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通三统” 

——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作者：甘阳


（本文根据作者 5月12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共识”论坛第四讲的演讲录音整理，经作者审定。 ）


这次演讲的题目“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源于2004年底《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编者注：见2004年12月29日该报第三版）的一个采访。当时说了一个很不成熟也很简单的看法，即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25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中国人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 了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 如自由、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势，从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毛泽东时代就有很多的讨论，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平等传统更是非常强劲。 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 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常常难以准确描述，但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和乡情。 

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当代中国的有些讨论当中，这三个传统似乎常常被置于一种互相排斥的状态，有些人会特别强调其中的一种传统而排斥其他的传统。大家可 能都会感到，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充满着争论，这些争论有时候甚至影响到个人生活。已经有十几年友谊基础的好朋友，突然之间朋友们的看法不太一样了，分歧很严重了以后，朋友都很难做下去，很伤感情。这就是因为一些比较大的争论，特别是涉及到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现在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正面看法比较容易被接受了，至少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如果有分歧也不一定会引起那么强的感情纠纷。 但这仅仅是最近两三年的事， 以往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会争得剑拔 弩张的。因为实际上所谓中国文化的问题，背后带出来的是一个中、西文化的问题。你谈中国文化意味着你怎么看西方文化，隐含着一种比较中国跟西方的看法，这就是贯穿整个20世纪不断的中西文化争论。 

一直到80年代的时候， 当时知识界的最大焦点是所谓“文化热”，文化热的主题就是又一次的“中西文化争论”。80年代文化争论的好处在于，它使当时知识分子重新接上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的问 题意识，这就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晚清以后整个中国文明突然彻底的瓦解了，从头到尾地瓦解掉了，不但是政治制度瓦解，经济制度瓦解，而且是文化和教育体系都全盘被瓦解。 由于整个中国传统文明被瓦解，因此20世纪以来，无论是关于中国还是西方的研究，中国人引用的权威都是西方的。我们或许也会提到孔夫子，但是并不把他作为一个权威。但是最近两年情况似乎有变化，2004年底《南方周末》等国内几家报纸都说2004年是传统文化回归年。

今年是废除科举100年，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废除科举是什么意思，废除科举对于当时的中国读书人是什么样的冲击。打一个比方说，今天这里清华的学生，从小学考到初中，从初中考到高中，从高中考到大学，毕业的时候，突然下一个通知说，你们所有这些学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你学了这些东西都找不到工作， 你们会怎么样呢？你们肯定会疯了，有人恐怕会跳楼，这是非常震撼的。你们可以想见这样一种冲击吗？当时中国社会的瓦解是彻底性的，全面性的。

什么叫科举？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习惯用轻蔑的眼光去看所谓的科举。但科举说 到底是整个中国社会维持精英系统再生产最基本的机制。 在传统中 国，理论上只要是读书人就都会去考科举，能考上进士的诚然不会很多，但你只要是读书人，就会想着去考科举，你下意识中就已经认同了一整套中国传统精英的思想和生活方 式。所以尽管你考不上进士，也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精英。 而且你可以一年一年的考，从前中国传统考进士没有年龄限制，可以考到七、八十岁。你考到七、八十岁还没考上，皇帝见这么大年纪还没考上，或许赐你一个进士。为什么？因为要给社会的潜在精英永远存一个希望，如此就可以维持精英系统再生产的运作。从隋唐开始，科举至少有1300多年，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政治－文化机制。 

晚清废除科举无非意味传统中国的整个政治－文化机制的彻底崩溃和瓦解。整个科举制度的废除，整个机制崩溃了以后，中国面临一个全面重组中国社会的巨大任务。这样的一个社会怎么重新奠定组织一套新的机制，绝不是容易的事。在西方，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用了数百年才完成，而中国从晚清瓦解到现在是百年左右。我们今天仍然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从晚清瓦解到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的整个过程看成是寻求奠定现代中国的一个连续统。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认为“北京共识”已经取代了“华盛顿共识”，他的具体看法是可以争论的。但Ramo提出这个看法的意义在于他提醒大家，理解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不能按照各种流俗的看法来了解中国。从西方的角度来说，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中国对西方是一个问题，因为西方统治全世界已经数百年，以西方为主形成的这个世界有一套他们的规范和程序，现在中国似乎像一个突然闯进来的人，导致整个系统都在摇荡。怎么办？中国以后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两、三个月前，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有一篇社论，批判美国国防部长，他在接受采访时，关于中国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说：“我们祷告中国能够规规矩矩地进入文明世界”。《波士顿环球报》的社论对美国国防部长的这个说话很不以为然，社论开头就说，中国是有三千多年文明的国家，美国建国一共只有两百多年。人家的文明已经三千多年了，你却以为中国好像是一个化外之民，要人家规规矩矩地进入你的文明世界。社论认为美国人要去看看中国的历史，中国是在恢复他从前的光荣和伟大。当然我认为《波士顿环球报》的这个社论很有见地。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中国自己很多人也是象这个美国国防部长那样看中国。国内近年的有些说法我是不大认可的，比如很多媒体常常说“中国要融入国际主流文明社会”，言下之意是认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把自己看成是野蛮人，要脱胎换骨想办法去“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九十年代以来因此常常有这样的心态，认为中国正当性的根据不在于中国自己，而是在西方的认可。本来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但是中国人有时候经常为美国而辩论，争得面红耳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就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该一切都站在美国一边，如果美国打伊拉克，中国当然也应该跟上，总而言之最主要的目的是一切希望让西方高兴，得罪不起，尤其是美国。但是我想最近几年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知道，很多东西中国人是没有办法满足西方的，没有办法老让西方高兴的，除非你自己不要活。例如突然之间，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谈中国人民币的问题。中国人民币该不该贬值我不懂，但是我想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该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又如，本来大家都参加WTO了，都自由贸易了嘛，可是你看美国、欧洲都可以通过他们国家的立法来限制中国的纺织品，我们对比一下中国，中国很规矩，加入WTO以后，我们就一直宣传，WTO了，我们要做好准备，意思就是要你作好准备被淘汰。人家就可以立法规定你中国的纺织品限制有多少额，我们中国人却似乎相信我们加入WTO，那么我们就归WTO管了，其他什么都不可以作了。天下只有中国人天真地相信国际组织比中国政府大，但任何美国人都知道他们的美国政府高于任何国际组织。美国什么时候把国际法国际组织放在眼里过？

