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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吟
在纪念阿多诺百年诞辰的时候，首先令我们想到的还是阿多诺的悲惨结局。《最底限度的道德》是阿多诺用格言和短文记录的他与霍克海默在纳粹时代困苦逃亡期间的回忆集，它的副标题是“来自被生活毁掉的反思”，阿多诺发表它的时候，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十年后他的生活会被再一次毁掉。这最后一次，他来不及反思了。
在战后的德国，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一直是德国左派的思想灵魂，但到了1969年，当激进的学生在造反运动中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时，他表示不可理解，并公开发表声明，悲叹道：“当我建立我的理论模式时，万没想到人们会用燃烧弹来实现它。”从此，阿多诺与士气昂扬的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日渐恶化。1月31日，阿多诺为了将学生赶出社会研究所而动用了警察，为此，他与学生运动彻底决裂了。4月的一天，一个左派军事小组的三名成员，趁阿多诺讲演之际，冲上讲台，裸露胸膛，以花朵和色情羞辱他，周围学生嘲讽地叫喊：“作为研究所的灵魂，阿多诺死了！”阿多诺失去了勇气，在学生的起哄声中离开了讲演厅。对此，阿多诺的敌人，无论右的或左的都颇为幸灾乐祸。在抑郁度过四个月后，死亡的预言成了现实，离他六十六岁的生日还差一个月，阿多诺在瑞士渡假时心脏病猝发逝世。
六十年代是个造反的年代，整个世界都在革命。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知道，进步知识分子，甚至如阿多诺那样身为左派灵魂的人物，不仅不参与，还闹到与革命运动对立的地步，需要有何等的勇气，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恐怕连这样的影子也难以找到。不过，出现阿多诺这种情况确实是不可思议，也是极其费解的，阿多诺的学生当然不能理解。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阿多诺与人们想象中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的形象离得实在太远了。实际上，作为特定时期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家们从一开始就与投身于社会政治实践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们是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可看成是一九一一年布尔什维克首次突破和孤立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堡垒中工人运动一再失败的产物。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惨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不能不带有周围发生的各种灾难的印记。它的主要特征是：切断了本该具有的，与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纽带。像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这三个奠基鼻祖的生涯表明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三个人各自是本国共产主义运动活跃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但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由于这些先驱要么被流放，要么在牢狱中死去，理论与实践发生了致命的分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逐渐从工会和政党转移到研究所和大学的院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建立，促发了这一变化，到五十年代严酷的冷战期间，这一变化基本就定型了。此时几乎没有一个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阶级斗争中有什么地位，而只在学院里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那个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杰出代表，阿多诺与先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相比，他的理论姿态已有极大的转变。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是出于现实的无奈，不能使理论结合于实际，而阿多诺不参与政治，不与任何激进社会团体结合，完全是出于个人自觉，是他思想发生急剧转型的结果。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暴政，西方消费社会和文化工业，特别是奥斯维辛大屠杀，这一切都迫使他改变了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轨迹——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变为启蒙和理性的哲学批判理论，而开始了他对于现代性的声讨和颠覆。
本雅明的名言：“任何一种文明的记载同时也是野蛮的记载”构成了阿多诺对现代理性反思的出发点。历史进步是启蒙理性的核心概念之一，它相信历史总是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人类的理解既内在于历史的目的之中，也内在于历史行动者的理性之中。对此，阿多诺斥责道：“不存在一个从野蛮到人道主义的普遍历史，存在的是一个从弹弓到百万吨级炸弹的历史”，并谴责：“在灾难已经降临，或眼看就要临头，认为一个更好的计划正展现在历史之中并能把历史统一起来，简直是玩世不恭！”集中营的恐怖向阿多诺证实布莱希特的痛苦断言的真理性：“文化的大厦是建立在狗屎之上的”。
