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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奥斯维辛带来的悲观主义毒药
教父时代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认为：人类具有原罪，人世苦难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更是考验，如何面对苦难构成人类能否得救、能否接近上帝的试金石。而二十世纪正是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纪，特别是法西斯极权和共产极权所制造的灾难，其规模和野蛮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无疑是对现代人类的最大考验。正如匈牙利著名作家、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esz Imre 1929——）所言：“在这个世纪里，一切都变得更真实，一切都变成了更真实的自己？士兵变成了职业杀手，政治家变成了罪犯，资本变成了用焚尸炉装备的、庞大的杀人工厂，法律变成了肮脏游戏的游戏规则，世界的自由变成了大众的监狱，反犹太人主义变成了奥斯维辛，民族意识变成了集体屠杀。”（《另一个人》，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P70－71）也如美国的犹太作家、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威赛尔（Elie-Wiesel，1928——）所言：“奥斯维辛标志着人和人类的，理性和心灵的，语言和情感的死亡——彻底的、绝对的死亡。奥斯维辛是时间的死亡，创造的结束；”（威赛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P262；以下简称《今天》）
套用作家海明威的名言：“二十世纪的丧钟为人类而鸣！”
故而，二十世纪的西方，悲观主义情绪和相对主义价值风行一时，青春叛逆和反资本主义变成主流思潮，进而演变为自甘堕落的颓废和嬉皮，甚至在明星思想家、大众传媒和商业炒作的推动下，悲观情绪已经变成一种廉价时尚，相对主义也变成了“政治正确”，那种“他人即地狱”的绝望和“怎么干都行”的不负责任，致使西方社会患上了一种“富裕的疾病”，特别变成了富裕社会中的反叛一代的精神毒素，与物质性毒品的泛滥一起毒化着人类的灵魂。所以，著名思想家波普尔认为：我们时代流行的悲观主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一种危险的时尚（见《西方信仰什么》）。换言之，悲观、相对、颓废、嬉皮、绝望的理由之所以充足，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人的“奥斯维辛”情结：纳粹式的国家化种族灭绝和共产式的国家化阶级灭绝，已经远远突破了人性所能承受的文明底线，不能不让人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疑虑和悲观。
尽管，种族灭绝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德国也早已告别了法西斯主义，进入自由民主社会，然而，在“奥斯威辛”后的西方，焚尸炉冒出的烟尘仍然是最痛切最鲜淋的记忆，灭绝人性的悲惨历史被反复讲述着，有理论、有历史、有遗址、有纪念馆、有研讨会，也不断有关于“奥斯威辛”题材的文艺作品出现，而且，这类作品大都会产生轰动效应。由此可见，对大屠杀记忆是何等刻骨铭心，以至于所有的严肃文艺都是“奥斯维辛”的产物。正如凯尔泰斯所说：“试想，今天的哪一位作家不是关于种族大屠杀的作家？我认识到，我们不必选择种族大屠杀作为直接的主题，也能洞察到几十年来支配着欧洲艺术的那个哽咽的声音。”（见凯尔泰斯：《尤里卡！我找到了！——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获奖演说》，转引自《世界文学》2003年第2期；以下简称“演说”）。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多诺尔曾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而事实上，奥斯威辛之后，西方文学艺术中的严肃作品，不要说那些直接涉及到大屠杀的作品，即便是间接描写大屠杀题材的作品，也大都能若隐若现地感到“奥斯威辛”影响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没有“那个哽咽的声音”的作品，才是可耻的。