西方有两种人，一种比较看好中国，比如说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到多少，2030年中国经济可能仅次于美国，等等；还有一种是崩溃说，按照西方很多理论出发，中国一定会崩溃，这么多的问题，比如基尼系数早就超过警戒线，现在又有能源的危机等等。但西方人对我们恶意还是善意，我从来不大在意，善意恶意并不那么重要，只看他判断的根据在哪里。现在问题的复杂性是在于，所有关于中国的谈论几乎都有一定的根据。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自己就很懂中国，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就一定懂中国呢？我想不是。至少我是不懂，我是真的不懂。部分的原因和我的专业有关，我的专业是研究西方的，我在北大读的是外国哲学研究所，我在美国也基本上是研究西方，我在美国很怕别人问我中国的问题，因为我真的不懂。我一点都不是谦虚，我觉得我懂一点西方，但是很不懂中国。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中国很难懂。我会提倡大家放谦虚一点，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懂中国，我们诚然知道中国很多很多事情，但正如老黑格尔说过，“熟知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所以就不是真正了解的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你自以为熟悉，你就以为知道，就不再去追问一个“为什么”，而其实你并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关于中国，可以提出很多问题，未必在座的人能回答出来。例如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成就绝对非凡，为什么中国这么成功，我没有看到很满意的答案过。

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整个西方学术界没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特别是苏联，工业化、现代化、教育的程度比中国高得多，农村人口也比中国少得多，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比方说西方学界发现，到1978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毕业，11年高中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要12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那时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就更不用讲了。我刚到美国时有一个朋友是南斯拉夫人，那时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都宣布独立了，国家已经是战火连天，炮弹到处打。他是塞尔维亚人，到中国去呆了三、四个月以后回来和我说，你们中国现在是从下往上走，我们南斯拉夫是从上往下掉，但中国和南斯拉夫还差那么多。你可以想象他们那种优越感自豪感。80年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苏联、东欧那时候电器汽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按照常理来说，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西方一般都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像中国这样成功，以后的瓦解就不会发生，是因为改革不下去，才会有这样的全面崩溃和全面瓦解。

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整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并不是中国知识界的话题和关心，当时大家谈论的都是思想和文化的问题，亦即八十年代的所谓“文化热”。我们现在都知道，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经济每年递增10％，但是在八十年代我们住在中国自己没有感觉，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这个意识。我想绝对不是我个人，我想所有八十年代活跃过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意识到当时中国经济已经起飞。所谓中国经济起飞首先是西方说的，美国是1992年第一次报道，大概是9月份《纽约时报》头版头条，一整版说中国经济起飞了，根据是世界银行的报告，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我们看了都大吃一惊。因为在这个之前，所有的谈论中国都是说中国哪一天垮台。92年突然提出来，而且西方学者说不但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每年近10％的增长，而且中国经济从1949年到改革前也一直都经济高速增长，只不过那时的钱都用去再投资了，没分给老百姓。所有这些初听时都让人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住在中国的中国人好象还不如西方人了解中国。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也就是检查我们以前对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有些看法非常根深蒂固而且非常流行，但是这些看法未必站得住脚。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一定了解中国，不一定。我们需要重新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我们需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

第一点，我们需要从世界文明历史角度来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明是最外在于西方的，是和西方文明最相异的，这是西方人的感觉，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可以举出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比如说埃及、印度、波斯，但是他们和中国都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从上古时代，很早就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举个例子，大家知道埃及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但是埃及并不是到近代以后才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即使对埃及再不了解，也知道埃及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王，非常妖艳的女王Cleopatra，她是埃及女王但却不是埃及人，她是希腊人，整个家族都是希腊人，统治埃及两、三百年，他们家根本不会说埃及话。因此埃及和西方从上古就已经纠缠在一起，这是因为西方文明发源地是在地中海一带，埃及、非洲原来都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西方文明的发展是从南往北走，即从今天的所谓南欧为中心逐渐转移到今天的西欧为中心。我们中国文明正好相反，是从北向南发展。 

另外还有印度，印度也并不是仅仅在英国人殖民印度以后才和西方发生关系。早在罗马以前，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征服了印度。亚力山大大帝的扩张方向和罗马帝国的扩张方向完全相反：罗马是从南向北打，是北伐，亦即从今天的南欧打今天的西欧。亚历山大大帝则对那时的欧洲没有兴趣，他的兴趣是东方，是从西往东打，要打到印度。他果然达到了目标，印度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向他屈服。 

