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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那看起来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面签名？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请求你，我的朋友、同胞、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请允许我将这其中的道理慢慢说来。我就不相信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如果是那样，这个世界是可耻的；而如果自己愿意接受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也是令人羞愧的。

这份宪章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完美，包括宪章的签署者，也有人对于其中某些条款持有保留态度，这并不奇怪。在不能够公开讨论的情况下，不可能每一个签署者都能够对此充分发表意见；某位签署者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不能够马上征得其他人的同意，直接变成宪章的一部分。而明明知道这是一份并不十分完美的文本，为什么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签署者的角度来说，当这份文本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首先想到的是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休戚与共，需要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需要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尽管我们作为个人，都会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认同我们的民族早晚会走上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其实一直在走）；尽管多年来我们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运用不同的方式，为这样的事业添砖加瓦，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朋友之间手拉手、肩并肩的感觉，需要与朋友一道分享我们的思想，分享我们的风险，分享我们的责任和命运。

五月散人（姚博）先生在他的博客中提到他本人的两次签名（另一次是声援刘晓波），都是在没有见到文本的情况下，就表示同意。这样的坦白令人拊掌大笑，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糊涂虫”！一道签名的人们当中，竟有此等不动脑筋的人！但是想想，其实自己的心态也与这位哥们差不多：都是出于对于朋友的信任和支持，是对于站在朋友身后的思想和信念的认同。

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某种分离和孤独状态，我们不善于与周围的同胞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不善于与同事、朋友吐露我们心里最想说的。其实一个人藏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坏的东西，而可能是这个人最好的东西，他的理想、他的向往，他对于生活有着怎样的期待，对于他人有多么需要，对于我们的祖国有多么热爱。

大多数我们身上美好的思想感情，都被我们自己轻轻地压下去了，让它们像冻伤的手指一样，被牢牢地藏在身后。剩下来只见到我们东拉西扯、不着边际、胡吹海夸，云山雾罩，不管是对待别人还是对待自己，都采取一种“打游击”的态度：“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绕来绕去，反正要把内心里“那点感觉”全部埋葬掉。有的时候，那点“感觉”，无非也就是热爱朋友了，想念朋友了，我们连这个都不好意思说出。

那是因为我们压抑下去的事情太多了。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将一件事情压抑下去，那么他就能够将另外一件事情也压抑下去，接着将更多的事情压抑下去。这种自我压抑与他人压抑一样，也是一种现成的机制。在今天，我们压抑得最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这种建立在共同的思想与理想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依靠。

也许有人认为，切断普通人们之间的联系，将人们互相分离，是一种最为可靠的治理途径。但其实这样做危险性最大，最终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越大。一个在思想上孤独隔绝的人，一个头脑密封、心灵关闭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会丧失对于事情的基本判断，丧失对于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基本评价。我们每一个人处于世界的某个位置上，自然会产生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但是往往拿不准，不知道自己的看法是否恰当、中肯，因此需要向别人求证。如果别人肯定了我们的看法，自己便会觉得有某种成就感。哪怕不被肯定，但是有人耐心听了自己的表达，也会觉得自己这个人不是那么遭人嫌弃，而是可以接受、得到接纳的。

然而假如他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想法埋藏在心底，始终不能讲它们说出来，那么时间长了，他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看法是不重要，是无所谓的，属于“无可无不可的”的，不会有人注意也不会有人听见，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无效的、无用的，慢慢地，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模棱两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连几岁小孩子都能够辨认的基本常识，也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

一个丧失了常识的人，不是更加危险吗？一个不准备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的人，那么他就不受任何限制，做什么也就可以了。在丧失常识感的同时，这个人还失去了自己是有意义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无足轻重的，无家可归的，因而他做事情便会有那么一种随意、任意乃至任性，这样的人下一步作出什么事情来，是无法估计、无法预测的，这样脱离了社会脉络的个人，不是更加危险吗？

所谓公民，最低限度来说，就是与他人一道生活、互相投以关注、互相倾听的人们。他不是被迫远离人群的孤独者，而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在身边周围人当中，在亮起来的公开场合，他的行为被人们所看见，他的声音被人们所听见，他的意见能够得到他人评判，反之亦然——他对于别人的所作作为，也不会置若罔闻；对于别人的意见看法，也不会置之不理，他不想遭受轻蔑侮辱，因此也不想蔑视侮辱他人。在他看来，轻蔑、侮辱和践踏他人，是一件最为丑陋的事情。

行文至此，有兴趣来回答网上看到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马丁·路德·金与他的黑人在一起，甘地与他的贱民在一起，你们这些人与谁在一起呢？

首先要说，我们这些在签章上签名的人，不是每一个人正好想当马丁·路德·金或者甘地的，我们并不构成与任何他人之间的这种类比关系。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恰恰就是“黑人”（借用你的语言来说）中的一员，就是“贱民”中的一员，我们与周围的“黑人”之间、“贱民”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尤其是当我们拒绝人云亦云、发出不同声音时，就从任何接受“庇护”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这种跌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第二，放眼望去，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民群众的整体”，不存在某个工人的或者农民的整体，现成地存在于某处，让某些个人正好与他们在一起。当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忍受孤独、因为孤独而感受自身的无效、无意义的时候，工人、农民们同样如此，只有更甚。所谓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存依靠，其意义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是并非远离人群——而当我们互相团结依靠时，也是呼吁更多人们之间产生这种团结依靠；当我们互相在一起时，也更加感觉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从根本上说，难道不是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这些人才走到一起的吗？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之间的互相结合，而是与更大的整体相结合，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签名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的手机上有一些不留姓名的人们来短信，表达他（她）们的支持，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因为批评电影《《集结号》而饱受网友们的密集炮轰。

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愿意强调我们是少数人的立场——即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完全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法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

但是要讲道理，一定要讲道理，只能讲道理！

我们都是一些讲道理的人——我们当老师，是要与学生讲道理的；我们当作者，是要与读者讲道理的；在家里我们作为家长，是要与孩子讲道理的，作为公民，我们也是一直与政府讲道理的。

也就是说，即使遇见了不讲道理的人，我也要上去与他讲道理。

梁文道兄在《关于责任》一文里，说有朋友给他来信提及，在08宪章签名中可能有跟风的问题。这样的概率有没有呢？也许有，但一定是小概率事件。为避免小概率事件特别是未成年人签名之事的发生，怎么做呢？我说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诸位朋友探讨，以便在以后签名表达自己的权利时想得更清楚，签还是不签，都有自己相当之考量与理由。签署之前尽量想清楚自己的权利与责任，对其间的风险应该有一定的衡度。

 

1：签名是个人权利的表达和自由心智的体现。签署08宪章，是因为我基本认同此一理念，而非起草者或者其间的签署者是我的朋友。也就是说呼吁此种政改的努力，与我的政改理念基本吻合，这是我签署的理由。所谓自由心智，即智商上可以理解，而意志上没有胁迫。

 

2：签了不是英雄，不签也不是狗熊。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生存境遇和现实情况，签者不应该给没签者施之鄙夷而造成道德上的心理压力，但没有签者也不要觉得自己高明到不屑任何为权利与尊严而做出的努力，甚至心里面暗暗得意地说“等着看这帮人的下场”。

