奥所担心的那样：她患了不治之症。算命女人最后那句玄妙的结论（“您的生命将要脱胎换骨”）为全片的主线埋下了伏笔。心乱如麻的克莱奥走出占卜师的住所，经过楼下走廊的镜子时，禁不住对镜审视姣好的容颜，镜子中的她仍然美丽迷人，却又是多重的、分裂的，暗示着美丽的外型并不能维系她破碎的自我。瓦尔达用跳切镜头片断地分割了她从楼梯走下的瞬间，表现了她此时的精神分裂状态和迷失方向的慌乱心理。摄影机一直跟随着她，藉着盛装，她吸引着众人的视线。在陶醉于自身魅力的同时，克莱奥逃避着面对自我身份的匮乏以及疾病可能带来的不测。她对镜子中的自己说：“别着急，丑陋就是死亡。当我漂亮的时候，我就活着，而且比别人多十倍的活力。”她的生活信念是：“我美丽，故我在。”
    
充斥着林林总总的人群、书报摊、各种商店的巴黎是如此繁华而热闹，但此刻的克莱奥对这座都市的活力是心不在焉的，整个巴黎在她眼中都是陌生而充满焦虑的。她走进一家帽店，拿起一顶顶款式新颖的帽子，朝着玻璃橱窗或镜子端详，说：“每一顶都适合我。”在帽店里，克莱奥几乎一直被镜子包围着，这不仅使她的自我形象不断地出现在她眼前，而且妨碍了她在它们之外看自己。当她试帽子时，从商店橱窗的镜子反射的迷宫中，店外的人欣赏着她的美丽；而店外人们的镜像也透过橱窗投射在她美丽的镜像周围。这是她所意识到的世界的美妙的视觉描述，这个世界在她的生活中没有实用的意义（只是一些虚幻的镜像），其他的影像只不过是在她自己最重要的影像之上飘过的影子。这不仅表现了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世界，而且表现了她是如何想象自己被其他人观看的。克莱奥走进公寓：豪华得如同舞台布景般的摆设和装饰，映衬着她同样浮华而空虚的内心世界。公寓里一面面的镜子映照出她的倩影，吸引了在场的男性的目光。房间里的小猫就像克莱奥的化身：柔媚而惹人怜爱。然而，再完美的容貌和服饰也无法掩盖和抑制她内心的骚动和恐慌。在克莱奥看来，丑陋比死亡更可怕。她曾对女友多罗戴说：“我宁愿自己腹部有病，而不是其他部位。这样从外表上就看不出来，而且别人也猜不着。”
    
为了向自己一再保证自己的存在，克莱奥不放过任何一次检视自己的容貌的机会。她通过围绕着她的众多镜子或借用其他人作为自己的镜子审视和评判自己。她周围的大多数人对她的病情不以为然，即使她的情人也对她的病情看得不是很严重，以为她是小题大做。她周围也没有人能真正地了解她，他们看待她就像是洋娃娃或无理取闹的小孩儿，而不能真正地为她考虑。这反倒驱使她去重新发现自我。于是，她终于决定卸下盛装，走出公寓。脱掉假发（一个符号式的手势）、换上简单的黑洋装、戴上墨镜之后，她得以在观看的同时不被注视，成为一个都市里的女性游逛者。此时的克莱奥已经成为拥有主体性的游逛者，开始以新鲜好奇的目光观察人群，同时尝试着融入其中并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自我始于他者
    
瓦尔达用摄影机对质了一个美丽的女子以及她的空虚。美丽的躯壳支撑的是空虚的心灵。越美丽的女人越不自信，越是不停地照镜子，以证实自己的美丽。她们渴望认同的不安全感其实是由男性社会制造的。克莱奥性感、温柔、小猫般的形象也是被男人塑造的。她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源自她需要别人对她的赞同，她的真正的自我意识恰恰被别人（尤其是男人）的目光所吞噬。影片的另外45分钟表现的是克莱奥在看别人，从而代替了她期待别人看她，她不仅重新看待自己，而且重新看待周围的环境。此时的克莱奥仿佛换了一个身份，平常而真实的生活使她觉得格外新奇而有趣。她与女模特多罗戴和电影放映员拉乌尔的相遇，相当于一个真实而由衷的交流。这时的克莱奥是她自己，不再是惹人爱怜的洋娃娃。正如瓦尔达所说：“她是个样板，而她走出了这个样板。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女性主义者的步伐。从自己的镜子或社会所要求你去扮演的形象里走出来；走出她的厨房，到外面去，看看其他人；尝试带着困难和矛盾去选择、去组合??”
    
