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关于“零八宪章”
1. 政府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先生，传唤了推动此事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张祖桦先生，我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这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起草人也好，其他签名者也罢，都没有用任何不正当手段去做推翻现政权的行为，只是呼吁现政权下定决心进行宪政改革，与颠覆国家政权完全不沾边。
2. 为此，我呼吁中共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先生，归还从刘、张两位先生家里抄走的物品，并且借此机会广开言路，让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共商国事的讨论中来。
3. “零八宪章”是一份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生活的宏观愿景，相对于以前的任何一份重要倡议书，它都显示出更为理性、平和、富有建设性，是事关未来中国大局的一份重要文件，在此谨向倡议者、执笔人以及每一位参与署名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4. 《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宪政民主法治理念，我完全赞同，但在现有形势下，其可操作性等于零。
5.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联署签名“零八宪章”是一个政治行动，既然是政治行动，就应该考虑它在社会各界最大程度的可被接受性。
6. 可以想见，居于被统治状态的人们，包括我在内，都会赞成“零八宪章”的理念和所有保护人权的具体措施。
7. 但是这份宪章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其中的所有观点。
8. 宪章显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它完全没有考虑执政者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份建议。
9.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这次宪政转型，只是在辛亥革命基础上实现共和国理想的最后努力，从中华民国到中共建政，这只是未完成或者说被强行改变了航道的辛亥革命的继续，而现在我们要将这被改变的航道改回到它该驶向的方向。
10. 辛亥革命的主要国父是两位，一位是孙中山，还有一位是袁世凯，以前人们总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剥夺他作为中华民国国父之一的身份，这是一种道德中心主义观念下的偏见，而不是政治上的公允之论。如果没有孙袁双方互有妥协的谈判及其成功，请告诉我中华民国自何而来？就靠南方革命党账上那几块钱，能打赢政府军？即使筹集到银两巨万，革命党打赢了这场战争，那又得死多少人？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我们都要感谢孙袁两位为基本和平的宪政破航做出的贡献。袁世凯后来想当皇帝不得而死，那是以后的事，至少在1911年，他是新国家的创立者之一。
11. 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应该是在和平推动中完成宪政改革，共产党必定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无论名义上，还是具体措施的操作上，都不能，而目前的宪章，其措施如果全部实行，那么共产党必然就成为了中国全体国民的敌人。要求共产党经过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沦为阶下囚的国家之敌，共产党能答应吗？
12. 极权政治存在的一大基础就是它需要敌人，无时无刻地需要敌人，而目前这份宪章的具体建议等于是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敌人，这对于他们而言，不是削弱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而是暂时地增强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虽然从长远看当然是削弱他们力量的。
13. 中国未来的宪政改革必须是没有敌人的政治，是一种仁者无敌——仁爱者没有敌人——的政治，政治就是事关公共生活，于内政是增进全体国民共同利益，于外交则是争取国家利益的制度以及治理方法。
14. 这份文件的最大缺陷，在于完全没有考虑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宪政成功转型的成本是什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当前共产党掌握所有国家主要资源的局势下，让他们主动放弃利益而走向公权力受宪政制度约束的政治，凭什么？
15. 凭三条，第一条，再这样治理下去，共产党统治会导致烽烟四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共产党会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处在绝对对立的死胡同里；第二条，只有结束这样的治理方式才能挽救中国、挽救中国共产党；第三条，结束这一过程，需要给共产党及其重要成员一些基本承诺。
16. 清帝退位的原因是两个：第一个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对清王室的连哄带吓，第二个原因是民国政府给出的《优待清室条例》——和平新建政权是要代价的。
17. 过了将近一百年，中国人的政治眼光应该高于清末，而不是连清末都不如，但这份零八宪章的政治水平却不及清末孙袁。
18. 中国未来的政治，如果要走和平转型的道路，在理念上必须彻底抛弃敌我思路，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同盟者——甚至改革主力对待。
19.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将近60年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灾难，而且迄今依然手握大权，如果宪政的和平改革不能给他们起码的制度性宽恕方案，要让共产党来革自己的命，无异于痴人说梦。
20. 要使得共产党成为和平宪政改革的同盟者甚至主要改革者，必须要有一批“污点国父”——他们可能在这个体制内获得了巨大的不义之财和地位，但是只要他们愿意主导或者推动宪政的和平改革，除了应该将他们及其家族的财富按照一定比例退还国库，其他一概既往不咎，并且保护他们及其家族的一切安全，使得他们在此基础上成为与广大无罪国民权利平等的公民，如果他们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以后卸任以后也绝不秋后算账。上述政策应该也是针对其他一切共产党官员的做法。
21. 没有上述制度性宽恕政策，将会导致共产党与人民斗个鱼死网破，而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必将又是暴力、血腥的过程，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不知后果是什么、却是谁都不想要的过程吗？
22. 要平稳走向宪政深水，首先得试水，如何试水？共产党与社会各界共同拟定一份“过渡期宪政方案”，主要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但不限于：○1共产党继续执政，确定具体年限；○2全面实行三权分立的公权力监督模式，正常发挥议会、行政和司法保护公民权的功能；○3允许结社自由，因此而成立的政党，除了在过渡期内不能进行执政竞选，其他一切符合良法的活动都可以开展；○4全面保护原宪法所承认的公民权利；○5增补并保护原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6军队国家化，不得介入内政；○7拟定对将近60年来共产党过往问题的调查、审判、赦免程序与制度性宽恕方案，并且保证过渡期之后将来的其他执政党绝不出尔反尔；○8过渡期结束之后如果多党竞选的条件还不成熟，那么应该由议会讨论决定是否延长过渡期年限。这些具体方案都是宪法性文件，具有各界不可凌越的法律地位。
23. 上述只是我的一个简要思考，具体方案，一定得社会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至少这些问题都应该进入公开、和平与理性的讨论阶段。
2008年12月13日於追远堂
申有连：论人权是国家权力的渊源
国家权力来源于何处？可以肯定地回答说，它来源于人民的委托。当社会形成之初，人们就会酝酿一个需要共同遵循的规则和秩序。当这一系列规则需要刚性明确的时候，它的履行和维护人，就是国家权力的受托人。可见，这个人或这些人只是受人民之托的代理人。
国家就是由这样的人民和人民委托的代理公务的人在确定的国土中构成的。
首先，国家是这片国土中一切人的合约体，其次，国家一切权力是全体国民共同约定委托形成的。如果这个权力被用武力形成，那就是暴政，是强盗国家，不是人民共和的国家。
在人民共和的国度中，”在这种政治之下，建立投票权利的法律，就是基本法律”；”只有通过选举，人民才能当君主，因为选举表现了人民的意志。主权者的意志。”（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9-19页）。而在少数人，或者是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是贵族共和的国度中，则无所谓选举制度。它即使有选举，也只是在少数人中进行。因为人民在这样的国家中被统治者欺压和愚弄，是被政治完全抛弃的；这种国家的主权者是既得利益贵族，而不是人民。
我们从自然法的启示中，从我们每个人的天然权利源于产生万物的自然权利中可以证明（见斯宾诺莎《政治论》第二章1—4节），类似于或比古代第三种（即世袭）贵族共和制（见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五章）更丑恶的当代既得利益集团共和制是违背天理，违背自然法，违背人性的。因为国家是一个国土中生活的每一个人的共同意愿构成的，人民的意愿是决定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原则，国家权力必须体现每一个人的利益，国家必须捍卫人民的权利。
在国家制度中，哪怕最小的国家，人民也不会亲自履行国家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人民放弃了这个权利。人民通常用选举明确了对这个权利履行的要求，做出了他们能做到的最严格的规定。如果人民的选举权被取消或者变相取消，国家权力被一部分人用武力劫夺，国家就变形为强盗集团共和国，成为上述的强盗国家。这样的国家已无所谓公民，因为这样的国家只有劫夺者才有公民权，并且是扩大了的公民权。他们劫夺了人民的权利，享有的不是人人平等享有的那种公民权。
这种制度，在国家形成之初十分盛行，因为那个时代是武力盛行的时代。到了近代，它已被人类文明完全否定。特别是联合国成立以后颁布的国际人权宪章，已经将这种制度列为反人类反文明的制度；《世界人权宣言》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现代文明国家应该是也只能是人民共和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正是每一个个人的基本权利构成了国家权力，成为国家一切权力的渊源，因此，人权高于政权，高于一切。
万 之：在废墟上重建星空——纪念《今天》文学杂志创刊三十周年（1978 – 2008）
三十年前，确切地说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后，天气阴沉寒气逼人的几个白天夜晚，有一群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北京文化部大门外的墙壁上，在北京长安街西单路口的墙壁上，在北京一些大学校园的饭厅外的墙壁上，在官办《诗刊》杂志社门外的墙壁上……贴出了一份手刻油印的文学杂志。这就是《今天》创刊号。
一时间，贴出这份刊物的墙壁前人头攒动，聚集起好奇的读者。钢板刻字油印纸张粗糙，字迹也多歪歪扭扭甚至模糊不清，但刚刚从大陆文化革命氛围中走出来的读者仍然感到新奇，甚至兴奋莫名。很多读者还不顾寒冷用笔抄录，使这个杂志的作品传到更广的范围，传到了北京之外，全国各个角落。人们惊讶的是这份杂志的文学语言於装帧专业正式出版的文学刊物是如此不同，尤其是它刊登的诗歌语言，让习惯了官方语汇的文学批评家都感到困惑难解，很快就有“朦胧诗”的说法不径而走。直至今天，“朦胧诗”依然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的文化标籤。
