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邓虽支持胡赵，但暗许力群
邓力群的判断没有错.
第一， 邓力群拒绝邓小平的要求，拒绝“讲一句话”赞成邓小平认可的决议稿，表明邓力群要把党的方针、政策“往左的方面拉”，迫使邓小平必须与他保持距离.但邓小平对於邓力群“反自由化”的坚定立场是欣赏的（如毛泽东欣赏江青的左派立场又必须与她保持距离一样），肯定他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只是圈掉胡乔木引那段“中央领导同志（即陈云）警告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可能卷土重来”的话。
第二，当时全国改革开放受阻，计委收权、纪委整人，包括任仲夷下台、项南受处分，邓小平明知背后是陈云，因避免扩大与陈云的分歧不愿明言。但为了挽救经济，又迫使邓小平在那样一种形势下支持胡耀邦、赵紫阳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第三，邓小平虽然赞成通过胡耀邦的精神文明决议，并不表明他恢复了对胡耀邦的信任。二邓对话的下半段，邓小平徵询邓力群“对一些人的观察”，提出胡启立、李鹏、乔石、赵紫阳，都是他心中考虑取代胡耀邦的人选.二邓对这些人的看法相当一致。但当时邓小平还不想立刻换掉胡耀邦，是为一年后的十三大打算。
九月二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精神文明决议草案，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由於邓小平明确支持胡耀邦、赵紫阳联名信，拒绝胡乔木、邓力群修正稿，原来支持过胡乔木、邓力群修正稿的专政派、包括胡乔木自己，都发言表示肯定决议稿，唯邓力群一言未发（邓力群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无表决权）。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争持不下
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届六中全会爆发了一场出乎邓小平意料的争论。当时胡耀邦主持会议，工作人员读完决议草案后，胡耀邦问：同志们有意见没有？
陆定一站起来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在起草这个决议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第十四页第十二行有一句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是一九五六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苏联方面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到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有一个文件，题目是两个字：《通知》，说“二月提纲”是彭真一个人搞的，是背？康生和其他人搞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是反对我的，批判我资产阶级自由化，证据是我在中南海怀仁堂对科学家、文艺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了好几个自由：批评的自由，反批评的自由，保留意见的自由，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等等，这个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经过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文件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对於这个决议丝毫没有损害。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同那些错误的东西混淆在一起。”
胡耀邦对决议稿中保留这几个字作了解释，说明是按照邓小平的定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范围。
接？万里发言赞成陆定一意见，主张取消这几个字。陆定一、万里发言都博得会场一部分人掌声支持。
然后，杨尚昆、薄一波发言，反对去掉这几个字，也博得会场另一部分人掌声支持。
这时邓小平说话了。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现在群众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第一件做了什么事？就是人大通过决定取消宪法的一条，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什么首先做这件事？就是说明现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要破坏我们安定团结局面的。看来，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紧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写这个。”
邓小平讲完，政治局常委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均发言主张保留。
胡耀邦说：“保留对我们当前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表决，一致通过.
邓反自由化讲话标志与胡决裂
邓小平这篇反“自由化”讲话导致中国政治气流的大变动。原来邓小平的注意力，在防止邓力群代表的思潮把中国政治气流往左拉，阻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陆定一的发言使邓小平的注意力转向“自由化”思潮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对“自由化”思潮的“软弱”比邓力群的“左”更危险.
这篇讲话也是邓小平与胡耀邦最后决裂的标志.邓小平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件做了什么事？
对胡耀邦来说，这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标准讨论，终结“两个凡是”。纠正冤假错案，纠正历史错误.
而对邓小平来说，这第一件事，已变成“决定取消宪法的一条，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如果当初真是邓小平说的那样，华国锋、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取消“四大”，恐怕就没有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辩论，没有后来的西单民主墙，没有后来的纠正历史错误，也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和邓小平复出掌权了。
一九八六年底的邓小平已经自己否定了自己。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就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差别只在华国锋搞毛的“凡是”，可以纠正；邓搞自己的“凡是”，同毛一样无法自己纠正。这就是邓小平的悲剧。
胡耀邦下台后，陆定一曾对他的发言产生的后果向胡耀邦表达歉意。胡耀邦对陆定一说：“我是由衷赞成你的主张的，只是在那个场合，不便多说”。
中国人民的命运悲剧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那场意料之外的大辩论引发出邓小平一篇“反自由化”的即席讲话，改变了全党、全国的政治气流。《精神文明决议》刚一诞生，生命即告终结.一场比“清除精神污染”更大规模、影响更深远的“反自由化”之战，已蓄势待发.