仅就电影而论，中国观众近年来比较熟悉的此类影片，起码就有《苏菲的选择》、《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和《钢琴师》等，而在这一部部催人泪下、让人深思的影视作品面前，中国人最应该感到羞愧和耻辱。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毛泽东时代，曾持续地发生过规模空前的阶级灭绝；在邓小平时代的1989年，也发生过六四大屠杀；在江泽民时代的1999年，还在继续发生着对法轮功和政治异见的野蛮镇压。然而，对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如此大规模的、如此发指且仍然在持续的人权大灾难，我们民族的记忆，长期被压制、被扭曲，被掏空后填充进各类肤浅的歌功颂德和伪历史。时至今日，偌大的中国和十几亿人口，居然还把毛泽东视为大救星，还没有一部令我们自己、也令世界为之动容的文艺作品。我们的作家，非但不敢记忆大屠杀之罪，不敢探讨大屠杀的制度根源，反而尽力回避触碰毛时代的阶级灭绝和“六四”大屠杀，更不敢触碰当下最敏感法轮功问题，文人们或跟着官方的调子起舞，或顾左右而言他。这样耻辱，甚至比成为亡国奴更令人汗颜。在此意义上，中国人的道德良知的奇缺和审美能力的平庸，主要不是来自外族的阉割，而是国人的自阉。面对民族的落伍，我们有太多自恋式媚态（所谓的地大物博和五千年文化），太多对异族的怨妇式喋喋不休、泼妇式叫骂和用现代技术包装的暴力美学，而太少内心的明亮和坦荡，故而太缺乏对自身阴毒的警醒自省和健康的悲剧性美感。
二 严酷境遇中的乐观生存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在竭力保存种族大屠杀的记忆和反省之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疑虑和悲观的倾向之外，还有另一种健康的积极的记忆：不是陷于阴毒的诅咒和没完没了的诉苦，也不是向外推卸责任，而是以一种健康的阳光心态进行自我反省；他们揭露罪恶和探讨根源，不是为了纠缠历史而是为了面对未来；更不是为了哀嚎、愤怒和报复，而是为了知耻、忏悔和赎罪。
虽然，大凡涉及“奥斯威辛”的文艺作品，共同背景皆是纳粹法西斯极权的冷血、残忍和野蛮以及被迫害者的懦弱，作品的主题要么以表现主人公的英勇抗争为主，要么以突出人道救助为主，要么以受害者的悲惨、挣扎、无奈的命运为主，有些作品也表现出集中营造成的人性扭曲和精神畸形（如电影《苏菲的选择》）。然而，在以上主题的作品之外，西方还有另一类记忆大屠杀的作品，在种族歧视和人权灾难已经法律化日常化的野蛮背景下，在犹太人被烙上“黄星”标志的耻辱中，在甚至连街上的行走都会遭受人身危险和屈辱的罪恶之中，这类作品却重在表现丑陋现实中的“美丽人生”和深重苦难中的“幸福瞬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荣获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作品，皆是这类独辟蹊径的佳作。
在这类作品中，虽然外在环境的严酷如同血腥的丛林时代，放眼望去皆是人性的废墟，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对羊，人的尊严在屈辱中丧失殆尽，生命本身也时刻面对死亡威胁，生活就是煎熬——在忍受日常化的耻辱中、在等待死亡的突然降临的恐惧中的煎熬，人性也随暴力的肆无忌惮而萎缩、而死亡，正如凯尔泰斯亲身体验过的那样：“在一个一望无际的荒芜的场景中，便可称这片大地就是奥斯威辛了。这里，在苍白的光线中只有几小堆碎石和一些代刺的铁丝网，一个断成两截的十字架，还有其他几样具有象征性东西的残疾。在这灰蒙蒙的天空下面，浑身是尘、满脸是灰的我面对这一切，而且战战兢兢地以宽容的口吻说，我接受……”“我全部的生命是由我一个个的死亡组成的。当说起我的生命的时候，我必须说出来那些死亡。”（凯尔泰斯：《另外的我》，转引自《世界文学》2003年第2期P142；另见《另一个人》，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然而，生活于人性废墟上的平凡小人物，却在向读者讲述着“集中营的幸福”，讲述着在残酷中寻找幸福的人性光辉。那是一种顽强的生存意志对几乎是宿命般的悲剧命运的反抗，以一种罕见的生存勇气战胜死亡的威胁，以近乎黑色的幽默智慧调剂没有微笑的生活，它所迸发出的内在明亮穿透了外在的黑暗。这种人性的明亮、勇气和乐观，这种智慧的幽默和平静，不但挽救过身陷“死亡营”中的某些生命，而且在奥斯威辛之后，继续挽救着变得更加孤独、更加荒芜的人性。