还有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和伊拉克一带，就更不用说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波斯湾”这个词是很中性的词，听了以后不会引起任何的历史联系。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波斯湾引起的是整个2000多年历史的记忆。西方人会马上想起希腊和波斯之战，想到马拉松之战。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的鼻祖穆勒（J.S.Mill）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以后欧洲和英国历史上所有的战役根本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马拉松战役，马拉松战役波斯人如果打败了希腊，以后整个西方文明就没有了。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人自然都读过希罗多德的《历史》，因此一提起“波斯湾”这个名字，马上就会联想起这些历史。美国人两次打“波斯湾战争”，心里自然就觉得好象自己就是从前的古希腊人和波斯作战那样在保卫西方文明。 

还有阿拉伯人，和西方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从头就纠缠在一起。我们知道古希腊文明所有的文本都失传了，整个中世纪欧洲没有一个人懂古希腊文，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不懂希腊文，连文艺复兴最早的创始人也不懂希腊文。欧洲人重新了解古希腊思想文化首先是通过阿拉伯世界的，是阿拉伯人保存了古希腊文本，近世欧洲人最早是通过阿拉伯译本了解希腊的，因此研究中世纪欧洲政治哲学必须研究中世纪阿拉伯政治哲学例如法拉比的思想。阿拉伯人的历史从来和西方分不开。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中国在历史上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诚然有很多人在研究中西文明交往史或所谓交通史，但我想中国人不要象穷人攀富亲戚那样心理去夸大中西文明的交往史。中国和罗马之间或许有些非常间接的贸易，但绝对谈不上有任何关系，中国没有影响罗马，罗马也没有影响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不但中国不了解西方，西方也不了解中国。中国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是完全外在于中国的，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可言，不必套近乎。我们需要认识的是，中国是一个西方很难了解的文明，是完全外在于他们的，中国是一个西方很不容易了解的一个文明，西方也是中国很不容易了解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差异太太，因此凡是作中西文明比较而强调中国与西方如何有相似性的必然都是肤浅的，没有多大意义的，尼采早说过，这类比较是心智弱的表现。

西方开始谈论中国主要是18世纪以后。整个西方的所谓近代历史学是从伏尔泰的《风俗论》开始的。在他以前的西方历史都是按照圣经开始的，西方的所谓圣经上自然没有中国。18世纪以后西方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中国，怎么办呢？西方的上帝据说要管全世界全人类的，现在突然有这么大一块土地没有在上帝的管辖范围之内，是很麻烦的。我们如果把伏尔泰《风俗论》前面一百多页的导论拿掉（导论是后加的），直接从正文开始，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脉络，即伏尔泰那里，人类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然后是印度，然后是波斯，阿拉伯，然后是欧洲。但这些不同文明之间都是什么关系，世界历史怎么个说法，伏尔泰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说中国肯定是最古老。这样一来，西方本身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就成了问题。这个问题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解决的。黑格尔这《历史哲学》如果去掉导论看，第一章就是中国、然后是印度、波斯，但黑格尔很高明，他论述说最前面最古老就是最低级最差的，因此最古老的中国是最低级的最没有价值的，波斯就比中国高级很多，因为波斯在黑格尔看来是西方的内在一部分，没有波斯也就没有欧洲和西方。学西方哲学的人都知道，西方哲学的源头是所谓“伊奥尼亚”学派，可是这“伊奥尼亚”并不是在希腊本土，而是在亚洲的，当时是波斯人统治的，因此西方学界历来有人论证“伊奥尼亚哲学”是受波斯文化影响产生的。 

总之，从伏尔泰开始，突然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出来了，这么大一个中国怎么摆，圣经上并没有讲过，圣经并不知道，因为上帝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比较麻烦。黑格尔来了一个从最低到最高，把它化解了，最早是最低级的，因此中国是最低级的最差的，最晚是最高明最好的，因此欧洲特别是德国是最好的。因此人类历史从中国开始，到黑格尔的德国结束。90年代以来西方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本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不过把德国换成了美国而已。这样一个西方中心论，今天的西方人是不会这么明说了，因为这种说法显得没有教养，显得非常可笑而不文明。不过不这么说，不等于就不这么想。今天的西方自然认为他们就代表正义代表真理，他们谈起中国来个个都象法官一样，还不如黑格尔至少要给个哲学的论证。我其实认为，西方人以西方为中心，并没有什么错，难道要他们以中国为中心？西方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人可能更危险，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免除了西方的偏见，是最公正的，代表全人类的。我宁可西方人老老实实主张他们的西方中心论，不要说他们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而主张什么世界主义，他们说这话就表明他们是西方中心论，因为今天高谈阔论世界主义者恰恰就是西方中心主义，难道世界主义是说中国主义或印度主义吗？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看世界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中国人也应该以西方为中心吗？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世界，我们有必要了解，中国文明原先是自成一体的，西方也是相对而言自成一体的。西方最近数百年统治了全世界，一度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都要接受西方的统治，都必然被纳入西方的世界，西方在鸦片战争等也确实一度打败了中国。但今天的西方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中国今后到底会怎么样，他们不得不考虑，中国可能将按她自己的逻辑，而不是按西方的逻辑。Ramo的“北京共识”说就是这种西方看法的表现。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很多的情况都是按西方的逻辑解释不通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中国晚清时代，整个传统中国文明彻底瓦解，按照西方的逻辑，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崩溃，就不可能再维持自己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比如说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都瓦解成了无数国家。我们看西方的历史地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很大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钞票上要印20几种文字，因为它包括很多不同的所谓“民族”，而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崩溃以后，这些“民族”都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 

