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访谈录》和尚明德

作者：廖亦武



有的人，是天生注定要做传奇人物的。 

譬如我这次要写到的和尚明德，就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江湖上，号称“马贼”。 

马贼祖籍贵州，1960年出生于四川省大凉山的雷马坪劳改农场，父亲是根正苗红的管教干部，效忠党的劳改事业，与成百上千的苦役犯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却没料到自己疼爱的小儿子也长了反骨，最终由一个流浪汉诗人堕落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1986年，他北上兜售地下诗歌杂志，不料正撞上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马贼热血上头，曾在北京大学等高校朗诵诗歌；也曾混淆于大街上的游行队伍，领呼要自由的口号，不幸被挡获。有关部门迅速甄别，虽此贼身段矮小，面貌稚嫩，但不是学生，也无正式的工作单位。 

当时还没有自由职业者这个称呼，所以马贼作为最早的“三无人员”之一，其混水摸鱼的事迹上了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由于是小人物，不配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国家喉舌点名，因此就以“一个来自贵州铜仁的流窜了十几个省的社会闲杂人员”代之——到了1989年，更大规模的学潮席卷全国，“闲杂”一词通过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口，确定并扩散，沿用至今。 

闲杂先驱马贼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被判刑3年。1990年出狱，流窜的恶习不改，身无分文，豪情万丈，常把大好河山当做自家的庭院。有关于此，我在《中国底层访谈录》的某篇中记载过只鳞片爪：“圆明园画家村来了大帮不速之客，搭张桌子在外面狂饮免费啤酒。其中有个矮个子，频频起立，拧着啤酒瓶到处找人碰。遇见我，打雷般连吼：‘久仰！’‘诗人马贼！’朋友介绍说。但见此人浑身上下涂满花花绿绿的绘画颜料，腰间扎一草绳，一顶旧军帽翻戴，帽前写‘超越！超越！！’帽后写‘突破！突破！！’八个大字赫然醒目，吓坏了周围的绅士淑女……” 

时为1994年10月，我刚出狱不久，终日以吹萧卖艺为生，落魄也如一头饿狼，于是与马贼相见恨晚。至今记得他率领五匹狼，挨户踹门向穷画家们叫卖我的《萧和啸》的动人情景，一盘成本两元五毛的黑磁带，售价为20元，竟没人敢还价。 

光阴荏苒，打个盹就翻过了世纪之坎。某一天，我爸爸从自由亚洲电台收听到一起“颠覆国家政权“的集团案，其首犯居然是诗人马贼！据报道，这帮反革命分子还制定了政治及文化纲领，在地下刊物上发表了《宣言》，马贼因此被判刑5年。 

我大吃一惊，真是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一个糊涂虫诗人居然学会制定纲领和宣言了！我当即向老父亲表示了哭笑不得的心情。不料爸爸反唇相讥：“你不也是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么？“ 

又打个盹，马贼就被淡忘了，因为贵州诗人坐牢的大有人在，象元老级的黄翔，坐过六年牢，仍不见得有多清醒；而马贼虽与老黄有相似的谵狂，名声却小多了，或者谈不上有何上得了文学史的名声——直到2005年3月底，我在云南客居地和贵州画家片山不期而遇。 

马贼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仍旧披散着长发，肩头倾斜，吼叫着诗句。然而片山说：“马贼在鸡足山出家了，如今的法号叫明德。” 

“是么！”我被冷不防地骇了一跳。 

“我先出家，由于孩子还小，舍弃不下，就还俗了；马贼随后上山，与我是同一个师傅。他修行的根基比我牢，悟性也高，正式剃度才一年多，就受了比丘戒，目前称明德师。” 

“我与他10年没见面了。”我还有些魂不守舍，“没想到……” 

“我与你也10年没见，”片山感慨道，“大家都变了。比如你老威的长相，胖了，圆润了，两眼隐隐有慈悲透出来；而我和明德师也经历了一轮循环，寻着了归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应和道。内心却涌起寻访明德师的强烈欲望。 

鸡足山位于云南宾川县境内，为汉传佛教的五大名山之一。据片山介绍，从山脚到山顶，原有72座庙，36座庵，香火非常鼎盛，却不幸遭遇了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浩劫，驱僧焚寺。终于仅存残垣断壁，荒蒿孤魂。“邓小平掌权，落实了宗教政策，山上众寺才得以在原址上重建，但由于资金、材料、工匠等问题，规模已大不如前。” 

“没人把这灭佛兴佛的过程写一写？” 

“出家人遵纪守法，不与世俗政权对抗。你打人，我念阿弥陀佛；你烧寺院，我也念阿弥陀佛。文革中，曾有一位高僧大德自焚护塔，后来众僧就一遍又一遍念经超度他去西方极乐世界。” 