《今天》创刊号也装订零售，很快销售一罄。这给了创办者极大的鼓励和刺激，於是再接再厉，以双月刊的步伐，出版了第二、三、四、五……期。一九七九年的出版没有间断过。期间，《今天》还在紫竹院和圆明园组织了数场公开的诗歌朗诵会，听众踊跃。在《今天》周围逐渐聚集起一个文学群体，参加《今天》每月文艺沙龙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以致於最后不得不转移场地。可惜，虽然《今天》一直定位为文学刊物，从不刊登政论时评，但是这份杂志的炎黄春秋也是随着中国的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它随所谓“西单民主墙”之兴起而兴起，随“西单民主墙”之衰落而中止，到一九八零年夏天，就被迫停刊了。
当年创办、编辑、出版《今天》杂志的同仁四散开去，走向不同方向。有的进入了官方的文学体制创作出版；有的继续在民间浮沉忽隐忽现；有的进入大学校园高等学府；有的负笈海外浪迹天涯……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有一大批作家流落海外，其中多位是当年《今天》同仁。一九九零年春十多位流亡作家在挪威奥斯陆聚会，决定出版海外版的《今天》，定为季刊，当年年底推出海外的第一期。从那时到现在，坎坎坷坷，曲折拐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连续出版了七十多期。
《今天》有了三十岁。
写下这些纪念文字的时候，我想到《今天》主编北岛的两个作品题目。“在废墟上”是他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发表在1978年底《今天》创刊号上，而“重建星空”是他1989年住在柏林的时候创作的一篇诗作的题目，发表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收入诗集《旧雪》。借用刊物主编的这两个作品题目做纪念《今天》创刊三十周年的文章题目，我觉得别有一番意趣，恰好可以回答出发点和目的地这两个问题。两部作品恰好也和《今天》国内海外前后两个时期有关联，而组合成这么一个句子，确实恰如其分形象概括《今天》从诞生并走到现在的全部里程，概括《今天》作家的思想和写作视野，概括同仁们创办刊物的宗旨动因，概括了出发点和目的地。就是说，《今天》同仁这三十年，前赴后继，离合聚散，费尽心血，努力要做的全部的事情，我用一句话以蔽之，其实就是“在废墟上重建星空”。
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未来生存下去，我看还是这样。这是挑战，这是反叛，也是梦想，也有点像是西西福斯推石上山的不懈努力。这一句话，这八个字，展现了这份文学杂志前后两个阶段的存在意义，回答了出发点和目的地这两个问题，甚至也可以借它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依然站在文学、文化和文明的“废墟”之上？如果“废墟”已经成为历史，如果我们确实有所“重建”，那我们到底建立了甚么，哪里是我们自己的“星空”？
“在废墟上”出发的《今天》
把“废墟”当作《今天》的背景和出发点，这并不是我个人创见。有意思的是，现在，当我们《今天》的一些老作家老编辑老朋友聚集在香港纪念这份文学杂志的三十岁，但多数人可能不知道，可能已经忘记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是在香港这里，有些香港文学家批评家最早把《今天》文学称为中国的“废墟文学”，还和德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废墟文学”做了比较。《今天》创刊号上，也刊登过一篇介绍德国“废墟文学”的译文。“今天文学”和德国“废墟文学”是有些共同点，它们都见证了一场民族的灾难，或是战争或是革命，以及战争或革命对个人和民族文化的大规模破坏，也都是在这场灾难的废墟上质疑战争或者革命的意义。
所以，《今天》确实是“在废墟上”诞生，“在废墟上” 出发，“在废墟上”寻找一条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道路。“废墟”是《今天》早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景象，一个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标志。比如，除了短篇“在废墟上”，北岛当时还有如下的诗句：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引自《红帆船》）
在我的小说《开阔地》（原载《今天》1979年第五期）里，废弃的碉堡，散落泥土中的死亡士兵的尸骨，战争遗留下的“废墟”，也同样是最主要的风景，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风景。废墟是引发主人公反思那场争夺中国权力的内战的意义和个人生命价值的背景。多少人为这块土地付出生命，废墟依然，意义何在？
“在废墟上”没有现成的道路，“在废墟上”更没有辨别方向的路标，“在废墟上”没有可以栖息作为归宿的屋舍，“在废墟上”只有令人困惑的残垣断壁。
我这里说的“废墟”其实还有不断转换不断深化的意义，有很多层次的意义。它可以是很现实真实的风景，就像北岛短篇小说中荒芜萧瑟的圆明园废墟，一个在文革中受尽屈辱的老学者打算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表示抗议表示尊严。像我的《开阔地》里的废墟，一个老军人在这里埋葬士兵的尸骨。这种“废墟”景色非常具体醒目，非常鲜活明确。
“废墟”还可以用以形容当时整个社会的状态。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风景真是一片“废墟”。连官方话语都不否认，所谓文化革命是一场“十年浩劫”，经过这场浩劫的破坏，到处是残败景象，不仅经济萧条、社会贫困、民生凋敝，文化上也可谓疮痍满目、灰头土脸、惨不忍睹。
“废墟”同时有历史意义：圆明园毁於外患毁於战火，毁败於中华帝国遭受现代工业文明撞击而没落的时代，因此它也是中华文明衰败的象征，是腐朽帝国毁灭的标志，也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强力碰撞的遗痕。当年，《今天》的作者们经常在这里聚会，饮酒诵诗，思考争论，发“思古之忧情”。选择这个地方聚会，当然不是随意的。从《今天》的活动背景而言，“废墟”除了具体现实意义，除了历史意义，还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层次：第一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层次，第二是中国文化的层次，第三是归结到人类文明的层次。《今天》创立之时，创立者们的思考视野，是有过断层的。开始的时候，还只回头看过去的文革十年，视野还比较狭窄，如《发刊词》中只提到文革十年的声音禁锢，似乎十年前还可以发出声音，还没有脱离局限。但是，他们的视野很快延伸，很快跨越到过去的红色的二十九年，跨越过去中国内忧外患战争不断的一百年，甚至跨越了数个世纪，跨越了数千年的古老文明，注视的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就第一个思想意识形态层次上来说，这是指一个信仰的“废墟”。文革浩劫留下一片废墟，但对於坚持共产党统治的掌权者还有他们的追随者来说，统治体制依然还是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的大厦还没有彻底倒塌也不允许倒塌，因此，他们当然不会在思想意识形态把当时的现状看作“废墟”。他们力图要做的仅仅是“修复”被浩劫破坏的整个上层建筑的工作，所谓“拨乱反正”之“正”，不过是要返回到文革前的共产主义“正统”。在文学上，与这种官方需要相应的就是当时被官方肯定的“伤痕文学”。对於那些作者来说，文革不过留下了可以修补的“伤痕”而已，并不等於受伤者的生命终结。“伤痕文学”基本上只是否定文革而希望回到文革前的状态，“伤痕文学”作者否定文革十年，但是不否定文革前的十七年。如小说《伤痕》的女主人公（一个文革红卫兵）在对自己投入文革的忏悔中，要在精神上回归被文革迫害而死的母亲，一个中共老干部。“伤痕文学”主要作家刘心武曾经有一篇小说《醒来吧，弟弟》，是希望那些开始消沉感到理想幻灭的年轻一代重拾主流信仰和官方话语，而《今天》杂志就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评论，认为真正需要“醒悟”过来的恰恰是刘心武本人。
所以，《今天》的“废墟文学”可以跨越文革的局限，逐渐延伸到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因为在《今天》创办者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厦早已经彻底坍塌了，就如一个人的生命已经完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信仰的“废墟”，一具纪念堂内的暴君僵尸。这是《今天》文学和官方肯定的“伤痕文学”的根本区别。据我所知，《今天》作者编者同仁基本是1949年之后出生的，也算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接受过将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或者说他们“信仰”过“共产主义”，大多数还当过少先队员繋过红领巾，其中有些人在六十年文革初期还参加过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卫兵。这些意识形态灌输教育象是在成群放牧的牛马身上刻下辨认其主人的烙印，恐怕至今都难以消除。但是，《今天》大多数成员脱离这种轨道非常早，也非常快，几乎再没有人申请参加过共青团，更不用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说他们属於共产主义信仰“幻灭的一代”（Disillusion Generation）。
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的信仰“幻灭”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其原因可以归结到许多方面。《今天》大多数作者都因为所谓“文化革命”而中断学校教育，被抛离学校而到工厂去当工人或被下放农村劳动，这种经历对他们认识社会现实而不再相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谎言有很大作用，原有的理想和信仰变得支离破碎。正如北岛诗作《回答》中的宣告：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与这种对传统正统意识形态的否定和不再相信的态度对应的，是来自另一方面的异类文化的影响。信仰“幻灭”的另一原因就是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幸未被红卫兵销毁的西方文学译作和唱片、地下流传的黄皮书手抄本等等成为这代人新的精神食粮。七十年代的一系列事件发展和这代作家的思想变化应该有同步的意义，例如一九七一年的林彪出走坠机温都尔汗，例如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问中国，而对这些诗人和作家来说，最重要不是政治和外交的兴趣和意义，而是随后有西方文化破门而入的迹象。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三大交响乐团访问中国的演出，让中国的无线电电台里重新奏起斯特劳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天籁之音。当时内部还开始翻译出版发行外国文学哲学丛书，在这一代对知识感到饥渴的年轻人中流传。这种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学艺术作品让他们感到耳目一新，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有了东西方之间的比较，“废墟”对於《今天》这代人绝对不只是意味着他们面对的主要政治环境，不仅仅指信仰摧毁之后的“残垣断壁”，不仅仅是经过文化革命而留下的意识形态和信仰“废墟”，不仅仅指自1949年后大陆专制统治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破坏性结果，更是古老中国文明沉沦的标志，是象形文字诞生以来的文明史。这是“废墟”的第二个象征意义层次。《今天》的创办者其实对1949年前的中国体制并无个人记忆和怀旧之心，并不把1949年作为类似地震一样文化摧毁性事变当成唯一的历史座标。对他们来说，中国文化建筑的坍塌并非仅仅由於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在一个文化地理学的平面上，“废墟”显示东西和西方的区别，在历史的坐标系里，“废墟”展现传统和现代的差异。
一九八九年之后，《今天》在海外复刊。它是在被坦克碾碎而倒塌的天安门民主女神的碎片残迹中开始，也几乎是在同年倒坍的柏林墙废墟上重新开始。所谓冷战的结束，有人解释为西方文化价值的全面胜利，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观念将主宰世界，可是文明的沖突依然继续，九一一事件在资本主义的中心留下一片新的零度“废墟”。各种旗号的原教旨主义目的不是建立新的建筑，而是拆毁和破坏。也许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再次崛起，“废墟”已成为历史陈迹。其实，即使最时髦的现代化努力，也不过只是建筑起一座座没有个人意义的“鸟巢”而已。我无须做预言家也可以预言这些对我没有意义的建筑迟早会灰飞烟灭，这是所有繁荣过而又沉沦的种种世界文明可以证实的。
