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郎郎 

小时候，觉得流亡是一个很浪漫的词，那似乎和文学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普希金写的《致恰达耶夫》、《高加索俘虏》这类的好诗都和流亡有关系。那个时代在俄国，要当作家或诗人都似乎都必须被流放，要去孤寂一番。这简直是必要的资格经历。

后来发现不止俄国是这样，很多别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故事和例子。大概作家在国家眼里，永远是祸头子，是添麻烦的人。我上高中以后。有一段时间，泡在作家海默的藏书室里。那时候，他必须到什么地方去流浪，就把门钥匙给了我。放学以后，我常常自己躺在他家的沙发上。在下午渐渐消逝的阳光下，沉浸在书里。

在那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德国流亡作家雷马克的作品，比如《凯旋门》、《生死存亡的时代》，书里充满了流亡者的潇洒情怀。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干脆就叫《流亡者》。让我看得两眼发直，恨不得立马自己就去流亡。感叹生不逢时；在这个幸福新中国时代，就失去了流亡的可能性。你得到了什么，同时就失去了什么。

等我真开始流亡生涯以后，就常常想起来雷马克在《流亡者》那本书里所写的那个老朋友：他的外号叫“候鸟”，每次在某种严冬来临之前就当机立断飘然而去，扔下了一个个多年来曾经赖以存身的窝。决不留恋，绝不回首。……

我估计给自己准确的命名并不应该是流亡者，也许用放逐者较为贴切。因为每次的出走，不一定是当局的意思。有时候是当局的决定，有时候是自己的逃窜。不断离开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一个可以安全继续存活的环境，保持一个正常的生存状态。

杰克•伦敦在《热爱生命》那本书里，生动描绘了从饿死鬼门关回来的人，对所有的食物有种不可遏制的焦渴症状。原来，曾经失去过自由人，对自由的焦渴的强烈程度，大概也和这个差不多。

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就和那只候鸟一样，不断出现提前逃离任何现场的强烈冲动。

2

我的入狱和文学也算有点关系，那就是和朋友成立了个写诗画画的文艺沙龙。那时候还是高中学生，真是个没见过老虎的雏犊。不懂一个简单的中国规矩：非政府的组织都是非法组织。

后来上大学以后，还是相当无知。又不懂这几个规矩：谈论国家领导人的故事都是“恶毒攻击”。任何出国的企图都叫“叛国投敌”（包括想出去留学）。和任何外国人说话（包括留学生）都是里通外国。我不知道还不算，还把这几条都给犯了。政府说你是现行反革命那就一点儿也不冤了。

还在蹲大狱的时候，有一天，我特别高兴，因为那天我知道自己多半不会被枪毙了。我们这群犯人从北京第一看守所（半步桥四十四号），押回了饶阳县公安局看守所。

当时的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像我们这类北京的大号现行反革命（我们自嘲称为“国事犯”），要枪毙都得运回北京。得让那儿的群众受受教育，我们必须在那儿走完最后一个程序。

我们那个程序组里就有《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化妆成黑人弟兄勇闯马里大使馆的历史所研究员沈元，据称里通苏联的大夫田树云、孙秀珍，青龙桥的正牌八旗子弟索家麟、王涛等等。他们都走完了那个程序。这是上一年的事了。这时候，把我们这些残余押回饶阳县大狱，那就是转入了另一个程序：存货、入档。估计一时半会儿不打算枪毙我了。这和海水一样，过了这一波，再看下一波。

于是，我就一本正经开始琢磨今后的日子。我从北京回来第一天，就关进一个很大的牢房，里面有十几个犯人。和我同屋的有冯国将先生，他是印尼归来的第三代的爱国华侨。他是为了寻根才在新加坡和一个进步老师开始学中文的。回国以后，一不留神他成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右派学生，到七十年代他已经在这里头蹲了不少年头儿了。

他在监狱里是有名的刚烈人物，背铐、吊打对他似乎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要不是他家在印尼是有影响的华侨富商，早就该和我们一起去见识见识死刑号了。