电影《美丽人生》的故事很简单，却饱含了所有残酷的悲剧因素：战争、纳粹、集中营、种族大屠杀……一个和谐家庭的破碎和亲人的生离死别。然而，影片自始至终被一种喜剧气氛所围绕，从搞笑的开场到小乔苏获救，主人公基多的种种幽默游戏贯穿于全片，特别是他冒充从罗马来的督学在课桌上跳起脱衣舞的情节，已经把喜剧变成了闹剧，甚至父亲基多最后被处死之前，他仍然在为儿子扮演小丑。
这部影片展示了人性在集中营里的另一面——无论环境多么严酷，仅仅为了避免下一代的身心受到摧残，也决不放弃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对未来的希望。它令人愤怒：对纳粹刽子手的愚昧、野蛮、冷血和残忍；它令人流泪：对受害者的屈辱、悲惨、挣扎和无奈；它也令人振奋：人性面对严酷环境时仍然保持的内心明亮，那是活下去的乐观和希望，是人之珍惜生命和尊严的另类表现。在严酷的环境下，照样可以有日常的人性，那位天性幽默而乐观的父亲，可以把所有的苦难和严酷变成孩子喜欢的游戏，帮助天真的孩子渡过了几乎是难以活下去的童年。
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大都为那位父亲的喜剧形象而落泪，也为小乔苏的获救而庆幸，父亲以自己的全部爱心和智慧把极端严酷的环境对儿子身心的伤害降到了最低，使这个过早地身陷绝境中的孩子能够在父亲精心设计的欢乐气氛中成长。父亲把残忍的生活考验变成日常游戏，孩子就在享受着游戏的欢乐中度过了严峻的考验，没有感受到战争、集中营、大屠杀的仇恨与罪恶，而只有无尽的爱和一场童趣盎然的游戏。
影片以极为醒目的生死对比作结，可谓寓意深长：在残酷现实的威逼下，基多以善意而无奈的谎言与邪恶抗衡，最终在胜利临近时死于纳粹的枪下，而他的儿子却被一个美国大兵抱上一辆象征着解放的坦克。儿子是父亲的后代，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为了这世界有一个美丽的未来，即便深陷绝境，也要乐观而幽默地面对残酷的现在。无论多么严酷的环境，只要是热爱生活的人都会相信：任何罪恶和残忍的丑陋都仅仅是一场暂时的疯狂把戏，而善良的、充满爱的人生永远是美丽的，美丽必然赢得光明的未来。当一个人能够以乐观的精神面对难以避免的悲剧之时，他不但会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更会以自己的乐观和微笑为他人造福。正是这一点，使《美丽的人生》在众多“奥斯威辛”类的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抓住了世界各地观众的眼睛。据介绍，该片在戛纳电影节试映时，笑声中含着泪水的全体观众一致起立，献上长达12分钟之久的掌声。
三 自由意志对荒谬宿命的反抗
无独有偶，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几乎是所有作家中最沉重的作家，读起来甚至比陀思朵耶夫斯基和卡夫卡还要压抑，因为这位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作家，“不相信任何思想体系，任何救世学说”，但他从存在主义中汲取的主要思想资源，不是沙特式的“他人即地狱”，而是一种面对荒谬命运的执着的生存意志，并从中获得了一种西西福斯式的幸福——在周而复始的推石上山的徒劳中的幸福。
凯尔泰斯的创作只有一个主题：记忆和叙述“奥斯威辛”，探讨在“奥斯威辛”中的人的命运，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我想写一本新的小说，我仍然还只写奥斯威辛。我所想的任何一切都围绕着奥斯威辛。……我是奥斯威辛魂灵的介体，奥斯威辛从我的心底在诉说……”“说我是种族的大屠杀这个单一主题的作家。我对此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我也没有必要拒绝这种定性。”（同上P294）多么严肃而倔犟的作家！记忆的沉重、生存的严酷和灵魂的焦虑，幸福与被抛者之间、自由与幸存者之间的关系，被他称之为“命运之外的命运。”如同在西西福斯被罚的苦力命运之外，升华出一种被加缪定义为“幸福”的寓言。对凯尔泰斯来说，种族灭绝所造就的奥斯威辛，不是偶然、不是异数、不单是希特勒及其纳粹、也不单是德国人及其轴心国……的罪恶，而是西方文明的另一个谜底，是人性走向彻底堕落的终极真相。