按西方的逻辑，中国在晚清瓦解以后如果分裂成很多国家，方才是符合逻辑的。但看今天的中国版图，除了台湾还没有回归以外，中国版图现在跟清朝几乎是一样的，这对于西方人来说很不可思议，在西方的逻辑中，中国整个近代历史是不正常的，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人似乎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历史从尧舜禹夏商周秦汉一路下来到现在，这整个历史是通的没有间断的，这也是西方人认为很奇怪的，因为西方自己的历史是断裂性的，是不连贯的。例如古希腊和现代的希腊，根本就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上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希腊的雅典，口号是“奥林匹克重新回到雅典”，可是现在的雅典跟古代的雅典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现在的雅典和希腊是1830年独立，既不是从英国独立出来，也不是从美国独立出来，而是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的，这希腊七百多年是在亚洲人土耳其统治之下。希腊要标榜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七百多年的历史怎么办？就必须把这七百多年的历史先否定掉。但是问题是，即使否定了这七百多年，还有再前面这希腊属于拜占廷，也不属于真正的欧洲，因此这类国家的历史比较麻烦。 

中国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只有晚清曾一度有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孙中山和章太炎要推翻满清，因此不承认满清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章太炎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认为中国在1644年就已经亡国了，他不承认满清是中国人，这是非常符合西方逻辑西方版本的。但这只是章太炎老先生一时糊涂，把两百多年的历史划了出去，后来满清推翻以后，他和孙中山都马上收回原来的论断，谈“五族共和”了。后来章太炎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当时也没有想别的，只想着推翻满清，没想过推翻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黑格尔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这个事情比较麻烦，西方人因此心里会有很多疙瘩，他老想解释你，要解释得你符合他的逻辑。而他们可以这么做的本钱之一就是中国很多人也跟着他解释，西方人这么说，中国人也跟着这么说，西方解释不通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很多帮着他解释。 
但严格说来，中国自成一个世界。我想提出一些问题跟大家讨论，中国的许多事不但是西方难以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有些也是我们自己都很难理解的。比方说我一开始讲到，中国25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并不那么容易解释。很多人在强调改革成功的时候，总是隐含着一个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全面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毛时代才能够解释中国的改革成功，这实际是很肤浅的。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很多争论，有些人又常常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改革，也是不正确的，我觉得是大可不必的。不管中国今天有多少的问题，但是25年来改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上升，这都不是假的，而是晚清以来，中国历代人梦寐以求的。对于拥护毛主席的人来说，应该认识到，毛主席如果看到改革的成就，即使毛主席也不会否定改革的。 

我现在就回到我前面提出的问题，也是很多西方学者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一再提出来的问题，即按照常理，中国改革应该是难以成功的。苏联、东欧工业化的程度，教育的程度要比中国高得多，他们都不成功，为什么中国会成功？ 

有个美国学者叫谢淑丽（Susan Shirk），她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是我特别愿意向大家推荐的，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她了解的中国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是1993年出版的，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非常符合西方的逻辑，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空前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功了？

她的书为什么值得推荐呢？因为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美国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的，这确实不同寻常。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其实隐含着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且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因为苏联没有毛泽东。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毛泽东不断破坏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人自己都知道的，但一般人却没有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这个高度来看问题。当然毛时代与邓时代有根本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把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却不成功。为什么中国要转就成功了，苏联东欧反而不成功？根本问题就在于中国有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因此虽然他的大跃进等造成了破坏，但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的大跃进和文革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创造性破坏”，就是破坏了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不是中央高度集权，而是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结构。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这个“地方分权化”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而她强调这个政治逻辑不是邓小平时代才形成，而是由毛泽东奠定的，邓小平是继承毛泽东的这一政治逻辑，邓小平的整个改革是在毛泽东所奠定的这个政治逻辑和政治基础上才有可能的。

这里还可以推荐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这本书对中国与苏联体制的不同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这本书我认为是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的杰作，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入木三分的，虽然此书也被批评为取向上太社会学功能主义。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内容，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受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在舒曼看来就是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舒曼指出，中共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但是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种苏联模式搞的。如刘少奇当时所言，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1958年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又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这本书曾深刻分析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干。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观察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就是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舒曼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从前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说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43％，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任何学过一点西方政治学的人都应该知道，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取决于它是否有西方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实际上毛泽东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他是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我们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并不是说你文化程度越高越好，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有什么用。 

不过这里有必要强调托克维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学区分，即两种“集权”和两种“分权”的区别。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民主在美国》中比较美国政治和法国政治时指出，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美国政治和法国政治的差别就在于美国是分权的，法国是集权的，他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是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集权和分权概念。这就是他提出的“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的区分，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分权”与“行政分权”的区别。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要“政治集权”，而英国和美国恰恰是这种“政治集权”的典型，亦即英国和美国能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单独的人在行动，它可以随意把广大的群众鼓动起来，将自己的全部权力集结和投放在国家想指向的任何目标”，而法国却恰恰是“政治分权”的典型，即总是被内部分歧撕裂而难以形成统一政治意志。但同时法国却是“行政集权”的典型，即一切具体管理事务的权力都在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在这些具体事务上地方反而没有什么权力，而美国则是“行政分权”的典型，即各种具体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地方的发展是由地方政府管辖的。

我们实际可以认为，毛泽东时代实际形成了中国式的“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统一。毛时代一方面是高度的政治集权，即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另一方面，则形成了高度的“行政分权”特别是经济结构向地方倾斜的“地方经济分权”，摆脱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度“行政集权”模式。上面提到的谢淑丽（Susan Shirk）的专著指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行政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谢淑丽的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谢淑丽指出，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的三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华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华国奉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权放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但当时很多人其实强调“让权放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西方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看到中国现代性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他同时指出，这种发展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没有的。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呢？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实现了，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在毛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实。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事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从毛时代和邓时代的连续性着眼，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改革25年来的成就和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而是要作为一个历史连续统来思考。如刚才说的，邓时代的改革是以毛时代为基础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两个时代对立起来。我以为我们需要摆脱那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把改革的25年完全孤立起来，把它与前面的中国历史对立起来，却看不见毛时代与邓时代的连续性。我们今天不但需要重新看改革与毛时代的关系，而且同样需要重新看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关系，不应该把现代中国与中国的历史文明传统对立起来，而是同样要看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连续性。

