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国维的一首悼诗说起
1912年，时为民国元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一首悼诗《蜀道难》。起首即悲叹：“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中间介绍这个死者，“开府河朔生名门，文章政事颇绝伦。早岁才名揭曼硕，中年书札赵王孙”，“开府此外无他娱，到处琳琅载后车。”描写其死难经过则曰：“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
王国维要悼念的，就是于一年前被刚刚覆灭的清王朝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不久即死于兵变，连头颅也被士兵装在盒子里送往武昌请功的端方。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端方的评价很高，把他比拟为元代著名诗人、学者揭傒斯（字曼硕）和杰出书画家赵孟頫（赵为宋宗室之后，故称其为“赵王孙”），说他出身名门，文章政事绝伦，又好风雅，仕途之余唯嗜收藏书画古董。发动兵变，乱刀砍死端方的是随其入川弹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而端方曾任湖北巡抚，所以，他所带的“楚人三千”实为其“旧部”。这些旧部早晨还到端方账前拜问“元戎”，晚上的时候，就骂他“索虏”（南北朝时南人叫北人为“索虏”，清末汉人亦以此称满人）了。字里行间，透出王国维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种族革命”成份极浓，入民国后的王国维为什么要悼念一个满人？
其实，他与端方的关系远远说不上深厚。王国维于清末受罗振玉之邀，曾执教于以紫阳书院为基础创办的江苏师范学堂，当时两江总督正是端方。我没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资料，但考虑到王国维和提携他的罗振玉，与端方一样都对古器物有着相同的嗜好，而罗振玉一直又为端方所器重，所以从情理上讲这三人应该有学术切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王国维毕生致力于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对江苏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想必也是王国维怀念端方的一个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是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鄂军被急征入川，导致武昌空虚，才有了武昌起义出人意料的成功，孙中山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作为出面负责弹压“起义”的清廷大员端方，就这样以一个可笑的角色在历史中定型了。王国维居然为因对抗革命而丢了脑袋、丝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写悼诗，未免太不合时宜。世人多谓王国维学问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入民国后还悼念一个满洲贵族官僚，似乎又是一个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现成好例。
历史是不是这样？可还有一些异代人们意想不到的幽微之处？
才子、开明派、渐进改革者端方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直隶（今河北丰润县）的一个满洲贵族家庭，1882年，21岁时中举，进入仕途。端方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当时他被任命为作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但最终化险为夷。据说端方的脱险缘于他进呈了一首歌颂慈禧的《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为‘升官保命歌’”。但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端方不像康有为那般激进，对慈禧也非常尊重。认识到晚清中国必须变革，但又力主走渐进的道路，这是端方的一个显著特色。
端方成为晚清政治中的要角，则在庚子年中。这一年，在八国联军的进迫下，慈禧挟光绪，从北京、山西一路跑到西安，而这时的端方正好代理陕西巡抚。关于端方的突然发迹，护驾入陕西，后被擢升为西安知府的川人胡延有《长安宫词》一百首，其中第七十九首和胡的自注有清楚的记载。诗是这样写的：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论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莱馆，旌节花开一品红。原注中则写道，“陕西护抚臣端方当拳焰方张之际，懔遵谕旨，保护教堂最力。偶有乱民蠢动，立置重典，羽书下州县，责令谨守条约，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脱。虽指摘交乘，卒赖镇定之力，全境乂安，圣驾得以安然临幸者，端方之力也。两圣莅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抚，旋加头品顶戴尚书衔。”[1]从诗中可以看出，在义和团声势最盛而且得到朝廷支持的时候，端方即“保护教堂最力”，从而保证了陕西全境的镇静，也使出逃的慈禧有了一处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同时又把自己送上了封疆大吏的位置。
