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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政治上似乎又进入了严冬，但正在这个艰难时刻，中国大地上响起了一声春雷，这声春雷就是中国的《零八宪章》。

自然，任何比喻都不会是十分恰当的。但从历史传承上看，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的前夕，中国党外人士和党内人士共同发起联署的《零八宪章》无疑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捷克《七七宪章》，当代的英国《大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历史必定证明这一点。

在《零八宪章》尚未公布的前夜，中共政府就超前地迫害它的联署人刘晓波博士和张祖桦先生，更证明了这一点。

《零八宪章》正气凛然，立意高远，言简意赅，论史精道。

《零八宪章》必将流芳百世。

特别在目前，全世界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共政府特别标榜自己“一支独秀”、个别人断言：“民主制度在这里触礁了”的特殊时刻，《零八宪章》依然坚持自由、民主、宪政的普适价值，更凸显了发起者和联署者的勇气和睿智。

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进入现代文明以来，也曾在那些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多次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人道危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以“普遍真理”的面目应运而生，全世界左倾知识分子为之倾倒，以至酿成长达百年的世界性祸乱，遗毒至今未散。

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功不可没，但因左倾思想引领潮流，几乎中断了中国向自由、民主、宪政的普适价值进步的方向，中国的学习方向从向西转而向了东，向苏俄学习，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其间，却无辜地夺去了中国近一亿人的生命。中国人痛定思痛，基本上不再信赖共产主义虚幻的理想主义和绝对的平均主义；人们逐步地认识到：人生而平等，人又生而有差异，人又生而不完美。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尽管不是十全十美，也不会包治百病，但它却是迄今为止人类可能创造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因为它恰恰暗合了上述的人类所固有的三大特点。

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的经济衰退，是在近几十年从未有过的高速发展后的退潮。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近二、三十年来，人类社会恰恰是由于重大科技进步，才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二、三十年来的科技进步超过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人类社会的经济，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物美价廉产品的制造，特别在中国，虽然大部分的财富被极少数的权贵垄断集团所攫取，中国人权依然饱受践踏，但是全体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还是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人的人权意识进一步觉醒，非公共场合言论自由度的扩大，却是事实。在高速经济发展当中，中国最贫困的工人和农民也比过去穿得好了一点，吃得饱了一点，这也是事实。虽然，全世界不断地受到中国制造出来的有毒食品、有害物品、廉价商品的伤害，但与此同时，全世界人也享用了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确保了全世界物价的相对低廉和稳定。

中国民运不能不承认这些包括我们自身的牺牲带来的进步成果，中国民运不能不顾大多数中国人的感受和要求。

人类社会从未出现过无政府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今后恐怕也不可能。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趁世界经济危机，将新生儿和污水一起泼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以西方为主流的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在经济危机中，一定会更加趋于完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正常博弈的国会，一定会更加趋于平衡；现代社会第三产业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一定会调整到恰当的比例；制造业的恢复，一定会保护民主国家的核心利益；金融衍生物在英特网高速发展中的飞速流转，一定会在愈加成熟的自由经济中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抑制。

在中国，正如《零八宪章》所指出的：“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虽然说，现在中国即便实行了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政权已无法在现有的政治架构内解决危机四伏的社会冲突，也无力阻止中国社会必将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的未来。但是，这一天不会自动到来，正是需要《零八宪章》的引领和全体中国公民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有可能在中国大地光荣诞生。

2008年10月9日早上，我打开电脑，看到了刘晓波在前一晚被警方带走的消息。我有晓波兄家里的电话，但平时都不会想到去打，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电话必然连着另一个地方，在看不见的黑暗深处，我们不经意的话语都可能成为有人想要捕捉的目标。但现在，既然警察来了，晓波被带走了，那个电话该没人偷听了吧？我打过去，接电话的是晓波的夫人刘霞，我听到了她的话语声里的哽咽。