我刚要继续追问，片山却转移了话题：“你应该见见我师傅，真正的大德，有不少文化人通过他皈依佛门。曾有一位象你这样的艺术家，一两个钟头内向他提了100个问题，他都圆满地回答了。” 

2005年4月15日上午，我和金琴、吴闯三人，带上录音录相设备出发。先乘长途客车到大理，然后转车，抵宾川县城，在一家清真馆子狼吞虎咽了一顿，又继续赶路，天黑尽时才拢鸡足山脚。我们一问门票，每人62元，感觉肉疼，我就用吴闯的手机给明德师打电话，几经周折，到底通话了，明德的声音低沉而平静，似乎当年的一切已灰飞烟灭矣。 

他的点拨与我们逃票的念头不谋而合，于是在山门外寻了一家下等旅舍住了。由于被子散发着浓烈的脚臭，我虽然疲惫之极，却几乎彻夜未眠。后来这种惧臭本能遭到吴闯的一再嘲笑，认为“底层作家的嗅觉终于贵族化。” 

访谈这种文字形式我已经用了十余年，与马贼即将久别重逢却使我首次产生映像记录的冲动。我把想法电子邮件给美国的北明嫂子，她回信强调在现代社会，映像记录有时甚至会超越文字。她谈到一个记录片，主角是柬埔寨人，是波尔布特政权种族清洗的受害者。他刚从大屠杀的血腥烟雾中逃出来，惊魂未定，此刻却坐在一只机动木船的船尾，面对摄像机镜头讲述着。脚下是时急时缓流淌着的湄公河，背景是瓦蓝的天空和两岸的丛林。马达声，柴油的烟尘飘升着，饶过讲述者的耳际，而镜头却一动不动，死盯着那一张幸存的、尚未摆脱死神的脸…… 

这一宿，我反复咀嚼着北明的信，并且通过咀嚼，看完了不止一个人的记录片，天大亮了，我抹了把脸，匆匆检点行装，三人就一道上路了。 

2005年4月16日早上8点左右，我们用罢早餐，在寺前村花50元钱，雇了一位70多岁的老村民作向导，就开始穿行密林。吴闯短衫短裤，一腔豪迈地走在前头，却时常因误入岔道而沮丧折回，大家的合力嘲讽仍不能阻止那种东北人自以为是的莽撞。我骆驼一般驮着三人的行装，和金琴亦步亦趋跟在老人背后，流了许多汗，却没感到有多累。老人戴着老花镜，因读过私塾，所以说话走路慢条斯理，犹如在自家院子散步，我们在横穿山腰时，路过了三四处庙和庵的遗址，老人说，都是58年大炼钢铁和文革时毁掉的，能否恢复，就看有没有大老板投资了；老人还指着一塌了半边的庙顶介绍，曾有两位和尚在里面上吊自杀，犯了出家人的忌讳。 

一直爬山，一直在密林里走，终于到了山梁，风如海潮一般，漫过山谷和树梢，呼——！呼呼——！！呼——！来了又去了。“好风！”我叫道。不觉歇步，抽出箫，由着风声，信口吹了一阵。吴闯急忙操机就开拍。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抵达千丈悬崖之下的某某寺。外貌如一幢普通平房的大殿里传出诵经之声，我未及放下背包，就奔过去，刚从门外朝里一瞅，一个粗眉大眼的灰衣和尚就从门坎跨出来：“老威！” 

我按捺不住地叫：“马贼！” 

“阿弥陀佛。你们稍等20分钟，待我下课休息再安排。“ 

20分钟后，明德下殿，他挽起僧袍，大踏步地赶来，这和周围出家人神定气闲的步态对照鲜明。随后，除了两个旧友的紧紧拥抱，其它都按寺院的规矩进行——叩见知客师；向大乘佛教净土宗的三祖师（即光明善导和尚、龙树菩萨、天清菩萨）顶礼；用素餐；拜会寺院住持某某法师。其时，45岁的法师正与28岁的藏地活佛辩经论道，有一些居士散坐旁听，氛围轻松，犹如一个大家庭。 

大约五点钟，功课告一段落，明德和他的师兄赶来拜见师父，极为虔诚；师父微笑指坐，我趁机将话题引向他，并在众人笑过一阵之后，向师父提出访谈明德的请求。 

师父道：“文人多年不见，访谈是自然的。” 

明德合十请道：“弟子不知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 

师父道：“我不管你该讲不该讲。” 

于是在当晚，明德破例没上晚课，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和拍摄。紧接着的17日和18日，我们又在镜头前交谈了4次。其间，拍摄者吴闯曾插话若干。 