在凯尔泰斯用了十三年才完成的自传性小说、也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一个在命运之外的人的传奇》（另译“无形的命运）中，他说出了让读者目瞪口呆的体验：“如果非得让我说，那我必须承认：我是幸福的。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我把箱子准备好，放在房间里，这对我至少不时是个提醒。”（转引自《世界文学》2003年第2期）之所以如此，并非凯尔泰斯独出心裁或有意为之，而是基于一种生命的本能和为人的诚实：他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只有十四岁。一个成人感觉到的灭顶之灾，在一个天真而乐观的孩子的眼中，未必就是末日来临，。长期生活于集中营的孩子，还无法理解反常和罪恶，天性会推动他去找寻快乐。所以，他几乎用一种冷静的自然主义笔法，记述了一个少年眼中的“奥斯威辛”，通过一个少年的集中营体验，将极端环境中的极端生活和极端考验还原为平凡化和日常化的生活感受。他叙述着集中营里那单调而刻板的生活，昨天与今天没有区别，今天与明天也没有区别，而少年却要本能地在这单调中寻找自己的快乐。对于孩子来说，找到了快乐就是幸福，正如孩子可以在残垣断壁的石缝中发现奇迹一样。
那是一种怎样的平凡幸福呢？是几个同龄人在一起偷着抽烟、议论大人、玩恶作剧和谈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是在看守不留神时做个鬼脸和小声诅咒，是饥渴难耐时忽然嗅到香肠味，是劳累之极后有一夜酣睡，是生病不能干活时躺在病床上被人照顾……的满足。尽管，这些幸福更多是苦中作乐，是漫长的痛苦链条中的幸福缝隙，甚至就是“残酷的幸福”，但那一刻身心的欢愉却是确切的，为严酷环境下的少年们提供了活下去的理由。正如作者所言：“我要继续那无法继续的生活。没有任何荒诞的事情。不是人自然而然会经历到的；而且现在我已经知道，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幸福潜伏着，就像不可避免的陷阱那样。甚至就是在那里，在那烟囱旁，在痛苦与痛苦之间的间隙里，也依然会有某种类似幸福的东西。虽然对我来说，也许正是这种经历才是最值得纪念的，但所有的人总是问我的不幸，‘恐惧’。所以啊，下一次，当他们再问我的时候，我必须向他们讲一讲集中营的幸福。”
甚至，小主人公作为集中营的幸存者，当他回到布达佩斯之后，居然很难向别人讲清楚自己是如何承受住恐惧和苦难的。因为他无法象成年人那样理解犹太人的命运，也并没感觉到成年人所感觉到的恐惧和苦难，自然也无法对“奥斯威辛”产生那么强烈的道德义愤。威赛尔说：“死亡在大屠杀期间是匿名的，例行公事的。它打动不了任何人。”（《今天》P292）当苦难和恐惧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成份之时，寻找幸福和感受快乐就变成了罕见的奢侈品，苦难和危险的过于日常化放大了人对幸福的渴望，一点点瞬间的快乐就会变成天大的幸福。受难和危险是事实，但对这种事实，每一个体的感受和体验决不会雷同。正是这种不雷同，才是讲述苦难和解释苦难的个体化根据，也只有这种还原为特定个体的根据才是诚实的。
小主人公之所以感觉到“集中营的幸福”，就在于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懵懂无知：大人们可以把种族灭绝当作犹太人的宿命，一种类似古希腊人所理解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之劫，而在少年科维什那里，他并不认同犹太人的命运，甚至他压根就不承认犹太人身份，不认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就必须承受被灭绝的命运。所以凯尔泰斯说：犹太人是什么？既不是宗教共同体，也不是种族共同体，甚至连语言的纽带都不存在，“作为‘犹太人’，这意味着什么：什么都不是，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只要没有脚步迈出，本来就什么都不是。所有这一切没有一点是真实的，不存在什么别的出身，没有，……只有现存的环境和在那种环境的新情况。”一个犹太少年从心理上拒绝了犹太身份所意味的那种难以摆脱的厄运，也就等于拒绝了只能死在“奥斯威辛”的宿命！的确，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中，坚持活下来比毅然赴死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坚韧的内心承受力。比如，在类似“奥斯维辛”的严酷中，一死了之是解除痛苦的捷径，往往懦弱的表现，而坚强的个体会做出相反的选择：不坚持到最后一刻就决不放弃，哪怕是借助于微茫的希望、卑微的幸福感和善意的谎言，内心深处的一点精神明亮，就将把外在的物质漆黑撕开一道缝隙，使人在一点点希望的激励下，拿出活下去的勇气。