 

3：公共利益中永远有搭便车者。比如你反对某事，直接带来的效果是，有许多人得到了好处，但他并没有为此做出努力。做的人也没有什么可悲叹的，因为你起来反对，你有你的利益衡度。如果你是个知识分子，或许你的利益只是一种道义紧迫感与自我期许的社会责任感。而你起来反对后，参与者较多，那是因为你的想法与许多人的利益有较多的重叠。

 

4：签名不是买烟，不用警告。我认为签08宪章不是买烟，用不着说吸烟危害健康，因为这不是商品。所以你不能在表达权利时，警告别人说这“危害安全”。因为这是一种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而非一种胁迫。国人从小都受了胆小怕事的训练，未成年人亦即十八岁以下签名的人，可谓无限趋近于零。当然如果其中有未成年人签了名，而因此被打压，政府将会进一步丧失道义资源。当然从组织者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此种悲剧之发生，以后签名可以用一个凡年龄十八岁以上者才有签名之资格，使独立民事能力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5：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与风险。天下没有什么事是没有代价（低到纯粹的商品买卖，那就是成本，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所以得想清楚自己做事的后果。

 

6：责任与权利对等。权利有多大，责任也就有多大。国人由于权利时常被剥夺，因此不负责任也是一种常态。既然没有权利，那种不负责任也就是对剥夺其权利者的惩罚。许多人喜欢占公家（当然这个公家是否真是公家也可以探讨）的便宜，不只是产权不明晰、制度有漏洞，更有一点是没有权利带来的不负责任。

 

7：责任的训练与培养。没有权利，培养不出责任。中国的教育很多方面是一种愚民教育，将大学生都当作没有思想的猪来圈养，因为一旦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官方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责任的训练与培养的前提是权利，没有权利，只有责任，那的确是独裁者特别乐意你做的。比如你纳了税，但你不知道税款用在何处，你的养老、看病等方面没有保障，你不知道政府是谁选的，他不管，你也不问，官方是特别乐意你尽无穷无尽的责任，而不需要自己的权利的。而这些责任，是他们对你的强加与胁迫。国人既无许多权利，因此责任意识淡薄就是自然的事。

 

8：责任与风险。权利不会从天而降，尽管我们说天赋人权，但人权要自己争取。要争取权利，就要承担争取权利的责任，而责任里面除了道义以外，就是你对权利付出的代价，付出的这种代价就是一种风险。为什么一无所有的人，反抗最烈呢？因为他已经输无可输，输无可输的人，其权利被剥夺最凶，所以想要争回自己的权利，才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与责任。当然，一个良好的社会与制度，应该使他为争取自己权利的风险降低。刘晓波不是输无可输，而是社会与道义责任感重，所以出面做了这事，承担了太大的风险。正因为制度不良，才使他这样温和的表达都得承受牢狱之灾的风险，这也是我们要批评政府如此做的原因。

 

9：每个人承担的能力都有限。除非是法定的赋予（或者背后有强势权力），再有能力的自然人，他都不可能承担一切责任。08宪章只是欢迎签名，而非胁迫，签与不签名，权操予己手。要知道你如果签名了，进去了（进去的可能有多大，当然也值得分析），直接受苦的确是你自己与家人。其他的签署者也只有在道义上（或许还包括捐款）帮助你，没法替你去承担牢狱之灾。

 

10：对每个权利争取者都有一份敬意，无论他争取的是私人权利还是公共权利。在许多时候，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也不是截然两分的。完全的私权利，如重庆最牛钉子户之争取个人权利，就有一种示范和涟漪效果，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大家争取权利的推动。至于完全是为了公共权利而战的人，如厦门PX项目中的连岳和北风（当然也包括他们的私权利，但比较微小），他们因此而遭受打压，民众的确应该有一种道义或者金钱上的补偿，否则一个社会永远没有出头的人，而呈现一种原子状态，那么吃亏的将是所有无权的人。这也是刘晓波因起草08宪章之后，莫之许说“我们与刘晓波不可分割”的因由。

 

任何人都不是一座孤立岛屿，请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我而敲响。争取个人权利或者公共权利时，有应和者、支持者，当然会在一定意义上减少风险，增加抗压能力，我们都应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继续努力（当然你要放弃你的权利，也是你的“权利”）。

 

2008年12月14日9：34分于成都

在《零八宪章》起草和征集签名过程中，我是知晓者和参与者之一。我手中最早的草案文本，落款日期是2007年1月17日，即紫阳先生逝世两周年忌日。自那以后，历经两个春秋，多轮“数易其稿”。今年11月14日，文本被最终定名为《零八宪章》。今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前夜，303位首批签署者向全世界庄严发布了《零八宪章》。

12月9日晚上，警方向我发问道：《零八宪章》是怎么搞出来的？我答曰：《零八宪章》是集思广益的产物；是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智慧与心血的结晶；是经反复交流、切磋、论辩、妥协后达致的共识和心声的凝聚。

现在，《零八宪章》已经完整地呈现在中国和世界的面前。通观《零八宪章》，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份宪章和捷克的七七宪章一样，诉诸国人，诉诸全社会；同时，也并不排除与执政当局的对话。在三千多字的文本中，人们将依次读到《零八宪章》对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给出的高度概括的恰当描述；对中国现行制度之弊端作出的切中肯綮的揭示；对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进行的洗炼明晰的重申；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变革提出的负责任的和建设性的基本主张。毋庸讳言，《零八宪章》不是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之作；当然，她也与天启冥示、高深莫测之玄机无涉。余英时先生等海外华人学者在他们的声明中说：“签署者一本中华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又基于理性、独立、权利与责任之现代公民精神，廓清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所言切中时弊，主张客观中允。”我认为，这一评价恰如其分。

毫不奇怪，最早感受到《零八宪章》影响力和震撼力的，当推密切监控民间动向的中国官方。在事先截获《零八宪章》（征求意见稿）后，由于恐惧和恼怒的交相发作，他们将《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忘得一干二净，满脑子想的只有一条：滥用警力动手抓人，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搞极不光彩的以言治罪。终于，在《世界人权宣言》问世60周年之际的12月8日晚上11时许，由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出面，对参与《零八宪章》起草和征集签名的刘晓波先生和张祖桦先生同时采取刑事措施；至今，晓波仍被羁押，刘霞仍未收到警方告知晓波所涉罪名、关押何处的书面通知。

12月9日晚上我对警察说：你们抓晓波，还说既然下了决心，就不怕国内外的谴责和抗议，这我信。但我更信晓波作好了牺牲个人自由的准备。他对我说过好几次，作为先走一步的践行者，理应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你们在世界人权日前夕抓晓波，与其说牛得很，不如说蠢得很，甚至是蠢到家了。为什么？你们自己想想，在全球隆重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问世60周年的时候，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政府居然和《世界人权宣言》公开顶牛和叫板，把说真话的言者和论者投入班房！你们这么做，岂不正好是把自己搞政治迫害的丑陋成十、成百倍地放大，把《零八宪章》的影响力成十、成百倍地放大吗？这么做，你们可是亏大发了。