“谨守条约，保教安民”，这只是端方作为晚清重臣中开明派的一个方面，其对国内政治生态影响最大的则在发展文化教育和力主宪政上。端方历任湖北、湖南、江苏、直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等地的方面大员，在其任上，兴学育才始终是其重中之重，不论是推进留学事业，还是建立和完善现代教育体系，都堪称全国的模范。可惜，我们对那些被打上可笑印记的近代人物，向来只习惯于记住几条斩钉截铁的“判断”，而忽视去搜寻原始的史料，所以端方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一直不为人所熟知。直到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海林教授的大著《端方与清末新政》，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张海林在书中列出了“端方在新政活动中的诸多‘第一’”，不妨引录几条以见端方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的成绩：1902年，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创立湖北幼稚园，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1902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合奏清廷，建立湖北图书馆，此为湖北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1905年，在湖南巡抚任上开办湖南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派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女留学生20人赴日本学习，举办湖南历史上首次体育运动会；1907年，在两江总督任上，饬令南京各学堂举行运动会，此为南京历史上第一次全城学生运动会，又创办江苏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1908年，创办两江最早的法政学校、商业职业学校；……[2]
端方本人博学能文，当时就有“旗下三才子”之一的美称。加上他重视文化教育，礼贤下士，故许多名流均乐为其所用，要么被延揽为幕下士，要么被他推举到实施新政的重要位置，如缪荃荪、李审言、况周颐、罗振玉，都是一时之选。《清史稿》中说：“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把他比为清朝集显宦、宿儒于一身的两大代表毕沅、阮元，是并不夸张的。
端方在倡导宪政方面的言行，更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当时中外舆论普遍关注的大事，后来却被妖魔化了。五大臣之出洋考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其实从端方考察归来所著的两本书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端方归国后整理出版了《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介绍文明社会的政治学常识，很多论述均为开先河者。比如他分析臣民权利和义务，对“义务”，仅用了一百多字论述，而在“臣民之权利自由”中，则以两千多字的篇幅浓墨铺陈，“人身之自由”、“家宅之安全”、“居住转移之自由”、“信书之秘密”、“所有权之保障”、“信教之自由”、“言论著作印行结社之自由”、“请愿之权利”、“裁判之公平”等，逐项列举无一遗漏，又痛论曰：“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这在总是强调人民对政府负无尽义务的传统社会，真如电光石火。正如张海林教授所说：“如此系统地把欧美宪法中权利自由的条文译介过来，且公开出版，并上奏最高当局者，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可惜过去治中国宪政史的学人完全忽略了端方和《欧美政治要义》的存在，把赞赏、译介、阐释、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权利的功绩全部挂在了所谓‘弃传统而不顾’的激进留学生或革命家身上。”[3]
端方是宪政救国论者，认为“中国非立宪不可”，但他同时又以日本立宪经过十多年预备期为例，称“速立宪又不可”，理由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年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充分显示了其渐进改革者的特色。今天回顾近代史，应该承认，实施宪政的确无法一蹴而就，需要一个为时不短的准备过程，而渐进改革也是代价最小的一条路径。
张海林教授的《端方与清末新政》主要取资于海外出版的端方文集和奏稿，不知何故，近代野史笔记中关于端方的材料均未采用。近人笔记中有一些对端方不利的说法，主要是称其“好货”。这一说法也许不是空穴来风，否则端方也玩不起古董。不过晚清官场贿赂公行，端方作为一个有特殊嗜好的封疆大吏，未能洁身自好并不意外，也不应影响到对其作为政治家大节的评价。
要命的铁路
1909年，48岁的两江总督端方被擢授直督总督。虽同为总督，但直隶总督在地方官员中排序第一，是所谓“疆臣之首”，端方眼看就将入阁为相参预枢要了，却突然遭遇了一场政坛滑铁卢。
此前一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1909年清廷要筹办慈禧梓宫移陵。作为直隶总督的端方被任命为“山陵大差”总办，负责一切相关事宜。差事办完之后，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弹劾端方，说移陵过程中，有人持照相器具“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又说风水墙内架设电线，“马上传递，未为不便，何必借行树为电杆。致蹈人臣不敬之诛。”端方因此被革职。
照相，架设电线，无非都是想借助现代技术，把差事办得漂亮点。端方丢官，实在是无妄之灾。当时《大公报》就发表评论进行了辛辣嘲讽：“自光学发明而后有照相机之作用，自电学发明而后有电线杆之设布，我国之有此等机械犹在近数十年，故关于此等犯罪律例上无明文也。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属出人意外。由此推之，凡近来以摄影为纪念，以电机通言语者皆以不敬待之耳，否则何解于端方之革职？”端方解职由津晋京，天津官、绅、商、学各界特在车站搭棚恭送，《申报》报道称“商学各界在车站送行者不下数千人，皆有依依不舍之意。”
荒唐故事的背后是权力的争斗。据说李国杰找端方茬子的目的原就很不单纯，他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向“午帅年伯大人”致函一封，为自己和他人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过官职，而端方承允之后未曾践诺。加之端方升迁过速，又锋芒毕露，难免不为人所忌。