当孩子的生存感受变成艺术品之后，其意义就不再仅仅局限于作家本人的集中营亲历，而必然升华为一种人性面对严峻考验时的生存态度。所以，在凯尔泰斯的作品中，我从小主人公的乐观和顽强中，读出一种儿童式的坚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会感到生存的无意义，因而也就决不会去选择主动死亡。只要还活着，无论死亡多么迫近，也决不放弃虎口求生的努力。这是人的生存意志与不公正命运之间的对抗，是对自由的本能渴望与宿命之间的较力。在自由意志和必然命运之间，没有任何中间地带或妥协余地，关键在于特定个体如何选择。凯尔泰斯说：“如果有命运，那自由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自由，那就没有命运。也就是说……我自己就是命运。”即便“奥斯威辛”是我必须经历的一种现存命运，但一个内在的声音却时刻告诉我：那不是我的命运，我的命运在被强加于我的宿命之外。在这里，自由就是对奴役和死亡的命运的拒绝。这种拒绝，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和超验，而是时刻都在经历着的无奈的具体生活，是随时可能被投进焚尸炉的威胁。正因为如此，集中营中的幸福才更有力地凸现了人性对自由的天然渴望，追求这样的幸福是一种值得冒险的残酷生存，甚至就是死而复生的解放。凯尔泰斯在谈到自己据以写作的信念时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因此我才能活下来——或许这才是我真正的故事。”这种依靠残酷的幸福活下来的勇气，“便是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以更多更丰富的内涵充盈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存在的这一事实，同时也让我们为这一存在而担负起责任。”（同上P153、151）
在西方深厚的基督教背景下，上帝俯视下的人世苦难与人性原罪密不可分，离开了上帝和向上帝的忏悔，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罪恶和苦难，也不可能通过赎罪来达到人性向上帝的皈依。所以，凯尔泰斯说：“奥斯威辛是从哪里都达不到的地方，我们只能从上帝那里出发才行。……如果奥斯威辛是徒劳的，那么上帝就会破灭；如果我们让上帝破灭了，那么永远也不会理解奥斯威辛。”（同上P141－142）从上帝出发，严酷的外在环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在勇气和健康心态的匮乏！在“痛苦与痛苦的缝隙中寻找幸福”，类似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在虚无中荒诞中寻找意义，在不值得活下去的环境中寻找活下去的理由，使生存困境变成对人的似神性的检验，并得到伦理意义上的合理解释：在意志上拒绝被人性邪恶强加的屈辱和死亡，就是在伦理上坚守对人性的尊严和善良的信仰。在西方，这信仰指向对上帝的虔信——无论多么危险多么无望，也决不放弃信仰。
只有在希望中，某一时刻的绝望才不会变成自杀的毒药，特定的苦难才不会把人变成喋喋不休的怨妇，才不会陷于“为什么我如此倒霉？”的自我中心的深渊，才不会沉溺于“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的悲叹中而无力自拔，才不会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欠我一笔还不完的债”，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或哀声叹气，并将自身的冤恨、愤怒、悲观、厌世、沉沦、颓废等情绪转嫁到外在环境和亲人、朋友及其他人身上。只有哀怨而没有希望，便无从在苦难中发现意义，无法将消极的苦难变成积极的生活动力并从中汲取人性的滋养。所谓生存的勇气，唯有希望才能给予，正如十字架殉难的意义来自神圣之爱和希望。不理解希望也就不理解人的存在。
在此意义上，德国圣徒朋霍费尔的主动受难及其乐观精神，与凯尔泰斯的作品及《美丽人生》所表现的心怀希望的人生境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是人性中内在于神性的干净和明亮，在严酷中倔犟地展示着生命的高贵，永远值得所有身处逆境的人们的深思和尊敬！也就是说，“死亡营”中的内心明亮，绝非文艺作品的虚构，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光辉本身。