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强调，中国漫长的独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的普遍特点是社会分殊化高、离心力大，因此一个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传统文明凝聚力，社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相当大。我们前面曾经讲到，几乎所有传统大帝国在现代转型中都解体而分裂成许多民族国家。冷战结束以来我们也目睹了苏联的分崩离析、南斯拉夫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有英国的苏格兰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等。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高度地方分权化的过程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此高的地方分权化从西方理论来看必然隐含中国解体的危险，许多人因此一直在预言中国不可能逃脱其它古老帝国的解体命运。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之一似乎就在于其巨大的历史连续性和不可思议的高度文明凝聚力，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时期例如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等等，如果换成任何其它文明，都足以分成多个国家而很难再恢复统一，但中国似乎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成为黑格尔所谓世界史中例外的例外。

有许多事情我们中国人自己习以为常，而不觉得有任何独特，但在其它国家的人看来则常常觉得非常奇怪而难以理解。我在这里因此想特别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传统文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的例证之一就是改革开发以来中国海外华人大量回国投资的现象。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大陆有很多海外华人资本的投资，例如港商，台商、新加坡商人，还有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华人资本。我们对这些早已都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任何特别之处。但世界上很多国家对这种现象觉得又奇怪又妒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印度人。我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有一个好处，就是从许多同事那里学到了许多以前不了解的东西。我们中心一个法国同事是专门研究印度的，她告诉我说印度人非常奇怪，印度人看到中国总是酸溜溜的，不是一点点酸溜溜，而是很酸溜溜，因为印度人心里觉得印度应该比中国好，他们最酸溜溜的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焦点都放在中国上。但也是因为这种心理，印度人总是在和中国比，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差异也就特别敏感。我曾参加过一些关于“中国－印度”的研讨会议，发现印度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海外华人资本，而印度同样有那么多的海外印度人，但却并没有在印度经济改革中成为重要因素。印度和中国都是海外同胞最多的国家，现在中国官方数字海外中国人是3300万，印度2005年宣布有海外印度人2500万，其中在美国的就有150万，而且美国的150万印度人在美国都是属于中上阶级。尤其是九十年代IT技术产业，美国的硅谷有一个说法认为其中 40％最好的工程人员都是印度人。但印度人自己非常奇怪，为什么海外印度人并没有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为什么印度与中国这么不同？ 

印度人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1999年以来，这个如何吸引海外印度人回来投资的问题尤其被印度政府提到了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印度政府首先在1999年设立了海外印度人身份证，在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四代以内的印度人，包括你的配偶不是印度人的，都可以申请这个“海外印度人卡“，有了这个卡可以随便往返，不需要签证，二十年内有效，包括可以在印度投资、购房等等，都是朝这个吸引投资方向发展。2000年印度政府又专门成立了”海外印度人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吸引海外印度人回来投资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提出而印度政府立即立法批准的一个措施，就是建立一个“海外印度人日”，定在每年1月9号。这个日子是特别有象征性的，因为1月9号是当年甘地从南非回印度号召发起反殖动的日子，甘地本人就是海外印度人，他是在南非开始当律师的。确定1月9号为“海外印度人日”，也就是希望所有的海外印度人都像甘地一样，为印度的发展出力。印度政府在2003年正式发起第一届“海外印度人日”，全世界来了两千多人，规格非常之高，都是印度总统、总理亲自出席讲话。而且在第一次2003年会议上印度政府正式宣布，印度开始承认双重国籍，首先对六个国家开放。印度和中国一样是在1955年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但到2003年却宣布放弃这一政策，而承认六个国家的双重国籍：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但这个政策宣布以后，引起很多印度人的不满，认为仅仅对这六个国家承认，明显地是偏向富人，都是对着富人国家开放，因此有很多的批评。之后印度政府又做了一个改革，2005年，就是今年海外印度人日印度政府宣布，只要对方国家承认双重国籍，印度就承认双重国籍，印度把现有海外印度人问题放在这么高的国家发展战略上，基本上都是因为看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海外华人资本的投资是一重要因素，他们很纳闷为什么中国有，印度没有，因此作出种种努力希望中国有的，印度也有。

　　　以印度作为对比，我们实际就可以看到，所谓海外华人投资的问题，并不是那么想当然的事。并不是任何国家的海外同胞都那么感兴趣回母国投资或发展的。大多数国家的人移民以后就和母国没有什么关系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感情牵连。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还有很多“海龟”，而且“海龟”太多了，都变成海带了，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但在印度人看来，却觉得非常奇怪，不是很容易明白的。犹太人号称是最有凝聚力和认同最强的民族，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犹太富商，但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的经济是完全靠美国政府的，并不是靠世界上的犹太富人投资。