他见到我很兴奋，因为他已经关得快闷疯了。

我们这些从死刑号回来的虽然没有留守在饶阳县的犯人那么瘦，可是个个捂得白里透青。让饶阳县公安局看守所的张所长，实在有些紧张。他命令所有的犯人都立即停止劳动，都回自己号去，闷在屋里自学毛选。

冯国将如鱼得水，也不管积极分子在不在场，也不管别的犯人冷眼斜眼。就和我敞怀开聊：似乎我们有用不完的时间，他从幼年开始讲给我他复杂无比的故事。

苏门答腊似乎是个梦幻之地，热带的水果色彩浓艳，味道强烈，从芒果到榴莲，从龙眼到荔枝。说得我口水涟涟。至于他说到的菠萝蜜、红毛丹等等印尼水果我非但没有见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在河北这块盐碱地里的看守所中，回忆遥远的热带色彩、空气和美味。虽然，他和大家一样饿成了细脖大脑壳，和德国集中营里的囚犯模样差不多。况且他还秃了顶。这时他蜡黄的脸上的两眼闪闪放光，似乎他已经看见了苏门答腊遥远的故乡。

他曾有过数次逃离的记录和经验，于是就开始和我一起策划：等刑满释放以后，如何进行一种没有后遗症的逃离方式。同时必须研究清楚实际操作的复杂程序。还要找到一个没人管束的地方，自由自在，还能继续存活。

其实，我们当时不是策划一个实际的未来计划，而是在研究在严格管束环境中某个个体如何摆脱社会的管束，还有这个个体流落到山野中以后，又如何在荒野中生存。再有，就是避免留下你生存的痕迹，把蛛丝马迹都得消灭到最低限度才行。否则，猫和老鼠的游戏，还是猫赢。

真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我们肯定是各走各的。我们只能对自己负责，如果出了差错，是自己算计不够仔细。谁都埋怨不了谁。这样最公平，最合理。我们只停留在只有两个人在场的理论研究。万一那天官方来提问，我们都不会流露出一个字，一个字就是罪上加罪。我们都在死刑的边缘。只有我们两个，绝对没有任何旁证。所以这样讨论最安全。

我们研究了多少种方案，研究得非常具体。比如说：在老玉米灌浆的季节夜里出走最好，青纱帐里容易藏身，生吃老玉米，有水有粮。白天睡觉，晚上走路。很有诗意。

其实，最早提供这个经验的是和我们同一批的薛新平，他当时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专业的学生。他和冯国将都有深入朝鲜的经历，他的计划更加缜密。冯国将是从鸭绿江直接游过去的，可是他没想到，鸭绿江那一段水面已经非常宽阔了，其中还有许多分流再合流的情况，同时还有许多岛屿。冯国将不知道游了多久，好几次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挣扎地爬上江岸，一听那广播还在播送毛主席语录呢，又赶紧钻回水里。

小薛是个心细胆大的人，他选择走图们江一段。首先，那里水面比鸭绿江狭窄多了。而且他选择中苏朝三国交界的地方越境，他认为那里他回旋的余地大，随时可以根据情况转换目的。他就是在月光下独自一人，脱了鞋轻柔地走在玉米地中间的土路上。每次听到很远地方有动静，他就一闪身趴到青纱帐里去了。等巡逻车辆、士兵、民兵或者赶夜路的农民过去很远以后，他才静静地出来继续走路。他不赶路，因为他的原则是安全第一。白天他都睡在青纱帐里，悄悄地啃老玉米。他就这样，从当时最敏感、防御固若金汤的三国边境交界点成功地越境而去。

他的计划唯一的缺陷是：轻信了国内对朝鲜修正主义的批判，其实，朝鲜一点儿修正都没有，依然是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计划的每个点，都比冯国将的仔细多得多。可是就在这一条上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同样被朝鲜送到鸭绿江大桥中点，交给解放军，押回了北京。