克莱奥在公寓里演唱歌曲《爱的呼唤》的场面，可以说是她感知自我的高潮时刻。因为她在演唱中表现了自己并且给予了（真实或想象中的）观众一个自身认同的看法。在这两种情况下，观众在电影世界中都是虚构的。实际上，排练开始时她并没有特别意识到自己的观众，但当她开始真正投入到自己的演唱并且用心感受自己演唱的歌曲时，影像改变了，摄影机摇到了克莱奥站在一块黑暗的背景前，好像是在进行一个真实的演出现场，她不再被周围的环境所包围，而是光辉照亮了黑暗，就像是舞台上的明星。具有相反意味的是，从排练到演出的行动恰恰意味着观众已经消失了，克莱奥是在为自己演出，她真正投入到了自身的情境中，并对真实的自我有了初步的意识。在公园的小桥上，克莱奥骚手弄姿般地自娱自乐，再次哼唱起了《爱的呼唤》。如果说第一次演唱标志着觉醒，克莱奥感到迫切需要摆脱人为制造的形象，那么第二次演
    
唱则标志着她对迷人的舞台形象（人为制造的形象）的复归，这是由于她确信存在着对私下的个人主体形象（脱离于舞台形象）的自信的认知。
    
遇到安托万之后，克莱奥进一步走出了自我的世界，她对安托万说：“今天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人们的脸，我自己的脸。”在公共汽车上，他们看到两位医护人员抬一具装有新生婴儿的小玻璃箱，车上的一个女人惊喜地赞叹道：“瞧，早产儿，多像躺在棺材里的白雪公主啊。”与此相对照的是已经卸下美貌的武装并且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的克莱奥。在影片的结尾，当大夫告诉克莱奥要接受两个月的放射治疗时，克莱奥已经从恐惧中走了出来，在与安托万的目光对视中，她微笑着对他也是对自己说：“我再也不害怕了，我感到幸福极了。”至此，克莱奥终于从被看的客体转变成了主动去看并阐释自己看到的东西的主体，从被看的女人转成了女人的观看。虽然克莱奥害怕自己可能将要死去，但她的恐惧却使她真正地来到了生活当中，寻找生活的本真，寻找自我的本质。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几千年来哲学家们殚精竭虑的深奥命题至今仍然困惑着人类。“认识自己”也是许多影片表现的主题，比如《黑客帝国》和《维洛尼卡的双重生活》。与这两部影片不同的是，瓦尔达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些问题的，没有采用象征主义手段。在影片的第一部分，安吉尔对克莱奥说不要告诉情人自己生病了，因为男人不喜欢生病的女人。因此，克莱奥见到情人时仍然表现得懂事又温柔，只说了一些感觉不舒服之类的空洞的话，没有表现出自己内心的焦虑和恐惧。克莱奥在愤然离开公寓时说，每一个人都在看她，却没有人能真正看懂她。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克莱奥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个男人，告诉他自己得了癌症，并让他陪伴自己去医院。这对克莱奥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由于她的美丽，没有人认真地看待她，但这个陌生人确实认真地看待她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瓦尔达还在影片中发表了关于美丽的议论，以及这个世界对美丽女人的看法：她们不被认真看待，她们的美丽制造了与其他人交流以及建立真实关系的障碍。瓦尔达表达这种想法的方式是拍摄克莱奥穿过街道，所有的行人都在漠然地甚至充满敌意地看她，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疏离感。克莱奥感到恐慌，感到自己被排斥在真实的世界之外，她正在被这个繁华的都市所抛弃。遇到安托万之后，她消除了自己的恐惧感，因为她发现自己可以与其他人形成一种真实的关系，她感到自己在世界上不再孤独，疾病反而使她变得强壮和独立。她摆脱了外在的自己，逐渐进入了一个真正与别人交流的世界。形式产生风格在瓦尔达的影片中，总是存在着真实与虚构、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等矛盾/并置的观念。瓦尔达说过：“就像‘怀孕’是个矛盾的生命过程一样（生命的冲动是华丽的，是完全被矛盾像神经般地牵制着），我所有的影片都是建立在这个层面上的，建立在‘矛盾/并置’上。”瓦尔达总是把自然状态的纪录片的元素联系到她所结构的故事片中，并且伴随着她的情感或理智的反应，在纪录客观世界的同时表达自己的主观世界。这种外部和内部之间的渗透性、客观世界和她的主观世界之间的持续的来去往返，正是她所倡导的“电影写作”的主要特点。
    