为了找到文化批判立足点，阿多诺以否定性的历史观和不屈的抗争意识，力图从埋葬在历史废墟中的人类苦难和未实现的愿望，汲取救赎人类的力量。本雅明对历史瞬间意义的强调启发了阿多诺，使他选择了一条孤独、高洁、彻底个体化的通向事物特殊性之路。当然，这种强调个体立场的价值取向，是阿多诺对现代社会的广泛认识使然。
阿多诺认为“美好的生活”是“哲学的真正领域”，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构成了人道主义的核心，但是，现代社会生活已经堕落为单纯的消费，不再涉及美好生活理想，个人不过是庞大的工业社会机器的一部分，讨论真正的生活已经变得很困难。不过，美好生活的知觉并没有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清除，这种残缺的记忆抵制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欺骗，现代性虽使主体性觉醒，可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已经瓦解了自我同一性的经验基础，自我不再是自在自为的存在了。主体的自律当然是人类的目标，可它实现的可能性已经被纳粹的集中营所碾碎。为此，阿多诺悲愤地写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经历大屠杀后，阿多诺怀疑任何集体解放的乌托邦。他相信，批判力量只能存在于独立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中，“面对集体主义把根除差异作为共同的目标，解放的社会力量只能暂时退回到个人领域”，因此他认为：“孤独在一个完全异化的社会中是唯一显示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标志，对知识分子来说，不可侵犯的孤独现在是唯一显示其团结的方式。任何合作，所有的社会合作和参与的人类价值，都仅仅是对非人道的策略性认可的面具。孤独是人共有的痛苦，向幸福迈出的任何一小步都会使其痛苦加重。”他更认为：“在强大的集体主义的总体性与脆弱的个人生活之间，不存在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唯一负责的人生道路是自觉地抵制个体生存受意识形态的利用，在私生活上以节制和诚实的方式生活”。他说：“这不是出于好的教养，而是出于自己在地狱中仍然呼吸的羞愧。”
所有这些内省和思考，无疑是阿多诺日后面对社会骚乱得以保持清醒的前提，但也是最后导致“法兰克福事件”发生的他个人方面的原因。在这些思想支配下，阿多诺拒绝遵守某个声称为被压迫者说话的政党原则，不理睬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发出的团结一致的呼吁，执著地坚持他称之为“不参与”的那种美德，不搞权宜之计，不妥协，不合作。他的拒绝妥协与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现代社会中坚持乌托邦空想是一致的，这也使得他把任何耳闻目睹的社会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梦想的真正实现区别开来。阿多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坚定不移，突出地体现了独立和孤傲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
不过有批评者认为，阿多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精英论者、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熟悉他著作的人，不会简单地认同这些观点。首先，不承认阿多诺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回事，而同样不承认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会导致错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代表杰姆逊公正地指出：“可以乐意赞同斥责阿多诺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但要重申：“阿多诺是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多诺毕生坚持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学说，把它作为自己理论的注释前提，忽视阿多诺这一理论前提，就会无法认清他的“否定辩证法”的批判意义。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也遭到了指责，指责者说它“是少有的，给人以如此强烈不能结果印象”的著作。阿多诺自己曾简要地谈到“否定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指出：“不要把辩证法误认为一种哲学体系或方法体系，辩证法不是那一劳永逸，来自主观的原则，而是人与环境和历史永恒变化之间的近乎绝望的搏斗。在这场搏斗中，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与自己的主观性决裂，而去接受严酷的现实法则，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来自主观和环境的假象所包围，而回到这场斗争的起点。”他强调，“真理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为了在这个瞬间找到一个讲述历史变化和现实矛盾的叙事，人们不得不无休止地向时间的激流、矛盾的不可穷尽的复杂性，以及种种意识形态的蒙昧发起进攻”。杰姆逊对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阿多诺的“内省或反思的辩证法，尤其适宜于今天全球新秩序的多维性和不平衡性，适宜于这样的情境：个人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似乎还没有被充分限定，虽然不是流动的，却象是已被消融。”为此，杰姆逊称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是当今辩证法模式的典范，可见杰姆逊对于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推崇。