老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明德：哪是头哪是尾呢？ 

老威：当然，在六道循环中，人生是没有头尾的。那我们就从童年说起。 

明德：我的记性比较糟糕，眼下能想起的，就是我的一个姨娘，打着一把花雨伞，在田埂上走。那时我大约五、六岁，觉得她的影子挺好看。我的童年一直在流动，沿着铁路线，因为我爸爸的单位是流动的。 

老威：你爸爸是干啥的？ 

明德：我父亲祖籍贵州，世代务农，50年代搞土改，阶级成分划为下中农。由于在斗地主中立场坚定，积极靠拢党组织，就受到提拔，走出大山沟，考入公安警校。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大凉山的雷马坪劳改农场做管教干部。在60岁退休回贵州之前，他几乎天天与劳改犯打交道。 

老威：雷马坪在劳改系统名气很大，十几年前，我在重庆市看守所时就听说过。 

明德：地盘极大，有两万多犯人，不知算不算四川最大的劳改农场，由于地处雷波、马边、坪山之三县交界，所以叫雷马坪。 

老威：你算监狱里长大的孩子，你还记得里面的情景吗？ 

明德：比较模糊。因为父亲总是带领那些被关押的人在野外修铁路。 

老威：劳改犯可以在“野外”工作？ 

明德：严格的说，是些刑期满了却无法回家的人。 

老威：就业人员吧？ 

明德：对，是刑满后，被强迫留下来的就业人员。在农场，除了犯人大队，就是就业人员的施工队，可以在外面搅活，增加农场的经济收入。我父亲带着这些人，餐风露宿地修铁路，我们作为干部家属，就随着他，几年中迁了好几个工地。 

老威：你在哪儿读的书？ 

明德：从凉山州迁移到宜宾一带，我就在宜宾一带上工地附近的乡村小学，与农民孩子混。我觉得这种童年经历造就了我朴素的本性，因为接近自然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要简单些。听父母讲，在两岁时，我就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那年父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得了一支大号红星钢笔…… 

老威：就是笔尖上点了纯金那种？ 

明德：对，在文革前，那是中国最昂贵的钢笔，价钱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而我却用钉锤，把这象征荣誉的奖品一点点砸成了粉末。当然，笔尖是金的，成不了粉末，但我也极有耐心地敲平它。当父亲回家寻笔不着，却在地上发现残骸时，浑身都气得哆嗦了，他捡起薄如纸的笔尖端详了一分钟，由于又要去开会，来不及收拾我，就狠狠地瞪我一眼说：“回来再收拾你！” 

我被吓坏了，就离家出走，沿着山区的崎岖公路，走了四、五公里。60年代的公路很窄，坑坑洼洼，并且还有带拖斗运原木的大卡车来来往往。而一个两岁的步子还不太稳的孩子，却在这种极危险的路况中，摇晃了几个钟头，抵达一个叫西宁的小镇。这是凉山州的一个不起眼的乡镇，我趴在镇头的石桥栏上看脚底的水，叫父亲队里的就业人员发现了。这人的名字我至今记得，叫谭少轩，是从山上下来采购油盐和蔬菜的，他远远望见会计的儿子，就跑过来捉住我问，两岁的孩子自然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把我放进箩筐，用一根扁担，和另一只箩筐内的生活日用品一起挑了回去——这段儿时记忆后来成了我闯荡江湖的原动力。 

老威：你父亲的专业是会计？ 

明德：是。后来我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差3分落榜，只能读中专，学的也是会计。 

老威：你出家后也任会计，算子承父业了。 

明德：寺院里的会计和父亲那种单位的会计是两回事。 

老威：你在凉山州呆了多久？ 

明德：呆到六、七岁，就出来，随铁路工地迁移，12岁又回到凉山州。当然，作为整体的劳改单位不变，可我们一家总是跟着父亲，从一个队到另一个队。有些情况我不能对你透露，因为出家人不与世俗政权对抗，况且寺院需要安宁。 

老威：我能理解。 

明德：我的家教很严格，我7岁时，曾私自拿了家中的7分钱，去买了几根生黄瓜，分给哥哥妹妹吃，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 

老威：你父亲脾气有点坏？ 

明德：可能与他的工作有关。他了解许多人是如何犯罪的，所以对未经允许，擅自动用家里和他人的财务这种错误，从根上就要杜绝。这对孩子以后的人生大概有益处吧。 

时间之水不间断地流淌，可剩下来的儿时记忆只有零零星星。跟着就是高考差3分落榜，遭遇了挫折。我对文学着魔是上中专的时候，天天跑凉山州图书馆，通宵看中外名著，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就把这种超级课外热情传染给同学，引起老师和领导的不满，想撤我的职，但群众不答应。 