罢官后两年，即1911年5月，因著名洋务派、时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推荐，端方被清廷起用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起复，野史上说是他不甘寂寞多方运动的结果，而从他在私信中多次流露对这一任命的迷芒情绪看，这种说法并不可信。
清廷之所以相中端方，实因为愈演愈烈的铁路风潮集中于南方，而“端方曾任湘、鄂两省督抚，两省士民甚有感情，若令其前去，善为劝导，必能弭祸无形。”端方在湘鄂两省督抚任上，确与地方绅民关系不错，但问题在于，如果某件事情牵涉利益甚巨，则感情云云往往又是靠不住的。而铁路风潮正是牵涉利益甚巨的一件麻烦事。
铁路风潮起因于盛宣怀主持的铁路国有政策。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三个阶段。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是在合股官办、商办这两种办法均遭遇严重挫折后一种自然的政策转向。清政府认为，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西方银行借款，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建造铁路，铁路建设才会取得成效，而南方各省相当多的绅商则主张继续由民间自办，这样就产生了碰撞。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清政府的做法称为“卖国”，把以“商路亡，中国亡”为号召鼓动风潮的人们称为“爱国者”，未免忽略了情绪化的东西下面掩藏着的利益考量。
铁路风潮牵涉多省，为什么唯独四川闹得最凶？原来，湖北、湖南两地商人投入到铁路民营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数偿还，而四川公司亏空的300万元，盛宣怀却拒绝补偿。盛宣怀拒绝的原因在于，四川公司的亏损，是其卷入了1910年世界性的橡胶投机生意，遭遇失败。盛宣怀说：全国老百姓交到国库的钱，怎么能为民营公司自己经营不善而买单？
关于“保路运动”，大陆学者萧功秦先生在《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一文中有深入的分析，而美国学者周锡瑞更早有精辟论断，他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那些钱庄倒闭时，钱丢了，而中央政府拒绝补偿四川公司那些股份。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绅士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隐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词藻中暗示出来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听到了类似的词藻，但是在后面这两个省内，没有人丢失一文钱财，词藻还是词藻，并未见诸行动。”[4]
四川发起保路运动的绅商们，他们将自己的策略归纳为两句毫不含糊的话，即“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这颇有些像今日的“嘴里是主义，心里是生意”。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很正常，但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着让人热血沸腾的冠冕旗号，裹挟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使社会局势严重失控。
端方对保路运动爆发后的复杂局面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在出发前和赴川途中，曾多次谏言，要求朝廷废除国有政策，以免刺激众怒，引发全面骚乱。一路上，他走走停停迟迟其行，显示了他对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茫然。他也知道危机迫在眉睫，并力图用清廷官员罕有的柔软身段将其化解。随端方入川的幕僚后来向朝廷报告：“此行端故督上体朝廷德意，下念民生困苦，虽带有鄂军两标护行，实不主剿办宗旨。沿途皆由端故守竭诚演说，日行百余里，道路崎岖，宿于牛栏豕圈之间，寝食俱废。然遇村屯乡镇人烟稠密匪徒麋集之区，犹作舌敝唇焦口讲指划，务使川民皆感朝廷恩惠，解散胁从。……是以每到一邑或一州一镇，人民皆备极欢迎，结彩舆前有如山积。”端方家丁也向朝廷报告：“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六大人（端方之弟端锦）前往演说。……各界感情殷殷。”[5]他又根据地方人士的申诉，向朝廷电奏：“查得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民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拘赴辕请释，统领田征葵擅行枪毙街正、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闻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为枪毙数十人，以致众情愤激，……”电文中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希望借此取得和绅民谅解的动机跃然纸上。
在革命风暴已经席卷而来的时候，作为负责弹压动乱的清廷大员，端方要面对的危机，既是他个人的，也是清政府的。为了化解这两个层面的危机，可以说端方也竭尽了所能。但该来的还是来了。
1911年11月13日，端方带领湖北新军抵达四川资州，在资州盘桓了10余日，他显然已陷入彷徨不定的困境。这时，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军心愈发动摇。据随同其入川的一位新军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尽管如此，兵变还是发生了。端方和他那曾经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弟弟端锦均被杀害。