在《零八宪章》的简短结语中，首批联署者向国人发出了“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的真诚吁请。在此，我愿意光明磊落地坦陈，晓波、祖桦及所有发布《零八宪章》的人所期待的，并不是文本的传世和不朽，而是在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的参与下，中华大地上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零八宪章运动，直至“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

《零八宪章》问世前夕晓波的受难，使零八宪章运动有了一个悲壮的启动。部分宪章签署者以《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的声明，表达了分享理想、承担责任的不屈心志：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坚持，我们的信念不会熄灭，宪章的精神不会熄灭。我相信，《零八宪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为传播（已被迅速译成英、日、德等多国文字），《零八宪章》在世界华人圈中所造成的振奋，和国际社会因《零八宪章》而眼睛为之一亮；特别是，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政治迫害，《零八宪章》签署者人数的不断增多，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坚毅前行推进零八宪章运动的勇气和担当，是对身陷囹圄的晓波最好的声援。

2008年12月13日 于北京家中

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讨论大陆08宪章的发言

各位来宾：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我叫李建强，笔名刘路。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论坛和王军涛博士邀请，作为《08宪章》第一批303 个签署者之一，向各位介绍一下《 零八宪章》的产生背景和基本思路。

一、 缘起：为解决中国发展困境寻求出路

2008年是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从春天起，在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一直在酝酿采取一个集中的行动，纪念这些日子，以彰显自由、民主、宪政等理念和我们对政治变革的诉求以及社会转型的目标。我们知道，中国知识界有个传统，这就是，在纪念这些伟大日子时，不是简单地重申这些伟大事件和理念所传载的对人类政治进步有意义的信息，而是强调这些伟大理念的现实意义。酝酿08宪章的朋友们，更看重的是后者。因为这些朋友都是长期关注中国问题和推动中国进步的专业人士。

当我们面对现实时，那种由伟大理念所感召的激越感，被一种现实问题带来的沉重感所压倒。在我们长期的专业实践中，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祖国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如果不建立宪政民主，解决这些现实困境问题，不仅祖国和人民会遭受痛苦折磨，而且这个国家的前景最终是毁灭性灾难。

大家注意到了吧？在这次酝酿的过程中，许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作家、记者、律师参与进来，我们不是从抽象的政治原则或谋求权力的奋斗中认识到，中国需要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变革，而是从建设性的专业实践中意识到，中国没有退路，必须过政治改革关。我们之中的专业人士大都对政治斗争中通常追求的权力没有兴趣，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创造一个政治环境，解决我们仅仅从专业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各界和中国执政者应当明白，虽然08宪章是政治性宣言，但是这不是为了特殊的政治利益。

其实，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当我们敬仰伟大理念、面对现实困境问题时，自然就回顾百年的民族行宪史，进而想到我们对社会转型有公民的责任和良心义务。我们应当从专业角度梳理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想法变为对国家和社会的建设性建议。这就是建议《零八宪章》文本中的那些条款。

因此，作为《08宪章》的第一批签署者，我呼吁有关方面不要把专业人士的建设性努力曲解为政治上的敌对活动。我们是为民族和人民寻找化解困境和危机的出路。如果不实际地故意曲解，会把自己置于建设性努力的对立面，会让人们认为是维持《08宪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这不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

二、 产生：集思广益，是集体作品

《08宪章》的名字和形式，都传递着我们的信念。历史上有过各种上书。在酝酿过程中，有专家学者提出，采取捷克《七七宪章》的形式，搞一个《零八宪章》，全面提出政治变革的主张，这个建议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意。因为，尽管我们是专业人士，关注国家建设，尽管我们都希望国家以最小的代价逐步实现伟大的变革，但是我们确实也感到，在今天的困境中，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宪政改革和建设过程，我们民族无法解决问题，人民无法享受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成就。

就在我们酝酿《08宪章》时，我们祖国又发生一系列大事件。这些事件影响了我们的工作进程。“3 14”、大地震、奥运等一系列公共事件，虽然对文本的起草和讨论有些迟滞影响，但是，大家还是最终感到，这件事更值得去做。如果不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一些灾难造成的危害可以大大减少，另一些好事可以促进更大的发展。在这些公共事件后，我们的共识更坚定了。

实际上，在这些公共事件发生时，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表明了我们的建设性姿态和善意，表明了专业人士的理性负责精神。奥运结束之后，我们重新启动酝酿程序。

因为《零八宪章》牵涉到重要的政治学和法学问题，考虑到将会对中国的政治转型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对每个提法都采取认真的态度，去推敲、研究。《08宪章》的基本理念的阐述，是经过许多政治学者、法学学者和资深律师的讨论，还充分参考其他人的意见，其中体制内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宪政、共和等每个理念的阐述，就有许多宪政学者发表了意见。而且，这个文本整体精神都不是一人一时所为，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里，我可以说，我们是认真负责的；因为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不是为了政治权力，而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建设和人民的根本幸福而思考问题的，我们不希望被误解，更不希望被曲解。

三、 发布：提前公开以避免误解和曲解

我还要说明，整个讨论过程中的绝大部分，就像知识界和专业界的一贯做法一样，不是就文本展开的，而是在撇开文本本身，进行正常的思想交流和学术讨论中实现的。大家的心态是开放的，精神是自由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可以健康地交流。许多人把这个过程当作学习、研究和自我改进和升华的过程。

由于《零八宪章》酝酿时间较长，参加人员众多，其中有一些对民间社会乃至官方巨大影响的知识精英的加入，在社会上和有关方面引起各种反应，都是正常的。我们本意也期待着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交锋。既然我们提出的建设性主张涉及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当然应当允许别的公民和力量推敲和讨论，也尊重正常讨论中提出的不同看法。这也是我们希望见到的结果。我们相信，这样不同看法的交流和讨论，会让我们民族的选择更好。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制度原因，像《08宪章》这样的政治诉求，在中国会是一件很敏感的事件。我们预料，这个行动，会被一些人误解，被另一些人曲解。周舵先生在最近的一篇采访中说，中国还有些恶势力的人会对此非常恐惧。因此，我们对误解和曲解是有思想准备的。然而，尽管我们有思想准备，事态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还是吃惊地看到，不知道经过什么过程和判断，导致有关方面未经正常的沟通和调查，就在12月10日我们计划发布08宪章的时间之前，于2008年12月8日拘捕了两位重要的签署人张祖桦先生和刘晓波博士。这种以国家暴力简单地处理专业人士建设性的解决国家困境的努力的粗暴做法，使情势变得紧张起来。

此时，《零八宪章》的组织者经过磋商，决定提前于12月9日向全世界公布，公开化才可以避免任何私下猜测引起的误解。这就是《零八宪章》产生的具体过程。

不是我们一定要对抗，不是我们有不能化解的仇恨，不是我们偏狭固执地认定僵化的教条，也不是我们不能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意见，更不是我们喜欢涉及权力的政治游戏，而是我们真的觉得，如果不建立宪政民主，如果公民不在其中采取主动精神，我们国家和人民将无法解决现实困境问题！是祖国和人民在目前的形势中无路可退了；我们这些专业人士要有责任感去承担使命。