老威：你这时开始写诗了？ 

明德：上中学就写诗，高中时，我给暗恋已久的一位初中女生写求爱信，把人家吓哭了。那时候校规不能谈恋爱，过了一个多月，她的母亲把我的情书上交到劳改农场，那边追查到子弟校，幸亏我已毕业了——这场单相思弄得我灵感大发，可能写了上百首诗，至今却一句也记不住。 

中专毕业后我曾在四川雷波县商业局和贵州铜仁县劳动局做会计，文学梦想令我厌恶写写算算的铁饭碗，于是就辞职出来闯荡江湖，身无分文地流浪，尽可能去多经历一些人和事。 

老威：这也算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风气，遍地都是诗歌流浪汉。当时我住在四川涪陵，一个极其炎热的船码头，却经常有你这样的家伙敲门，一进来，递上某一诗歌老大写的简单路条，打个拱手，就一屁股下去不动了。这一来，我就得酒肉招待许多日，去时还得奉上微薄的路资——我家客房曾有五、六个人同时打地铺——当然，我离家流浪也享受同样的待遇，80年代的车船票很便宜。 

明德：我是混火车的高手，从不买票。查票的来了，别人像鸡鸭一样躲，我却镇定地站在原地，一问票就答没有；问为什么没有，就答诗人没钱，又想坐火车游遍祖国大好河山，积累些灵感。在那个年代，这个理由是能得到人民拥护的。接着列车长会出面，提些文学问题，直到确认我不是冒牌货。 

我一生下来就随父辈跟铁路打交道，所以一上车，就如鱼得水，运气好，吃喝也混。即使被撵下去，也能保住诗人的尊严，没挨过揍，还能这号车厢下，那号车厢又上。四川我86年以前就去了，在万夏家里喝过酒，“马贼”这个绰号就是他送的，当场就乱糟糟的叫开了。我是南方人，却喜欢说自己是北方人民的儿子，因为北方人豪爽，喝酒干脆。西藏、新疆都是那时候去的，都呆了一个多月。我还进过西海固，就是张承志在《荒芜英雄路》中写过的村庄。睡在马槽旁边，裹着草，冷得丝丝发抖，但瞅见穆斯林顶着寒风，在稀疏的星光下走向礼拜寺，就莫名其妙的感动…… 

老威：这就是你最早的宗教情怀？ 

明德：文学情怀吧。在接触到佛之前，我对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有强烈的兴趣，直到今天，我也认为耶酥是了不起的菩萨，并为他那种博大的救世精神所折服。我多次出入教堂，划十字，聆听圣诗的合唱，但我还年轻，有热血，有脾气，还是想惊天动地一番。 

老威：于是就出了1986年的那件事。 

明德：虽然出了那件事，但我不懂政治。哪怕写过许多政治抒情诗的贵州元老级诗人黄翔，对政治也一窍不通。他坐了六次牢，现在流亡海外，可他人生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是诗歌事件，比如组织“天体诗团爆炸”之类。 

老威：你与黄翔有相似之处吗？ 

明德：他是大诗人，1984年我乍一听说就如雷贯耳了。而我是行为主义诗人，许多人都认可，比如黑大春和俞心焦就一再说，马贼的行为就是诗。有一次，我们一伙人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去宣传诗歌，当挤进学生食堂，里面有两三百人，个个都是自大狂，谈天说地，喧哗打闹，没谁在乎我们的存在。诗朗诵不下去了，我就一时兴起，脱下油腻的老棉袄，挽在膀子上，轮几圈呼地飞出去。但见老棉袄如飞毯一般，贴着密密麻麻的人头陡然而起，旋过了整个空间，落到对面去了。所有人被惊呆了，食堂里转眼鸦雀无声，于是我打雷一般吼：“贵州诗人的大作，你们快听！” 

观众回过神，对我的杂耍报以连环雷一般的掌声，诗歌宣传大获成功，这一行为艺术通过众哥们的添言加醋，在江湖上传为美谈。 

老威：你的行为艺术代表作应该算1986年那件事，江湖上流传过若干版本，其中之一是，你在那年冬天去北京大学食堂朗诵《狼与梦》，拿出吃奶的力气上窜下跳，赢得阵阵喝彩。你在台阶上望见从天边涌来的人脑袋，心潮澎湃，一下子觉得民主革命的时机已成熟，就抖一抖浑身的野毛，开始发表推翻专制的演讲，煽得群情激愤。你就趁机振臂一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跟我走！” 