文明的碰撞沖突象是一道道峡谷，复刊的《今天》就是被夹持在这样的文化峡谷中生存发展，在泥沙俱下的文明洪水泛滥之时，时时有没顶之灾而不知向何方逃避逃生逃窜。这已经不仅仅是《今天》的同仁们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使用文字语言的人突然面临的威胁。字啊这个意义上，《今天》面对的已经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废墟”。
《今天》理想： “重建星空”
“重建星空”意味着甚么，这是个问题？
这当然不是高科技的空间计划，不是人类摆脱地球困境的实际解决方案，不是图解善恶交锋的星球大战。它能象征和隐喻的只能是一种“可能性”，北岛原诗歌里就是这样表述的。
“在台灯下
我思考重建星空的可能”
这种“可能性”，可能是一种美学理想，可能是一种写作姿态，可能是一种精神状态，甚至也只可能是一种梦想，近乎北岛诗作《八月的梦游者》中那种梦游状态。我不能说这是不切实际，是空想，是妄念，但是它确实和现实有着距离，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距离还越来越大。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今天》文学杂志的特别的状态，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的状态，也是今天的目前的状态。我们依然在憧憬着“重建星空”的可能性。
归根结底，我以为我们都是一群某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要在大地和天空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要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要在维持现状安定团结和谐昌盛的生活和漂泊不定自由自在之间做出选择，我相信《今天》的创建者写作者参与者，至少在三十年前的那个年代，大都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
就如“废墟”有多重的意义层次一样，“重建星空”也有多重的意义层次。
在政治化的星云图上，在意识形态的寓意上，“重建星空”经常会被做政治解读甚至“误读”，这和前面说的“在废墟上”的意识形态和信仰寓意遥相呼应。当这份杂志诞生在一个那样的时代，贴在被命名为“民主墙”的墙壁上，并和一些政治刊物联席共存，它的政治化的经典意义就不可避免。就是海外复刊，它和1989年的政治事变的联系也不可避免。这肯定是最初的《今天》一度出现分歧的原因。这是早期的的《今天》被迫停刊的原因，这也是后期的《今天》是在海外复刊的原因，是《今天》再登上黑名单被查禁封锁的原因。
就如标榜“纯文学”本身就是“不纯文学”的姿态，“非政治”本身也就是一种政治，我们的生活和写作境遇不可能避免政治的解读。所以，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依然会打出北岛诗歌标语：“绝不跪下/让刽子手显得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这是因为，在象征的意义上，“重建星空”是对既有星空秩序的反叛，是其象征的政治结构的挑战。
《今天》副主编芒克有在创刊号上发表这样的诗句：
“太阳昇起来，
把这天空，
染成了血淋淋的盾牌。”（引自刊登《今天》创刊号的诗作《天空》）
当太阳经常被专制者用作自己的权力象征，因为它是一个系统的核心，所有系统内的星球都要围绕它选择。当代表民众的四颗小星星都必须围绕一颗代表政党的大星旋转都必须有一个角对着这颗大星，这是不折不扣的一面国家旗帜的星图演绎。盾牌则是极为普通的王权象征。那么，如果需要重新安排这种星图秩序，呼吁着甚至每颗流星的位置和权利，这当然也可以解读为一种政治反叛。
不过，这非政治《今天》的成员，大都没有忧国忧民救世救国的宏图大志，大都不是有志清理废墟重新收拾破碎山河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大都不是主张“以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知识分子，大都无意做领导思想潮流启迪启蒙民众的思想家。既然他们属於“幻灭的一代”，是之所以选择文学，主要是寻找表达自我表达个人的方式，或者说寻找自证和自明的方式。所以，《今天》的理想不是“重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星空，而是个人化的宇宙，个人化的星空。
《今天》的重要诗人之一顾城最着名的诗句之一是：
“黑夜给我了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诗人的眼睛在黑暗的宇宙中搜索星星的光明，而这是一个个性化的星空。顾城就曾经明确地声称，他的诗歌就是为了“表现自我”。因此，在文学的层次上，“重建星空”代表一种不同的美学理想。在其时的中国，主流文学官方文学的复兴，是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报告文学”为道路标志的，基本还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而《今天》走出的是另一条道路，是张扬个性和人道精神，是超越现实而趋向理想，甚至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复兴。在确认自我的意义上，也只有后来的“寻根文学”可以与之有一定的道路交叉。而《今天》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标新立异，使得后来的实验小说家把《今天》也当作其先声。
前面已经说过，海外复刊的《今天》是处在四分五裂崩溃瓦解的人类文明废墟之上，那么，从这里出发“重建星空”，作家们的焦点已经不仅仅是个人表达，不仅仅是保留中文语言系统的意美学义，还面对着世界民族文学和普世价值的纠缠、沖突、压力或挑战。瑞典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瑞?马丁松有一部长诗《阿尼亚拉》，描写地球毁灭之时，人类希冀在外面的星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可以比喻《今天》“重建星空”的更高层次的理想，一个生命哲学意义的层次，一个宏观宇宙的层次。
总之，三十而立，《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婴儿。他已经成熟，经历了沧桑，或许也多了点世故。但是，它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依然没有改变！
至少从文学的意义上我可以说，《今天》始终是“在废墟上”，而“重建星空”依然只是可能性只是理想。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瓦解的世界。让我在这里引用一段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句。此诗写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人类的一场劫难之后，同样是“在废墟上”，而在我眼中，这依然是我们眼前的人类世界的风景：
转而复转，螺旋变宽，
猎手呼喊，猎鹰不闻；
万物瓦解，中心难存；
泛滥世界，仅余混沌。
2008年12月16日
艾 鸽：致天之骄子（诗歌）
坐久了已经不习惯站立乱红惊飞
我的一尊尊坐佛啊两眼不闻窗外轮寒
女的永远象在坐怀乘鸾
男的永远象在坐马桶手持羽扇
如果站立会使仆人难堪
还是坐着卷帘微吟吧
粉香度曲东风露洒作花梢雨
只要能赏赐些手纸 面包 酱油 骨头 还有一杯毒牛奶
自由 那是撒野派无耻的奢侈
民主 更是肠断人的梦癔
人的屁股怎么可以离开那正确无比的马桶
马桶使我们保持廉耻
马桶使我们保持姿势
马桶使我们青春散发着芳馨
马桶使我们坐井观天
马桶使我们的腐败永远新鲜
马桶使我们泪零无数
马桶 马桶 不羡鸾车鹤驭
啊 新时代雁声嘹呖的天之骄子
让我们对马桶永远怀着心之敬爱
彭小明：请不要违背新闻人的良知—-劝人民日报驻德记者刘华清
歪曲和隐瞒
人民日报驻德记者刘华新向国内一再发出关于张丹红事件的跟踪报道。跟踪是应该的，但是应该客观从实。可惜，刘华新的报道并不客观。欧洲的媒体都知道，在八名旅德异议知识分子给联邦议会发出公开信以后，联邦德国作家圈的五十九名作家和批评家立刻也发出了公开信，这封公开信的措辞更加严厉，更加急切地要求对于德国之声的节目和人事结构加以审核。后来才有四十九名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的公开信。刘华新说这四十九人中，有前司法部长、议会人权与人道援助委员会主席等名人。可是他竟不向国内读者介绍，五十九人作家圈中更是名人社团，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和其他著名奖项获得者。刘华新的报道给人的印象，好像四十九人的阵容比五十九人的阵容更加强硬，更加令人瞩目似的。实际上五十九人中不仅包括德国和欧洲名人，更有美洲的名人，范围更加广泛。此外，他把作家圈描写成”朋友型”组织，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组织说得不那么重要，不是一个宗旨明确的组织，仅仅是一个松散的随意集合。实际上联邦德国作家圈是一个十分严谨的社团，他们的成员一般不随意发展，保持在六十人左右。这是作家圈的章程里写明的。它的宗旨是：联邦共和国作家圈在正名之下还有一个副题：文学与政治之论坛。作家圈是一个独立于政党政治以外的作家、艺术家、人文科学家和批评家的组合。其成员凭藉反抗专制、思想自由和非意识形态化而结盟。在作家圈的理念上，民主与人道主义，自由与责任担当都是不可分割地维系在一起的。
作家圈把自己理解为一群立志促进当代文学并捍卫包罗万象的人类价值的、具有批评精神的时代同龄人，因此他们将坚定不移地迎击一切反智和反民主的倾向，不论其来自左的一方还是来自右的一方。作家圈自觉自愿地站到那些人文批评者、怀疑论者、反叛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精英政治传统一边。这一欧洲启蒙的传统跨越了海涅、毕希纳和莱幸等人，直至二十世纪两大德国的专制政体的逃亡者和被整肃者。作家圈的每个成员将如尽义务一般地认同此一宗旨。
恰恰相反，四十九名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倒是一次临时的朋友式集合，而作家圈完全是一个宗旨绝对明确的反专制反迫害的文学与政治的论坛型社团。
作家圈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德国的中文报纸《欧华导报》立刻就发表了我的《联邦作家圈礼赞》，对该社团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该文在网上也有流传。作为驻外记者，刘华新也可以上网查询，立刻就能找到作家圈的德文网站。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刘华新并非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发布一个消息，只说一部分情况，隐瞒另一部分情况，是误导读者最狡猾的方法。你无法说他没有报道，但是你又无法从中了解事件的全貌。老实说，我们从小就是在国内被这种欺骗宣传给”忽悠”长大的。十月革命，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延安整风，反右斗争、三年饥荒，哪一个历史事件党政宣传部门都没有把真相告诉我们。近年来海内外学者才把一些真相披露出来。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刘华新作为中国驻德记者报道新闻，继续这样说一半，藏一半，是违背新闻工作者的良知的。
夸张和编造
刘华新把德国朝野各方面对德国之声电台的审核夸张为”清洗”，把德国公法机构德国之声电台不允许其公职人员（以编辑部负责人身份）发表与国家价值观相违背的言论说成是”不公正的待遇”，也是混淆视听的说法，是”忽悠”国内读者的说法。张丹红仅仅不再担任中文部副主任，依然是编辑，继续播音。根本没有什么批斗会、开除公职之类的事情。张丹红事件跟德国的言论自由完全没有关系。刘华新完全知道，说德国没有言论自由是可笑的。批评德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言论，在德国报纸上无日无之，尤其是每周一次的议会辩论实况电视转播，各党派议员慷慨激昂地抨击执政党在各个方面的失误。而且德国的（中共）马屁华侨报纸几乎每期都有抱怨和指责德国政府和总理本人的言论，所有这些批评者，包括那些马屁华侨社团的负责人和编辑，一个个都活得好好的，不受任何干扰。刘华新的手法是很卑劣的。他为国内的党政宣传部门编造了一个谎言，好去欺骗没有出过国的国内青年和知识分子：你看，所谓自由民主的德国也没有言论自由。
选择性的呼吁