我看不出我们的想法和做法，与一个致力于将革命党转为建设党以建立高度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的政治承诺有什么根本的冲突。我无法理解有关方面的不理性、滥用国家暴力的做法。这样迫害为国家和人民解决困境而努力的建设性专业力量，不仅会让中国失去和平理性变革的最后机会，而且会把整个中国的未来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现在，作为《08宪章》的第一批签署人，我可以向各位公开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零八宪章》是大家酝酿的结果，大家口口相传，多次多场合讨论，最后形成了这个思路，我们集体承担责任。第二，《08宪政》是专业人士面对国家困境，出于公民的责任心，通过专业讨论和研究，向祖国认真提出的建设性建议。

最后，我想说，中国在转型关头，面临这样多的困境和问题，需要公民的主动负责精神，需要专业人士的建设性努力。如果对此采取打压态度，那么古今中外政治史表明，这是极不明智的做法。

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刘路

2008年12月13日

1949年11月20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时间开始了》之《欢乐颂》。此前的10月1日，中共政权已经成立。胡风觉得正“躬逢盛典”，于是创作出《时间开始了》。这首长诗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安魂曲》）、《胜利颂》（《第二欢乐颂》）五个部分。除《胜利颂》到1950年才完成，《青春曲》最后没有完成，其余部分都写于1949年11月到12月之间。

《时间开始了》“惊动了一切人”，甚至被称为“神来之笔”。按道理，这首对中共政权、对毛泽东进行赞美讴歌的诗，应该得到中共的鼓励与支持。然而，《赞美歌》却遭遇发表困难，要求改名为《光荣赞》。甚至改名后，仍然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只能在《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发表。

更令胡风意想不到是，他满腔热情的讴歌，换来的竟然是在1955年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实际上，在胡风被打为“反革命集团”之前，中共政权就发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这三大运动导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丧掉生命。在这之后，又有“反右”、“大跃进”、“三年人祸”、“四清”、“文革”一连串的运动，又导致数千万人丧失生命。

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确实没错。只不过这样的“开始”不是“盛世”的开始，而是“运动时代”的开始，也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式的“法西斯”时代的开始，更是“暴政”的开始。甚至这样的“法西斯”暴政的暴虐程度远远超过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时代，也超过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所有“暴政”时代。其危害之列，可以说无以复加。

经过“毛泽东时代”30年的不断“暴虐”折腾之后，1978年终于步入了“邓小平时代”，中共官方称之为“改革开放”时代。在这之后，中共把一切都打上“改革开放”的烙印。

在“毛泽东时代”，“革命”是其意识形态。可以打着“革命”的名义，干着伤天害理的一切事情。有一个笑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毛泽东的女护理嫁给一少校，新婚之夜发现新娘不是处女，怒问是谁干的？新娘说是主席。新郎迅速穿好军装向新娘私处敬礼说：向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致敬！

而在“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虽然30年来，中共制造不少所谓的意识形态，比如“解放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但这一切都是在“改革开放”这个总意识形态的名义下出来的。

实际上，这场所谓的“改革开放”与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类似，可以称之为“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采取只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而不学习政治文化的方式。到头来，一场“中日甲午战争”把“洋务运动”打得灰飞烟灭，踪迹全无。这场“新洋务运动”，采取的也是只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而不学习政治文化的方式。到头来也会被打得“灰飞烟灭”，只不过这次打击它的不再是日本，而将是国内的维权运动。邓小平说过，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改革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清末的“洋务运动”还有具体的目标，也就是“富国强兵”。这场“新洋务运动”却没有具体的目标。余世存今年在《中国改革三十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上说：“我现在想起改革这个词语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有一次去北大听演讲，当时是国务院的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应该说级别还是很高的，大家当时都把他奉为神一样，都认为在他的改革之下我们明天的生活就很好了，但是当时我听到一句很震惊的话，那个官员说，你们要问我改革的目标和手段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我的水平跟你们一样，我们都要一起摸索，当时我觉得很吃惊，原来改革的理论确实远远是不完备的，没有目标，没有阶段，没有方法，没有路径。”

确实，“新洋务运动”没有目标、方法、路径。邓小平也说，这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石头总有不稳的时候，这场“新洋务运动”也总有翻船的时候。虽然中共官方没有设定目标，但民众看来，目标就是实现自由、民主与宪政。即使中共没有设定目标，只要它朝着自由、民主与宪政运动，民众也会耐心等待。遗憾的是，中共不但没有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反而在倒退。在八十年代还提出“党政分开”，现在提都不提了。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村民选举也毫无进展，依然还是原地踏步。

以邓小平的权威，如果他愿意，确实能够摸着“石头”过“河”，开启自由、民主与宪政之路。遗憾的是，面对1989年民众要求民主的呼吁，他却用子弹来对待，以屠杀来回应。屠杀之后，中共政权已经彻底失去了它所谓的“合法性”。当然，这种“合法性”从1949年建政之初就不存在，只不过“六四”屠杀让民众看清了其本来面目而已。

早在“六四”屠杀发生之20年前，诗人食指写下《相信未来》。他之所以“相信未来”，是因为“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影响不少了民众，他们把“未来”寄托在“新洋务运动”上。2006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获得者康正果先生说：“我一直对文革地下文学评论者把食指（郭路生）那几首知青诗奉为经典的定论不以为然。《相信未来》一诗十足的郭小川俗气，他以伪装的民间姿态发出时代主旋律激昂的调子，怪不得一时传遍知青，引起相信未来的一代人那么大的共鸣。”

问题是，“新洋务运动”没有“未来”，怎么能够“相信”呢？可能连食指也不相信有“未来”，要不然怎么会最后他也发疯了呢？

经过30年的“新洋务运动”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政治上依然是“一党独裁”，经济上依然是“官僚经济”，文化上依然还是“极权主义”。只是在经济与文化上，民间出现了一点微弱的“民营经济”与“自由主义”而已。

中共这套“逆淘汰机制”让越来越多人被抛弃到“体制”外。30年来，最先被抛弃的是中共内部的开明派，其次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工人，再后农民，最后是市民、军人。通过政治斗争排挤出党内开明派，通过“六四屠杀”排挤出知识分子，通过国企改革排挤出工人，通过农村征地排挤出农民，通过强制拆迁排挤出市民，通过复员转业排挤出军人。

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人被中共排除在“分赃”体制之外。一轮又一轮的排挤，造就了数千万的上访人员，数千万的失地农民，数千万的下岗工人，数千万的强制拆迁户。这些人没有“未来”，只有“等待”。

中共自己也没有“未来”。对它而言，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虽然都是“死”，但“找死”比“等死”更有意义，虽然中共自成立以来作恶多端，但这会让它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甚至有可能经过改造之后，再次上台执政。可惜的是，在邓小平手里，还有可能进行改革“找死”的机会，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手中，无论是权威还是能力，连改革“找死”的机会都没有了，注定只有“等死”。关于这一点，中共内部也很明白，以至于据说薄一波九十周岁生日时，儿子薄希成向他祝寿时说：“我相信您的寿命比共产党的寿命长！”虽然薄一波在去年99岁时已经去世，但共产党到现在也只有87岁。薄希成的这一预言完全有可能实现。