当时，我和冯国将总结了这些失误，也从小薛那里趸来许多宝贵的经验。

3

我出狱以后，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可是对我说来，故事没完。我还是没有保险的底线。和我一个大案子的人，例如：司徒慧敏的儿子司徒兆敦，他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也是因为看了江青三十年代的明星剧照折进去的，那时他是“二流堂”专案组的。这会儿他找到北京公安局要求当面销毁他们的案卷，公安局痛痛快快地就全给销毁了。而我的案卷就是不能销毁。北京公安局一口咬定：因为这个案子最后的判词是“不予认定”，意思是材料不充足而已，所以不能销毁。我知道，只要那个档案还在，形势一变，什么时候他们灵机一动想让我进去，我还得进去。

冯国将先生到底祖先就有流浪的传统，他很快就到了香港。不久，我也照葫芦画瓢到了香港。实话实说，那时候当局没怎么对我不好，我要好好呆在祖国，没准儿还能奔个前程。可是，我不会用自己的自由去赌个乌纱帽，我可舍不得下这个本儿。那时，我已经在那里边蹲了十年了，我不能再蹲了。所以，这次不能算当局逼我流亡，只能算我是自我放逐。其实，我已经变成那种候鸟了。甚至不知道是否会来的冬天，我照样敏感，过敏症督促我离开，离开，离开。

到了香港以后，先得解决自己的温饱，在自由社会，没有生活费还是没有自由。所以虽然你有了可以写作的环境，可是，一来没地方摆得下你的书桌，再说也决没天上掉下来馅饼，能让你白白吃饱了，再自由自在地写作。

看来放逐者的文字，也不容易出来。好在我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浪潮，过了几年，我在温饱不愁之后，就开始给香港的刊物写写稿子了，大概对我来说，那就是我最早的“放逐文字”了。

在那些对我来说的大好日子里，赵紫阳当政，中美关系正在蜜月时期。我的祖国情结还很深，就设法回北京去常驻。在一个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

那时候美国驻北京的大使是罗德先生，夫人包柏漪当时非常热衷于中美文化交流。她的洋沙龙每星期都上映美国大片，招待北京文学艺术名人。同时设置了两个组：一个是以英若诚先生、周七月先生为主的《春月》电影筹备组。《春月》是包柏漪女士的成名之作。中文翻译者是英若诚先生的太太吴士良女士。

另一个是以张辛欣女士、吴小江先生为主的中美戏剧交流组。例如引进美国的话剧《哗变》和一些美国音乐剧。也把一些中国话剧介绍到美国去，例如北京人艺《茶馆》什么的。包柏漪看我有香港护照，又在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工作。所以就让我到戏剧组配合她的秘书黄小姐做有关方面的财务工作。同时，也做一些零星杂活儿。

这就是使不大认识我的苏炜先生看我随便出入美国大使官邸，还经常从楼上自然出现。就觉得我准是北京公安卧底。后来这成了我们一起流亡后谈笑的话题之一了。

就在那个时候，刘宾雁先生被开除了党籍。

正好这里又有新片上映。好像记得那次演的是《E.T》，就是小孩带着外星人骑自行车的那个电影。记得当他们自行车队突然集体腾空而起的时候，坐在后面的作家李陀先生大叫一声：“好！绝了！”当时电影没把我怎么着，他倒真把我给镇了，心想：“这哥们中气真够足的。”

包柏漪女士想请刘先生夫妇来参加电影晚会，我就建议还是电话通知，然后我把票当面交给他们比较稳妥。

我和宾雁已经认识多年，不算在哈尔滨的时候。也不算在五十年代初，我和家人在十一晚会时分的偶遇，也不谈我和姐姐与他在长安街的邂逅。因为那时候我还太小。

八十年代初，在香港和宾雁一起出席港大的一个文学研讨会。我那时是《九十年代》杂志的专栏撰稿人，正好刚刚写了几篇关于“刘宾雁现象”的文章。杂志的老板李怡先生，要我约宾雁到铜锣湾一家西服店去量身材。因为有位隐名的读者要送给宾雁一身西服。这事让我很感动，就乐于去做这件事。就赶到铜锣湾去，见到如约而来的宾雁。一来二去，我和宾雁就很熟悉了。