刘华新支持四十九人的公开信，强调说明应该坚决地反击进行中的审核，要保护受到审核的相关人员。他口口声声谴责德国没有新闻自由。仿佛他跟四十九人一起成了人权和道德的捍卫者。然而，正如八名旅德异议中国人的申诉信和国内民间知识分子的公开信所指出的那样，這些挂着各种头衔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可曾为中国国内那些因为发表批评言论而判刑、坐牢的诗人、作家、新闻记者呼吁过吗？现在师涛、杨天水、王小宁、清水君、杨子立四君子、胡佳、高智晟和其他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网络作者们身陷囹圄，正在忍受关押和劳改的折磨时，这些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业人士做了些什么？张丹红照常上班，继续播音。而这些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劳改，在监狱里受苦。他们为什么不向北京当局发出公开信，去捍卫这些中国人的人权？若说汉学家和专业人士不了解远在中国的异议知识分子，所以未曾为他们奔走呼号；那么住在德国的我本人因为写了一篇文章，说到六四惨案，认为邓小平、李鹏总有一天将受到历史的审判，结果被中国使馆的官员逼写检讨。我坚决拒绝检讨以后，他们指使华侨将我从已经教学十年的中文学校开除教职，威胁我将来回国会有麻烦，并且暗中通知所有华侨报刊，不准刊用我写的新闻稿件以断绝经济来源，以此逼我就范。我始终没有认错，反而向德国劳工法庭提出了诉讼，让中国使馆及其官员暴露了政治干扰教学和新闻自由的丑恶面目。这件事情不仅在中文报刊上被广泛报道，例如德国导报，欧洲日报，北京之春、香港亚洲周刊等等，而且在著名的德文媒体上曝光，例如法兰克福汇报、德国N-tv 电视台都有采访报道；德国之声电台，正是张丹红本人都来做过采访，并广播了有关消息。中国使馆的文化参赞还出面游说德国之声女记者胡兰，叫她不要为此发表评论。那个时候，我和妻儿面临忽然断绝收入的困难，许多华侨都被威胁不准跟我接近。我作为德国的一名中文教师和报刊编辑，为什么没有权利批评那些杀害学生和市民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我跟张丹红一样也来自中国大陆，从事新闻报刊和中文教学工作，这些汉学家和专业人士为什么不站出来为我的人权和自由呼吁和反击？
我所经受的迫害和打击充分地说明，中国当局的专制不仅在中国非常野蛮残酷，而且还把他们的魔掌伸向了国外，一直伸到了德国的华人社会。千千万万来自中国的华侨虽然来到了西方国家，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加入了当地的国籍，可是他们的思想言论还是不能自由地表达，他们可能面临在求职和回国方面的麻烦和障碍。美国纽约的华人甚至在法拉盛遇到了使馆指使的暴力伤害，也都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刘华新和四十九位汉学家、专业人士了解这些情况吗？如果了解，为什么不捍卫这方面的人权和自由呢？他们的呼吁是有选择性的。凡是受中国当局迫害的人士，他们根本不愿意保护。
新闻人的良知
我常常回忆自己1978年刚刚考上大学的日子。社会上对77、78两届新生寄予了无限的期望：文革浩劫过去，这些新生将重新接续文化和科学的伟大进军。重托让我感到兴奋，也感到压力。欣喜之余，我再审视自己的专业，中国语言文学，前景如何？一位同学邵祖武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1949年的前面三十年（1919-49）还有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等作家作品，后面三十年（1949-79）几乎没有可以载入史册的作家和作品，什么高玉宝、我的一家、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之类革命故事，甚至根本称不上文学。（这位同学毕业时遭到整肃）。而且思想的禁锢依然威风凛凛，难于抗拒。每念及此，不觉黯然神伤。可是新闻系的同学却还羡慕我们，因为当时”伤痕文学”（卢新华）正好源出于我们所在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你们文学系好歹还能讨论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悲剧……，而我们新闻系的理论前提就是’党的喉舌’，不容商量！”
中国的宣传和新闻出版机构中主要的业务骨干主要都来自中文和新闻这两大科系。今天，文学领域中，毛泽东”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类的紧箍咒早已遭到或明或暗的唾弃。新闻领域中，”党的喉舌论”也已经受到”人民喉舌论”的质疑和挑战。刘宾雁奉献了新的报告文学，六四学生运动中记者们则发出了”不要逼我们说假话”的吼声。当今的新闻记者群中也有非常独立的李大同、卢跃刚这样敢说敢当的人。难道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储安平、成舍我这些中国新闻前辈的故事对于刘华新们竟完全没有一点触动吗？驻外记者，应该有一定的外文基础，有幸派驻德国，更有机会直接了解德国的著名新闻界先贤，比如奥西茨基Ossietzky（纳粹时期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死于集中营） 和奥格施泰因Augstein（明镜周刊的创始人）。他们都曾被诬为泄露军事机密者，甚至被控叛国罪，最终他们抗拒了专制的力量，树立了新闻界的榜样。中国新闻界并非没有这样的优秀人物。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他从父亲在三年饥荒中饿死的问题中逐渐醒悟，认识到社会主义专制社会由最高领导人决定一切，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效率。他追求真理，走遍城乡，终于调查和整理出三年特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写出了他的新书《墓碑》，翔实地记录了那一场由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错误和罪恶造成的、死亡人数达三千六百多万的惨剧。国际上评论说，这本书堪与俄国作家索尔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相比美。两相比较，杨继绳是中国新闻界的骄傲，而刘华清则还在党喉舌的迷梦中沾沾自喜。我真诚地希望国内派驻西方的记者们，既然奉派到欧洲的新闻重镇，就应洗心革面，逐渐认同欧洲的传统价值观，清醒地看出，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教授治校等等普世的原则必将在中国重新出现。而极端民族主义喧嚣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浅薄低俗人群中的救命稻草。当然，拿了党国的俸禄，胆敢反抗的人毕竟不多。那么即使不免因”稻粱谋”而为”五斗米折腰”，好歹不要明知故犯，去做违背新闻人道德良知的事情。
余世存：胡曾颠覆
一．胡曾颠覆的正义
我到三亚参加张远山的《庄子奥义》新书发布会，其实只是想做一次逍遥游。因为查出我的心脏有毛病，医生很担心我的远游太过劳累，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心气劲儿了。见了单正平、韩少功、叶兆言、毕飞宇、伍立杨、周实、徐晋如、陈村等新老朋友，我都没有开口的意趣。胸罗万有的思想家顾则徐先生在广东正写作朱德评传，他听说了我的病情，很是忧虑，写信说这种病不易药治，建议我练一种动作简洁的武术，如形意拳中的任一形即可。虽然北京的年轻朋友提醒我，08年算我的四十寿辰，我却似乎一下子迈入了老年。
从三亚回到北京，最触动我的消息是，胡佳被捕。这个被迫坐在家里、没有行动自由的人权活动家，在被监视居住长达两三年之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被捕。这样的消息让我更加沉默、羞愤；我像一个再次得了抑郁症的人，把自己封闭起来，跟外界隔离。
人生的许多遗憾是永远难以弥补的，我对胡佳、曾金燕的歉疚就是。数年前，我还跟胡、曾同事，每次听胡主持会议，他都是事务的，有条理的，曾则是笑着的；那时的他们年轻、小儿女。转眼间，我退居宁静的书斋；他们相爱、独立，更坚实的行动。让我敬而且愧。我们生存的安全和福祉要弟弟妹妹甚至是下一代人来争取，让我这样的书生总觉得羞惭。据说胡曾所住小区的老太太们，看到警察那样没日没夜地守着，并跟胡佳发生冲突，于心不忍，好心地劝胡佳：小伙子，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不比什么强啊。老太太说得对。但我不是老太太，我知道，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日子，所具有的安全边界和福祉空间是非常脆弱、偶然的，胡曾的努力，在于尽可能夯实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安全和福祉。
在胡曾住进自由城小区时，我很为他们有了一个小家高兴。但很快地听说胡佳被带走的消息，那时的金燕刚从人民大学毕业，一个小姑娘如何应对这样的国家大事，让我很不放心。我打电话托朋友去看她、陪陪她。结果姚公子遥自告奋勇地跑去，但也因此被警察看了半天。这样的情况多了。以至于我有一次郑重地请求梁晓燕跟金燕聊聊，结果她们俩人，50后的社会活动家和80后的新人类成了好朋友。
在极有限的见面机会里，我也劝金燕放弃，劝她做一个平常的作家。我跟她讨论我的社会演进纲要，中国人在吃穿住行方面的变迁，我劝她以游记切入，多写记实类的文字。我们其实知道她是无法放弃的。因为她是那样骄傲、心疼她的丈夫，愿意为他分担、牺牲自己。这样的经验，使我在为郭玉闪潘海霞写证婚词时，再三为“我们时代的爱情”致意：“专制压迫到极致，爱到极致；社会黑暗到伤害，爱到伤害并回应了伤害。在我们当代的大陆中国，这种解放仍在进行，除了性独立出来颠覆、嘲笑社会成见和专制生活外，最优美、最纯洁、最坚不可摧的力量不是自由主义的观念、不是NGO的实践、不是中产阶级的发育，而是爱情。”我说，这种爱情“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胡佳先生曾金燕女士的”。
但胡佳、曾金燕的战斗状态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胡佳的肝病，金燕的低血糖非常严重。2007年春节，大年初八，高耀洁先生赴美前一天，胡、曾也将去香港，我请他们吃饭。跟高先生坐在一起，感觉她比胡曾还要健康，听我说起一道菜古人称为“薇菜”时，高先生立马背诵起“伯夷叔齐采薇饿死首阳山”的段落，让我大吃一惊。这个中外闻名的医生，无数艾滋病人心中的活菩萨，居然如此熟悉中国经典。问高先生，她说，年轻的时候读私塾，除了易经，四书五经对她来说都是滚瓜烂熟的。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仍那样清晰、敏捷、健康，那样耐看，实在是造化的神奇和大德，让人不禁对生命本身感恩。但高先生说她想死，死了百了，她对我说，活着没意思了，河南没法儿呆。这样的话让我伤感。
让我伤感的还有，跟大家分手时，我拥抱了曾金燕，我觉得可以轻而易举地抱她转几圈，她曾经重达120多斤，但现在瘦得骨感得可怕，80斤出头儿。
很快收到她怀孕的消息，我只能劝能多吃一点儿、长胖一点儿，好好照顾自己。这些话多么空洞啊。这种空洞甚至让我羞于跟他们联系。直到九个月后，金燕短信说将要临产，请我帮着给孩子取名。到11月13日，收到金燕短信：胡金的女儿于11月13日4点23分出生3370克母女平安感谢佛祖。孩子五行缺土，我跟人商量，最后取名胡晓佳。胡佳之女，拂晓前出生，我给他们的建议仍是着眼于做一个平常的中国人，取一个平常的名字。半个月后，11月29日，金燕说给女儿取名胡谦慈。10天后，12月8日，金燕说：宝贝蒙法王加持又名丹增贝玛增字土偏旁也补了缺土之憾吧。当时的我都在外边，也就没有回复金燕。
太太多次絮叨，要我去看看金燕。但我懒忙，一直没有去看金燕。从海南回到北京，就听到了胡佳被捕、金燕被监视居住的消息。我的感觉难以言喻。
一直有人跟我说胡佳跟警察的关系问题，似乎是说警察也只是执行命令的人，胡佳不应该跟有名有姓执行任务的警察发生冲突。国保警察们也跟我谈起过胡佳的激烈，一根筋，不可理喻，让他们的工作劳心劳力，他们做胡佳的工作比做任何人的工作都委屈。比起胡佳的不可调和原则，我们跟国保警察的互动关系，我们的软弱、怯懦甚至配合都显得正常，其实诡异，让警察们感觉轻松。但也因此，胡佳的言行招惹警察们仇恨。
很少人想到这里面的历史逻辑。经历了太多的复仇、审判，我们应该知道了正义实现的形式。胡佳的遭遇，无论如何收场，正义仍会现身。韩国的光州事件至今已经成了民主教育的案例。台湾的一二八事件，历经60多年，仍在实施其审判和报复。胡锦涛称为“十年内乱”的文革同样被清算、拨乱反正。对胡佳的压迫同样如此，会有反动的，会有清算的。我不是基督徒，但用得上圣经上的一句话，对胡佳的任何打压、残害，都会有更重的报复。“流这义人的血，罪责由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承担！”
一直有人在为警察乃至军警特们开脱，认为跟他们较真是冤枉了他们，似乎他们很委屈，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警察为自己行为辩护的还有两点理由：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听谁的；他们真心觉得中共的领导不错，他们在为中国的繁荣和崛起服务，他们的主动作恶是一种必要和不得已。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用我一朋友的话来说，他们早过十八岁了，他们知道什么是是非善恶，他们更知道一个中国国民与法律的关系。越过法律的程序，无论他们是听从黑社会的指令，听从老板老大的指令，还是听从政府部门的指令，都将受到法律的审判。
三四年前，我曾经说过，“对待打死孙志刚的凶手应该控以反人类罪，对待中宣部的官僚应该控以反出版自由罪，对待镇压法轮功等信徒的凶手应该控以反宗教信仰自由罪，对待李希光这样的凶手应该控以反言论自由罪。所有这些追惩清算必得实现，所有这些警察、教授、士兵、医生、官吏，在他们离开体制庇护的时候，在他们跑到成人世界招摇开眼作访问交流豪华旅游的时候，都应该有受苦害者及其代理人进行起诉。”这些设想今天正成为现实。可以说，那些荼毒城市小贩的城管，那些传统王朝都未禁止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经营、今天却在三令五申禁止农民经营土地的城市官员，那些禁止民众聚餐的爪牙，那些威胁、命令出版社、书商不要出版某人书稿的国保警察，那些禁止发表某人文章的太监编辑，等等，无论他们今天如何得意，他们都被记下来了，他们也会受到惩罚、报应。
