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

——为亡友吴兴华画像

作者：郭蕊

“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这是鲁迅慰问友人许寿裳悼亡的信中的警句。没有母亲的孩子是不幸的，父母双亡则更加不幸。朋友之中，吴兴华(生前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西语系副主任)和吴允曾(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系教授)都是早失怙恃的孤儿，两人在学术上各有成就；区别在于前者兄弟姐妹众多，手足之情最笃，后者独身一人，了无牵挂，真如闲云野鹤，随遇而安。我觉得在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奋斗和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学习，值得我思索。尤其是吴兴华，他死得太早(还未满四十五岁)，太突然，凡是知道吴兴华的人，无不为之惋惜。说起来已经整整二十年了，1966年仲夏，瘦削如修竹的吴兴华，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的狂飙中，昂首而去，抛下了贴满封条的四壁图书，抛下了两个女儿，一个是小学生，一个还在幼儿园啼哭。

谁能为吴兴华写小传呢？最好是由从崇德中学起就同窗，1939年又同寝室的孙以亮(孙道临)，或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后来又同事的宋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红学家) 来写。我认识吴兴华较晚，是在1941年秋天。起先是从读他在张芝联主编的《西洋文学》杂志上发表的译诗开始的。十九岁的吴兴华，译笔流畅高雅，节奏自然，巧妙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与韵味。他的才华在同辈中是罕见的，早在1937年夏天，他已在上海《新诗月刊》上发表了长诗《森林的沉默》。当时，他还未满十六岁，刚从中学毕业。

这个身材又高又细的少年诗人，初如燕园，便崭露头角，显示出非凡的学习外语的才能。他原有的扎实基础是英语，第二外语学法文，以惊人的进度达到了熟练的水平，接着又学德文，意大利文，在班上的成绩都是最优等。他还以余暇学会拉丁文，能阅读诗集。同学之间，在才力和思想上的交锋是非常敏感的。宋淇有个绝妙的比喻：他说自己和兴华一起攻读，真像 “虬髯客”遇到 “真命天子” 李世民一样，自叹不是他的对手。宋淇的话很幽默，但并不夸张。兴华读书时，注意力高度集中，过目不忘，而且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他到图书馆借书，一次要借十本，出纳员不准，按照规定，只限借三本。他说“我不带走”，就坐在书库里面看。不到闭馆时间，十本书的主要内容都已纳入他脑中，从容把书交还出纳员，出馆找人打桥牌去了。

兴华有一双音乐家的耳朵，辨别声调，节拍之细致处，不亚于“顾曲周郎”。宋淇记得, 有一天一位美国教授在黑板上抄录了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兴华当场指出某一行一个词的ed, 应作'd, 因为ed有轻音，这样就使得那一行诗由十个音变为十一音，是错误的。这位教授大为惊讶，不相信这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小青年如此细心。查对原书，果然证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此以后，他对这个说话还带着尖锐的童音的高才生，便另眼相看。

兴华上大学时，家境贫困。他原籍杭州，父亲生前曾在塘沽、天津一带行医，后来又在北京开私人诊所。父亲骤然去世，家道中落，对这一大群犹在稚龄的子女是个沉重的打击。兴华外貌文弱，性格坚毅，不向贫困低头，顽强地继续攻读，从不在人前露出经济拮据的窘态。相反地，他眉宇开朗，态度乐观，最爱讲笑话，尤其是打桥牌的时候，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他最欣赏舒位和王昙，或许是同情他们穷愁潦倒的身世。兴华的牌艺极其高明，无论和谁搭档，都能百战不殆。

道临在一次来信中提到他和兴华同屋时，“只见他手不释卷，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且记忆力奇佳，真有过目成诵之概。”道临说得好，“兴华译笔之所以如此凝炼自如，传神畅达，和他在我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深厚修养是分不开的。”那一年他们住在如今称为“健斋”的“六楼”。走过他们窗外的人们经常听见窗内笑语声喧，原来是兴华又在跟人打赌。他的书桌上摆了许多诗集、诗选如《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之类，谁如果随手翻到某页，读出一句诗，而兴华说不出上、下句、诗题和作者就罚款两角；否则对方出钱买大花生请客。你若不信，推开房门，到处是扫不完的花生壳。