于是你昂首挺胸，脑门扎红布带冲在前面，领唱着《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真是一呼万应，队伍越来越庞大，终于穿越校园的林荫道，突破校方的劝阻，冲出大门，涌到街上。“要民主，不要独裁！”“废除终身制！”“自由万岁！”口号声此起彼落，惊动了警察，可在围观者组成的人墙前，全副武装的警察不敢公然镇压，只好改变策略，维持秩序，但对许多企图混迹学生游行队伍的闲杂人员却毫不客气，又打又抓。你这率众爱国的自由神就这样落网了，由此引发了导致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你的事迹还上了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明德：这个版本有一些混淆。首先，我是为了交流地下诗歌报去北京，会了不少诗人，也在北大、清华等地朗诵、喝酒、混日子。当时大学里文学社团多，气氛活跃，特别是胡耀邦在作家大会上公开说：“自由化不提了。”深得民心。我的朗诵事件（包括黄翔在京的朗诵）就在那种气候下发生的。稍后我去了上海，与一帮地下诗人混，感到气氛比较平静，不太过瘾，刚好从电视节目上感觉到北京的“山雨欲来”，神经就兴奋了，觉得自己在诗歌上影响不大，干脆去凑一把热闹。于是打点行装回到北京，一下子就撞上游行，我自然混进去了，但此次落网离上次朗诵诗至少间隔3个月。 

老威：你领呼“反动口号”了？ 

明德：激动过了。 

老威：什么口号？ 

明德：既是出家人，就不用再提了。 

老威：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怎么说的？一个社会闲杂人员混进学生队伍吼反革命口号？ 

明德：我已在牢房里，所以对事情的进展不太清楚。以后才听朋友讲，我的光辉形象上了中央电视台，我成了“社会闲杂人员”，还戴着手铐当众签字。大概政府把没正式单位的人都叫“闲杂”吧。 

老威：在1989年学潮中，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公众场合也一口一个“闲杂”，这个中国特色的名词一下子就流行开了，但只有我等地下诗人才晓得，它最早来源于诗人马贼。 

明德：我自认为不是搞政治的，所以气坏了，在北京某某看守所审讯两个月，我几乎不说话。大半年后我被正式叛了3年刑，押送回贵州，在凯里监狱服完了刑期。 

老威：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 

明德：阿弥陀佛。 

老威：请了律师吗？ 

明德：流浪汉哪有钱请律师？况且，我看过许多诗和小说，觉得诗人坐牢也是一种体验。我经常笑，审讯人员不晓得为什么笑，其实我在想父亲，他就是管劳改犯的，如今自己儿子要劳改了，不知他怎么想？ 

老威：牢里的状况如何？ 

明德：在文学时代里，诗人坐牢待遇还可以，没挨打。至于其它，我本着出家人不议论朝政的原则，不便谈。总之，那里面没有诗情画意，我自小在劳改场所长大，本能就懂得适应环境，老实劳动。 

老威：没写诗？ 

明德：一句也没写。 

老威：没打架？ 

明德：无架可打。 

老威：你那么早就修炼到家了？ 

明德：在外面，诗人酗酒、打架是时尚；在里面，没酒，也就没刺激，不写诗也就不乱想，完全变成标准的犯人吧。我还坐在牢里，从电视上看1989年的学潮，感觉有点恍若隔世。 

90 年出狱，我遇上了我的前妻，她是某某学校的体育老师。酷爱文学，崇拜传奇人物。那时我已够传奇了，可我哥哥在她跟前还添枝加叶，弄得我们见面之前，她就仰慕已久。稍后恋爱、结婚，并一起去深圳打拼。我的想法和许多文人一样，下海挣够一定的钱，再回头是岸。但我前妻比我更适应89后的商业环境，1992年，我们宣布离婚。为了保护她，我要求见一见夺走她的那个男人。她说：“你不要动手打他。”我点头；于是情敌相见，却没有分外眼红。我握住那人的手问：“你很爱她吗？“他答是；我又转头握住前妻的手问：“你爱他吗？”她也答是。我确认无疑了，就象神父一般宣布道：“好的，但愿幸运降临到你们头上。” 

我情绪平静地走开了，一直回到我的住处，在深圳大学的一个空房间。突然感觉万念俱灰，诗歌不见了，伟大、崇高、真理也不见了，流浪和家乡也没意义了。我是如此眷恋她！我不能没有她！一个诗人因为诗歌和坐牢，得到一个女孩子的崇拜；为了共建美满的家庭生活，又去闯荡发财，结果却两手空空。爱人一走，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我骂自己弱智，就疯狂地寻碎玻璃，想割脉，还想上吊，还去扯电线，跳了几下没够着，摔下来，脑袋撞了一下。可轰地一刹那，心里闪过一念头：“我凭什么为一个女人，特别是已经不爱我的女人自杀？！” 

