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未名诗歌节：答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问

◎臧  棣 

郭小寒提问。2005年5月 

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问（以下简称问）：未名诗歌节怎么给自己定位的?

臧棣：未名诗歌节一开始是由北京大学的老牌文学社团“五四文学社”创社的，胡续冬、姜涛、马雁、王璞等诗人都曾参与其中,可算是诗歌节的创始人。而且它也得到过一些诗人的鼎立帮助，如蒋浩就为多届诗歌节设计过颇有创意的海报。只是在今年，北大的中国新诗研究所才参与进来。如何定位，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的。不过，从开始起，它就具有自身的广阔的包容力，既为在校的年轻诗人提供展示的机会，又向活跃在诗歌界的不同派别的诗人敞开大门。从今年的情况看，它正在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庆典活动。

问：您在北大这么多年了，对未名诗歌节有没有特殊的感受或感情?

臧棣：对诗歌节的感受的确很特殊，也很复杂。总的来说，我会尽自己的可能来支持它的发展。

在诗歌节的最后一天，看到由王璞主编的诗歌刊物《未名湖》创刊，而且能印制得那样精美，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问：之前人民大学也办了诗歌节了，但是没有北大的那么有号召力，是不是只有北大才能办诗歌节？

臧棣：人大的诗歌节我也参加过。比如，2003年就去做过一个讲座。诗歌节是否有声势，有很多原因，跟由哪所学校来主办没有必然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经费问题。有了充足的经费，还必须有学校有关方面的支持。否则重重限制，也搞不起来。

问：据说这次拉了100万的赞助，怎么拉的，这些钱都用在哪里？

臧棣：好象不止是100万。我听到的另一个说法是：600多万，而且其中还不限于人民币。我不负责管钱。但可以肯定，钱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我们负责管理钱款的诗歌节的秘书恰好籍贯山西，是个理财的奇才，而且在写诗方面也天分极高。

问：据说要在北大成立一个诗歌中心，这个中心以后都有什么工作？

臧棣：北大诗歌中心去年6月已经成立。下辖四个研究所。就新诗这块，我们已创办一份新诗研究刊物《新诗评论》。第一期已在诗歌节举行了首发式。由洪子诚教授主持的“新诗研究丛书”也在4月份推出了三本新书。在这方面，我们拟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进行系统的、长期的合作。再就是由孙玉石教授主持的“新诗史研究”方面的工作也正加紧推动中，计划对“诗歌社团”和新诗历史上重要诗刊进行系统的研究。另外，北京中坤投资集团也资助我们的研究所设立了“北大中坤诗歌讲座”。据我所知，它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有长远规划的、专门的诗歌讲席。多多、荷兰学者柯雷、美国诗人阿法都曾受邀做过精彩的讲座。

问：是不是要一直办下去，你的动力是什么？

臧棣：肯定会一直办下去。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至于我个人，虽然我自认有组织能力，但生性喜欢独处。我没有特别的愿望要诗歌节一定怎样怎样。

问：未名诗歌节除了把这些老朋友聚在一起外，是否也具有张扬某种诗歌理念的意思?

臧棣：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用诗歌节来张扬诗歌理念或诗歌理想都不是特别适合的。用诗歌刊物或诗歌结集来张扬诗歌理念，那才是有效的做法。诗歌节的作用是打造出一个尽可能开放的诗歌场景，营造出一种富有活力的诗歌气氛。但也不必讳言，由于它的主办者具有一种极其特殊的身份特征（北京大学），它也有可能会构成一种天然的限定。比如，某些诗人就会非常自觉地不参加未名诗歌节。这既是出于他们自认的阵营感，也出于一种荣誉感。对此，我很理解。有时，我也会这样做。

问：您是怎么邀请到这些诗人的，他们分布在五湖四海，甚至在海外？

臧棣：一般而言，未名诗歌节的邀请名单是由历届诗歌节的参与人员共同积累下来的，它包括姓名，电话，住址，电子邮箱，工作单位等等。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受邀请的诗人最好定居在北京，或期间恰巧人在北京。前几届，按程序，都是由主持的五四文学社社长亲自邀请的。这一届，由于北大新诗研究所的参与，我和姜涛、胡续冬拿了些主意，邀请人选可说是商议的结果。这一届诗歌节，由于北京中坤投资集团的大力支持，资金相对充裕，我们请了一些外省的诗人。重点是福建、东北、上海、四川、海南、。如舒婷、张曙光、桑克、默默、肖开愚、韩博、翟永明、柏桦、孙文波、多多、王小妮、蒋浩、拉家渡，等等。下一届诗歌节，就会优先考虑其他地区的诗人。

问：你认为一个诗人跟他的语言环境关系如何?