当然，少年气盛免不了有点自炫心理；不过，兴华读书的钻劲谁也比不上的。宋淇确知当时燕大图书馆、国立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各种诗集、诗选、诗话，兴华几乎全部过目。他的兴趣极为广泛，曾从张孟劬老先生读《公羊传》、《谷梁传》，又从邓之诚教授治史。自古以来，“敏而好学”，难能可贵。兴华就是一个勤奋好学的聪明人，而且能把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表现在创作方面，则是信手拈来，便成佳句；表现在翻译方面，更是挥洒自如，以最贴切的词语表达原作的精微之处，不回避任何难点。

我和兴华见面时，他已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助教。《燕京文学》上经常看到他的新 诗。他的诗清新活泼，赋予哲理，有一种内涵的美，正如丽质天生，无须粉黛。诗人是人类的童心。一般来说，诗人比较坦率，容易接近，和诗人交往是愉快的。读其诗如见其人。但是仔细想想，我对兴华这个人的了解是很不够的。故旧零落，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了解他？他的精神天地就像我们校园里的未名湖一样，波平似镜，深浅可知；而随着时令和气候的变化，风霜雨雪，自有难绘的千姿百态，不测之际，也能使人灭顶。一个摄影者来湖畔，可以从这个或那个角度，拍摄水塔的朦胧倒影，花树掩映的岛亭或是阅尽人间沧桑的石舫。但是谁能为吴兴华拍下全息艺术摄影呢？只凭我的几笔素描，会不会给别人，给后代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每逢我坐在未名湖南岸的花神庙前小憩时，心中往往涌现一种沉重的历史感。 

从前，我常坐在花神庙前的石阶上换冰鞋。记得最后一次在湖上溜冰，是1941 年12 月7日，星期天。翌日清晨，珍珠港事变已经发生，学校则还在按时上班上课，钟亭的大钟每隔半小时依然悠悠敲响。日军突然把校园包围，严禁出入。当时我正在图书馆采编部仔细审阅书商送来的善本书样，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使我手足无措。学校被迫解散，由日军接管校园。几十名师生先后被捕入狱，其中有我的业师陆志韦教授和 “燕京文学社”的诗友道临（笔名孙羽）。 

这次震撼全球的事变，使已经破碎的河山，更加风雨飘摇。在这一天以前，刚刚回到母校不久的我和芝联，加上宋淇，兴华，同住在学校东门外赵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工余课后，谈诗论文，上下古今，当时的处境恰似筑巢危檐下的燕子，不知大厦之将倾。以后，宋淇因病南归。我们为了寻找工作，迁居城内。兴华自家没有房屋，双亲亡故以后，他和姐姐、弟弟、三个妹妹挤在东裱褙胡同“浙江会馆”的两间小屋 里，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道临与兴华同龄，惺惺惜惺惺，两人时相过从。道临多次去过兴华住的小屋。“那间陋室实在窄小。他经常搬张破藤椅坐在室外，而我们就坐在室外谈天，往往谈得很久，很久。”道临及记得1940 年有一天兴华告诉他，诗人南星 在北京，很想办一份同人诗刊，但是印刷费得大家凑，如果能售出几册，还能收回一部份成本。“于是我们每个人拿出五元钱，后来就印出一本刊名《篱树》的薄薄小册子。第一期的封面题字是碧绿色的，可惜只出了两期就夭折了。五元钱，在今天看来是区区小数，当时还可以派许多用场。处境窘迫的兴华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五元钱来载培我们十分珍惜虽则短命的《篱树》，真不简单。”道临语重心长地叹道：“这就是兴华，这就是当时的兴华给我的一种精神力量。” 

珍珠港事变后，我们这些被强迫遭散的燕京师生，留在北京要想找一个和敌伪不沾边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出狱后的陆教授听说出卖珍藏多年的书画度日。高名凯教授夫妇夜以继日地翻译法国小说。谁如果能教个家馆，就算运气不错了。兴华是怎样维持生活的呢？他与德国神甫合编一部德华字典，又参加了辅仁大学的《思泉》词典的变编纂工作，还为中法文化协会翻译了不少法国著名诗人的作品，都是中法文对照 的。 