和很多人一样，我最初也是从当年的《深圳青年报》上知道刘晓波的，他那篇梳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运动得失的演讲，对当年如我这般的初习写作者而言，无疑打通了一条重新认识文学史的道路。后来是到了1989年的4、5月间，当时上海有本研究文学理论的杂志叫《上海文论》，也常在纯粹的理论探讨之外，约人写些知识分子与时代的文章。我在这本杂志的编者家里看到了晓波寄来的一篇文章，可能正与当时的形势相关，所以文章很快就在当月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晓波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娼优和牺牛》，写的是在集权社会下，知识分子常有的两种宿命，要么做依附于权贵出卖自己的娼妓优伶，要么成为不容于当局走向祭坛的牺牛。而在这篇文章刊出后没几天，人们就看到了晓波自己的选择。

相比晓波此前此后那些篇幅更大、份量更重的文章来，二十年前的那篇短文迄今还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很多年后，当我第一次和晓波见面时，我向他提起这篇文章，晓波说他只依稀记得自己写过，但并没见到印出来的刊物。是啊，当我们传阅那本刊物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自由。

二十年前如此，二十年后也如此。二十年里，刘晓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气节，他不仅用自己的文章让我们看见了黑夜里思想的光，也用他的自由让我们感受到了时刻都会逼近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时代的压抑。

今天，是世界人权日，也是又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晓波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吁请当局善待并尽早释放刘晓波先生，还他以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

2008年12月10日写于上海

人权问题是中国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

刘晓波近照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64号
2008年12月10日

（纽约2008年12月9日）美国笔会今天对著名异议人士、笔会重要成员刘晓波博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个可能导致长期徒刑的罪名遭拘留，表示极度震惊。他的被捕处于新一波针对组织纪念“人权日”活动的重要作家和活动人士的逮捕及其它行动。
 
根据笔会消息，警察在12月8日晚上9点后到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和现任理事刘晓波博士与另一位活动人士张祖桦两家，晚上11时带走了两人并抄了他们的家，没收了电脑和其它物品。张祖桦于今天早晨获释，但刘晓波仍被拘留。看来他很可能以“颠覆”罪名受审，这是在中国监禁异议声音的一个惯用手段。如果他被判罪，将面临至少三年系狱。两位异议人士都是《零八宪章》联署人，这是一份于“人权日”前夕发布、概括中国政治改革和呼吁更多人权和民主的声明。
 
“世界人权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签署，每年12月10日在全世界都要庆祝，而今年是这个国际人权公约基石创立六十周年。
 
“在中国正展开的镇压令人深为忧虑，”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和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说，“当世界一起纪念全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时，刘晓波博士及其同事仅仅为了行使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在中国被拘留和遭骚扰，这意味着北京奥运会对于推进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收效甚微。我们强烈谴责拘留刘博士，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美国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成员中的最大分会。美国笔会自由写作项目致力于保护书写文字的自由，而无论何处危及这个自由；这个项目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糟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击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www.pen.org/freedom

更多信息请联系：美国笔会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212）334-1660分机105，[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今日是世界人权日。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前夕，内地300多位作家、律师、学者等各界人士，签署《08宪章》，提出修改宪法、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19项建议。令人震惊的是，北京在声称中国人权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同时，悍然拘捕了《08宪章》的起草人、著名作家刘晓波，彰显中国官员在人权问题上恬不知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当局在推行市场化、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同时，对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开始了从拒绝到承认的渐变过程。1982年通过的《宪法》，列举了公民的28种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信仰等自由，2004年全国人大又修宪，加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文。

但是，正如《08宪章》所指出的，中国的人权进步和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由于当局坚拒政治体制改革，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被侵犯的事件频发。与此同时，民众的维权意识已萌生，维权运动亦如星火燎原，《国际歌》中的歌词已被改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维权而斗争”，取代了“要为真理而斗争”。