所以，我到日坛公园门口给宾雁和朱洪大姐送去请柬，他们没想到是我，很高兴也有些惊奇。没想到那就是后来的国际放逐的前奏。也没想到，到了普林斯顿我们又在地球另一端相聚在一起。

要不怎么说，就连流亡也讲缘分。想在流亡中和那些人相伴，这可是无法预先设定的。

4

听说“流亡文学”在学术界早就有了多种精准的定义，还有许多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像我这样的半吊子文人，就很容易犯些常识性的错误。或者文学不够档次，或者流亡不够专业。结果文学也只有些许探索，没有结果。甚至连流亡都没流好。

十几年前，我们都阴错阳差地滞留在普林斯顿大学，周围有人说这里成了流亡者的基地了。我们当时住在一起的地方，有人称之为“文学公社”了。于是我就误以为自己写的东西，可以勉强算是一种“流亡文学”了。那会儿，看的东西很少。同时自己天生糊涂不算，居然还真拿自己当根葱。

一次文学研讨会，是在普林斯顿大学里的一个古旧两层小楼中的壮思堂里举行的。这地方原来就是爱因斯坦工作的物理系，那镶嵌花纹的玻璃上，细心的人可以从中读出来物理公式。外面是普林斯顿花团锦簇的校园，难怪有人认为这里是全美的四大美校园之一。在这儿砍文学，是不是有点儿奢侈？

那天北岛谈的是流亡心态下的文学创作，可能那时候大家心境都差不多，所以他的讲话，很让听众感动。他话音未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周质平教授就坐不住了，伶牙俐齿，非常俏皮、结结实实地把北岛挖苦了一顿。

当时，可把我给气坏了，我也急了。一改平时的温和敦厚，凶狠地反唇相讥。

今天想起来我真是大可不必。周教授无非是说：你们来这儿，管吃管住就别谈什么流亡了。来到美国还有了身份，还不趁机赶紧把今后的日子策划好了，文学说写就写出来了？先解决好自己的生计得了。还侈谈什么“流亡文学”呢。

现在想想，他的原话虽然尖刻，可并没有恶意。况且多少年过去了，如今当年听众们的日子，总体来看还是没安定下来。我明白了，那时我真没听懂周先生的好意。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面对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听不懂，原因也很简单：那会儿我还是残剩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放逐者的心态，还是文学的情结都源于这个理想主义病根。有人调侃道：这是你们心中无法消灭的魔鬼。他以为我们吃饱了，就不难受了，我们的心里是没根的，有个老头说过：没根的植物活下去，需要勇气。我想：勇气还容易，没根的植物活下去，更需要的也许是从容不迫。

乌托邦情结和种牛痘一样，一旦种上了，就跟你一辈子，当你以为自己心中的乌托邦早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可在别人眼里它还像胳膊上的牛痘疤痕一样，显而易见，历历在目。

按说，流亡这个程序你终于赶上了。那文学的种子就快在你心中萌发了。那时，我给大家出了一个自以为非常有用的建议：那一大笔帮助流亡者的捐款不要花，用来买一栋建筑物。那时候美国的房地产正在低谷，非常便宜。买了楼，好让流亡者住在这里，心平气和地写小说，写什么都行。生活费自己想办法。要是那棵苗可以自己成活了，就移居出去，腾出地方给后来的流亡者。这个写作中心，就可以有源源不绝的流亡文学出现了。有些人很难被美国社会所容，他们可以继续在这里自我放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时如果栽棵树，现在一定早就绿荫浓郁、硕果累累了。

我还建议：由董事会审查、安排和管理这个流亡文学中心。目前这二十多人，先别忙着玩文学，还是先写下这一段回忆吧。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后，这些人无论在那个位置都有难忘的经历，都对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视角和感受。现在如实记录下来，留下来第一手、未经加工、未经反思的原始记录。留给后人慢慢琢磨。

结果由于我的计划被公认为：不切实际，所以自然地被否决了。余英时先生中肯地说：这些钱是你们的活命钱，还是各拿各的好。

其实，这里也有我自己的小算盘：到了海外生存最大的问题是住房。我想这样解决了住房，就可以安心好好写作了。吃口饭，怎么也难不倒我们了。可是，我没细想：人家都拉家带口，自然都得养家糊口，你想弄个大宿舍一起玩文学，那人家怎么过日子啊。你当是还生活在人民公社哪？