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决议》，原来准备避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胡耀邦想出了“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的新提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决议》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放性，指出：“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於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於精神文明建设.”这就实际否定了“清除精神污染”。
《决议》突出了政治民主化的主题，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肯定了“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中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强调对待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
由於《决议》草稿在北戴河讨论时遭到王震、薄一波、邓力群、胡乔木等专政派的围剿，胡耀邦为联合赵紫阳争取邓小平支持，不得已在第五部份加进那句引起陆定一坚决反对的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加进这句话，是一种妥协，目的是争取邓小平的支持。因为只有邓小平能封住邓力群、胡乔木和其他专政派的嘴，让《决议》在全会通过.胡耀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只要决议通过，就可以借助整个决议的改革和开放精神，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普世价值，克服专制制度下人的不自由状态（也就是周扬讲的“异化”），使中国人解放成为“人”（自由的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自己的主人）。这是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实现马克思讲的未来社会目标：“自由人的联合体”。
不同结果的两种抉择
胡耀邦的理想主义并非没有根据。那时正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汹涌澎湃，从南欧经过拉丁美洲、非洲、涌向亚洲之际.
就在这一年，蒋经国於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提出“政治革新”案。就在同一年，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成立，国民党专政派要禁，蒋经国指示李登辉“採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全为念，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范围内，研究组党的可能性。”紧接着，十月五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十月七日，蒋经国接见《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萨琳。葛兰汉（Katherine C. Graham）时说，“台湾决定解除戒严。”
当时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解除党禁有一天国民党要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回答，“天下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在历史浪潮面前，顺应浪潮前进，还是逆着潮流倒退？亚洲台湾海峡两边的党国各自作了不同的选择。蒋经国的国民党党国选择了顺应历史潮流前进，邓小平的共产党党国选择了逆着历史潮流倒退。因此蒋经国和他的继承者李登辉，从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完成了台湾的民主制度转型；而邓小平抛弃了他选择的改革派继承者胡耀邦和赵紫阳，使中国成为抵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后一个共产专制堡垒。这不只是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悲剧，也是中国人民的命运悲剧。
邓怒称反自由化要追加50年
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后，专政派包围了邓小平，在邓小平支持下再度发动倒胡。一九八六年十月，邓小平指定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七人小组，以徵询十三大人事安排为名，向各地搜集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有时讲有时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等材料。七人小组是背着胡耀邦干的，胡耀邦完全不知情。在北京举行的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胡耀邦还说：
“这几年，棍子在头上挥舞了一下，总算没有打下来。”
李洪林插话：“怎么没有打下来？有人被开除党籍。”（指阮铭）
吴明瑜插话：“还有被撤职的哩！”（指王若水）
苏绍智插话：“还有人被赶出北京！”（指郭罗基）
胡耀邦说：“好，你们打报告来，我来批！”
胡耀邦不知道，棍子已经在他头上举起，正要打到他自己了。
专政派的政治嗅觉比理想主义者胡耀邦灵敏得多。他们从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届六中全会那场争论中，嗅出邓小平像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一样，又摇摆到他们一边来了。他们早已把《精神文明决议》摔到一边，决心再次煽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他们推举曾被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称做“一门炮”的王震发难，率先在中央党校印发邓小平九月二十八日那篇“反自由化”讲话，人手一份。然后在全校大会讲话。
王震说：“十二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有人故意不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纪中叶.”
王震这门炮通过来自各地的党校学员，向全国发出倒胡信号。王震说的“有人”，就是指胡耀邦。胡耀邦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佈置传达十二届六中全会时，强调主要传达全会通过的《精神文明决议》精神，不必将会上的争论下达，既不必传达陆定一的意见，也不必传达反对陆定一的意见，避免分歧继续扩大，以便集中精力讨论决议本身。
邓力群、胡乔木正好利用这一点，向邓小平“汇报”胡耀邦“故意不传达”邓的“反自由化重要讲话”。邓小平果然怪罪胡耀邦：你“不爱听”我反自由化吗？我“再追加五十年，反到二○五六年”！
接着，上海、南京、合肥、武汉、杭州、北京等地相继发生学生运动。开始起因是对学校领导和教学、生活方面的不满，逐步发展到提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反腐败等诉求。专政派看到时机来临，蓄意将学生运动同胡耀邦和“自由化知识分子”放到一起打。
邓下决心提前倒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召集薄一波、杨尚昆、王震、邓力群、胡乔木、彭真、余秋里七人到家中开会，“分析学潮”；一致认为是“胡耀邦姑息自由化思潮，领导涣散软弱”的结果。
邓小平原来打算到“十三大”时换下胡耀邦，此时下决心立即倒胡了。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找到家中，藉学生上街游行发表严厉讲话。邓小平说：“学生闹事，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採取坚决措施。这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朝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方励之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要开除！上海的王若望，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於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这种办法我们不能採用。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不下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
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递.”
邓小平这篇讲话，一是逼迫胡耀邦下台；二是主张对学生运动採取镇压手段，否定胡耀邦的疏导方针。
王震闻风而动，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央党校全校大会上讲：“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王震讲话中还痛骂知识分子，称巴金是“民族败类，社会渣滓。”
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