臧棣：这个问题有点大。但我的一个最根本的想法，简略地说就是，是诗人创造语言，而不是相反。举希腊的例子，可以这样表述：是荷马创造了《伊里亚特》，而不是希腊语创造了荷马。当然，从语言的社会学的角度看，说语言造就了诗人，似乎更近情理些。但一个诗人和语言的关系不是由是否符合情理来决定的。现代诗歌的一个基本的定义之一是，诗人决定语言，甚至是决定语言环境。说到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但丁的例子。但丁在拉丁语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环境里，用意大利方言写出了《神曲》，那确乎是一出严厉的喜剧。也可以说，但丁用自己的身体为意大利诗歌所用的语言奠定了一块基石。近一点的例子，是由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阐明的，他说：我走到那里，德语就在那里。也不妨说，一个优秀的诗人本身就是一个自在的语言环境。所以说，这是一个选择立场的问题。就当代中国诗歌而言，我觉得，有一个倾向不是特别好。大多数诗人的写作太依赖自己与当下的语言环境的关系，生怕自己落后，生怕自己不够远离西方资源，生怕自己不贴近当下的口语。我自己的直觉是，好的写作不能太依赖时下的语言，特别不能迷恋当下的语言环境。用阿多诺给现代艺术下的一个定义就是，作为一个现代诗人，你必须改造你的语言。我想补充的是，如果必要，还得改造你的语言环境。

问：把您看作是知识分子诗歌的代表人物.未名诗歌节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诗歌的盛会?

臧棣：我不是知识分子诗歌写作的代表人物。如果有评论者或读者愿意这样看，我不反对。我只是在一个特殊的论辩的诗歌场合里，对一些自我蒙昧和自甘蒙昧的诗歌主张，表明了我的审美态度。说到是当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假如具体到一些诗人，比如陈东东的诗，我喜欢读。如果是欧阳江河的，我觉得确实装样子的成分多了些，而且在技艺上，确乎有很多是西方趸来的夹生货。

问：所谓民间的诗人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没到场,是您没有邀请他们吗？传说诗歌界派系纷争很厉害，是真的么？

臧棣：先说说如何看待公共的社会活动的问题。一次公共活动，说缺了谁就怎样怎样，这很容易导致偏颇。这就好比说诺贝尔奖没给托尔斯太，就失去了基本的文学威信。这样的说辞，听起来像怨妇的。未名诗歌节尽可能地、宽容地向不同倾向的诗人开放，但它也不是一个和稀泥的地方。就目前的诗歌场域而言，它也不可能是什么“团结的大会”。是否受到邀请，有人为因素，但也很随意。也不乏戏剧性的插曲，比如，这次受邀请的诗人默默，如果按所谓的阵营分类，似被归在“民间派”内。他来北京也遇到了另一群民间诗人，说他接受邀请等于被我们收编。默默哈哈大笑，讲给我听，我也哈哈大笑。心里道，优秀如默默，岂是一个什么什么诗歌节就能搞定的。这些闲话都是些过眼就眼云的东西。

问：您认为自己是一个怎样的诗人？

我是一个有远大的诗歌理想的诗人。没办法，在成长的青少年时期，我一直就接受必须有“远大理想”的教育。所以，成年后，一旦认真对待诗歌，我发现诗歌值得我远大。

问：您是北大的老师,您手下的学生都写诗吗?他们有无参加这次诗会?您是否鼓励提倡学生写诗?或者在诗歌在校园的流传？

臧棣：写诗在什么地方都是很边缘的、很个人化的事情。在北大也不例外。吊诡的是，我手下的学生都不写诗。但是，我教过的一些学生写诗，有的已经写得非常不错。如参加这次诗歌节朗诵的王璞，黄茜、吴向廷，等等。我经常对管他们叫“校园诗人”的行经感到愤怒。他们绝不是校园诗人，他们就是诗人，感觉敏锐，才气勃勃。只不过碰巧还在大学读书而已。奥登当年在牛津上学时，就已经是英国一流的诗人了。我们的诗歌界应该比以往更认真地对待在学就读的诗人的东西。不能再用“校园诗人”这样的称谓打发他们的创作了。说严重点，那就是一种犯罪。

问：你觉得诗歌节这界办的成功与不足在哪里？

臧棣：我说的已经太多了。让我讲点俏皮的，放松一下吧。这次诗歌节的不足之处也就是它的成功之处。

问：今年春天各地举办了各种诗歌节，是否意味着诗歌的黄金时代又要到来了？

臧棣：当代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那是发生在诗歌内部的事情。现今的诗歌节不过是物质时代一些浮标。但它也有自己的价值。

问：您怎么看诗歌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和诗歌今后的发展？

臧棣：在诗歌史的评价领域里，除了洪子诚教授真心实意地高看当代诗歌外，似乎大多数人一直认为当代中国诗歌处在所谓的人云亦云的“危机”或“低谷”里。这可以是一种最大的文化偏见。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是，当代中国诗人写出足以值得骄傲的、优秀的诗歌。

（来源：文学自由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