生活的重压并没有使他其绥，改变常态。他不是“不修边幅”的文人类型，头发总梳得整齐光亮，面颊没有胡子茬，从来不戴帽子，哪怕是在寒冬腊月。他踏出房门时，必定哼两句喜欢唱的英文歌曲，虽然并不十分悦耳，但多少年后，只要提起吴兴华，那两句歌词似乎还在耳际萦绕。 

说来好笑，兴华什么时候拿到稿费，我差不多可以摸出一条规律。你听他急急忙忙把自行车推进我们的小跨院，还没迈进门槛，就兴冲冲地喊道：“我给你们带杏仁饼干来啦！”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什么都不在意的兴华，惟独记住芝联爱吃杏仁饼干，在那样艰难的岁月，他这点心意，让人感动。当天晚餐，我无论做什么饭菜，他都吃得特别香，在牌桌上的兴致也格外高。 

四十年代初期，我们住在铁狮子胡同（张自忠路）对面的宽街，简直是在日本宪兵队的眼皮子底下出出进进。说也奇怪，虽然每隔几天，都有燕京师生来访，却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可能是距离越近，反而被忽视的缘故吧。那时候，道临也是我家的座上 客。他在没有成为一颗银幕上耀眼的明星之前，也走过一段坎坷的道路，两次无辜被捕，一次前面讲到了；另一次时1942 年底，唐槐秋主办的中国旅行剧团 在北京长安戏院演出，被日本宪兵队全部抓走，道临刚巧也在后台找熟人，一起遭殃。风采俊逸的道临，平素爱好诗歌、音乐，还会骑马、游泳，谁能料想得到，他在1942 年间， 为了自食其力，曾经割草养羊，并且亲自送奶到户，风雨无阻，一直坚持到他登上上海的话剧舞台。 

道临赴沪之后，兴华颇感寂寞，来看望我们的次数明显增多。不知何故，我发觉他有点变了，在架上翻书的时间多，不大爱说笑，牌瘾也似乎消失。有一天他忽然来借用一张软榻，我有点惊讶。这时，他才说出他最喜欢的三妹害肺结核死了。兴华把三妹的床连他自己的床都卖掉，才草草料理了后事。第二天，兴华把他家兄弟姐妹的合影拿来给我们看。我特别注意刚刚亡故的三妹，多么娇嫩美丽的一个姑娘！兴华说他母亲生前最爱这个女儿，全家都宠着她，在吃混合面的日子，有一星半点好吃的，都留给她。“可是她还是病死了，死得可怜，我真对不起妈妈！”从此以后，我们和兴华的交往，深入了一层；认识了他游戏人间的性格的另一侧面。 

祸不单行，半年之后，他的十五岁的四妹，全家最小的孩子也病倒了。医生确诊是肠结核，必须住院治疗。动手术，需要一大笔医疗费。费用之多把兴华吓怔了。他惊慌失措地来和我们商量怎么办。当时芝联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我在教家馆，收入有限。芝联跑进跑出张罗了一整天。钱凑齐了，手术也进行了，但终于未能挽救小妹妹的性命。接连丧失亲人的悲痛，使得兴华本来营养不良的身躯越发消瘦了。 

在这寒威肃杀的“三九”天，一个和煦如冬阳的朋友踏进我们积雪的小院。他就是道临在哲学系的同班同学，五百年前和兴华是一家的吴允曾。允曾的专业是数理逻辑，兴趣却在文学。他谈锋甚健，博闻强记，和兴华很对劲。他的来临是一个转机，使兴华的诗兴犹如禾苗返青。这段时期，兴华喜欢写七律，咏史怀古，对仗工整，运用典故不落窠臼。允曾非常赞赏，只要兴华拿给我们他的近作，允曾都能一字不差背诵下来，历久不忘。不过，兴华这种新倾向，不可能不影想他的新诗创作，明显地趋向格律化；而我则比较喜欢他早期诗作的隽秀的抒情气息，深邃的哲思。1942 年他 曾把一 本题为《西珈》的十四行诗集拿来给我们看，厚厚的一本手稿，钢笔字写得整整齐 齐。这本优美的抒情诗集是他的力作，如果真能问世，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工作者极生动的题材。其中第一篇在傅雷和周煦良主编的《新语》刊出，后来又在香港刊物上发表，引起海外学者的广泛注意。 