老威：你清醒了？ 

明德：应该是我的保护神出现了，当时没意识到，我的保护神就是观世音菩萨。随后从深圳败退回贵州，与诗人画家们厮混，渐渐出了人生的低谷。 

老威：你与片山在这段时间认识的？ 

明德：我的事迹在江湖上已传开了。有一天，他顺着诗人南鸥的指点：“对面街上那个疯子就是马贼。”立即穿过马路，拦住我的去路说：“几个兄弟在那边喝酒，敢不敢去？”我当然敢去。于是喝到半夜，敲桌子唱崔健的摇滚，把老板和服务员都感染了，不做生意了，光着膀子和我们一起玩。 

之后，又与四个穷得半疯的画家一道闯北京，没路费，有人就出主意，让我醉了后去找贵阳最大的黑社会头子借。当时那人在夜总会指挥小姐，我就直楞楞地拨开人群过去，摊开手大吼：“我们几个人要上北京去搞艺术，想让你资助一点路费。” 

都以为我会被爆打一顿，或叫捅几个窟窿。可没料到，我不仅不损毫毛，还真“借”到了1500元钱。于是马不停蹄地上京，难民一般四处打听，才进驻圆明园福缘门的画家村，租了一大间村民房，五个人打通铺。由于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挂了个木牌在外，叫“五匹狼画室”。 

接下来的情景你在《中国底层》里写到过…… 

老威：那天上午11点我去“五匹狼画室”，一进门，地铺上的五匹长发披肩的狼才起身。你拨开我出门，在自来水管下冲脸，顺便把食指戳进嘴巴抠几下，算漱了口，才冲我嘿嘿笑。问：“吃了没？”手里却明明只有一包方便面。 

明德：那段日子比你想象的还要穷，村里曾经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警察扫黄，在画家村附近捉了一个三陪小姐，就带回派出所审讯。警察问：“喂，你和商人搞过没？”小姐理直气壮地答：“当然搞过。”“和民工搞过没？”“也搞过。”“卖菜的？”“也搞过……”小姐有些气短。“和村里的艺术家也搞过？！”警察突然吼道。 

“没搞！”小姐的吼声比警察的更大，“你把我当什么人啦？” 

老威：艺术家就这么不值钱？ 

明德：比大白菜还贱，我们经常饿得几天不出门，一把挂面一撮盐，熬成汤给大家喝，哪还有钱嫖鸡？不过也有贵人突然降临，放下一大袋米，什么话也不说，转身就走。这类行为会让我们的精神升华很久。我写过不少诗，也在王强主编的《大骚动》上登了一些。后来，圆明园被警察扫荡过好几次，画家们象跛脚的鸭子，被赶﹑ 被成批地收容。我感到再混下去有危险，就出了村，骑一辆破自行车，准备流浪全国。我的第一站是天津，身无盘缠，我就按上海诗人王一梁的主意，卖诗。即沿途朗诵、游说的同时，把诗句写成小纸片，什么月亮、星星地瞎扯一两行，下面写“请赞助五毛钱。”我从北京跑到广州，兜一大圈，从云南折回贵州，头发都拖过腰了。 

老威：画家村什么时候被荡平的？ 

明德：1995 年冬天，我离开不久。在路上我继续创造传奇，比如我身无分文，还上公共汽车，那种野人的气质，把乘客给镇住了。售票员问票，我坦然面对，说：“我没钱，但要去火车站。”于是售票员就闪开了；跟着混上火车，遇查票，就高声宣扬自己5个月骑车漫游的壮举，引起一片惊叹，吃喝又有了。 

老威：你这么一个习惯流浪的诗人，怎么会又陷到一桩政治案里去呢？ 

明德：阿弥陀佛，我又被政府给误会了。如果说第一次还有点不成熟的冲动，还想凑热闹，那么第二次的确想振作起来，做一点文化上的事。大约是1997年2月份，我离开贵阳，去北京呆了几个月，决定和一些朋友共同弘扬老庄精神。 

老威：你在北京先找的谁呢？ 

明德：我在流浪途中积累了不少人际资源。和我一起的老熊就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他认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老子和庄子被忽视，其实他们的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所以，需要有人来公开复活老庄思想，作用于现代人，以重建一种无为的和谐。 

老威：老熊是你的第二被告？ 

明德：老熊是理论家，负责起草文化宣言，我没这方面的头脑，就负责联络和迎来送往。这件事在口头阶段就夭折了，到这儿走过场的诗人和作家有一些，都被老熊的雄辩所折服，但我们哪有实际运作的能力？ 