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朋霍费尔所表现出的圣徒人格，正是来自坚守信仰的乐观主义。1939年，纳粹的恐怖统治正在德国肆虐，希特勒也已经开始把战火烧到欧洲，正在美国巡游讲学的朋霍费尔公开抨击纳粹主义。他本可以留在美国，但是，在安全的美国隔着辽阔海洋谴责纳粹，对于他来说无疑于灵魂犯罪，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来美国实在是一个错误。假如此时不分担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加战后的重建。” 这与其说是向朋友表白，不如说是自我激励。他离开自由而光明的美国，回到极权而黑暗的故乡。结果是他早就预料到的：他因反纳粹而被捕入狱，被关进佛洛森堡集中营。在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9日，也就是在盟军解放这座集中营的前一天，他被押赴刑场。
从被关进集中营的那一刻起，朋霍费尔就清楚地意识到了死亡，但他始终没有后悔当初决然回国。从他留下的《狱中书简》中看，在失去自由并随时可能走向终结的苦难中，他始终平静地对自己微笑，也在信中向家人传递着乐观的信心。他之所以能够保持绝境中的希望，发出开朗而令人惊奇的笑，就在于孕育他的精神生命的母体是诞生奇迹之地——信仰。他的文字不只是用来表达悲哀了，更是表达欢乐的，其份量沉得比任何绝望都丰富。他在临刑前向狱友告别时所说：“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虽然，朋霍费尔的肉体已经无法加入重建者的行列，但他以生命的代价分担了同胞的苦难，赢得了参加战后重建的充分资格。他的行为本身和留下的《狱中书简》，深深地影响了二战后的西方神学，为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丰厚的人格及精神遗产：以一个甘愿上十字架的殉难者的不朽亡灵，保留了面对灾难和死亡的乐观态度，参与了人类的精神和信仰的重建。狱中的朋霍费尔，既悲观又乐观：他的悲观主义——不让幸福变成甜蜜的毒药；他的乐观主义——不让未来落入恶棍之手。
朋霍费尔是自投地狱，但他微笑着面对苦难和死亡，却在人间地狱中成就了信仰的天堂。
四 面对焚尸炉的明亮黄色
我在威赛尔的《一个犹太人在今天》一书中，读到的最残忍的故事是，纳粹居然要父母在两个亲生的孩子中做出选择，一个留下来，一个进焚尸炉。威尔塞讲述过一个小女孩被父亲交给纳粹时的最后背影——她被纳粹军人带走，居然绝决地不再回头看父亲一眼。想象一下，如果这一家的其他人能够侥幸全活下来，他们的生活将多么沉重，几乎就谈不上幸福！或者是另一种结局，那位父亲与被他送入狼嘴的女儿活下来，父女俩在摆脱厄运之后，将如何面对，如何一起生活？我以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其选择一个孩子去死，不如全家一起去死，不留任何悔恨和罪恶感。
当兽性面对人性只给出完全无力拒绝的严酷选择时，纳粹就不止是嗜血，更要命的是以一种兴灾乐祸的态度观看由死亡所导演的恐怖戏剧，享受着人性在死亡的威胁下的种种懦弱和背叛，以满足那种靠简单的屠杀所无法满足的邪恶快乐。这就如同逼着父亲强奸女儿，把仇恨的种子植于血缘之间，彻底埋葬亲情。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高尚的人之所以高尚，是因为他的生活中没有恐惧和烦忧，而邪恶的人之所以邪恶，就在于他总是充满恐惧和忧虑，“他们的眼前经常浮现审判和惩罚。”（参见《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116）
制造恐怖的暴君，并不完全是出于对丧失权力的内在恐惧，还有把恐惧作为考验人性的手段来欣赏的变态邪恶，暴君在人格上都是虐待狂，他就是喜欢观看被恐惧逼出的人性之恶：如何懦弱地颤抖和乞求，如何自私地背叛和说谎，如何颓废地悲观和绝望，甚至如何虚荣地假装满不在乎——制造恐怖的暴君的最大乐趣是看人们如何被恐惧所征服。正如凯尔泰斯所言：暴君实施的恐怖行为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卑贱——用极端的残忍逼出人性的怯弱。“杀人者虽然枪弹齐射，但更多的还是仅仅使用拳头。‘杀人的棍棒’每落下一次，就会同时响起杀人者丧失理智的嚎叫——这不仅证实了最能够带给人最为放纵的权力感，并且借助于对理性的奸污，会与杀人的快感一起迸发出何等强烈的狂放，……”（《另一个人》P71-72）
然而，面对这样的兽行发作，犹太孩子却保持着乐观的希望。在名为《反抗绝望》的演讲中，威塞尔列举了犹太人所遭受过一系列灾难之后说：“然而，然而……我们继续信仰，希望，召唤他的名字。在与上帝的无尽的契约中，我们向他证明我们比他更有耐心，也更加富有同情。换句话说，我们也没有对他丧失信心。因为这是做犹太人的根本：永不放弃——永不向绝望低头。”“尽管有泪水，尽管有疼痛和痛苦，我们必须欢乐——让世界知道犹太人能够使疼痛和痛苦升华！以及犹太人能够从绝望中抽取出希望的新理由”“当一切希望都失去了，犹太人又找到了新的希望。即便在绝望中，我们也尝试为希望辩护。” （《今天》P218、219、220）正因为这样的乐观态度，威赛尔才会在书中凸出三个犹太孩子在纳粹集中营里留下的精神遗产。