我们现在有必要强调，海外华人资本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起了极大作用的。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至少最早的“经济特区”可能就不会那么成功。我们知道邓小平在79年三中全会后宣布，中国将首先建立四个经济特区，第一批四个特区就是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邓小平自己后来讲得非常清楚，这四个特区的地方选择，都是着眼于海外华人的。深圳当时是不毛之地，但是和香港是陆地上相连的；珠海则是因为与澳门相连；汕头则是潮州人的老窝，而海外很多华人大资产包括李嘉诚先生都是潮州人；厦门则是闽南人的中心，因此利于建立与台商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这四个特区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的话，那么这些特区恐怕不会那么成功的。中国从整个八十年代一直到1992年，外商直接投资的70％都是华资。1992年中国修改外商投资法后，美国和其他国家投资开始多起来，但是从92到95年，华人资本仍然占外商直接投资的50％。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动时代，海外华人投资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自己对这种现象早已习以为常，但是从印度和其它很多国家如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就非常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海外华人资本如此热衷于回中国投资，为什么海外印度人或海外俄罗斯人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而且我们知道香港、台湾很多人都是49年以后逃出去的，很多人是仇恨共产党的，很多人是很怕共产党的，但一有机会他们仍然想回来。 

好像这是中国比较独特的问题。中国人尤其是老一代，叶落归根的观念非常强。最早19世纪中国开始移民到美国去打苦工，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人死了怎么回来？我有一个香港朋友有一个很好的研究，指出当时是用棺材运回来，整个运的过程很复杂。中国人怎么会那么复杂，埋在哪儿不行，非要回来。我可以再补充一个，有一些现象是中国文明特有的。例如在台湾，两蒋的遗体问题是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蒋介石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却不能安葬，老是放在上面，因为按中国传统他要回老家的祖坟去安葬。这个问题在台湾变成了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两蒋一定要回大陆安葬，实际成为国民党坚持“中国认同”的一个象征性事情。我们知道蒋家第三代很惨，蒋家第三代男的基本上都死光了，而且死的很早，都是很早死的，台湾人是比较相信风水的，风水师就认为，这是因为两蒋棺材老是暴露在外面，破风水的，不利后代。这些问题是中国文明当中比较独特的，非常麻烦。两蒋最近是安葬了，但是仍然不叫正式入土，而是叫“借葬”，暂时入土，也就是临时的安葬，以后仍然要迁回老家去安葬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事情，这次连战，宋楚瑜回大陆拜祖宗三跪九叩，我们都很感动，感动什么呢？有中国文明的因子在里面。我们最近从连战在大陆的讲话也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国历史文明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我今天想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的中国。可能我们对中国的了解都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包括这25年的改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都需要重新了解。 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我们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从前中国公羊学的一个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

总结地说，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要重新去认识中国，而且要在比较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我们中国。因此有一点我不希望被误解。我不同意有些人主张可以完全不理会西方，就中国研究中国。我历来强调的是，要深入研究中国，必须首先研究西方。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世界中，西方的影响无所不在。所以研究中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只有深入研究西方，我们才能有自己的辨别能力。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100多年来实际上我们都是用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中国人从20世纪以来，当我们说“中国是这样这样”时，实际总是隐含着“西方是那样那样”的看法。20世纪以来，所有谈论中国其实都是在做这类比较。比较本身没有任何不好，问题只在于很多人自以为了解的很多东西实际是靠不住的，你以为你了解西方，但通常而言大言不惭谈西方如此这般的，其实都是对西方不甚了解的人。我们深入了解西方以后，就会知道很多中国人所说的西方都是不知所谓的东西，西方并不是象这些人谈论的那样肤浅。成天说点西方意识形态的外在话语例如什么民主自由之类是容易的，不需要什么智商的，但要深入认识西方则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即使西方人本身也并一定就是了解西方的，就象我今天所说并非中国人就一定了解中国一样。要认识西方和认识中国都是要化大力气大功夫的。

中国人真正了解西方的其实不多，乱套西方的多。比如说，今天的中国人其实人人都在参考所谓西方，我们当然要不断参考西方，问题是怎么个参考法。比如说我们今年是2005年，是不是中国的2005年就是要参考西方的2005年？是不是2003的北大改革就是要参考最新最近的哈佛大学的做法？这种胡乱的所谓“国际接轨”就是没有头脑的参考，就是根本不懂西方历史的表现。我个人认为，今日中国最值得参考的西方，可能是1800年前后的英国和1900年前后的美国，比较接近2000年左右的中国。1800年前后的英国是英国工业革命造成英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1780年以后，一方面是大幅度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大规模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尖锐，我们需要了解英国在其现代转型的这个关键期是如何解决现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尖锐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的。另外是1900年前后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从1870年到1930年左右是美国的现代转型期，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最大的变化，同样是一方面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巨大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所有的情况都同我们现在非常相像，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有对于美国新富人阶层的强烈抨击。这一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一直到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所谓“新政自由主义”才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格局，是一个社会各方多少可以接受的，大家妥协的产物，虽然很多人仍然不满意，但是好歹多多少少有了一定的社会共识。英国和美国在现代转型的关键期的许多做法对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我们对于西方的了解和参考，是要从我们的问题意识出发，才能知道西方的哪些方面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因此问题并不是要把研究中国和研究西方分开来，而是要更深入、更广阔地研究西方。我们要大规模的研究西方，深入地研究西方的整个历史，即使暂时我们做不到，但是要有这个心。不管怎么样，西方在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只有造成一大批深入了解西方的人，就会发觉很多人说的所谓西方往往是胡说八道，所以研究中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西方。 

（本文根据作者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明德论坛—北京共识”的同题讲演整理而成。记录稿由苏延芳整理，经作者审订。本刊有所删节。）