裹上华丽外衣的暴力
杀死满人、清廷大员端方，在当时的语境中，当然是值得喝彩的革命行动。可惜，寻绎史料，又有一些意外的东西。
关于端方之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是这样叙述的，“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一为邓某，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于端皆有师生谊。又有营官董海澜者，四川人，亦鄂之学生。……当时广大禁兵毋暴动。……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并为众军办归装，众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装待发，众以银未至阻其行，并要挟书券，端与之。至初七日黎明，银犹未至，众谓诳我，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驱端至侧屋云：”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兵入室，遍搜行箧，无所得，即欲杀端，曾广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乃举者仅少数，曾又再三劝，兵皆汹汹，谓曾有异志，当先杀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谓端曰：”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其时兵皆举铳待发，曾亟止之曰：“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乱刃交下。其弟端锦大骂，迫之跪，不屈，亦乱刃而死，皆断其首。曾广大备棺敛之，欲敛其元，众曰：”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敛也。‘……初八日，成都借银至，已无及矣。“[6]
除了《清代野记》，像上海《字林报》等外国在华媒体当时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提醒我们，对掩饰暴力的那件华丽外衣，需要认真审视。
发动兵变的人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银子，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好在端方的脑袋上打主意了。他们将端方和端锦的头颅盛在匣中，浸以煤油，使其不腐，回鄂时沿途示众，最后又呈送武昌军政府的黎元洪，以此作为在未来政权中分一杯羹的奇功。
端方的被杀引起了英国《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莫理循的注意，他向报社报告：“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7]现在当然无法确知，莫理循所谓“普遍谴责”的情绪是否属实，但几乎可以肯定，至少在像王国维这样的旧派知识分子那里，类似事件的一再发生，会严重影响他们对一场革命的观感。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中的任何暴力都能自动享有道德非议的豁免权，尤其是，当经历了一个个痛苦动荡的时代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所谓“历史必然性”往往等于什么都没说，在很多时候，暴力实际上并无必要。
可以认定，端方就是死在了毫无必要的暴力中。为什么说杀死端方毫无必要？首先，因其开明派的身份和在西方人士心目中的地位，杀死他不会给革命增添任何荣誉；其次，在资州如惊弓之鸟的端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对革命采取对抗行动，于革命党人来说完全不存在威胁，野史中说，他甚至向乱兵表白自己并非满人，希望幸免的心理可见一斑。端方之所以不得不死，只与兵变者隐秘的内心有关，而和所谓爱国、革命等宏大符号关系甚微。
端方死了，曾为其门下士的湖南人左全孝在祭文中抒发了他的不平和困惑，“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至于今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自然可以超越这种师生的私情，只需要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到底是端方，还是采取了“革命行动”，杀死端方的“爱国者”更有实质性的贡献？
和历史上许多革命一样，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的确有不少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不能否认，一旦革命的飓风飙起，或主动参与，或被动裹挟进来的，并非都是天使。这也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却长期陷入兵连祸结悲剧的一大关键。革命不一定要与道德亦步亦趋，但不受道德约束、全然失去敬畏的革命，终究会将人性之恶全部诱发出来。民国后中国社会的乱象，在端方之死的事件中已初现端倪。
读了上面的文章，我们当能明白，诗人气质浓郁的王国维为端方这样一个人物写一首悼诗，实为情理之中的自然之举。后来王国维自沉，原因众说纷纭，不论真实情况为何，其入民国后的情感和倾向，在他悼端方的诗中，其实早已透露无遗了。
注释：
[1]见《清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2]、[3]、[5]见张海林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4]见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
[6]见梁溪坐观老人著《清代野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7]见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86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