没有“未来”，无论是中共还是民间，目前都是在“等待”。只不过，民众更有耐力与毅力，已经等了五千年。

写到这里，耳边响起了蔡楚诗选《别梦成灰》里写于1976年的《等待》诗句：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在一间暗黑的屋内，住着我的——等待。”

去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这一天，据网友称，新华网、人民网没有，甚至，新浪、搜狐、网易，都没有一纸半文有关《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全充天聋地哑了。今年，《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大庆之年，连没有立法权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也冒了僭越和违宪罪名，联合推出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不发点话，实在有损权威，还会给他人留下话柄吧，于是，2008年12月10日，新华网、人民网等均推出了一篇如此标题的网评：《中国人权：进步可见，未来可期》。

文章不是“新华”，也不是“人民”的大手笔执笔的，是从《新京报》借来的。这给人以理不直，气不壮，敷衍了事的感觉。这也罢了，你看文章里的话：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接受了《人权》杂志专访，积极评价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中国人权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中国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我冷静、仔细一想，“中国人权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中国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这句话，其实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是持之有据的。只不过，说这话的人，对中国人权现状的要求，也太低太低了。这就好比一个坑，蒙，拐，骗，偷五毒俱全的人，如今戒了一毒二毒，就说自己“情操改造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道德素质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一个样。

何出此言？以事实为依据。

昨天的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今天仍然关押思想犯、良心犯，“荣登”关押记者最多国家榜首等等，案例汗牛充栋，罄竹难书，仅就昨天和今天的12月10日这一天发生的践踏人权事件，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了。

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发表《世界人权宣言》，是60年前的1948年12月10日。作为签署国之一的中国，在刚好20年后的那一天，也即1968年12月10日那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诗人田汉先生，在被诬以莫须有罪名关押两年后，在狱中上吊“自绝于人民”。

一网友披露：1970年12月10日，其好友李立荣和他母亲林舜英女士，在五台山公判大会上同时被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判死刑。会后，母子二人一道被绑在同一辆大卡车上，并列一起，示众游街，最后在南京水西门外凤凰西街刑场同遭处决。母子二人的罪名完全一样：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林舜英时年60岁，李立荣26岁。此前，林舜英大儿子李蔚荣以“现行反革命”罪已被判刑七年。事后，林舜英两个女儿不准收歛母亲和哥哥的遗体。

80年代初期，所谓的拨乱反正开始了，也即新华网网文所称的“进步”来了。怎样“进步”的？1980年，林舜英，李立荣被平反，家属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共领到死亡补偿金1400元，每条人命计700元。

“回顾历史，进步可喜，未来也同样可期”，网文里还有这样一句话。每条人命计700元，作者，让你领受这样的可喜进步，干吗？

此时此刻，远有北京的异议作家刘晓波、宪政学者张祖桦，近有贵阳的维权人士陈西、申有连、杜和平、廖双元，他们在什么地方？刘晓波他们在北京班房里，只因为当地国保认为他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12月8日，北京国保就把他下到大牢里了。陈西他们，则只是因为12月10日这天，准备公开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就被贵阳国保从12月4日，就软禁，实质上等于绑架了。

《零八宪章》，什么犯了天条的东西啊，不外乎民主啊，结束党禁、报禁啊，军队国家化啊，普选还政于民啊之类，这有什么稀奇？请看你新华网的爹《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中的一段话：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伟大领袖当年胜败难定时，还曾经主张由美国将军来统领国共两党军队哩。

可见，抓捕刘晓波们，与共产党公开宣示的政见，与“伟大领袖”的思想，都是背道而驰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讲，今天中国的人权现状，不是进步了，反而是后退了，开历史倒车了。

不管他是一纸空文，还是什么玩意，好歹弄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出台，新华网等也在12月10日这天推出了一篇与人权日有关的文章。这不也是纪念和宣传《世界人权宣言》的实际行动么。那么，你贵阳国保绑架陈西他们干什么？你阶级斗争这根弦，比“新华”还绷的紧？你政策水平，比“人民”还高？你用铁的事实说明新华网网评所言不差，中国的人权状况，比四九年前，比文革前，就有这样一点“进步”？

是的，刘晓波不会如当年的李立荣和他母亲林舜英那样被枪毙的，陈西他们也不至于如当年的田汉那样被逼得自绝于人民，确实“进步”了。但是，这样的进步，是否可喜？

《孟子》里有这样一个寓言：今有人日攘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是啊，从情理，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只要是非义的事情，就应该尽早、完全地停止。啊，你原先每天偷人一只鸡，如今改为一个月偷一只鸡，你昨天枪毙、逼死说真话良知尚存的人，今天不枪毙、不逼死他们，昨天没有将保障和尊重人权写进宪法，今天写进去了，昨天消极评论《世界人权宣言》的地位和作用，今天“积极”评价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取得了历史性进步”？真是一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文痞下流嘴脸。

有些人，有些组织，迟早要上被推上历史审判席的， 也许那一天我们见不到了，但是终究还是会来的。看看网民的忠告吧，对照对照，这有些人、有些组织当中，是否囊括了“新华”和“人民”，是否囊括了国保、国安，是否囊括了你，你，你，你们、他们？

至于中国未来人权状况是否可期，那就如当年《新华日报》所言了，如果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靠这样一些人，靠这样的制度，你再活上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也只能如此“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史云、李丹慧所著的《难以继续的革命》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所述的时段是1972—1976年。总的印象，作者力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一本全面论述这段历史的有价值的史书。民间修史是一可喜的事物，目前高层档案不开放，能够写成已是难得。

但这本书也有一些重要细节未能直书，以至让人在一些问题上仍有不得要领之感。如1972年5—6月间为什么毛让周主持在批林时，要周谈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后来1973年11月在周绝症缠身的情况下，又有了借中美交往中的事，找碴开了“帮周会议”。使周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极大摧残。书中讲了毛周对文革态度有区别外，周在林彪事件后拿回了原来由军方夺走的部分权力（如对一些企业的管理权），解放一批老干部客观上势力坐大，中美交往中在国际露脸，这些让毛不快。但关键处还是让人有些读不明白。如江青为何在“帮周会议”说“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待毛主席”？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谈到，毛泽东曾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后，1972年2月大病时曾当江青面向周恩来表示，“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由你办”（《晚周》369页）的这个曾有传位给周表示，这样的关键情节。不知作者是故意回避还是无意疏漏。