犹太女孩玛莎，以乐观的心态面对暴虐，她相信：即便每天面临死亡的威胁和受尽恐惧的折磨，只要心向上帝就能够得到神赐的礼物。为此，她在死前不久写下名为《节省》的诗：
“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我没有钱可节省；/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足够支持我很长时间。/我一定要节省我的神经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和我的精神之火。/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我需要它们很长、很长时间。/我一定要节省忍耐，在这些风暴肆虐的日子。/在我的生命里我有那么多需要的：/情感的温暖和一颗善良的心。/这些东西我都缺少。/这些我一定要节省。/这一切，上帝的礼物，我希望保存。我将那么悲伤倘若我很快就失去了它们。//
这个要求自己尽量节省的小女孩，本能而坚韧地为了明天的到来而节省，她要节省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力量，节省眼泪，节省神经、节省思想、节省情感的温暖，节省心灵的善良，节省信仰之烛和精神之火……用希望把流逝的时间一点点、小心地积聚起来，使生命为这种节省而延续，直到上帝的祝福降临。
名叫莫泰尔的小男孩也留下一首无名诗：
“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从明天开始。/今天我将快乐。/悲伤有什么用？/告诉我吧。/就因为开始吹起了这些邪恶的风？/我为什么要为明天悲痛，在今天？/明天也许还这么好，/这么阳光明媚。/明天的太阳也许会再一次为我们照耀。/我们再也不用悲伤。/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从明天开始。不是今天。不是。/今天我将愉快。/而每一天，/无论它多么痛苦，/我都会说：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不是今天。//”
明天，对，明天就是希望、转机、上帝的光临日，这种充满了乐观的坚忍，不论前途多么黯淡，也要日复一日地盼着明天，因为他相信，总有一个明天的黎明会是灿烂的、和平的、宁静的。退一步讲，即便明天早晨世界就将毁灭，也将在今天晚上撒下希望的种子——“今天我将愉快”！
另一位名叫巴维尔·弗雷德曼的犹太孩子写下一首“蝴蝶”，在暴风雪肆虐的阴郁时刻，创造出天真而明亮的意境：
“最后的，最最后的，黄得如此斑斓，明亮，耀眼。/也许如果太阳的眼泪会对着白石头歌唱/这样一种黄色就会被轻轻带起/远走高飞。/我肯定地它走了/因为它希望向世界吻别。……//
（以上所引诗句，见《今天》P305－308）
这最后的最最后的黄得如同明天早晨的阳光的蝴蝶，是孩子的希望翅膀，希望之翅的明亮和斑斓，出自孩子们的天真的本能和生性的乐观，只为了寻找阳光而飞翔。尽管，孩子们面对的是人性的腐烂和种族的灭绝的同时发生，但孩子的心底仍然洁净而明亮。这种坦然，是会飞翔的黄色和会唱歌的白石头，是不灭的希望煽动着的翅膀，歌唱着飞翔，点燃黑暗的世界。
面对这些孩子对希望的坚守，成年人的绝望非但不是成熟和深刻，反而是亵渎和耻辱。
二战后，很多教徒的信仰被大屠杀所动摇所毁灭，随着这些小尸体被投入焚尸炉，对上帝的虔诚也灰飞烟灭。人们有理由质问：当这些犹太孩子受苦受难之时，当玛莎们在生死未卜的处境中还如此相信上帝的礼物之时，上帝在哪里？而直面死亡的玛莎们，坚信着上帝的在场，她除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未来的希望之外，可以说已经一无所有，但她仍然要节省，她相信自己所节省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甚至包括受难本身。她把节省下的一切，作为上帝的礼物留给未来，从容地站在焚尸炉前，一捧捧灰烬中，上帝正在显现。
我是在大连教养院中读到集中营中的犹太孩子们写下的诗。孩子们对苦难的感受决无成年人的低沉和绝望，更没有存在主义式的复杂和灰暗，而只有简单的句子和简单的感受，却因一种发自纯真天性的明亮而令我铭心刻骨。孩子之诗的节奏在铁窗内鸣响，炸开了封闭而灰暗的空间，让我进入另类阳光下的辽阔，一点点童贞之光所照亮的是近乎无尽的黑暗，在黑暗中混混噩噩的生命随之牟然惊醒，泪水倒流向心中，清洗着溢满怨毒的身心，血液似乎由浑浊变得清澈。
在这里，纯真不是相对于世俗的混浊，因为与世俗混浊相对立的纯真，仅仅是对纯真的功利理解。真正的纯真只有在纯真中才能显现，无须对比、对照、烘托和陪衬。“质本洁来还洁去”，纯真就是纯真本身。同样，神圣就是神圣本身，无需任何外在的支撑和证信——把爱当作爱，把罪恶当作罪恶，把耻辱当作耻辱。爱，没有相对应的反义词，爱与恨之间的对比是原罪之人对语言的误用，或者说，只是世俗的语言，而基督教的真义是：爱，在现实中没有敌人，在语言中没有反义词。