影片中的事件与实际生活中的事件同步发生。瓦尔达在影片中对真实时间的复制是很独特的，在展现真实主观时间的基础上，她又加入了客观的空间，也就是熙熙攘攘的巴黎这个令人焦虑的空间。这部影片在真实的时间上展开，甚至以章节标题的形式把拍摄的流程打散到一段时间中。起初，它们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有卖弄技巧的嫌疑。然而，当你开始设想克莱奥的处境（她正等待医院的化验结果，不是检查咽喉疼痛之类的小病，而是检查是否得了致命的癌症），我们会发现这部影片之所以被时间所困扰，正是因为克莱奥本人正在被时间所困扰。她正在看着时钟的每一次转动，直到最终知道自己的命运究竟如何，每经过的一分钟都在提醒她可能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接近影片结尾的时候，这些章节的标题最终减少并消失了。原因很简单，克莱奥最终遇到了一个使她摆脱烦恼的人，她不再为时间所困扰，哪怕仅仅是几分钟。
    
《克莱奥》包含了大量的直接电影因素。这种由法国纪录电影大师让·鲁什、加拿大魁北克电影导演贝鲁、布鲁特以及美国导演怀斯曼等人在60年代创立的电影观念，主张彻底抛弃累赘笨重的摄影设备与电影体制的物质基础，而以最精简的摄影器材去纪录眼前发生的事情。这种电影完善了法国电影的某种传统：电影眼睛的客观视点与电影作者的主观视点的融合。
    
直接电影的美学核心在于捕捉偶然，瓦尔达在拍摄乘出租车这个段落时就运用了这样的手法。克莱奥在买了一顶似乎是不祥之兆的黑帽子之后，和安吉尔一起乘出租车返回公寓。在好莱坞的影片中，乘出租车的时间一般都非常短，瓦尔达却完整地纪录了该旅途连续的5分钟，创造了叙事上的“凝固点”，可是这个段落却具有几种巧妙的功能：一是通过对比健壮而勇敢的女司机（她讲述了自己遭受歹徒攻击并与他们搏斗的经历），映衬了克莱奥的脆弱、无助及其对癌症的恐惧；二是在这一场景中瓦尔达偷偷插入了一段收音机播放的实况报导，包括一条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新闻，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为影片后来安托万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最为有趣的是，这个场景中的大多数镜头是通过出租的挡风玻璃来拍摄的。
    
影片中最能体现瓦尔达在叙事和非叙事元素之间的精妙的平衡力的段落，可以说是咖啡馆段落。克莱奥即兴安排了一个计划：为了发现自己的魅力以及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力，她走进一家咖啡馆，在电唱片机上播放她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然后开始在咖啡馆里溜达，期待有人能认出她。然而，顾客们却快活而漫不经心地继续着他们的谈话，谁也没有理会她和她的歌。克莱奥近乎绝望地极度渴求被关注的心态，显示了她在生活中缺乏真实可信的关系（这种缺乏在她遇到安托万时被填充了）。瓦尔达通过下面的手法强调表现了这种关系的缺乏：将迷人的中景镜头（克莱奥环视酒吧）和以纪录风格拍摄的咖啡馆里普通人的面部特写镜头并置在一起。克莱奥恍然若失地穿越咖啡馆，就像一个被疏忽的梦，而真实的生活潮流继续滔滔不绝地流动着，无视这个患癌症的年轻女子的困惑。作为瓦尔达的重要代表作，《克莱奥》自问世以来获得过许多赞美之辞。比如：“有史以来关于巴黎的最美丽的电影”，“属于法国新浪潮最严密和最精妙的影片之列”。再如：这部影片“显示了典型的新浪潮的特质：脱离了传统叙事线的倾向，使用了具有个人特点的拍摄技巧，试图用摄影机努力创造崭新的拍摄方式，关注社会经济现状”。又如：“影片《克莱奥》的二元并置（客体/主体）结构，文学和纪录片的结合，对真实时间的使用，以巴黎作为背景地点的运用，以及一个年轻女子对抗死亡的主题，使这部影片对瓦尔达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当然，也有些评论家指出了这部影片的不足之处，比如：“瓦尔达试图传达一个更光明的现实的努力使她忽略了故事本身??她没有达到在她的首部大片中所预期的目的。”有人批评这部影片过于伤感的肥皂剧式的氛围，虽然风格相当夺目，但主题浮光掠影。还有人指出瓦尔达过分沉迷于摄影技巧，对克莱奥的刻画是断裂的和不完整的，观众对这个人物的兴趣被削弱了。无论如何，这部影片在电影史上拥无可取代的地位。

（原载《当代电影》2004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