在1972年5月12日医生发现周恩来患癌症后，毛不让手术，也不让告本人和妻子，73年2月周恩来出现血尿后，瞒不住了，才对周告以实情，但仍不让手术，3月医生在为周做膀胱镜检查时，“抗旨”冒险自作主张悄悄做了膀胱癌原发灶烧灼术（《晚周》513），但为时已晚。本书对此事，有客观描述，也有语焉不详。说“73年1月13日，周恩来‘因膀胱出现血尿，病情持续恶化二个多月，到了3月10日才得以进行最必要的治疗’”。这段话如没有《晚周》让人无从理解。不告周病情，本书说：不让手术说是因毛“对医生有偏见”，（《难》221页），这有些画蛇添足。就从共产主义理论来说，人权是共产主义者们一起步追求的目标之一， 马克思在1864年为第一个跨国社会主义运动工人组织“第一国际”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中明确宣布，“他们（各国工人代表）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6卷 16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一个20世纪后半叶的执政党，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的大国，领导层之间的关系搞成与传统帝国的君臣一样，甚至比那种关系更糟糕，党内高级领袖的生病、看病，本人和家属都无知情权，无治疗权。在制度上，一个最高领袖不但掌握着其他同志的政治生死，还掌握着生理生死。没有基本人权，不遵起码人道，这不是一个以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主义者们奋斗了一生那代共产主义者的悲哀吗？这个现实与他们为之奋斗的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天国又何其遥远呢？无论毛是出于何种考虑，但这种没有人权的制度本身就是黑暗的，反文明，不人道的。难道这还需讨论吗？我想作者的史笔走到此处时，语焉不详，也许有其苦衷，但在判断事情性质上，不必遮掩。

本书对文革中，国家经济建设书写上较为全面，也不同于以往，对这一时段的经济描述多讲不好的一面，提出1966到1968年落，1969到1973年起，74年再落，75年又起，76年再次跌入谷底的“三落两起”，并详细介绍了三五计划的完成情况和“四三方案”（即当时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技术的情况），并对三线建设的成就和得失进行了较为客观评述。本来在二战后，计划经济就不是一个最优模式，苏联东欧的粗放的短缺经济其缺乏竞争力人所共知。书中也谈中国在经济大量增长的时候，经济效益是不高的。本书中也可看出其实我们学苏联的计划经济，也没把计划经济学好，经常是不顾计划的瞎指挥，造成了建设中大量浪费。中国是在一个农业国基础上进行的，资金和技术在产业上的投入必然会有产值的较大增长，特别是新技术的引进，会使经济发展更快，原因很简单，利用自然资源效率提高了。最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除了体制上的变化外，大规模的新技术引进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毛泽东要进行自己乌托邦的理想实验，又要同苏联争老大，所以常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本书作者高度肯定毛泽东1964年在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反对先顾人民生活兼顾建设的方针，坚决优先进行三线建设（国防工业）的决策。而且认为这为改革开放后今天的中国东西部差距没有更大做出了贡献。这种说法本人不敢苟同。从观点上说，这基本上是国家主义的观点。大饥荒后，人民生活很困难，1964年制定“三五计划”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支持的陈云等主张先提高人民的生活，“抓吃穿用”再量力发展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这是较合理的主张。除非战争迫在眉捷，整个国家和民族面临民族奴役的亡国惨祸，首先解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循序渐进，量力而进进行国防建设，这是比较合理的。本史否定陈云等一线领导的共识，赞成毛坚持先在三线上投资的决策，认为这填补西南了历史无国防工业空白。我认为这个空白原来就有人想填，抗战前夕蒋介石政府也搞了一个资源委员会，基本思路是重工业，国防工业国家来办，准备在大西南进行国防工业建设，当时经济力量有限，七七事变战争爆发了，但也还是迁了一些内地的工厂在这些地方进行生产。共和国后，如果中国认真地学习苏联，尊重科学规律，认真学习计划经济，没有大跃进，到1964年时，中国也有一定的国力搞些国防建设了，退一步说，就算64年没在三线上大投资，以后量力而进，西南总是要建设的。饿死了几千万人，让人民改善点生活，还是不顾人民死活，不要黄油要大炮，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国防工业的建设，迟早总是要进行的，但这和海湾战争并无因果关系，用江泽民1991年讲话（《难》279页），用海湾战争来肯定1964年当时的决策，缺乏说服力。难道中国的政治家把国家引到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在1991年国际处境中（任意吞并别国，引起全世界反对，拒不退兵，召致安理会动兵），才能证明1964年的三战投资决策正确，这个逻辑太不令人信服了。印度没饿死人，现在卫星也上天了，核武器也有了，甚至还有航母。当然他非要拥有核武器对世界消除核武器前景好不好，也还可以讨论。其实当年中国生产那么多除了军火，除了援外，多没什么大用场，过剩的军火生产能力，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下，许多军工厂至今不能成功转轨，我个人认为至少在1964年，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决策。当时，应先解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正确。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战犯的审判，联合国的建立，都为一个新的国际时代开启了大门。世界相对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国际关系是也在原有国际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国际法体系的时代。联合国为主的多边条约体系在这个国际法体系上，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美国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又对世界有很大影响。二战结束时，美苏双方势力范围的划分，形成东西方两大集团。苏联1949年也有了原子弹后，冷战中两大集团处在恐怖的均势中，争夺是在中间地带，在这种情况下，美苏之间充其量是局部战争。50年代后，美苏领导人心里都清楚，全面战争意味着共同毁灭，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多年视古巴为眼中盯，但也没有用武力拿掉，柏林在苏占区东德境内，二战后苏联几次想把美国和英法赶出西柏林，但都未能成功，也只好维持对柏林四国占领，不得不承认西柏林的存在。说明战后的国际关系中有些规则大家还是得遵守的。

二战后世界在经济上以进入一个以美元为中心金融相对稳定的全球大市场的时代。这个时代，世界国际化时代，经济上互相依存，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关贸总协定下，几轮谈判，全球一体化的规则体系日益完善，自由贸易已成主流。斯大林战后曾想接受马歇尔计划，美国提出自己条件后，苏联不满，后又阻挠东欧接受马歇尔，成立经互会，才提出两个平行市场说。但就是这样，苏联和东欧也不能不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如果，正确判断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并施以理性的外交，国家基本上可保和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可以有很好发展。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政权亡国了，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亡，反而在经济上都有发展，过了恢复期后，人民生活比战前都有改善。欧洲以宿敌德法为轴，建立从煤钢联营到共同市场、共同体等，和平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东亚四小龙就是搭上这班战后世界大发展的车才得以起飞。印度这样的南亚大国，一直采取坚持不结盟政策，也没有因为经济上采取社会主义模式，同苏联关系较好，而面临美国的军事威胁。南斯拉夫曾是苏联阵营的一员，后因不堪斯大林控制，脱离苏联阵营后，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善待，后来，赫鲁晓夫当权后，南苏两国关系改善，但南一直在外交上采取中间道路，成了不结盟运动的核心国家，其运动的主要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外交政策得当，南得到了东西方两个阵营援助，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从1945年到1980年铁托去世时，国民生产总值年递增率达6%，每11年就增加一倍，人口从1948年普查1577.2万（1953年世界知识手册）到1981年2235.2万（1982年世界知识年鉴）增长了近42%，人均收入从1945年100美元增加到1981年2789美元，居世界第36位。铁托在世时，南斯拉夫就与30多个发达国家，入境相互免签。南公民可持护照随便出入这些国家。南解体后，未经战乱的斯洛文尼亚，2005年人均总产值已达17008美元。中国至改革开放后，到时1980年代才提出战争是可以争取避免的， 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才讲了和平与发展时代是主题。1980年代何方先生提出“帝国主义论”的时代已过，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还受到高层个别人质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层才真正开始从角色上进入和平建国的新时期。这时世界已基本和平了40年了。