维权运动的发展，能否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权运动，取决于多项因素，其中的关键在于现行宪法能否删除不符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让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人权时不受政党的干扰。

美国只有一部宪法，但维护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地位从未动摇过，中国不停地製造主义、思想、理论，不停地将一个政党的政见写入宪法，结果在宪法中又出现维护一党独裁、妨碍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条文，令1982年版的宪法跛脚。

因此，在中国推行宪政，第一步仍是要修订宪法，甚至重新制宪。惟有透过公民运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选举，才能废除宪法中维护一党独裁的条文，才能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才能保护宪法所规定的人权的行使。

在中国透过宪政维护人权，要走的路还很长、很远。目前亟须关注的是，在金融海啸击下，中国经济增长急速放缓引发大量政治、社会问题之际，当局为维护稳定而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中共一向以“两手抓”维护稳定，即一手靠宣传部控制舆论，一手靠司法机构控制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有关行动近日明显升级。

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为所谓“防患于未然”，已拟定监控传媒和活跃传媒人士的黑名单，首先遭打压的是广东敢言报章《南方都市报》的主管江艺平女士，她已被调职。而刘晓波在发起签署《08宪章》后被拘捕，当局指控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很可能将这位被指为89年六四事件“幕后黑手”的异见人士再度判囚，其他参与签署的人士中，北京宪政学者张祖桦被抄家，还有多人遭公安盘问、监视、禁止外出。

随中国经济步入寒冬，中国人权也正步入严冬。北京当局在世界人权日前夕的倒行逆施，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刘晓波等《08宪章》签署者的命运，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南方都市报》等敢言报章及报人，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

12月上旬，围绕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中法交恶，中欧关系紧绷。中共一得知会见可能举行，就采取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单方面取消了原定12月1日举办的“中欧峰会”，令世界吃惊。

但此举并没有阻止法国总统萨科齐以欧盟轮值主席身份，于12月6日如期会见流亡的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实际上，这一会见，得到了欧盟26国的一致支持；大多数欧洲民众也都为萨科齐的道义之举喝彩、加油。

事后，中共不仅用足“文革语言”，竭尽对萨科齐本人的咒骂，还扬言动用经济手段，对付法国和欧洲。然而，主动将经济与政治挂钩、并挥舞贸易大棒的中共，究竟有多少本钱，对法国或欧盟施以“经济制裁”？

中共透露，萨科齐上任之初，中共就奉上百亿欧元订单，采购法国技术和项目。在中共看来，如今的萨科齐“忘恩负义”。但中共是否因此就能取消这笔生意？从常识而言，并不容易。当今商业社会，即便发生一般的违约行为，违约方都将付出代价，何况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大宗合同，自有国际规范约束，撕毁合同，代价可想而知。

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则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双方展开经济战，必定两败俱伤。而相比之下，中方损失更大。因为，中国对欧盟，以出口为主；欧盟对中国，以进口为主。

比如，法国对中国出口，仅占法国对外出口总值的1.4%，如果中国人“抵制法国货”，法国至多损失1.4%的市场；但如法国人反制，中国损失则不可估量。今年头8个月，中方就享有对法贸易顺差46亿美元。况且，中共面对的，不只是法国，而是整个欧盟（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进口国）。欧盟已经表态：如果北京对法国采取经济报复，欧盟26国都将一致行动，对付北京。

事实上，当中共单方面取消“中欧峰会”之后，欧盟随即通过决定：对产自中国的钢铁紧固件产品征收高达63%至87%的反倾销进口关税；而法国也宣布：从今年12月开始，禁止含有二甲基甲胺的中国椅子和鞋类进口法国。由此观之，说到“经济制裁”，究竟是谁“制裁”谁？结论还为时过早。

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中共“暴跳如雷”，法国和欧洲却“处之泰然”。其实，同样是经济手段，西方用经济手段惩罚恶行，中共却用经济手段围剿善心。

