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化的迷宫

作者：张远山

《文化的迷宫》张远山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定价：18.00元　　

《寓言的密码》张远山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定价：18.00元

记者：《文化的迷宫》是你写作进入第十一个年头的第一部作品。回顾第一个写作的十年，你并未计入自己与周泽雄、周实两位合著的、轰动一时的《齐人物论》。你认为自己一直以来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的“资本”是什么？仅仅是因为你有直接而细致的文本阅读，而且是“没有执照的作家”吗？在一个人情社会里，你是否也有自己无法尖锐批评的文坛人与事？

　　张远山：其实批评在我的写作中所占比例很低，但批评总是容易引起关注，所以不少媒体喜欢封我为“批评家”。《齐人物论》是计划外的产物，并非长期积累、反复推敲、逻辑自洽的文本，这违背了我的写作宗旨。

　　批评家通常都眼高手低，因此常被反唇相讥为没有批评的“资本”，尽管这种反唇相讥并不合法，批评的神圣权利也不因手低而丧失。因此，我的批评“资本”并非手不低，而是从不粗制滥造，同时也欢迎任何批评意见。幸运的是，我的尖锐批评从未遭到过反唇相讥。然而不幸的是，我的点名批评从无任何回应，这是批评史上较为少见、发人深省的现象。

　　对我而言，从来不存在“无法尖锐批评的文坛人与事”，只有懒得批评的文坛人与事。我的尖锐批评在人情无处不在的中国社会里，当然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只会带来诸多坏处。好在我没想得到写作本身以外的任何好处，所以我永远直言不讳。

　　写作本身的愉悦，是命运对我的最高奖赏。而我愿意把这种愉悦与读者分享，转化为阅读的愉悦。或许读者的愉悦比我的愉悦更纯粹，因为写作还有无穷无尽的痛苦和难以逾越的困难。

　　记者：在书中，你的代表文章如谈“中国历史五阶段论”的《告别五千年》，题目的切口还是很大的，你在文中也比较喜欢使用全称判断，而这往往成为你所“鄙夷”的学院派的“大忌”，很多大学者往往终其一生都在研究某个很小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文中的“大”？

　　张远山：第一个十年是布局阶段，所以比较宏观；第二个十年是中盘阶段，会更为精细地展开和深入；第三个十年是收工阶段，才会完整推出自己的哲学著作。你也提到了“学者”，我不是分工过细、壁垒森严的现代专业意义上的“学者”。我并不治任何一门学者之学，我治的是无所不包的哲学。没有独特的宏观把握，就不可能创立有价值（起码有新意）的哲学。

　　我的新道家哲学，以先秦为源头，所以我用力最勤的是先秦诸子之学，庄子和公孙龙被我视为两位思想先驱。第二个十年的主要写作计划就是完成《庄子奥义》和《公孙龙子奥义》这两部哲学专著。我制订的是一个从表层到深层、由宏观至微观的写作计划，希望有人持续关注我的思想探险。

　　记者：你对道家、名家和墨家都相当推崇，这些思想流派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为什么都“良币被劣币驱逐”，没有发挥应有的生命力？它们有无可能重新崛起？

　　张远山：儒家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中永远的学院派，你提到的“人情无所不在”就是明证。道家、名家和墨家等诸子百家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中永远的非学院派。儒家劣币驱逐诸子良币，是两千年中国文化衰亡史的核心情节。

　　编入《文化的迷宫》上卷的拙文《江湖的词源》其实已涉及这一问题。儒家学院派，我称之为庙堂派，非儒家的非学院派，我称之为江湖派。

　　中国现在太多庙堂派伪知识分子，而太少江湖派真知识分子。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艰难转型，必将导致庙堂派伪知识分子逐渐淡出中国历史舞台，也必将导致江湖派独立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只有江湖派独立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才能确保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是在文化的迷宫里复制汉唐盛世，而是超越汉唐盛世，走出文化的迷宫。

　　只有杀死牛头怪，才能走出克里特迷宫；只有走出克里特迷宫，才能向雅典扬帆远航。我的终极目标，就是找到走出克里特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特约记者/燕舞


载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