回首看，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不是没有改善关系的余地，是毛泽东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又介入朝鲜战争，才导致中美关系全面恶化。这都与毛对时代的判断有关，就是认为是帝国主义走向总崩溃，到1973年，中共十大时，此调仍不改，还加上“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判断。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改变了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提出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新路线，54年对奥和约，日内瓦会议都是这一战略调整。中国也参加了日内瓦会议。本来，会议的主旨是按北纬17度线划分南北越之界，各自进行和平建设，但越南北方对此没有满足，日内瓦会议后，北越长期在南方进行游击战争。最后导致美国为了“抗击共产主义扩张”，从对越南的特种战争扩大局部战争。中国为了帮助越南也参与其中，本书中有正面描述。在书中全面记述了中国全力援助越南，为此中国不但付出了大量经济军事援助，还加剧了和美国的对立。为了北越的统一大业，我们倾全国之力支持，甚至把中国军队正在使用的装备交给越南。大量援越、援阿都没有得到感恩，反而都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最后当中国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调整对外政策时，他们都翻脸不认人。从战略上说，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支持越南长期的战争统一政策，支持阿与中国共同反苏，耗了大量国力，国内国际都恶化了中国和平建设的气氛，最后越阿都不领情，从国家利益上说，实为不智，为中国外交之败笔。

越南统一之后，越不但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还对150万华侨进行政策性驱赶，分化、迫害（《难》166），百万人赶到海上，造成下战后空前的国际人道主义灾难。在柬埔寨问题也是如此，毛给即将掌握柬埔寨大权的布尔特的鼓励和周对红色高棉领导人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道不是容易走的……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的肺腑之言成了鲜明对照，（《难》159），中国支持的布尔布特掌权后，马上把中国的话当耳旁风，连毛都未料到，在中国承诺礼遇西哈努克亲王，但西哈努克一回国全家立即软禁。张春桥在波尔布特掌权后，去柬埔寨传授反对“资金产阶级法权”的理论（《难》159），这和波尔布特给柬埔寨屠杀大量城市人口和华人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有无关系也直得探讨。中国大力支持东南亚各国的武装革命斗争，这究竟是合不合时宜，完全可以进行充分讨论。甚至毛对马来西来总理讲，他就是要支持马国的武装斗争反对派，这可以说中典型的毛时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把时代判断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的时代。这一判断，完全不符合二战后的实际情况，所以外交上一贯彻毛的这些革命理想色彩的判断时总是败笔。从中苏翻脸，支持亚非拉到对越对阿，无不如此。后来连毛也承认不和美国人员来往，不搞小生意是不对的。（《难》85页）而每当毛采取务实的对外政策时，如中美关系改善后，不但使新中国进入了联合国，还使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与中国建了交，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中美关系的改善，西方国家与中国纷纷建交，朝鲜战争中的国际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不能为继的情况下，才有了1973年1月的出现“四三方案”。这个方案是自苏联援建156个大项目后，新中国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现代工业设备的引进。这是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一次重大事件，也为经济对外开放进行了最早的奠基。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已关注到台湾的划出自由贸易区，增加吸引外资和出口的办法以，颇为欣赏。（《难》292——300）这说明如不是毛的不合时宜的革命，中国领导人采取务实的内外政策并不是不能融入世界的和平发展大潮中去的。即使在毛继续维持其乌托邦的革命，也还是同意了“四三方案”。说明只要毛不在其乌托邦的天国里狂想，只要回到现实中来，面对一些国家的问题，领导层中还是有大量务实的人能提供正确国策的。而毛采取在国际上务实的对美政策，正是中苏交恶的孤立局面而引起的。这局面是毛自己前二十年采取对苏“一边倒”，与苏结为军事同盟，最终又与其对时代出现认识分歧，并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造成的。1969年珍宝岛之战后，毛“满腹忧虑地说‘我们现在孤立 ，没人理我们了’”（《难》106）这是毛采取对美务实外交的前提。

其实通过本书还可看出，毛只要进务实层次，头脑和气度的确有过人之处，比如对美关系的调整，对日和解时，主张中日长期友好下去，没有在枝蔓问题上纠缠，确有大开大阖之度。本史行文中，对中国打美国牌，对美国打苏联牌吊美国的胃口，等都用正面口气，反之，对美国向中国打苏联牌则口气反感，我觉得史家，可更超脱一些来谈这些国际往事。

另外，本史180页在描述73年5—6月基辛格访苏时，勃列日涅夫向他建议：苏美共同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又提到“在1964年中国原子弹即将试验成功之际，美国约翰逊总统也曾向苏联提出过相同的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建议，那时被告苏联拒绝了”。这句话出自什么文献，应有说明。

走笔至此，可能批评得太多了。其实不论观点是否有可商榷之处，但本书作者要力求真实全面记述这段历史的意图还是清晰可见的。文艺复兴时代，新历史编纂学是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历史学派就是对历史进行真实的还原，剔除掉中世纪历史中的神话和虚假的传说（剑桥世界近代史1，1999年版权96页）。今日中国民间修史之风渐炽，理性地，现实地还原真实历史，乃是中国走出中世纪阴影的一个自觉的人文活动。

2008年12月12日于太原

12月8日夜晚，中国知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及独立作家刘晓波被警察带进黑牢。以此为序幕，一个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里程碑式的文献《零八宪章》登上历史舞台。十几个小时以后，张祖桦暂时获得自由，而刘晓波毫无音讯。但是，这两个人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如一轮初生的旭日，冲破黑暗的封锁，呈现在世界每一个自由华人的面前。

我是一个普通的加拿大华人小企业主，但和母国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我奉行鲁迅先生的格言：“为中国做一点事。”在这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我鼓起勇气公开地站出来说这句话：“我支持《零八宪章》。”尽管还没有在宪章后面签名，但是相信必要的时候会这样做。签名是一个形式，我相信，虽然不签名，但是从心里支持这个文献的海内外华人，一定比签名的人多得多。对目前已经签名的700多位志士仁人，我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谢。历史会记下你们的名字。

现在就来说明为什么我支持《零八宪章》。

首先，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支持声明。从来写文章或者发言，我只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任何别人。因为我不参与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今后也不会参加。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很弱小，并且没有影响力。但是我的发言只要被第二个人听到，就要引起他的思考和判断。如果我说的正是他想要的，那么就有了一个同盟者。只要心相通，相识不相识并不重要。正如我支持《零八宪章》，如果有人看到我的支持理由，并提不出反对意见，开始支持的就不是我一个人了。必须给人以选择自由。中国历来那种把民众煽动起来狂热支持某一纲领的做法，一向都令人生厌。