就西方首脑会见达赖喇嘛而言，北京持典型的双重标准。中共当局经常会见其他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即其他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却不准其他国家政府会见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共指控他国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是“干涉中国内政”，那么，中共领导人会见他国反对派人物，是否也是“干涉他国内政”？事实上，中国不准他国政要会见什么人，就已经干涉了他国内政，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粗暴干涉”。

中共自订一套标准，独立于文明世界之外，等于作茧自缚。各国政要会见什么人，原本是国际间的平常事，但中共却定要出来喊叫或威胁一番，声嘶力竭，甚至于连自己都下不了台，徒增在国际上的恶质形象。

中共自订的一套标准，实际就是一套泼妇理论。臂如在一个村里，有一个泼妇，任行打骂虐待自己的孩子，有人看不过，说几句，该泼妇就大骂人家“管闲事”；又凭借自己体粗力大，霸占了一口井，以别家对自己“核心利益”（虐待孩子）的态度，来决定是否让人打水。

中共声称，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触动了中方的“核心利益”，“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其实，中共所谓的这一“核心利益”，根本不存在。因为，达赖喇嘛并不主张“西藏独立”，而主张以“一国两制”模式“高度自治”（中共单提“大藏区”，以“证明”达赖喇嘛有独立之心；但不论“小藏区”还是“大藏区”，都在中国境内）；西方国家也并不支持“西藏独立”，而高度关注“西藏人权”。萨科齐与达赖喇嘛的会见内容，更加佐证了这一点。惧怕民主与人权价值的中共，长期操控虚拟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意在欺骗国内民众。

部分国人当真被骗了，围着中共的虚拟话题打转。被称作“愤青”的部分网民，一听到“藏独”二字，就喊打喊杀，犹如一群瞎子与空气作战。可悲的是，既使与空气作战，还要看中共脸色行事。

北京奥运前，发生“314拉萨暴力事件”（究竟是谁策动了那场暴力？中共心知肚明），法国总统施压中共，要求中共与达赖喇嘛对话，并以此作为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条件；同期，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部分中国人愤怒，呼吁“抵制法国货”。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集结于法国商店“家乐福”门口，欲展开“五一大示威”时，却遭到中共当局的弹压：活动遭监控，人群被隔离，领头人被中共带走讯问。原来，中共早已与法国当局达成台下交易：中共立即开始与达赖喇嘛对话，法国总统则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以至于，当部分国人提出要抵制和抗议萨科齐出席北京奥运时，连声音都被中共掐断，所有反法活动，都不了了之。这一回，如果再有什么反法浪潮，或者什么“抵制法国货”运动，下场也必然雷同。

说穿了，中共所谓“核心利益”，并非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而是中共政权的“核心利益”，那便是，中共集团长期把持朝政所收获的无穷利益，诸如：独占国有资产、享尽高官厚禄、贪污腐化、资金外移、子女留洋，等等。中共绝不让民主、自由、人权一类普世价值在中国实现，以免出现“人民当家作主”、带来“改朝换代”、甚至于清算的可能。很显然，中共的“核心利益”，与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背道而驰。

中共绝不敢让中国人民听到达赖喇嘛最近的这句话：“我对中国政府感到绝望，却对中国人民充满希望。只有民主中国，才能解决西藏问题。”

北京奥运过后，尤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共自认为拥有更大实力，与国际社会叫板，立即与达赖喇嘛一方翻脸，公开声称：“没有什么西藏问题。绝不跟达赖喇嘛谈西藏问题。”

殊不知，当今国际角力，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实力，一条是道德制高点。或曰：一条是利益，一条是道义。中共过于迷信实力，枕于利益交换，难免不时时碰壁。中法之间，如果说各有道理，那么，中共讲的一套道理，属于古代专制王朝的逻辑；法国讲的一套道理，属于现代文明世界的规范。二十一世纪，是非曲直，自然以现代文明标准判决。中法争执，北京无理取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