1985 年初，道临在封来信中说：“我此次在港，和宋淇兄谈起兴华。他说兴华曾与钱钟书先生对谈古诗源流，博学如钱先生竟亦不禁叹服，足见兴华之渊博精深。”钟书先生即爱才，又念旧。粉碎“四人帮”之前，钱夫人杨绛大姐对兴华的遗孀，由于同住一座宿舍楼的方便，关怀备至。 

记得我的一位老师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才德在我，际遇在人。才德逢际遇，方可言功绩。”兴华短促的一生，多灾多病，若非惨遭浩劫，如今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必能在诗坛上独树一之帜；更能为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作出卓越的贡献。他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还留下不少优秀的作品和译作，惜未成集。1939 - 1941 年间，他翻译了大量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他曾在《西洋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拜伦诗钞》、《雪莱诗钞》、《济慈诗钞》、《司各特诗钞》、《莫尔诗钞》、《丁尼生诗钞》、《叶芝诗钞》等篇章。他对以文字艰深晦涩著称的爱尔兰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 - 1941） 进行探讨，并重点分析了乔伊斯晚年的杰作 《为芬尼根守灵》 

（1939）。 1944 年德国文化机构出版了他编译的奥地利诗人里克尔（Bainer Maria Rilke 1875 - 1926）诗选。这是一部德汉对照本，目前哈佛大学图书馆还藏有一部原版。 

宋淇手里还保存兴华写的译序。建国初期，他曾任燕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院系调整以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英语教研室主任，西语系副系主任。由于生活安定，得以潜心研究但丁及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他与宋淇之间书信来往，总以讨论但丁居多，且已着手翻译。他还译过《歌德与艾克曼对话录》，未发表。他所译的莎翁戏剧《亨利四世》，于1957年出版了单行本。1957年以后，体质素弱的兴华，动了手术， 但仍孜孜不息工作到深夜。他曾删定莎翁全集为四册，菁华荟萃，极便初学。他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做了大量的校译工作，细致认真，字斟句酌。其中《维洛那二绅士》、《一报还一报》、《错误的喜剧》、《爱的徒劳》、《皆大欢喜》、《驯悍记》、《终成眷属》、《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 《约翰王》、《理查二世》 、《亨利四世》、《哈姆莱特》《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等十五部戏剧是由兴华校译的。凡是搞过校译工作的学者，对这项工作的繁重辛苦，都有切身的体会。 

尾声 

诗人、学者兼翻译家吴兴华就这样默默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字遗言。玉树中摧，无可挽回。事隔二十年，祖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他再也不能发出衷心的咏叹。但他的朋友和学生并没有忘记他。他留下的诗篇和译作，虽经岁月涤荡，依旧散发着智慧的芳香。已经发表的《西珈》第一首十四行诗，展现了作者深沉的意境。末句苍茫 凉，宛若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古人有“诗识”之说，就以这一首仿佛自悼的诗 为兴华自己写照吧： 

像一个美好的梦景开放在白日中间， 

向四周舒展它芳香鲜艳欲滴的花瓣， 

同样我初次看见她在人群当中出现， 

不稳的步履就仿佛时时要灭入高天。 

她的脸如一面镜子反映诸相的悲欢， 

自己却永远是空虚，永远是清澄一片。 

偶尔有一点苍白的哀感轻浮在表面， 

像冬日呵出的暖气，使一切润湿黯然。 

不能是真实，如此的幻想不能是真实！ 

永恒的品质怎能寓于这纤弱的身体， 

战抖于每一阵轻风，像是向晚的杨枝？ 

或许在瞬息即逝里存在她深的意义， 

如火链想从石头内击出飞迸的歌诗， 

与往古遥遥的应答，穿过沉默的世纪...... 

1986 年仲夏于未名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