第一条支持的理由，《宪章》是统一的。《零八宪章》所代言的，不是某一个阶层，某一个党派，某一个集团，而是十三亿多真实的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宣言很多，但是几乎全部都是出于某些人的利益，联合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哪怕是中国现行的宪法，也不涵盖所有中国人的利益。这个宪法的所谓“工人阶级为主导”，就无形地分出等级。哪怕现在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被压到底层，他们也无话可说。因为宪法又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了工人阶级，所以共产党成了主导。你和共产党有不同政见吗？宪法就不保护你。

《零八宪章》超越族群，超越阶级，超越党派。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到起草者想把矛头对准谁。值得注意的是，《宪章》用“公民”一词取代了广为流行的“人民”。“公民”是不分阶级，不分等级，不分民族，不分政治面目的最广的称呼。“人民”有对立面，一小撮专政对象就不是人民。但是公民没有对立面，公民的对立面不是母民。《宪章》代表的利益相关人，包括台湾同胞，藏族同胞，包括60年来受尽歧视的农民，包括城镇各界人士，也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人。

以斗争为专业的中国左派，以最快反应跳出来反对《宪章》。他们看到中国已经临近改朝换代的前夜，“人民日益不满，干柴烈火正在到处熊熊燃烧”，生怕失去这个独揽大权的好时机，所以祭出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宪章》。他们期待一场战争，用小米加步枪来打败“哈佛”的洋博士洋学生。
　　
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历经一百年血与火煎熬的中国人，已经厌倦了一切豆萁相煎。中国需要走出历史性的一步，这一步就是和解。今天，最深入人心的一个词是“统一”。什么是统一？人心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用“反分裂”来制造分裂的所有心地龌龊的小人，最害怕的就是打破藩篱。如果把台湾人和大陆人，藏族人和汉族人，农民工和企业主，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高墙拆掉了，仇恨消除了，普天之下皆兄弟，他们还有谁可以利用当枪使？！有没有第二个中国历史文献像《宪章》这样促进中国统一的？没有了。

第二条支持的理由，《宪章》是和平的。研读《零八宪章》的每一个字，找不到任何鼓动造反，煽动暴力的痕迹。有人以“颠覆国家安全”为名来拘押刘晓波先生，大概不识一个中文字，或者概念混乱，把安全当危险，把危险当安全。

我本人长期以来反对革命，反对暴力，只有一个良苦用心，也就是，革命和暴力不是不好，但是太容易被人利用了。而且，利用革命和暴力的，多数是坏人，不是好人。好人很善良，下不了狠手。“兵者，国之凶也”。最常见的情况是，即便用良好的动机来使用暴力，得到的却是坏的结果。最后受到伤害和失去一切的，往往是底层的民众，而不是坏人。只有法治才真正惩治坏人。

而《宪章》所主张的理念：自由， 人权， 平等， 共和， 民主， 宪政，被世界几千年历史证明，是最安全最无害的东西。近代史上发生过战乱的国家，都不是民主宪政的国家。一个哪怕再强大的权威政权，也有崩溃的时候。这往往发生在权力真空，矛盾积累，灾害危机蔓延的节骨眼。中国现在正接近这个节骨眼，不承认也没有用。但是民主国家不会。在人权受到保护，人们自由地发泄不满，各利益集团自觉收敛，各方求同存异的民主体制下，纵有再大的灾难，也能安然渡过。

中国人现在不是不知道要“和谐”，但和谐不是压迫出来的，不是威逼出来的，也不是欺骗出来的。和谐或者共和，要求境内不论强弱势力，首先是强大势力，适度放弃一些自我目标，接近其他势力提出的要求，患难与共。和不是强行捆绑的和，不是我行我素的和。和一定要有弹性，有妥协，有退让。

对比中国左派或者毛派的政治纲领，《零八宪章》安全得不能再安全了。与《宪章》的和解呼吁相对照，自认为继承了毛泽东意志的左派革命家们，对1976年的失败耿耿于怀。他们正苦心经营，等待时机，准备开展另一次文化大革命，代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打倒现在在台上的“走资派”。而毫无头脑的“走资派”们，一边迷信自己的警察军队，一边对左派安抚有加。因为当权者不敢触动毛老祖宗，只能眼看毛派放手壮大，渐成成燎原之势。

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全局眼光的领袖人物，痛下决心，尽快在全国范围化解矛盾，构建和解架构，当过了临界点，火药一触即发，那么，再做什么也晚了。千百个大小野心家们，正等着这个重新洗牌的好时机，军队将帮助他们。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事情，极有可能发生。死的有好人也有坏人，但一定都是异己分子。谁是异己分子？你没枪，我有，你就是，我就不是。不过造成破坏的，不可能是主张和解共和的《宪章》派。宪章派正被当局严密监视，并且一个个关进监狱。

第三条支持的理由，《宪章》提出一条可行出路。一百年来，中国大地上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试验，但都失败了。袁世凯试验过复辟帝制。孙中山试验过“三民主义”。毛泽东的试验最失败，接下来是邓小平的试验。初看是邓小平的单边经济改革很有效果，可是经不住一次经济危机的考验。凡是有一点责任感，有一点头脑的中国人，对眼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局势，都不敢乐观。股市覆盘，楼市狂泻，企业倒闭，失业飚升，民怨沸腾。现在纵使中共有再多的外汇储备，也不知道该救哪个好。也可能一个都救不了，包括自己。

唯有一个试验没有做过，这就是宪政民主。这个宪政民主一定是中国式的，不是欧美式的。因为做这个试验的人，将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个宪政民主一定是真的，不是假的，或者只是口头说说的。因为假的也已经试过，行不通。

令人可喜，提出宪政改革的，是一群知名的优秀中国人，代表着各方面的不同利益和政治要求。这些人的能力，才华和政治眼光，已经得到众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承认。他们不属于某一个政治势力，不仅仅为某一家代言。从《零八宪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不是民运，不是台独藏独，不是法轮功。他们是和你我他一样的本份的普通人。如果有人相信有一条中间道路可走，我很肯定地说，这就是那条中间道路，完全走得通。

最后，借用《宪章》的一节精彩片断来结束我的支持声明：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2008年12月12日

刘晓波入狱，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个生命因为自由思想而要面对来自专制国家机器的威胁和摧残，足以证明这是一片不开化的野蛮黑暗的土地。

走过昨天的路，为数不多的思想者们，用了一百年，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但总算可以看到些许希望了。

自由民主科学距离我们仍然很远，但是到来已经是必然，这是任何人和势力所不可抗拒的。民主和公正终将成为现实。这一切已经到来的太迟，前辈们带进坟墓的只有耻辱，我们今天所为只是拒绝继续与黑暗和疼痛共存，拒绝精神丑恶与死亡，人的自由意志不算是奢求。

生命需要有拒绝黑暗和邪恶的勇气，那只是因为黑暗和不义无处不在。在一个拒绝变革的国度，野蛮的统治者拒绝善意，拒绝良知，拒绝自觉文明的可能，在扼杀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时，一贯不择手段，丧心病狂。

在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民主的繁荣，没有立场的和谐，没有理想的进步，没有公正的稳定。被人唾弃的极权和暴政，继续做梦吧，独裁者的命运，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末日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