评 论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这个评论我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中华文化，这个中华文化包括了经济方面，政治和文化的方面，包括了思想方面。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意识，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属于一个古老的民族，我们属于一个古老的文化，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人应该对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不然的话，会被开除球籍。中国人一直是有所谓泱泱大国的气质，但是近代以来我们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都曾经激进，曾经怀疑中国文化能够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什么，有一段时间曾经认为我们应该快速的加入到所谓西方文化当中，西方文化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但是是在非常有限的资料当中想象出来的西方文化，是一个凭着自由、市场经济、两党制或者是宪法、法制这几个抽象的词想象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到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后，我们这一代人当中都有一个雄心大志，无论是偏左一点的还是偏右一点的，都对文化的认识开始有一个新的转变。可能在思想界来说，比如说今天在座的甘阳，更注重思想，稍微“新左派”吧。我还遇到其他一类学者，自由派知识分子，比如说张维迎，他自己现在在写一本著作，大概是想对儒家的思想进行经济学分析，他认为儒家思想是最伟大的制度创造，他要从经济学上来分析为什么是最伟大的。包括林毅夫先生也是如此，他认为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为中华民族做贡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对自身文化特征，对我们自己的制度，对我们的优势要做出解剖。 

我还是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如果一个学说不能对这个制度，对经济问题提出一种解说，即使是理论化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个学说是不完善的。美国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美国的制度本身，实际上我们很多在座的同学没有去过美国，我们看到的是好莱坞的影片，通过这些方式使我们感受到美国人是什么样的，美国的司法是多么正义，律师是多么正义，法官是多么公正，诸如此类。美国这些文化上的东西，包括我们读的许多著作，都是这种实例。因此中国在21世纪当中，甘阳刚才讲的问题，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所谓和平崛起，这是一个政治口号，我借用这个口号，和平崛起不光是说崛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说我们不用武力的问题，和平崛起的另外一个含义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上崛起，使它有召唤力，当然它必须伴随着经济实力。比如说人民币在周围国家基本上都通用，前不久我去台湾，台币是最没用的，但是人民币走到哪儿，走到阿里山去，在山上我就看一个木雕城，我说能用人民币吗？他说行行，我说人民币怎么用，他说有去大陆的，这是经济实力的影响。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五四以后都有一个传统，我们否认的太多了，这种否认是基于什么呢？基于我们希望自己超越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不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甘阳先生今天讲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要思考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一些五、六十年代人的情节，我不知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有没有这种情节了，其实我相信永远都是有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追求超越的东西，应当是在每一代人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的。甘阳先生讲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到，不仅仅是否认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要重新去认识，包括毛泽东的这一段历史，包括我们过去25年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东西就等于你不自信，就像甘阳说的，我们常引证哈贝马斯如是说，却从比说“正如孔子所说的”。有一个讨论中国的案件，一个中国的学者说“正如美国大法官在1804年所说”，这怎么类比？这种修饰语，体现在潜移默化当中接受西方作为判断标准，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比如追一个女孩子，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自信心，你怎么去追求这个女孩子，一定要有自信。而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什么？重新认识历史，客观的去认识历史，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另外一方面，我想挑战甘阳的就是怎么去解释它，甘阳提出了问题，但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是我们怎么去解释它。我觉得我们需要尊重人文学科，文史哲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要解释它，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为什么在50年代，或者在五四时期，很多人急于去批评它，我觉得就是因为传统文化当中本身就隐含着一种道德主义的评价，缺少了一种社会科学去评价，缺少了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的评价。前不多久，费孝通先生去世了以后，评价他最好的著作是《江村经济》，但是我写了一个很短的文章，我认为他最伟大的著作是《乡土中国》。为什么说他的《江村经济》好，是因为英国人说他好。但是《乡土中国》是短短的15篇文章，解释中国儒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社会，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解释，帮助我们用很细小的事情去理解中国。我介绍给法律系的学生读，读完了以后，都觉得写得非常好。费孝通先生不是用一种传统的儒家学说解释，他是用一种科学的眼光去解释，除了他到西方接受训练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八十年代我在北大看了他的书以后，一下对中国的文化有了理解，原来中国文化有很多的道理在里面，可能有些东西我并不完全赞同，但是基本上觉得他非常有说服力，而且这种雄辩和说服力，是在一个世界知识文化市场当中进行交流。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工作比较少，但是一代代人必须要坚持，把西方文化传统，社会科学的传统，自然科学的传统更多的纳入到中国文化当中来，我们有容乃大，促使我们自己对自身有更深刻的理解。 