也因此，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要写下我对胡佳、曾金燕的思念，写下我对他们怀抱的敬意。
二．经典的救济功能
2006年3月17日，当我写博客“经典的救助功能”时，没有想到一周后会写“我梦见了胡佳”……
我们是如此热爱经典。
很多年前，我差不多一到春天会翻翻庄子，李杜，一到晚上会看看新约。那些美好的读书日子，似乎一去不返。但那些经典话语，总是给人精神，甚至人生品质的保证。我给一个企业演讲时代问题时，很多人觉得我太严肃，讲得太愤世嫉俗，听着太累；但有一个退休后到那里发挥余热的老校长笑着对我说，你的话里有诙谐的成份，你一定读过庄子。
知己难求，二三素心。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在我的表达跟你们的精神能力之间构筑一种积极的关系，这样我们能分享汉语的某种可能性。”这样的话只是一厢情愿的幻觉。
我们跟经典的关系，也大抵如此。
但这不妨碍经典成为我们安定身心的温暖之家。悠然心会，气闲神定，难与君说。
只有那些名教之徒才会把经典挂在嘴上，才会把他跟经典在一起当作人性的高峰高原至上之境而大说特说，才会把读经当作手段，才会把别人都看作没有家教之人，而一定强迫他们到自家里受训。似乎他们的家富丽堂皇。穆旦说得好，他们是在“和事物作着感情的交易”。
其实经典并没有什么。我曾经想写一篇长长的文字来论述“一切经典都是历史叙事”，经典都是经典作家们应对当时共同体问题的至诚话语。只要我们诚实地面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群岛、我们的孤独，我们就可以写出《动物庄园》、《古拉格群岛》、《百年孤独》、《通向奴役之路》那样的经典。艾略特说得好，“去年的话属于去年的语言，来年的话寻找另外一种声音”。所以那些名教之徒是伪经者，是经典哺育下的不肖子孙。
武汉的几个大学生得了白血病住院，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怎么办？政府和社会的救助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只能靠他们的同学老师了。这样的例子太多，我的想象力终止于此，穷极于此，再也穿越不了。请刘洪波先生在汉帮忙，但要启动媒体一类的报道救济，太需要运气。有人说要去教堂找牧师祷告，我想，好罢，我也要念诵几遍心经。
司马迁所谓，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呜呼，经典经典，原来也有这样的功用。“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虽说有不翻之义，但现代白话空幻美丽：去啊，去啊，到彼岸去啊，大家都去啊，快快成就正觉的（自己）啊。
曾金燕的丈夫失踪近一个月，她求告无门之际，想到的也是我们人类的经典：“我不能平静自己的心情，开了佛乐，那慈悲的声音轻轻地唱：观自在菩萨……霎那间，泪如泉涌。”
一个伪经的社会，毛喻原说，一个反义的社会。
三．我梦见了胡佳
2006年3月24日，我在新浪博客贴出“我梦见了胡佳”：
昨夜梦见了胡佳，他仍是那样微笑的样子，身上常背着的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没有了，只是笑，而且轻灵。这个苦行僧，这个佛教徒，这个我做艾滋病工作时的战友和同事，这个让我敬佩的兄弟，就这样从人间失踪近四十天后，闯入了我的梦中。
我的梦太多，从年少到今天，做过无数的梦。语云，至人无梦。看来我今生今世做至人是无望了。但我的梦常有神奇之处，它必要时提示我人世的消息、提示我做人的羞耻，并抚慰我内心的伤痛。记得十年前，我梦过罗志田先生给我写信，那时的我只见过罗先生一面，这个据说是余英时的高足还没调到现在的北大任教，他还在四川大学写他的漂亮文章；我梦见罗先生写信的第二天中午即收到了罗的信，我把这一情形告诉罗志田时，罗回信说，不奇怪，过阴之事从古至今都有。五年前，我梦过江总泽民先生，梦中情境的羞耻感醒后难忘，我为此还写过“越轨三章”的文字。三年前，刘波在去国之前，曾跟我探讨过藏传佛教中密宗的中阴救度问题，他希望我能把法国大哲柏格森的生命理论跟藏密的问题联系起来研究。
我其实心性懒散，有如此神奇的经验，却也没把它打开成就一个世界。正如有朋友常说我早被上帝捡选却迟迟不皈依一样，我似乎有异能而投闲置散。像鲁迅说的，时而峻急，时而随便。事实上，我觉得我就跟中国生活一样，完全属于自然的因果序列。缘起而生，缘尽而灭。其中的因缘自然发生，我不会刻意地选择或决定明天的样子。就像目前的和谐社会，它的全部含义有如奥登的一句诗：“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去。”我愿意说，这一句诗比当下中国所有的精英所说的还要精辟。
我没想到会梦见胡佳，虽然我一直想着他。在胡佳上千个朋友中，我实在算不上什么。他和他的朋友比我更有行动能力，更有表达自己的愿心，更有从细节上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意志，但他闯入了我的梦中。这个高尚、纯粹、勇敢的年轻朋友，比我认识的许多学者教授更让人尊重。他似乎是佛家所说的火宅里的生命真火，在天地闭的法灭时代仍不肯忘情，一直处于燃烧之中，自燃燃他，他感染了很多人。我见过他在凤凰电视台讲演时的情形，比我在凤凰的世纪大讲堂讲得好得多。我看见台下的听众听胡佳演讲而泪流满面的画面。我在大讲堂演讲之前，曾子墨还把窦文涛捐的一千元托我转交给胡佳。
我梦见了胡佳，我只能像《思旧赋》那样开始即结束，我不能像鲁迅那样写他的微笑，隔世的春天，刘和珍君，龙华的桃花……我想起两年前写的诗——
你是离开了。你是成人的辛劳、悔疚
所不能拥有的完整，你是圣贤心里
最高的完成，你的微笑是最终的。
什么时候胡佳能够回来呢？我没有参加他和金燕的婚礼，我还欠他们一笔债呢。
四．危难之语
2006年8月14日，我写了一首诗；在诗的最后，我第三次引用金燕的话。第二次引用，我在《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一书的序文“传统学术的现代魅力”中，谈到了当代汉语的卑琐状态。我举例说，“最近的例子，则是中国优秀的志愿者曾金燕对母亲们和妻子们告诫的：‘努力学习英语，因为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世界上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它发生过。’”18日，我在新浪博客贴出了这首小诗——
危难之语
——给金燕：我们时代的圣女
圣人之后执拗地从南方跑来
一不小心感染了西伯利亚的风寒
她被裹挟、咳嗽，读经救济
最后她原地不动地皈依
抚正自己的衣冠
代圣立言者们感动了自己
话未说完随风舞蹈
她孤苦无助地成全汉地的秘法
牛鬼蛇神们嫉妒得发狂
狂风卷扫看客如落叶
多少人称赞她的美，劝她停步
罪恶也偷袭她，求她改辙
她说：我只是做一个人
罪人审控无罪成为大地上的风景
无数的汉语将她和我们隔离
她看见艾滋病孩子的眼睛就赞美
看见盲人的神性暗自落泪
此刻，她拈花示众，笑如般若
看客们远远地为十二月欢呼
汉语的烈士！她只想过好日子
中国女性的好日子
努力学习英语
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发生
五．中国人的存在主义
不仅仅中国维权者、志愿者和他们的母亲、妻子们要学会英语，就是中国的学者也要学会英语。这次近百名中国学者“关于胡佳被刑事拘留的声明”的签名也同时翻译成了英文。我们从小被告知，知识即力量，语言为家园。但当代汉语几乎完全不能传情达意，不成其力量，也不是我们的身心能感受到安全、温暖、舒适的家园。因此，中国人的身体本能或肢体语言都向英语看齐，甚至市民、农民都无师自通引导他们的孩子“快，用手拜拜”。官员、商人、学者们更是近水楼台，他们的孩子自然要学习英语，移居到海外去学习、工作、生活。那些抵制英语的爱国者们多只能对弱小者们发狠，对强势者们哀求。
这一切几乎众所周知，但人们未必知道的是，中国的发展使得一切都加快了速度。因果律、因果报应一类的人世逻辑，今天已经成了我们的人生逻辑。三世、五世而斩的因果，今天正在我们人生的“河东河西”间落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中国处级官员、讲师级学者、百万级商人，大概有数十个亲戚、朋友、对手、敌人在盯着他，一个厅局级官员、教授级学者、千万级商人，就有数百个人在盯着他，一个部级官员、博导级学者、亿万级商人，有成千上万人在盯着他。这种无声的力量，似乎在专制高压或控制下无足轻重，但在今天的中国随时起着应有的作用。那些以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传统思维，那些以为真相永远无人知晓的想法，那些以为自己口含天宪的精英成功人士，正面临可笑的下场。这种现代社会的大众力量，最真切地印证了中国传统民间的因果律，中国民众千百年来就借无常之口表达了人世的因果和谦卑：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
因此，我经常想起那些自杀的官员，还有他们的妻儿，那些发疯的学者，那些得了抑郁症的主持人，那些变态的商人，他们永远被作为可笑的可诅咒的罪人钉在中国的市场上，中国的人心里，中国的历史里。在我心里，远非一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以安慰。中国的官、产、学阶层，肩负着十几亿人的希望、寄托，他们每个人都被成百上千上万的具体的活的国民关注、热望，他们本来可以像传统中国人那样“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带领千百万同胞成就一个通邑大都那样的机会平台，成就一种新的可传可诵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在中国发展的格局里，却是不断地踹下同胞，向前、向前、再向前，结果他们注定被身后的千百万人盯着，被无数人仇视。
不仅仅精英们，甚至中国的吏们，公务员、小资、白领、律师、医生等等，同样在被监督着。他们的作恶、不义换来的一时满足很快会被因果收走，这一切在传统社会，似乎只是很遥远的事。在传统中国，一个江湖郎中利用手段发财致富后，要么搬走做一个规矩人，要么在当地做一个善人，因为他害怕子孙受到报应。今天的中国，这种报应来得更快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在专制的情况下，只有中国的吏员，他们的手机、电话、家庭住址，在被无数人记忆，甚至大规模地被贴到网上。我有时候想起这种监督、复仇仍会震惊。甚至我自己也会时刻感受到各种无形的力量。我年轻的时候，在无人闻问的日子里孤独寂寞地生活，今天想回到那种日子也已经不可能了。尽管我一再声明告别、拒绝，退出江湖、社会，但我仍会被各种人记起；即使今天我需要长期养病，但我仍不得不哪怕极为被动地接受一个电话、一个问题，这让我无法进入某种境地。我有时想，要是熟悉潜规则的朋友也能写一写中国人的这种生存状态，会多么有意思啊。
这也是我看着小吏们不亦乐乎地用小手段而苦笑的原因。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他们正大步流星地走向被审判被报复的人生舞台。苏东解体后，那么多的军人、警察、特务被审判，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被一个文明的自由社会清算，他们连找一个看门人的工作都困难。固然，文明社会不会抛弃他们，但他们活着却得咀嚼自己的耻辱。中国人的状态有甚于此者。中国人的文明性是繁杂的，中国的文明由圣人奠基，圣人说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因此中国人不会等到自由来临的日子再清算，中国人的复仇有一种即时的逻辑，也有长达九世即长期实施的正义。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大量公门吏员，在作恶之后，竟然以私仇的形式显示了一个人间结果。小小的城管被摊贩杀死，他们有私怨吗？一个得意的警察被满门灭掉，他有那么大的罪恶吗？还有那些听从县长、局长去行凶的公务员、秘密警察，他们被“愤怒的群众”报复，被寻找“替罪羊”的机构判刑或灭口，他们没有委屈吗？
这样的道理其实大家都懂得。但汉语思想界的失职在于，我们没有正当有效的表达。也许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存在主义盛行的原因。那些动心忍性的哲学家们无论如何选择，他们都给同胞提示了生存的事实和责任。在法西斯泛滥的日子里，甚至在法西斯的制度层面被摧毁的日子里，萨特都明认，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生活着，却没有把这种话说出来，没有指示道路、共识，以至于人人只能靠本能生活。如同绝对权力的本能在于绝对的腐败，官吏的本能在于贪墨。官贪吏污，污吏们要主动作恶，正是他们的本能，是他们自我的选择，也是他们的不得已。好在他们的心智没有完全丧失。他们在寻找生存的机会后，仍会想办法让家人或让后人去一个更光明更可靠的社会。他们会督促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尤其是学习英语。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好机会。
六．这样的战士