5

公社的幻想不成立了，看来要当个职业创造者，就得找个志愿文学养育者，才有可能构成这个故事。

我就照方抓药企图也成个家，觉得自己要是也像许多人那样有个家，太太负责生存。你就可以安心创作了。我有几个幸运的朋友，他们都有个心甘情愿养家糊口的太太。我要是也建立好了这样的家庭，那作品的诞生就指日可待了。后来，正如大家知道，流亡没流亡好的人，成家也一定成不好。所以我还是继续两头够不着。

流亡了五年左右的工夫，自己发现什么都不对了。心里老是没着没落，走路都四处乱飘、脚底下没根。正好普林斯顿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回家的研讨会。当时组织会议的学生领袖觉得，我最有条件第一个回家，可以探探路子。我们一起商量之后，一来二去，在不出卖朋友和自己的原则下，居然我真的就回到北京了。

等我回到我的小院，摸着那棵脸盆粗的香椿树,心里顿时就踏实了。

香椿树的枝桠正好覆盖了我们小院儿的北房和西房。我们北房是高脊的瓦房，上去不太方便。可是西房是平顶，我们把这儿当平台，还安上了楼梯和栏杆。爬墙虎沿着这楼梯和栏杆爬了上来，这个西屋真成了“爬满青藤的小屋”。我站在这个绿色的平台上，抬头看见整棵香椿的茂密的枝叶，布满这四角天空。夜空中的星星在绿叶中闪烁，绿叶的周边又让下边小院里的柔和的灯光镀上了半边银色。这时候，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急赤白脸回来。好像自己和大树一样，一起把根扎下去了。那种愉快，那种踏实，比有个漂亮姑娘爱上你的那种感觉沉着百倍。

自己的房子，还在。自己的树，茂盛。自己的书该开始了，这会儿不像在海外，每天都为生活而忙碌。我铺开稿纸，看着窗外的绿影。那灵感就快来了。左写右写，写出来还都不是东西。怪不得，当年就连大诗人海涅，婚后一幸福，就没灵感了。怎么我还没幸福，创作的欲望就没有了呢？真吓得我一脊梁的冷汗。什么叫江郎才尽，这就是。龇牙咧嘴怎么也萌不出芽来了。

我和其他作家研究问题究竟在哪儿，是因为没继续流亡？是因为没有遇见理想的爱情？是因为自己没家而心底不安？还是自己压根就不是干这个活儿的材料？我和无数朋友，反复研究。还是不知其所以然。

我大概就是个流亡的命？天生的流浪者。我的心最宁静的时候，就是在旅途中，不管是主动旅行，还是被动逃跑。反正只要我在运动中，就感到安宁。所以，我只能打太极而不能打坐。

我女朋友似乎就没断过，可是她们和我小时候向往的公主根本没关系，怎么都不对。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激发不出来灵感。

按说那两年我在北京就够稳当的了。没准朋友是多了点儿，每天家里客人就没断过。倒是没有黑社会找过我麻烦，也没有贼惦记。因为从片儿警到局里甚至部里的雷哥，经常来我家作客。或者请我去作客。他们这个小组负责管理和监督我、老鬼还有戴晴。估计黑道人家看我和官面儿走动这么密，就不惦记我这个地儿了。当然，这么热闹也可以是我写不出东西的另一个借口。

后来发现，找某种借口为自己碌碌无为开脱渐渐就成了我流亡生涯不可或缺的部分。

6

于是，我只好再度自我放逐，流浪到了南国，在香港、澳门、珠海、深圳仔细研究一番，就落在深圳了。在深圳写作的冲动真是有点儿蠢蠢欲动了，一气儿写了几篇东西。同时，和日本人合编有关中国商业法律的书。前者是我的旧梦重温，后者是我的饭碗。我觉得，这个流亡生活，开始有点儿文学意思了。贝岭一天来到深圳，看我每天背着手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打字员小莉和小玲，就疯狂地飞快打字。上半天，找我们仨的饭碗，下半天，找我自己的梦。真把他给羡慕坏了，这就是理想的流亡文学模式啊。就等我的流亡文学巨著了。贝岭打算在我不反对的情况下，和小莉她们商量，也在这里办杂志，甚至也出作品。我说：可以，可以，你们自己商量。