阿多诺对阶级斗争学说也有清醒敏锐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和消费化，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理论已变得不太现实。虽然阶级压迫还存在，但无产阶级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分化，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和侵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迭合成了一个概念，即现代工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对立转化为纯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社会的个人日益原子化，而不是阶级分化。整个社会变得浑浑噩噩，人们被宰制成象尼采所说的“没有牧羊人的羊群”。针对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总体性”，阿多诺从特定时代经验出发，否定这一“总体”的存在。他辩驳道：现代性的经验恰恰证明是破碎的经验，“整体是虚假的”，如果这个整体范畴有意义的话，它也不是一个肯定的范畴，而是一个否定的范畴。因此，他明确无误地否认这一肯定性的总体性乌托邦。他亦由此对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失去了信心。
阿多诺对于现代社会种种现状的分析，有很多被证明是不争的事实，他对于传统阶级斗争学说中的偏颇和僵化的指认，也不无启发，但总的来说阿多诺理论充满了悲观忧郁的论调，尽管这种论调有现实的根源——世界范围内对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正处于历史最低潮，但是阿多诺的理已完全脱离现实的政治是明显的，虽然他把它看成是暂时的迫于无奈的选择，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具有真正实践思想的理论家，而这些弱点和缺陷，同样也适用于对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早已由马克思本人告诫过：是改造世界，而不是单纯地解释世界。为解释而解释，必然丧失行动能力而导致无所作为，使理论走向空洞甚至堕落。
阿多诺的观察无疑受到欧洲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视野的局限，他没能预见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不能意识到被资本奴役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各民族以及所有被压制的群体，在晚期资本主义走向全球一体化时，已经呈现的新的各种斗争表现。当然斗争的形式已变得极其复杂，与传统形式迥然有别而一时难辨，这就特别紧迫地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实践的理论姿态，通过敏锐的观察，作出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总结，并致力于发展一组新的全球反资本主义政治联盟和一种重新获得活力的民主社会主义。
正如阿多诺正确指出的那样，“总体”上升为概念，便意味着死亡，但是现实中的革命力量的总体，我们认为并不是黑格尔式的总体，而是一个需要发现、激活——从革命力量源到孕育、发展，到最终爆发出创造力的总体，这是一个鲜活的总体，是一个在晚期资本主义现实情景中产生的总体，它懂得：“战胜乌托邦的仍然是乌托邦”，而且也只有它真正理解实践的辩证法的革命属性。有趣的是，阿多诺在《克尔凯郭尔》一书中饱蘸情意地写道：“唯物主义放眼于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其目标不是在睡梦中遗忘现在，而是借助于想象的力量来改造现在，……这种想象的成分在每一个具体的辨证因素中清晰地闪现着。”可惜象这样一类闪亮、激发人心的思想阿多诺太少了。他总是被历尽劫难的阴影深深笼罩，找不到他的先驱曾拥有又被现实所丢失的理想出路。但阿多诺以极大的勇气和抗争意识，履行着时代所赋予他的伟大使命，他差不多一个人承担了这份艰巨工作——以伟大的个体抗争现代性恶魔，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适应新的历史环境和新的现实作出了贡献。
阿多诺同卡尔·马克思一样是德国的哲学家，与马克思相比，阿多诺的写作时刻是很不走运的，马克思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写作的：当时哲学正精力旺盛，并富于进击，对即将到来的理论与实践在自己世界里的统一充满信心，而阿多诺则在似乎很不幸地倒塌掉的废墟上从事他的哲学研究。因此，人们不应该苛求他，而应充分理解他，并努力去掌握他的批判理论的广泛发现，和汲取它积极有益的部分。
阿多诺是一位现代性的颠覆者，是现代性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他为此承担了所能承受的痛苦，由于他的痛苦因而减轻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应该为此感激他，为了报答他，我们应当象他那样怀抱抗争和不屈，并竭力找到他所渴望的那些“新事物”，为走出他的困厄，为最终找到我们共同的理想和出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转自《零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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