如果我们不看国人对英语及其代表世界的向往，我们可以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做些什么。官员们在办“喜事”，比如两会、十七大、奥运、剪彩这样的喜事，办事就是动员，国民必须随喜，非喜勿动，非喜勿听，非喜勿看。官员们也要办“丧事”，比如矿难、水灾、大桥大楼塌了、农民上访了，等等，丧事则必须肃静，一切要听政府的。商人——十亿国民九亿商，他们则在权力看管、做庄的市场上用尽心思地分抢到一份红利。中国的发展红利，使得商人们多意识到中国的生存空间很大，以至于他们承认恐惧、匮乏、管制、异化是锻炼他们生存能力的好机会，傻子才想免于恐惧和匮乏，傻子才想消除管制和异化。学者们则在研究学问，在争论正确，在为中国道路、全球变暖、人类前途和《色戒》一类的事做注解……
这几天治病时，遇到一个农民，他是小浪坻附近的居民，乡土被国家摧毁后，他决定寻找自己的道路。先是研究哲学，现在研究经济学。他写了十二本书，当然没有出版。有一本书他想办法送给温家宝一本，但没有回音。他的研究心得：中国的官员和专家都不懂农民。他算了很多账，得出结论：农民只需要占人口比例百分之一左右，其他人应该都进城，成为城里人。这个50多岁的中国农民花了极高的代价收获了这些常识后，妻子离婚，儿子骂他，河南已经容不下他；他没有家，在北京五年，完全靠人接济。我提醒他，既然做一个经济学家，还是要想一想自己靠什么活下来。这个农民成竹在胸的回答让我绝望：研究经济学跟解决生计是两回事，有思想就得付出代价。
年轻的中国学者张宏杰感叹：“绝大多数中国男人通常对自己单位或者村庄的政治无能为力，却热诚地关注国际大事。你从报摊上那些摆在最醒目位置的花花绿绿的什么《国际军事关系报道》、《环球时报》、《世界知识周报》等就可以一目了然。去年回老家，我在一个小学文化的表哥家的墙壁上看到一幅巨大的陈旧的文革版世界地图。这位被土地和早婚压迫得灰头土脸的表哥一见到我，就立刻和我讨论起世界局势来。他的大儿子初中二年就缀学回家，一年来一直无所事事地在炕上打一只破旧的游戏机，他并不以为忧。他点起一根烟，皱着眉头深吸了一口，忧心忡忡地问我阿富汗的局势到底怎么样，美国是不是已经没兵可派了？普京还能不能再干上一届，换一个总统，俄罗斯还能顶住美国吗？”
但这一切热闹似乎完全不为胡、曾所注意，他们也不曾想过去观察并总结出什么，他们也没有想到去颠覆这些热闹人的好梦。他们只是在环保、艾滋病、人权等领域疲于奔命，能够救亡图存而已。因为他们眼里有太多的不幸、毁灭和死亡。他们是医生也是战士。医生的本质是救亡，战士的本质也不是颠覆而是解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胡曾比口头上说要开放、和谐的政治家们要实在得多，比言语上总想说明、解释这个世界的学者们要实在得多。
鲁迅有学者气，所以他比胡、曾们要多一种幽默、余裕，他会观察这个世界：“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往那里去？！’”鲁迅说：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但今天的中国，山羊们却要求群众忍受“阵痛”、分享“艰难”；要求增长学问，群众的学问不够；提高素质，因为群众的素质不高；保持平静，因为群众的心态不平不和谐。山羊们把群众领着走向他们的终点。因此鲁迅是在启蒙，胡曾也以不忍之心付诸了行动。
在很多方面，胡曾是鲁迅所说的“这样的战士”：“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但他举起了投枪。”胡曾有着一般人、正人君子、国家机器所能理解的偏执，因为他们是战士。他们以身检验了一个国家的生存空间，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
在很多方面，胡曾在实践曼德拉的道路：“只有以立即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为斗争目标才能迅速拯救人民解脱被压迫之苦。完全弄明白各种理论的优劣，对处于战斗之中的战士来说那是承受不了的奢侈。”
七．
以上的文字记明是：“2008年1月写于北京，胡佳被捕十天之后。”
一直有人跟我谈论“国家敌人”的心理。比如胡佳的失态或异常，比如其他激进分子们的偏执、不讲道理。我对此深表遗憾，不过，尽管我很少跟胡佳一起共事，但我愿意站在胡佳们一边。我甚至要说，胡佳们之所以如此，是国家的结果。
一小部分人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名器，以此来招募打手、帮凶，是谓专政国家机器。这一国家机器里的人可以利用任何手段，可以避开法律途径，来监视、折辱国家公民。由此引起了公民的本能反应，或说自然法正义上的反应。只有冷血的、天真的、无知的学者才会像头羊一样认定这种反应属于“过激”，是激进思想。
事实上，如果一个政府足以自信，哪怕像它说的那样强大、得到国民的拥戴，它完全可以把这些专政手段公开，它可以把颠覆分子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明见它的伟光正或政治正确。它如果真的是太阳，它就不要躲在暗中让太阳下的子民感恩。但胡佳、曾金燕们至今在被暗箱操作。因此，这个政府要么无耻到极点，要么它被部门倾轧、个人利用架空，以至于无能无法到极点。
被暗箱操作的还有那些打手、警察。他们真的像狗一样生活，因为暗中卖力而为自己和他们的家人领到了一份薪水、赏钱。当然，他们相当多的人主动作恶，他们自己说过，他们知道自己是很坏的，他们要守着这份饭碗。是的，今天的狗们还有多少是悲壮地认为自己在为主人看家护院？
因此，一如我请求过未来的人们，现在，我也请求我的读者，能够理解胡佳、曾金燕们那些匪夷所思的个性表达，能够理解中国革命家们的“孤臣孽子”之心性。因为“无耻”的政府及其爪牙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残了他们，他们的身心经受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摧残。印象中，美国政府就以攻心战成功摧毁了一个强悍的总统。1989年12月28日，巴拿马总统诺列加躲进了梵蒂冈驻巴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并请求罗马天主教会提供保护。美国军队团团包围了大使馆。从28日开始，美军在大使馆的对面公园架设起一排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摇滚音乐和各种攻击诺列加的新闻，其中有一首摇滚乐名为《无处可逃》。歌词大意是：“不要逃，你无处可逃；大网已经张开，等着你；不要逃！不要逃，举起你的双手，走出来吧。”诺列加是有名的歌剧迷，但他极为讨厌摇滚乐。几天后，1990年1月3日，痛苦不堪的诺列加在比利亚努埃瓦神父的陪同下走出大门投降。这样的案例其实极多，美国自家的总统就在强大的心理和舆论攻势下黯然下台过。我们如能明了此种事实，或者能够对那种暗中进行身心摧残的情形有所了解。要知道，今天中国最优秀的儿女们正经受这样的身心摧残。
一个被警察狗们看了一周的女孩儿告诉我，她在自己的家里一周不能出门，警察在门外守着，她并没有被“恩准”住进政府或人民的牢房，她只是被看守在自己的家里。但这种摧残足以让一个坚强的心智崩溃。那个女孩儿最大的感受是：我们说的所有的东西对她都不起作用，名词、主义、未来都安慰不了她，在当时的情形下她唯一想到的就是：皈依、信教。
我的羞愤难以言喻。因此，我请求我的读者，让我们一起对中国的胡曾们保持某种必要的敬意。尽管我们并不完全懂得他们，但他们绝非妄想狂，更不是精神病。他们搅动了表面上和谐平安的秩序，他们绝非添乱者，制造麻烦的人。因为他们代替了我们，去探索中国人生存的边界，去揭示真相和人生的诸种可能，并为此付出了寻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未来社会会记念他们，这种记念可以从当下人心中开始。
写于2008年3月24日 （《北京之春》2009年1月刊首发，12月下旬开始订户应能读到印刷版。感谢《北京之春》同意我提前在博客发表此文。）
西飏：对话帕慕克
说是对话，其实应该加上引号。因为从来无缘碰到这位诺奖得主，连远远看见的机会也没有。客居美国的一种感受，就是离色彩斑斓的世界越来越远了。倒不是说帕慕克这样的名人没可能来圣地亚哥或洛杉矶，而是即便来了也可能波澜不惊，不成为新闻，更不可能轰动。就像年初的时候，富恩特斯曾来UCSD讲座。之前在文学系的墙上贴了张复印的通告，还配了作家的照片。我屡次在墙边经过，却一直没留意。等我发现讲座的详细日程，已经过了一周了。问了周围的人，也都说没去。倒是不担心讲座会门可罗雀，圣地亚哥就在美墨边境，几乎是富恩特斯的主场，虽未必像摇滚集会，但肯定有条有理。对文学来说，也许这就是“正常”了。但是“正常”总让人觉得缺了点什么吧？所以，要想体会摇滚歌星的感觉，如今得去中国。
老友W来信说，准备去采访帕慕克。这些年W为某报做采访，足迹踏遍世界。所以我立刻以为他下一步是土耳其了。没想到是老帕要亲自来北京和上海。W是诗人，诗人一般不读小说，逢到采访小说家他便会来问我。我至今仍是不可救药的小说阅读狂，而且还总是追热点。上回W去纽约采访保罗。奥斯特，这位老兄的书正好在我床头。而这回呢，我桌上恰好有了一本帕慕克的《别样的颜色》。谈及小说这样的“俗物”，诗人总是谨慎、疑心且有些不屑的，老友给我的问题是：帕慕克写得怎么样？
记得上次他问及奥斯特，我大贬了一通。还问过朱天文，我也是不敢恭维。但这次我的回答却是另一个极端：《我的名字叫红》（以下简称《红》）是多年来我读到的最精彩的小说，它甚至让我有当年读《战争与和平》般的激动。
2006年底有那么一个星期，我一口气把《红》读完。当即就想给所有的朋友写信或打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不读《红》则意味着将错过一次不可多得的阅读经历。当然，《红》略显厚了些，将近500页。不过，我再三向朋友们担保，只要稍微耐心一点，完全可以读完它。朋友们碍于情面，都接受了我的推荐。但事实却是，没一个人给过我回馈。这回总算有人来问，让我又可以宣泄一次了。W便问：有没问题要捎给偶像的？
于是，在拉霍亚的一个下午，我坐在桌前想像帕慕克就面前，准备接受提问。稍后，我把问题写下，传给了中国那边。隔了两天，W告诉我，问题带到了，老帕被捧得很高兴。这让我也喜滋滋的，毕竟能让一位在世的大作家高兴了一下。再隔了一周，W将正式发表的采访传了过来，我提的问题就放在10多个问题在最前列，是采访的开场白，当然在冒号之前没有我的名字而是该报的名称。让帕慕克高兴的，正是我把他跟托翁联系在了一起，抄录我的第一个问题如下：
《我的名字叫红》是我近几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说。你把小说写得如此丰富、绚丽、充满激情，把感情给予了每个人物——这是我当年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过的感受。中国人有一种对远方的渴望，总是把目光尽量投向最远处，比如欧洲，比如美国，而常常把中间的地带省略、跳过，但现在中间有帕慕克了。
其实当年读《战争与和平》是在读了大量现代主义作品之后，一下子就被折服。不像那些玩形式的作品，读了让人跃跃欲试。虽然从故事叙述、事件推进和人物展开看，百年前的长篇小说多少有些像当今的电视连续剧（指那些偶尔出现的好的）。但托翁让我感慨至深的是他的囊括大千世界的胸怀，可以把力量延伸到每一个人物的血脉中，无论高贵低贱，他都一视同仁。相比之下，帕慕克也许不那么悲悯，不像托翁那样仿佛上帝下凡。但帕慕克激情澎湃，将生命的喜悦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激情推展到任何的存在。比如一枚金币自述流通的经历，或是作为概念的马，或作为颜色的红。在我看来，帕慕克再现了小说这一古老艺术品种的美。小说可以不与时俱进，在一个后现代的世道里，经典小说（前现代的）仍然可以像金币一样保值。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因为我们总是保留着小说审美的惯有标准，那么好的小说必然需要回到那个孕育了它的最初的土壤中，而我们所陷身的当代生活，显然是不适合的。所以，我们钦佩库切，却难以完全沉浸到他的世界中。耶利内克带给我们更多是不安。只有帕慕克，他让我们希望自己是土耳其人。
我遥远地关心着帕慕克在中国的旅行，从北京到上海。得知他有那么多粉丝，颇为他高兴。当然，粉丝常常是奔着光环而去，是为结果而喝彩。粉丝买书却不一定看书。在粉丝眼里，只有名人，没有小说家。我也知道，多数小说家求的就是有朝一日成为名人，然后可以再也不写。好在帕慕克在采访中曾说，他肚子里总是有很多东西要写，常常觉得来不及。这种感觉，初入道的作家常常有，一个老作家能保持难能可贵，难怪人家成了大师。如果我在上海，是否会跑去听帕慕克的讲演呢？当然，入场券可能根本搞不到。从网上看到陈村前辈去了，但是到了门口发现相机没带，立即叫司机回去取。司机和相机结合在一起，着实让我会心一笑。
相比北京、上海的车水马龙，现在我仿佛在乡间。我和大师的关系，之可能是阅读从上海捎来的一本《雪》。在漫长的夏天，我断断续续读这本进展缓慢的小说，整本书里都飘落着一场漫无边际的大雪，在一座名叫卡尔斯的土耳其小城。帕慕克在北京的演讲，就叫做《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其实却是“假唱”，此文早收在《别样的颜色》中，他只是略过了文首的几句然后往下读了一遍。当然，不能要求作家每个场合都写一篇新的。该文写的是作者曾为了解《雪》中主角“卡”，一个生活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诗人的生活，在2000年去这坐德国城市调查研究。换而言之，去调查一个虚构人物曾经生活过的真实的城市。
巧的是，2000年我也曾来到法兰克福。在意大利和法国游历20多天后，我从巴黎坐夜班火车前往法兰克福。到德国时，天渐渐亮了。回中国的汉莎航班是下午4点的，我还足足有8小时，可以进入法兰克福玩上一天的。但是，我可能是实在累了，只想早些回家，而机场是离家最近的地方，我再也不想走开了。整整8小时，我都在机场里逛，在这张椅子睡个把小时，然后又换另一张。偶尔起身舒展筋骨，站在机场大楼的玻璃后面，我望着外面的城市，猜想着它的模样和其中的人们的生活。现在我想，倘若当时走进去，在街上擦肩的人群中，有一个就可能是帕慕克的卡，Kar.