人的牌一好了，就容易大意，一不留神就出错了。郑义给我一个电话，要我立刻回美国，有一个合适我的好活儿，让我回去看看。我那时候野心很大：先回去看看，要是工资真那么好，再干两年我就在深圳退休了。真成专业作家了。

人算不如天算，我一到了美国，还没和给我活儿的人见面，就让我一个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老魏给抓住了。他说：看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还能不帮我吗？

我这人流浪惯了，当年我在逃亡之中，他和他弟弟小焘都帮过我，这时候我甩手不管，那就不是我了。于是，我就和他开始了两年多的四处流浪的日子。似乎，时光倒流我们又回到浪漫的少年时光。居无定所，吃百家饭。和当年在北京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把那輌二八锰钢自行车换成了个吉普而已。小时候的飘泊不可能有文学，只有自由的感觉。不料如今依然。

得，我流浪的瘾也过足了，深圳的美梦组合就自然烟飞灰灭了。贝岭也回不去了，就是回去，也没用了。和日本人合作的合同吹灯了，房子退了，人也走了。

我继续流浪，这时候觉得心里又没底了。回北京，暂时是不可能的了，就算能回去也不行了。因为我那个小院儿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被拆掉了，据说只有那棵香椿树还在，不过现在不是我的了，它已经属于菖蒲河公园了，属于人民的了。每天傍晚，它依然在夕阳里继续折射变幻的彩色光芒，依然在微风中轻轻摆动。

7

我曾经和老鬼、郑义商量，每人出两万美金，在纽约上州买一个老农场。咱们在那里当专业作家，没事儿就使劲写，写累了就去干农活儿，锻炼身体的功夫，就生产出每日的粮食。他们俩都兴奋万般、举双手赞成。最后人家的太太们和孩子们都不同意，人家还得去上班，人家还得去读书。谁陪你们疯啊？

我仔细琢磨，我们的兴奋不完全在于文学，流浪者大概内心深处钟情的还在于那一块土地。本来我以为那块地必须在中国，因为过去我们家的几次扎根都在北京。我爸试图扎在景山东街，结果说要造教育宫把那片给拆迁了。我妈在香山扎的根，在大跃进让社办工厂收走了。我在南池子扎的根，就像老歌中唱的一样：连根拔那个根拔！我回不回北京都没用了，那根真没了。

在我百般苦恼之际有天突然想明白了：不一定非在中国不可。在美国找块地也行啊！照样可以有根。真是有了根，写不写出来作品，那都不要紧了。我早就应该在这里的乡下买一块地，属于自己的，想种什么植物就种什么，想养什么动物，就养什么。就算我没有时间，没有体力，我什么都不管。春天去看看山花星星、野草青青，夏天去听黄鹂高歌、蟋蟀弹琴，秋天望去风过叶落，雨打草黄，冬天欣赏雪地跃兔、鹿踏枯枝。

这时我就真正明白了，当年一部什么关于土改的电影中，那个地主的经典台词：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地啊！声声出自心底的吼叫。

于是，我真的就开始找房子，好在我和我的伴侣现在都同意我们还有人生没圆的最后一个梦，那就是买一个有地的房子。尤其听说宾雁搬到这样的房子里，我们的心越发火烧火燎了。我成天入迷似的查找各种房屋，在地图上观看它们的位置，想象它们的环境。幻想搬进去以后的感觉。

在多重筛选之后，找出来十多个候选。就挨个去看，我们整个走火入魔了。房子梦占据我们整个的生活，我因为正好在家养病，就全天候地彻底研究房子，研究未来的根。到最后剩下两个选择，一个是还没造好的新房子，因为路远我们还有可能买得起，要搬也得在后年搬进去。那是未来十年的一个上万户的现代社区。