所以，应对恐怖的最好办法是战胜内在恐惧，用振奋代替颓废，用勇敢的挺立代替懦弱的颤抖和乞求，用诚实的面对代替背叛和说谎，用乐观代替悲观，用对未来的希望代替当下的绝望。
五 夸大自己的苦难甚至比夸大幸福更轻浮
在苦难中发现希望（意义），就是为生命的质量树立起一个神圣价值参照，没有神圣价值参照的生命只是一种深渊似的贫乏。形而上学的维度所无法证信的东西，必须从信仰的维度来加以证信，人的生命能够从渴望神圣的信念及其践行中，获得存在的丰富性和高贵性。否则的话，历史和精神就是一片空白，虽有延绵，但无意义，至多留下一堆物质垃圾。灾难就是一种对生活的纯粹否定，如果仅仅呼天抢地或悲叹哀求，虽情所难免却毫无力量，被自我恐惧逼入作茧自缚，被顾影自怜腐蚀成变态自恋狂，至多引来几声廉价的同情。而抱有希望，是以向死而生的勇气克服人的局限；幽默地面对，是以向死而生的超然蔑视邪恶，唯有乐观的坚韧，才是以向死而生的信心战胜无所皈依的绝望。在苦难深渊中微笑的人，需要的恰恰是卡夫卡式的冷静与哈谢克式的幽默。
无辜死者留下的文字和影像，几乎就是令所有幸存者无法承受的证词，它们掘出记忆中的一座座坟墓，临终的眼神透彻着最后的恐怖、最后的哭泣、最后的挣扎、最后的祈祷，而那最后的最最后的，是留给幸存者的希望。从灰烬从废墟中挖出的记忆，尖锐得能刺穿骨头，几乎无法用肉眼去正视与阅读。但是，留下这些证言的人确实具有绝决的勇气，使我们这些苛活者，得到赐福和提升。
在苦难中保持寻找幸福的激情，绝非把苦难和死亡浪漫化为甜蜜的毒药，而是医治无限制地放大苦难所带来的时代悒郁症。因为，夸大自己的苦难甚至比夸大幸福更愚蠢更轻浮，更容易使幸存者滑向沉沦绝望和玩世不恭：我经历过苦难我怕谁！就会把苦难当作向生活讨债的资本，把自己当作理直气壮的精神高利贷，似乎这个世界中的每个人都对不起我，欠我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巨额债务。
苦难中的幸福和危险中的从容是无法伪装的，在直面苦难的同时，坚守对明天的希望，绝非廉价的自欺欺人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换言之，它不是纵欲主义者的沉溺于世俗享乐，也不是禁欲主义者的企求永生，更不是出世主义的逃避现实，而是直面人生的悲剧性，非但不逃避，反而在正视人世的残酷、血腥、荒谬、无意义的前提下投入现世生活，每个人都要在失望中保持希望，即便一次次失望，也决不放弃寻找希望，起码要在充满苦难的抗争中完成自己独特的一生。
人生是荒谬的，人是要死的，未来是不可知的，虚无是笼罩于人类头顶的不散的乌云。尽管如此，生而自由的人都命定了无权逃避，只能别无选择地投入和尽力战胜悲剧。不要企求会出现终极的奇迹，没有目标而只有过程。徒劳也好，失望也罢，希望之出现就在于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一次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自我创造。因而，在积极的悲观主义者看来，正因为不可知，生命才渴望求知；正因为终要死亡，才该珍视生命的完成；正因为人生荒谬，才追问生存的终极意义；正因为存在的无根基，才寻找价值的依据；正因为投入对悲剧宿命的抗争，生命才有动力。换言之，正因为这种悲怆的投入，哪怕是充满挣扎的投入，才使人的生命充满不息的活力和似神的光辉。即便悲剧是生命难以摆脱的宿命，人也决不能无抗争地屈服。正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表现的：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人永远不会被征服！
耶稣的殉难就是直面苦难和承担责任，十字架上的复活就是希望永存和不懈努力。生命的内在明亮首先是爱和希望，其次才是理智，绝对的爱和不灭的希望，无条件地构成人性向善和生存意义的必须条件或前提。
最后，我想用伟大的特雷西修女对上帝恩典的证词来结束本文，因为这证词可以更准确地解释苦难中的美丽人生：“恩典既是馈赠（gift），又是威胁。作为赐予，恩典可以使人完全回到一种洗心革面的自由生活中；然而作为威胁，恩典可以严厉地显现出我们对自己做了些什么，显现出我们在不能把握终极实在时竟情愿毁灭任何实在，甚至毁灭终极实在的意愿……一种力量突然如恩赐般注入某人的生命，它显现出作为终极实在的上帝，即纯净无涯的爱是完全可以信托的。”
2004年2月11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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