（2008-9-13）
《自由写作》首发
哈金：文学代言人及其部族（文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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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两个弱点可能也出于林语堂将自己看作是中国文化代言人。首先，叙述者太明显地试图向西方读者展示中国文化。有些段落读起来像是一些小品文，涉及到中国妇女教育、中医、以及怎样平衡维持婚姻的五大要素的中国概念。22 这些段落没有融进故事的上下文，阻碍了叙述流畅，使得作品感觉起来很粗糙、好像未完成似的。这种粗糙不仅仅是个技术性失误。它反映了小说家视野不足。正如一位创造性的作家应该立志成为文化的创造者而不是经纪人，伟大的小说不仅仅是展示文化，而是创造文化；这样的作品不只是给世界带来新闻，同时也激起读者的同情心，让读者联想到自己的生存状况。如果一本小说会使这位雄心勃勃的作者站立起来或跌倒，他就应该想象如果成功的话这本书可能会进入什么样的文化层次。林语堂显然没有这样的视野，他太沉迷于解释中国。《京华烟云》自始至终的叙事声音都表明这本书只是为西方读者而写的。
另一个与他的“代言人”身份有关的弱点是关于现代中国生活的良性呈现，当时中国正处于遭遇战争和动乱之时，人民的日常生活岌岌可危、时常被中断。八十多个人物的庞大阵容里没有一个恶人，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即使作者相信儒学之道和人的善良本性，这种甜蜜的叙述会导致把故事软化到流行罗曼史的类别。
《京华烟云》的翻译文本仍被中文读者阅读的主要原因是它试图以三个家族的变迁史来描绘全景式的现代中国。出于相似的原因，林语堂的《唐人街家庭》――一本有关美国移民经验的小说――刚被罗格斯大学出版社重新印刷。这部小说不是他著作库的主要小说，但由于它是关于美国经验的，所以仍在美国被阅读。在他所有的英文书籍里，只有这本小说和他的散文杰作《生活的艺术》没有在英文世界绝版。这一事实表明，往往是题材和内容而不是语言决定了一本书的生命力。
林语堂七十多岁时用了五年时间（1967-1972）编纂一部大型辞典，《当代汉英辞典》，他认为这是他文学生涯的高峰。23 有趣的是，索尔仁尼琴也渴望写一本字典，着眼于维护俄罗斯语言的纯洁性，因其受到共产主义革命的糟蹋和西方语言及文化影响的威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开始向苏联评论刊物《俄罗斯语言》贡献词汇条目。24 同许多流亡作家一样，索尔仁尼琴和林语堂都对语言着迷，但林的意图不同于索尔仁尼琴――他试图成为英文和中文之间的语言桥梁。起初，他动手做这个项目是打算取代当时流行的两本汉英辞典（“马修”和“贾尔斯”辞典），他认为它们已无法满足现代读者的需要。林语堂的辞典1972年一出来，这样的目的很容易就达到了。但六年后，北京外国语学院出版了《汉英大词典》（1978），不仅比林的辞典更新，同时也更方便使用。汇编这本官方词典是由毛泽东下令、周恩来督促的；五十多名编辑人员，包括中国人和外籍人士，花了八年时间编成。自出版以来，它一直是标准的汉英词典，定期修订和更新。林语堂的辞典工程只有三个工作人员。毫不奇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词典轻而易举就夺去了林语堂辞典所享有的短暂风光。
事实上，最近几十年来，参考书籍一直是中国大陆出版商的专长，那里的人工便宜，很容易召集一波集体力量来完成一个只需最低创造力的项目。举例来说，王同亿编辑的《语言大典》（1990）有二百多全职和半职编务人员。林语堂着手辞典项目首先就是个错误，声称这是文学生涯中的高峰是他的短视，更别提他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竞争对手是什么。一个流亡作家必须避免将个人力量与集体力量对立，因为他的主要资产是创造性才能和精力，应主要用于创造性的工作――伟大的文学从来没有产生于集体。
不同于索尔仁尼琴那样自我隔离――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旅行，林语堂过着丰富多彩、周游各地的生活，尽管他以纽约市为大本营。他经常在欧洲旅行，他喜爱法国南部的气候和生活方式。1940年代中期，他投入全部财产――总共十二万美元――发明了第一台手提式中文打字机。他造这台机器确实成功了，但由于中国的内战，没有制造商愿意生产；示范打字机后来报废了。结果，具有潜在革命性并有利可图的发明，使他破产了。1949年，他作为艺术和文学的高级主管人员为联合国工作，但很快辞职，全职写作。1954年，他搬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大学的创建校长，但由于共产党干预，半年后他辞职了。那些年，他一直盼望回家，但由于他的反共产主义立场，那是不可能的。他晚年经常去香港，站在山上，隔着边界眺望祖国。山山水水尽收眼底，但他却无法归去。
1966年林语堂去台湾生活时，蒋介石给他提供一所房子，专门为他而建，作为国民党政府对他的服务表示感谢，仿佛这位作家是一位长期驻国外的官员终于回家了。林语堂在一位著名建筑师的帮助下自己作了房屋设计。白色的房子，蓝色的砖瓦顶，非常精致，外加一个花园和鱼池，以中国和西班牙风格的混合式样建成。林语堂喜爱他的房子，住在那里很自在，尽管那实际上是以公共资金修建的。1976年他去世以后，房子成为有关他的生活和工作的博物馆。
林语堂虽然没有索尔仁尼琴那般幸运、从未亲自返回故土，但是他通过文学作品回到了中国大陆。1987年，《京华烟云》的翻译文本终于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出版之后，出现了一些关于他和他的文学成就的书籍，虽然那些评论充满了革命的陈腔滥调和爱国主义老生常谈。他的作品集共三十卷，出版于1994年。迄今为止，他的书籍在中国印了几百万本，他已成为最热门的作家之一。有两个根据《京华烟云》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竞相上演，一个台湾版，一个大陆版。他老家福建漳州的人民在海外崇拜者的捐助下为他修建了一个博物馆。然而，在所有这些宣传之下，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是他的文学作品满足了新开放的中国的一些文化需要，因而为他的回归铺平了道路。对于流亡作家来说，只有通过文学才有可能真正地回归。
的确，作家的身体回归除了可以解一下乡愁之外，毫无意义。文学史上有很多页记载着流亡巨匠的名字，尽管作者本人无法回到自己的故土，其作品最终被故土的人民所拥抱。但丁，接受流亡为其历史存在的状态，从来没有返回过佛罗伦萨――甚至连他的骨灰都不允许被送回，尽管他的同胞一再努力使他能够回去――但时间和意大利最终都将诗的桂冠加冕于他。乔伊斯，将流亡作为写作的根本条件，仿佛与爱尔兰分离也是一种创作行为，虽被安葬在苏黎世，他的作品给爱尔兰和革新过的现代小说带来骄傲。中国作家张爱玲在洛杉矶去世时（1995年）鲜为人知，她的作品过去几十年对中国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但现在作为现代经典被广为阅读。只有文学可以穿越历
史、政治、和语言上的障碍，抵达读者，包括作家故土的人们。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故土的强烈依恋常常被看作是一种不必要和错置的情感，会弱化移居者。我甚至认为，对于许多离散群体来说，怀旧亦参杂着恐惧――害怕不确定性，害怕面对更大的世界摆出的挑战，害怕过去带来的明确性和信心的缺失。总之，怀旧通常与一种特殊的移居经验有联系，即流亡。对于大多数移居者来说，这种依恋会变得没有理性，甚至毫无道理，如萨曼·拉什迪的小说《耻辱》里的叙述者所驳斥的那样：“我们知道万有引力的力量，但不知道它的起源，为了解释为什么我们会依恋出生地，我们假装是树木来谈论树根。看看你的脚下，你不会看见根须穿过鞋底生长出来。有时候我想，根，是一种保守的神话，旨在使我们不到处移动。” 25 有关根的比喻瓦解了，这清楚地说明人类不同于树木，应该无根，有完全的移动性。这的确是一个很激进的想法，小说从某种程度上将之戏剧化了，正如其主角奥马尔·海亚姆返回故乡后就被毁灭了。但人类并不总是理性动物，就连《耻辱》中的同一个叙述者有时也不禁羞愧难当，他承认：“说到‘根’，我得说我还没有完全把自己拔出来。有时我确实看到自己是棵树，甚至是参天大树，如同北欧传说中神秘的世界树――伊格德拉修槐树。” 26 这里最根本的一点是用伊格德拉修槐树作隐语所表现出的诙谐，因为伊格德拉修槐树只存在于斯堪第纳维亚神话中，与叙述者的故乡毫无任何关系，通过艺术想象而移植到他的生命中。因此，艺术成为他重建与超越的方式。
接受无根为生存条件――尤其是对一些来自前英国殖民地并持有英国护照、英语为母语的作家来说――使大多数移居作家面对的情形具象化了。他们中极少数像索尔仁尼琴和林语堂那样在离开原居国之前就已经是很有成就的作家。对于当今的大多数移民作家来说，移居使他们更脆弱，使他们的生存更盲目，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辉煌的过去可以留恋，必须在新的地方为生存而挣扎。在小说《抵达之谜》中，V.S.奈保尔以展示乔治·德·基里柯的名画而尖锐地描述了这类作家的困境。刚抵达地中海港口的旅行者穿过荒废的街道和城里的集市，路过陌生人，进入神秘的大门来到寺庙的内部。但最后由于冒险而筋疲力尽，对使命越来越健忘，他将“回到码头和他的船上。但他不知道如何回去。”奈保尔写道：“我想象某些宗教仪式，他会被善良的人们引导而不自觉地参与，然后发现自己成了预设的受害者。在危机时刻，他会遇到一扇门，推开，发现自己回到抵达的码头边。他被拯救了，世界仍是他记忆中的世界。只有一样东西消失了。凹进去的墙壁和建筑上没有桅杆，没有帆。古董船舶已荡然无存。旅行者走完了一生。” 27 奈保尔把自己抵达英格兰和英语文学比喻为这个旅行者的抵达，这个滞留下来的旅行者的状况典型地描述了所有的移居者，无论是因偶然的机会还是不得已的情况而无法返回离开之地。他们的船不见了，他们被抛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必须弄清自己的方位，以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方式生存。同不确定性一道随之而来的是自由、被叛离的苦涩、与孤独，因困惑和自我怀疑而加剧，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不得不找一条生路，以及某种满足――如果幸运的话，
奈保尔对作家困境的描写很富有诗意，尽管有些忧郁的情调。现实中的挣扎更为痛苦和疯狂。奈保尔在一封给他妹妹卡姆拉的信中说道：“你会明白我留在英格兰的原因确实是为了写作：我认为你会同情并鼓励我。返回特里尼达及付清债务的短期解决方案从长远看将会毁掉我们所有人；而如果我能够努力做点大事的话，我们大家都会受益。忍耐一下，我求你。我这样也不容易：我没挨饿，但我非常担忧我对你的职责，我感到惭愧。” 28 奈保尔在这里恳请他妹妹不要与母亲结盟，他母亲想让他回去从经济上帮助家里。此外，他恳请他妹妹给他寄钱，使他能够秘密地完成著书。他曾经对他母亲说过：“我不认为自己适合于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如果我非得在特立尼达度过余生的话，我觉得我会死。” 29 他一定是指在家乡的精神死亡，而无不讽刺的是，他的家乡为他提供了读牛津大学的奖学金。他在请求妹妹支持时，已经完成头两本书，但一本也没被出版社接受。他是一个写作新手，甚至对最亲密的人都不得不解释写作理由。在其他大部分人看来，肯定像是自找苦吃。
我仍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读奈保尔的小说《河湾》时的情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是1992年12月下旬，我在第一本书的序言中宣称要为不幸的中国人说话的三年之后，我在纽约参加现代语言协会的年会，同时找教职。在此之前，我一连找了两年的工作。当我从一个酒店走到另一个酒店去见那些招聘者时，我无法从脑海里挥走这段话：
小说的第二部是这样开始的，叙述者感叹着比利时传教士惠斯曼斯的死亡；惠斯曼斯牧师曾收集非洲面具和雕刻，此举可被看作是维护土著文化或者是抢劫土著文化。他的逝世如同河里的一道涟漪，出现了，然后又消失了，而河水仍然不停地流，就像那队蚂蚁不会因为部族里一位成员的消失而受任何影响。对我来说，奈保尔这段话捕捉到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真实关系。也许，我比奈保尔的叙述者萨利姆更加感到痛心，因为我们这一代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已被灌输这样一个信念，即，在你和国家之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合约。作为一个公民，你应该为国家服务，国家会照顾你的生活。但是在美国我看到这样的合约给你一个虚假的安全感（我在中国绝不会想到要找工作――这种想法对我们是陌生的）。在这里你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工作才能谋生，你必须学会像个独立的人一样活着。
奈保尔的小说使我感动得写了两首诗作回应。其中一首是《过去》 ，另一首如下：
《在纽约》
我在金色的雨中
沿着麦迪逊大道缓步而行，
载着太多的词语。
它们来自那一页,
说个人对于部族
多么不足轻重，
就像蜂窝继续繁荣，
虽然一只蜜蜂消失了。
这些词语在我背上
咬啊咬啊，
直到钻进我的骨头里——
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孤独，漂泊，
不再梦想运气
或遇到朋友。
没有智慧像霓虹灯
和红绿灯那样闪亮，
但有些词语真实得
如同贪钱的眼睛，黄色计程车，
和窗台上的肥鸽子。32