她一看那个未来社区的图画和沙盘，就非常喜欢，开始盘算今后的安排，盘算在后院种什么菜了。

我主张先看看另一个选择，和这个房子价钱差不多。那是一个二十多英亩的小小森林，森林里只有一座我们在童话里听说过的圆木拚装起来的房子。主要的树木是柚树、松树、栎树和周边的灌木丛。

我站屋前在那里目光无法放远，周围都是大树。这房子相当于在一个小山的山顶附近，整个森林倾斜下去。要俯瞰全景，还得爬到小山顶才行。在屋子后面山顶附近的灌木丛中有一道小溪从上面流下斜斜地穿过森林的一角而过。那时候，好像这个房子就是我的，看着那暗绿色的波涛。我心里默默的在盘算，这数以万计的树，都是好树。我想那清泉就在上边，你在中间堵一个水塘，当然不能独占水源，你让泉水从另一边流淌下去。你可以养鱼，可以种莲。这样的宝地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美梦数不胜数啊。

那个两层的木屋大概有四百平方公尺左右，所有的墙壁都是整根小脸盆粗的圆木，不过和童话不一样的是，树皮都已经去掉了。而且都过了红棕色的透明的大漆，据说，这种油漆是防火、防虫的。房子的样子和中国的一点儿也不一样，可是和北京的天坛建筑的方式大致相同。都是只用木头盖房子，靠这些木头接榫的办法紧扣在一起，别提多结实了。我用手拍着厚重的木墙，嘴里不断重复着牛犇在电影《活着》里的那句台词：这房子的木头，真好！ 

我也清楚地知道，这房子用的木头比这个电影里葛优他们家的那房子用的木头更多，更好。比梦中的房子还好。

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木工房。里面有好几台不同用途的木工车床。主人对我说，这些我都留给你。

她问主人，这里有动物吗？

那主人说，当然。松鼠、鼹鼠、浣熊、野兔那都是小菜了，麋鹿会来吃灌木那里的嫩叶，要是你们要种东西，一定要安上栅栏。否则都让他们给吃了。晚上一定要关好门，万一有什么大家伙跑进来，那就够麻烦的了。

我兴奋的对她说：你想想这么大的森林是你的，这条小溪你可以白用，这些灌木春天杂花乱放。这些来来往往的各种动物都是你的私人客人。这个童话屋子，比七个小矮人都好，这么坚固。简直比童话还童话！

主人补充道：因为这个森林是国家保护区，不能进行商业开发，只能有你们一家。所以国家收的地税很少。至于森林，每年林业局都有人来看、来测算，差不多每隔几年要砍一批树，木材公司得到林业部门的批准以后，他们来给你砍伐，还要给你补种。当然，卖树的钱没有多少，差不多每次也就几千美金而已。你的责任只是在秋冬之际，自己或者请人砍去枯树、枯枝堆在路旁，自己用来烧壁炉。用不了的可以送给其他烧壁炉的居民。

我简直被迷住了，嘴里不断喃喃地说：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她突然问我：那草地里的蛇呢？

我毫不犹豫地说：也是我的。没事，你要是害怕用根棍子在前面开路，你忘了，这就是打草惊蛇。

她斩钉截铁地说：你真想住这儿，你自己买吧。你自己住吧。不会有人跟你一起来的。这地方实在太危险了，哪儿是住人的地方。偶尔度度假还凑合。

我已经昏热的头，被结结实实浇上了一盆冷水。很久以后我的头才慢慢凉了下来。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一个人是绝对买不起的。

在我漫长的流亡生涯，没有留下多少可看的文字，可是一定要留下了一种心安理得。这个办法就是：我将来一定要有一块大自然中的、属于我的土地。我将和它血肉相连，它的地理环境不重要了，面积不重要了，它的交通位置不重要，它的经济价值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只要有这么一块地，你可以从心底自然地、实实在在、时时惦念着它。

流亡者需要有个和土地有关的惦念。


2004年秋于马里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