古希腊时代就提倡理解自己，但了解你自己这个话变成个人主义了。知道自己是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仅对于一个人应当了解，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社会都应当了解，而这个了解可能是需要用一些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范式来理解。作为学者，其贡献就是提供理论上有说服力的解说，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关心政治制度层面，但是或多或少不太关心，还是书生气比较足。我们至少要从理论上提供一种解说，而不单是出一本畅销书，或者是在美国有学者引证。像我们看《乡土中国》这样的著作，你觉得这是一个经典，15篇文章解说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主要方面，这样的著作，这才能够使得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所以我比较赞同甘阳先生今天没讲的，民族国家要走向文明国家，如果说中国是民族国家，世界上将近两百个民族国家，但如果中国是文明国家，那就是说中国代表了一种文明形态。这是靠我们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通过我们一代代人的创造，推进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能成功，但我们必须要做，我们证明我们是有意义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白费的，不是西方人已经把理论都讲光了，我们后来翻译一下。到了哪一天有人说，你知道甘阳吗？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去想象呢？我不是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是你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为什么不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人呢，我们的智力在人口当中是正态分布的，我相信中国13亿人当中应当是有一些优秀的人才，我看很多西方学者著作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道理我曾经也想过，怎么他敢讲，我不敢讲，这就是我们的心理。甘阳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崔之元教授组织的北京论坛系列我差不多每次都在场，这几场讨论很有意思，我做一个最简单的回顾。第一次Ramo先生来讲北京共识，他提出两个判断，他说西方没有中国学，他说西方所有关于中国的学说都说错了，我们怎么还能承认中国学呢。当时我做评论，特别提到不要迷信西方的社会科学，好像跟刚才朱苏力教授说得有点不太一样，不迷信是要重新找文化的自信，不是说不去学习。我想补充甘阳先生演讲当中对章太炎先生有一点微辞，微辞有道理，民族主义大概是六年的时间，此前不是，此后也不是，也就是那几年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不过章太炎在晚清要推动一个新的中国的出现，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我们的自信，用的佛教的用语，自信到底在哪儿？我们要找这个自信，如果没有自信的话，一个社会什么都没有。鲁迅先生是他的学生，跟着他学，那时候写的论文差不多都是模仿了章太炎的东西，用真正的古文，古文本身是要找中国的自信，形式本身的探索是对自信的追寻。鲁迅在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破恶声论》当中，他说你要做国民学民族主义，这些都是伪士，都是假的，还有人说我们要成为世界人，那也都是伪士。鲁迅有一句话，在当时的人很不好理解：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什么是迷信可存？为什么要有迷信呢？他说的迷信是中国文明里面想象力的根源，换句话说，是寻找自身自信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到某个教条里面，不是孔子曰孟子曰，而是在文明的基础上有创造性的想象，所以他说迷信可存的部分的意思是在自己有自信的基础上，要有这个想象力，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第二，甘阳先生刚才是上下五千年，纵行几万里，从东到西，各大文明都谈到了，其中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说文明从中国这儿开始，最后走到了日耳曼，一个新型的国家的历史终结了。还有一个现代20世纪的另外一个哲学家，亚斯贝尔亚，写过《历史的目标和起源》，其实是受那个影响，在那个书里面他提过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认为历史所有的母体起源都在亚洲，所有的文明就是从亚洲起源的，认为欧洲人，是从黑格尔的历史观发展来的，有强烈的危机感。欧洲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他说欧洲人最大的危机就是有一天会丧失自我意识。如果欧洲人不自觉的话，就会退回到亚洲巨大的母体里面去，因为亚洲是孕育所有文明的母体。当然这是欧洲中心的历史，也就是一个脱离亚洲的历史，脱离亚洲是欧洲意识的根源，如果没有这个不断的摆脱的话，有一天他就变成亚洲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讲到这一件事情，当然就会很自然的想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提出脱亚入欧，现在经常有人说，不仅日本脱亚了，中国人也脱亚了，虽然我们今天穿着西服，民族服装都没有了，我们的自我意识非常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重新找自信的问题，当年还是章太炎先生提到的，他的理解当然跟康有为先生不一样，但是最终某个面上还是比较接近，重新来找，到底怎么来理解中国根本性的问题，重新理解中国。 

甘阳先生的叙述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甘阳先生对我们知识状况、社会自我意识状况是非常不满的，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是跟着别人，完全以别人作为尺度，在自觉的层面我们已经没有自信了，所以我们老是拿别人作为一个尺度。甘阳先生另外一个讨论是说，在我们的历史实践里面，这个连续性从来没有中断，所以他说改革开放25年的新传统，从晚清改革以来，整个中国前赴后继，可歌可泣20世纪的历史，是缔造中国现代文明基础的历史。要想把那个历史从我们的世界当中抹去，就谈不上我们当代世界的历史。如果你讲到20世纪，20世纪似乎也是脱亚入欧，整个学习西方，摆脱我们自己文明的一个过程，但是同时在一个层面，像五四我们今天看成是激进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但是只要我们看一看鲁迅，甚至郭沫若，看一看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在他们的文化实践当中渗透的文化精神，毫无疑问是没有中断这个历史。

有一个左翼的理论家葛兰西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两种不同形态的理论，指当时的无产阶级有两种理论的形式，一种是他的日常生活实践，实践本身是一个理论，对于当时很落后的社会阶级来讲，实践的理论性要比自觉意识的理论性要先进得多，实践中这个逻辑理念是对自己的历史处境当中不断应对的过程的体会，他的理论的先进性，远远超过了他的自觉意识，因为他们自觉意识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别的统治国家的意识等等。这是葛兰西左翼的理论，我们读马克思的理论就可以知道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从自在的自为的理论当中发展出来的。但是这个理论对于我们是有启示的，这个启示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意识层面进行反思的过程，同时是对我们自觉的社会实践的再思考的理论总结的过程，恰恰是你的理论创新，所谓寻找自信的过程，不是否定这个实践，而是通过把这个实践里面所体现的自己不自觉的理论的先进性，把它上升到一个高度，因为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是危险的，因为这个行为受到后面其他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支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离不开我们非常具体的讨论我们的实践过程。而要理解这个实践过程，首先要了解实践的主体在哪儿，这时，一个在哲学上似乎不太时髦了的观念变得有意义，就是重新来寻找主体性，也就是自信的问题。这个部分是所有的理论创造和我们实践研究根本的出发点。

刚才朱苏力教授提到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学者，假定完全按照西方的社会科学这样走下去，中国解释不了，西方也解释不了了。当然不是要否定社会科学的学习，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用了一个中国老的概念，这时候我们要重新有智慧，我们要把智慧的视野和知识的视野重新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智慧的视野是对我们自己习以为常的观念、方法、范式、知识本身构成一个反思的视野，自己给自己创造出这个视野，才能找到自己的自信，这一个新型的创造过程。到现在似乎是各种各样的中国极其复杂的现实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认识中国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本身好像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个契机给我们一个的创造性的机会和空间，这个时候好像到来了。 

（转自《燕南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