后来诗人愈心焦歪打正着地进来了。他会朗诵，有激情，在江浙一带的大学生中有很大影响，他一来，气势就来了，好象是一面文学旗帜在迎风飘扬。我趁机成天灌酒，清醒的时候较少，那段日子到底接触了多少人，我至今都讲不清。 

老威：你们当时在哪儿活动？ 

明德：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 

老威：俞心焦被判刑，罪名好象是强奸。 

明德：江湖上传说是政府栽赃。因为老愈特会煽情，他搞了一个文化复兴运动，其实就是个纸上的东西，诗人的癫狂，但警察认为是件特别大的事。老愈在北大还被不明身份的人爆打，弄瞎了一只眼，狂劲依然不减。 

老威：愈心焦被判了8年吧。 

明德：对，掰着指头算，80年代以来，诗人被专政的还不少。 

老威：你们的案子和愈心焦没牵连？ 

明德：有一定的气场。也就是说，老俞使我们的头脑升温了。后来，老俞利用他的影响，筹了一些钱，印了本大家的作品合集。这只是名义上的合集，从目录上看人多势众，其实俞心焦的私货就占了60%的篇幅——长诗、抒情自传、鼓吹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理论等等。当然，老熊弘扬老庄的文化宣言也登在上面——这就出了麻烦，国家认为这本集子里有文化以外的非法内容。 

老威：什么时候？ 

明德：97年秋天开始活动，98年春天就出事了。 

老威：那首犯是俞心焦？ 

明德：老俞当时漏网了。问题主要是老熊起草的宣言。热闹了一阵，大家就散伙，没谁意识到有麻烦。我和老熊已回贵阳，正无所事事地喝酒呢。突然有一天，我在家门口撞上几个便衣，为首的问：“你是马贼吗？”我答是；他说：“请跟我们走一趟。”我楞了，就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是负责国家安全的。”既然是这样，作为守法公民，我只好跟他们去。与我同行的三个朋友也栽进去，审查了三天，确与案情无关，才释放了。 

我一肚子气，如果第一次还有凑热闹的冲动，那么这次，我是一门心思搞文化，并且是出世的老庄文化！所以，整整两个月，我要么一句话不说，要么和审讯人员吵架，我的脾气大得惊人，你要给我扣帽子，我就给你反扣回去。某一天，他们终于终止审问，说问题查清楚了。 

我在贵州省看守所关押了一年多，然后出庭，大约半个小时就完事了。一个星期后下发《判决书》，获有期徒刑5年。我不服上诉，减了一年半。 

老威：江湖上传说你本来事情不大，却因为“咆哮公堂”，辱骂法官，被人家桌子一拍，就重判了。 

明德：后来听上诉律师说，我在法庭上的态度的确严重影响了判刑。我没罪，连一点动机也没有，公诉人却偏要那么指控。 

老威：你是怎样咆哮的？ 

明德：我已经出家了，眼下再去叙述这一过程，又会涉及对当政的态度，所以，你们能理解吧？ 

老威：你的语言很激烈、粗暴吗？ 

明德：我的辩护用语挺文雅，但我的态度，包括肢体语言很丰富，象在朗诵诗，把句子哇啦哇啦地拍出去。真是恍若隔世，因为自己陈述的和法官说的根本不是一码事，我们互相听不懂。后来他就不理我了。 

老威：这也算一次行为艺术了。 

明德：的确，因为就算罪名成立，也是老熊的文化宣言犯了禁，可他关了三个月就放了。 

老威：据某某说，他一进去就与审讯人员辩论，口若悬河，结果化敌为友，审讯人员被他的理论素养折服，也信了老庄。 

明德：不错，他折服了人家，关三个月；我折不服，就判5年。 

老威：除了你们俩个，这个集团案还有谁？ 

明德：贵州就两个，其他省就不知道了。 

老威：你有律师吗？ 

明德：一审没有。上诉时，问我要不要？我就反问：“什么样的？”意思是收不收钱。回答：“指定的。”我当然要了。没想到，却是位大律师，在省内非常有名，老百姓送了他不少锦旗。 

老威：你的运气不算太差。 

明德：佛报不浅。《判决书》一到手，我就写上诉状，16开的纸，写了满满11页。我把二十几年所学的文学、哲学、宗教知识全用上了，从东方阐述到西方，从古代搞到当代，真是思若泉涌，才比天高…… 

老威：这太可笑了。 

明德：为什么？ 

老威：你是为弘扬老庄的文化宣言辩护，而老庄的精髓就是无为，既然“无为”，为何要为自己辩护呢？ 

明德：不错，如果老子或庄子站在法庭上，不管法官说什么，他们都肯定不吭声。但我哪有这个境界，连皮毛也是仗着记性好，照搬的。 

老威：可老庄想不到，你在几千年后，为他们的学说坐牢。 

明德：当作修炼吧。我在牢里读了不少书，朋友们送进来，我通宵地看。号子内要值夜班，守死刑犯，有时我就把几人轮值的班一个人包下来，从夜里到天亮，呆坐六、七个小时，或看书，或苦思冥想。周围都是刑事犯，很普通，却因为种种原因犯了国法，葬送掉人生，挺令人悲悯的，阿弥陀佛。 