在曼哈顿闹市区游荡时，这些句子在我脑子里回响。它们标志着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可以做中国底层人的代言人。渐渐地，我看出我的雄心多么愚蠢。
奈保尔在散文《两个世界》里谈到有必要维护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作家和写作人的作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引用普鲁斯特的早期作品《驳圣伯夫》来提出一个观点：写作的自我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那个自我。33
乍看之下，这种反作家社会职能的提法似乎是个伪问题，如果不是无聊的问题。有多少重要作家用笔推动了正义？其中有多少被视为人民的良心？有的甚至还竭力挽救一个民族的灵魂。假定的前提是，要成为一个好作家，你必须做个好人，写作人和社会人是一体的。但如果我们仔细琢磨这个问题，就会看出普鲁斯特和奈保尔言之有理。即使是社会意义上最有良心的作家如索尔仁尼琴和林语堂，他们只有写出了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被他们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生中的社会职能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没有相关性，剩下的只有从他们的写作自我中分泌出来的书籍。这个陈词滥调仍有其道理：一个作家的首要责任是好好写。他的社会功能是第二位的，大多来自于周围的压力，与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毫无关系。
我在若干场合说过我会停止写当代中国。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要烧掉桥梁？”或“为什么成功了还要乱来？”我回答：“我的心不在那里了。”回头想想，我可以看到我决定在写作上离开当代中国是一种否定方式，否定我曾经为自己设想的代言人的作用。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学会独立。
虽然如此，我并不是说作家应该生活在象牙塔，只响应艺术。我甚至可以敬佩那些被纳丁·戈迪默在其散文《基本姿态》里所描写的作家，他们设法既当作家又当活动家，他们的艺术响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在三十二岁开始认真写作之前，从来没有计划要成为一名作家。在大学里教书的头八年，我从来没有在课堂上使用“艺术”这个词，我对写作是否是一门艺术心存怀疑，更别提其价值、完整性、自主权、塑造社会的效应，虽然我不停地写诗歌和小说。我也许可以无保留地同意戈迪默的说法：一个作家必须“不仅仅是个作家”，必须对同胞的福祉负责。34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被德里克·沃尔科特在《航海飞行》里的诗句深深感动：“或者我谁也不是，或者我是一个民族。” 35 然而，当我继续写作时，作家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姿态这一问题对我来说变得更为复杂。作家当不了好将军，而且在今天，文学对社会变革爱莫能助。作家能够尽力所做的全部，只是发出个人声音。
但作家为谁发言？当然不只是为自己。那么为一个群体吗？为那些没有人去理睬的人？毋需争论，作家必须选择一个道德立场，反对压迫、偏见、不公正，但这样的姿态必须是第二位的，作家应该知道艺术作为社会斗争的局限性。他的真正战场不在别处只在纸上。他所做的如果不在艺术中实现就会毫无价值。观察一下当代历史，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空白，没有被文学留下印记：种族灭绝、战争、政治动乱、和人为的灾难。以中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运动为例，数百万人遭受迫害，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在偏远地区消亡，然而没有一部有持久价值的文学作品从这个历史灾难中出现。受害者在中国社会受过最好的教育，他们中有一些人仍然活着，但年纪太大了写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作品。许多被指控为右派的都是作家和活动家，有些仍然写请愿书和文章，组织会议。但若没有一部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他们的痛苦和损失就会从集体记忆中淡化相当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淡化。这不是极大的损失么？所需要的是一位艺术家，站在当下的社会需要之上，创作一部真实的文学作品，把受迫害者保存在记忆中。是的，保存是文学的关键功能，以抵抗历史失忆症，保存必须以不受时间侵犯的文学作品的自主性和完整性为前提。在安德烈·马金的《我的俄罗斯夏日之梦》里，叙述者默想着如何见证：“而他们[忙于写个人回忆录的俄罗斯人]不明白，历史不需要这些无数的小古拉格。一部里程碑式的、被公认为经典的著作就足够了。” 36 这意味着，作家不应该仅仅是编年史者，也应该是一个再创造者和历史经验的炼金师。
作家进入历史主要是通过艺术的渠道。如果他服务于一个事业、或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国家，这种服务必须是自我选择，而不是社会强加的。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条件、自己选择的方式以及时间和地点来服务。无论扮演什么角色，他必须记住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或失败只取决于纸上――这里才是他应努力存在的空间。
（原为2006年11月哈金在美国莱斯大学所做的三场演讲之一，明迪译。原文收入哈金文论集《移居作家》，2008年9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释：
22. 见 《京华烟云》，（纽约：约翰·戴公司，1939年），第53-54页，96-97页和257页。
23. 林太乙，《林语堂传》，第242页。
24. 皮尔斯，《索尔仁尼琴》，第260-261页。
25. 萨曼·拉什迪，《耻辱》（纽约：诺普夫出版社，1983年），第90页。
26. 同上，第92页。
27. V.S.奈保尔，《抵达之谜》（纽约：诺普夫出版社，1987年），第98-99页。
28. V.S.奈保尔，《父子之间：家书》（纽约：诺普夫出版社，2000年），第283页。
29. 同上，第277页。
30. 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林语堂被称为“版税大王”，他作品的出版收入超过了中国的任何一个作家。
31. V.S.奈保尔，《河湾》（纽约：温特记图书，1989年），第85页。
32. 哈金，《面对阴影》（纽约：Hanging Loose 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33. V.S.奈保尔，《文学场合》（纽约：温特记图书，2003年），第181-182页。
34. 纳丁·戈迪默，《基本姿态：写作、政治、与地方》，斯蒂芬·克林曼编（纽约：诺普夫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35. 德里克·沃尔科特，《诗集》（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吉罗出版社，1986年），第346页。
36. 安德烈·马金，《我的俄罗斯夏日之梦》，杰弗里·斯特拉查恩译（纽约：Scribner图书公司， 1997年），第238 。
《自由写作》首发
刘 水：领袖图腾“胡哥加油”
日前，北大附中广州实验中学举办运动会，校方将开幕检阅式演变为改革开放30周年成果展。学生举着“胡哥加油”、“小平您好”和“中国加油”标语牌列队通过主席台。这幅仪式感，不能不说没有另类创意，让我首先想到美国总统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在此还可无限延伸为：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有什么样的学校就有什么样的老师，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这话说起来象绕口令。
这所学校老师的平民娱乐精神值得肯定，尤其在30年改革开放的宏大语境下。但是，这种被灌输的“臣民”价值观，是中国社会中若隐若现的文化“精华”表征。在后人的解读中，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界限被有意无意地模糊，比如“百家讲坛”，历史旮旯里的糟粕也能卖出高收视率和高价钱。
领袖权位不管是怎么得到的，某时某刻受到民众真心欢迎，不全是坏事。奥巴马当选美国新任总统，不光美国人，全世界人都欢呼，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真情表达，但也没见美国学校组织学生娃娃集体打着牌子庆祝。领袖崇拜，特别是被官方机构强加在中学生头上，让人想起老毛以及斯大林、萨达姆和金胖子，总打上独裁者的印记。
个人崇拜需要警惕，尤其在威权体制下。中国社会的集体行为总是与组织和政治挂钩，长远的危害在于，剥夺了个人的思想独立和公民意识的塑造，民众被政府和集体强制引导为盲从，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是疯狂和摧毁，文革十年就是最能被验证的例子。并走向另外的极端，只服从一个领袖，个人崇拜，民众成为权力争斗的工具和互斗的牺牲品。而民众的造反，并不受理性、和平和慈爱支配，反将兽性释放，打倒摧毁一切机构、文物、权威和被视为敌人的一切阶层，包括学校和老师。
今天的教育祛除了文革教育界的荒芜和血腥，却被强制洗脑取代，这同样是灾难性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为失败的是回避政改，其次是漠视教育。政府在教育上的财政投入远不及国际平均水准，甚至赶不上非洲一些国家。学生辍学率增大，乡村教育落后，公共教育并未随经济增长同步得以改观。高校衙门化、行政化、官员化，已不需赘说，中小学教育，乃至幼儿教育，何尝不是如此。制式教育距离人文教育依然遥远，学生的公民养成一片空白。政治投射于教育，并且作为一种教育管理模式，这是中国教育最为失败的地方之一。
笔者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不较真》写道：“中国人骨子里是传统伦理在作怪：中庸之道，是非不分。中国世俗文化是人情文化，缺乏理性和规则，所以自古以来老百姓不相信法律，宁可相信‘父母官’、‘青天老爷’，喜欢拦轿喊冤，喜欢上京城上访。你说中国人愚昧吗，你说官员昏庸吗？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让人直流鼻血。”
“看客不光是远远站着看热闹，有其内在心理逻辑。那就是怕惹火烧身，怕自己吃亏。这样的群体都表现为集体无意识。你好他好大家都好，家丑不可外扬。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单位如此，一个社区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
政治波普口号“小平您好！”，诞生于1984年10月1日35周年国庆节。首都人民游行庆祝，北京大学学生在游行队伍中打出这幅口号，瞬间传遍全世界。5年之后，同样是这位被北京大学学生感恩戴德的领袖，用坦克和血腥回报了他们。
“胡哥”是中国网民赠送给胡锦涛的网名，同样总理温家宝被网友昵称为“八宝粥”。在网络里流传已久，初始大概在四川地震期间，表达了良民善意的期待，但仅是一厢情愿。古往今来，中国良民的善意往往会落空。
提到加油，可以简单类比一下相关话题。经济衰退，石油被官方垄断，造成油价甚高，燃油税受到政府机构阻击，迟迟不能出台，还是改为“的哥加油”，鼓励的哥多拉快跑，多赚钱多交税，免得被公司盘剥动不动罢工；如能改为“胡哥加油政改”或“胡哥变革”，还是来得比较实在、迫切。中国所有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但在民主制度转型上，民间的觉醒和推动才是最为有力的。
北大附中也是北大的一部分。北大总是能引领政治时尚，好恶皆有，虽然在最近国外媒体知名大学排行榜里名列100多位。
有种说法，所有人都关心政治的社会是不正常的，这是为威权社会量身定做的定律。在民主社会，政治被公民授权委托给职业政客打理，四年一度检验政客的成绩单即可，但在威权社会，“主权归民”法条被虚置，暴力夺权的政府太过强大，足以侵犯民众职业和生活的每个角落，民众不得不以政治姿态，表明对权力的忠诚和顺从。
经济繁荣，并不必然带来公民社会的自然发育。欧洲文艺复兴经过长达几百年完成对个体生命和自由的认知，而中国“成王败寇”传统文化谬种流传，一再被战争和朝代更替切断整个社会的自然演进，最极端的是在1949年之后，个人土地、房屋等私有财产被权力剥夺，将中国人一夜之间隔绝为政府的奴隶。近年风起云涌的拆迁征地民间维权运动，是对“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的绝地修正。
历史重演，并且轮回，被看不见摸不着的权力之手牵引、摆布，而权力的重演，决定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走向和格局，学校又岂能例外。许多社会机构本应远离并且与政治绝缘，应有各自的规律和环境，但是30年改革，并未厘清并归还民间社会良好发育最为本质的权利元素。
200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