老威：你在牢里就与佛教结缘了？ 

明德：是的，朋友们送进来一些书，其中有学佛的。2001年开春的某一天，我心中蓦然产生一个念头，就合掌向观世音菩萨祈祷：“菩萨啊，我实在不想在这儿熬下去了，如果您也觉得我坐够了，就用你的神力把眼前的铁门打开吧！”没想到，几天后，一纸裁决下来，我的刑期减掉一年半，真被释放了。 

出狱后，我从老家给律师提了一口袋红皮花生米，登门致谢；律师却鼓励我，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老威：你见着你的同案犯老熊了？ 

明德：当时没有。两三年后相见，大家都皈依佛门，只谈学佛心得，决口不提往事了。 

补遗： 

我们应明德和尚的挽留，在某某寺住了三天，由于朝山的居士较多，除了金琴宿寺下的尼姑庵，我和吴闯就客随主便，睡了寺里的正殿。虽然凌晨四点多钟就得和衣而起，腾出5点正式开始的早课地盘，但明德说：“这是特别大的佛报，我刚剃度时，就睡了两个多月的大殿。” 

我还身裹袈裟，踞于明德旁边，做了两个早课。这是我一生中最奇异的经历之一，起首的中年和尚，一边缓缓击钟，一边呤唱着古老的诗句，与寺庙上空的绝壁和星空遥相对应，令人感动或感伤，明德解释说，这种形式叫《叩钟句》，即以叩钟的节奏呤诗。 

接着是鼓、疏密有致，在天地人之间引起共震。应着鼓声，和尚们双掌合十地鱼贯进殿，礼佛毕，各就各位；鼓声变幻着，逐渐消沉而隐逸，再下来是磬和木鱼，再下来是嘎然而止。默祷。处于核心的领诵和尚用捏细了的嗓子念道：“南无阿弥陀佛……！” 

和尚和居士们立即依韵律跟进，先汉文，后梵文，转番若干遍，持续了两个小时，中间穿插了若干礼佛的仪式，我笨拙地模仿，沉侵在一片虚拟的天国中。 

据了解，马贼与某某寺结缘于另一位艺术家，两人曾一同流浪，一同惊世骇俗，马贼出狱不久，在万念惧灭中得知某某在此出家，法号德洪，逐循踪前往，皈依佛门，并拜某某寺的住持法师为师父。但在几年之中，马贼几起几落，几上几下，足见骨子里的野性难驯矣。 

我对住持法师也有短暂的访问，我以为他更象依旧在寻找人生真谛的知识分子，其神态因过分操劳而显得疲惫，但双目炯炯有神，语气执着。他在宣扬了20多分钟佛理之后，方告诉我，马贼在山上做居士的头两年，人在庙里，心还在社会上，整日躁动不安，甚至不守清规，一会儿上金顶发呆，一会儿下山脚祝圣寺游逛，“本该逐出山门，但我还是不忍。” 

“后来呢？” 

“他已经无路可走，除了这儿，他能到哪儿去？”法师叹气道。“所以有一天，我点破了他，我说，马贼，我也救不了你，我没那么大能耐。马贼一下子就愣了，跟着泪流满面。我又说，你可以回家，想通了又来。” 

“他回家了吗？” 

“他出家了，受了剃度，还受了比丘戒。不过，路还长呢。” 

我曾经问明德想过家吗？他答：“我担心父母找上山来，因为引我进寺的德洪还俗了，他爱他的女儿，某一天他老婆抱女儿上山来，他就受不了。所以我坚决回避任何亲属，来了也不见。听人讲，我母亲很生气，她说，就当这个儿子已经死了。” 

“你难过么？” 

“我心里一阵轻松。母亲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阿弥陀佛。” 

净土宗里有一种修炼密法，称《般舟行法》，其要旨就是在15步的距离内，昼夜不停地来回走，昼夜不停地念佛，直至3个月甚至半年。某某寺里不少出家人行过这种密法，连每日必须的饮和食都得站着。明德也行过，他说：“比行3天、7天的要强些，我行了9天，终于见着了观世音菩萨的金身。” 

他还说：“总有一天，我会在师父老人家的加持下，行够3个月。我目前的层次还达不到，不过，许下这个愿，我终会还的。” 

“阿弥陀佛。”我不禁合掌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