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前途未卜

人们通常根据当下有限的理解和逻辑来设想将来,以为找到答案,其实只是暂时的替代品。

到底是什么因素带来了经济增长?对于这个人们永远在争吵、永远给不出确切答案的问题,博学而谦逊的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用正在行驶的火车来比喻。从未见过火车的人们,会根据自己的观察,给出各式结论。有的人说是因为车头顶上喷出的白烟向后的推力,有的说力量来自两条铁轨,还有的说是蒸汽机上下起伏的活塞……

对于世上的很多事物、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刻,我们的探索方式都是“事后诸葛亮”与“盲人摸象”的混合体。我们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其实不过是某种暂时的替代品。在笃信了英国因为工业革命而兴起一个多世纪之后,历史学家们开始争论是否存在“工业革命”;一个世纪前的思想家们认定是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而当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兴起时,人们又开始在《论语》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

倘若回看历史,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的愚蠢。我们只能根据当下的有限理解和设定的逻辑,来设想未来,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被几项简单的指标所淹没了。

对于此刻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多人开始认定存在着某种“中国模式”,中国将在二零二零年或二零四零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还只是日后历史学家笔下另一个嘲讽的插曲?这个疑问是双重的,是否存在着特别的中国模式,它能够一直如此继续吗?

因为对于这两个问题缺乏答案。让我们回到另一个相似时刻。保罗·克鲁格曼在一九九四年发表论文《亚洲奇迹的神话》。尽管当时日本奇迹正在褪色,但新加坡、韩国、台湾与香港的崛起则让西方惊呼。“亚洲系统”、“亚洲价值观”、“东亚奇迹”的论调四处迷漫。很多人开始相信,东亚正在创造一种和美国与欧洲都不相同的增长模式。

为了回答这个疑问,克鲁格曼首先回到了五零年代。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书籍与论文充斥在美国的学术与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国学者相信苏联有一种不同的模式。经济学家加尔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相信,尽管苏联的统计数字并不全然值得信赖,但或许“集体式、专制的政权”能比自由市场的民主整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苏联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国。肯尼迪(肯尼迪)高呼,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以迎接来自东方的挑战。而赫鲁晓夫不仅在联合国总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还宣称要埋葬西方。

“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显著,却没什么特殊的魔力”,克鲁格曼后来写道:“产出的迅速增长源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劳动力的扩充,教育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设施上的大量投资。”这种没有效率的经济增长,会伴随着投入的减少而放缓。

克鲁格曼感慨于人们的健忘。当人们在形容日本奇迹和东亚的奇迹时,再次使用了同样的思维方式。“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像很多作家宣称的那样为西方提供了学习的模式,而这种增长的未来前景也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有局限”,克鲁格曼在九四年写道。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模式,要比苏联有效得多。但这其中并没有特别的秘密,它们只是遵守了人所共知的法则,他们有比西方更强的储蓄意愿,愿意去牺牲当前的消费来贡献于未来的生产。当经济增长持续一段时间后,它们也会遇到西方同样的增长缓慢。

克鲁格曼的预言被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印证。倘若东亚奇迹中存在着某种秘密的话,那就是它的腐败和裙带交易一直被更好的隐藏。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克鲁格曼谈到了中国。很多人相信,未来的中国与日本或是东亚四小龙都不相同,它的规模太大了,而且增长速度如此迅速,美国的GDP年增长是百分之二点五,而中国是百分之十。“如果中国按照百分之十增长,不到二零一零年,它将比我们的经济体更大”,克鲁格曼猜测说:“但如果中国的增长是更现实些的百分之七,它的GDP将仅仅是我们的百分之八十二。”克鲁格曼想通过这种预测,来表明世界经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二零一零年即将到来。中国的GDP总量没有超过美国,只是它的四分之一。至于是否存在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式,倘若你耐心比较苏联与东亚的例证,肯定也发现,这其中很难有秘密可言——我们消耗的资源更多,投入的劳动力更多,人们更勤劳,把挣到的钱都存进了银行,热火朝天的修建铁路、公路、住宅楼……你甚至很难说,它是经济政策的成功,有这样的不计后果的投入,它在短期内的增长,却是以长期的消耗为代价的。

查尔斯·金德伯格与保罗·克鲁格曼的故事,或许能为此刻喧嚣的中国模式提供某种参照。他们都在提醒我们,“独特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不过是另一个尚待澄清的幻象。

夏明:诉求、开溜和归家——中国政治抗议的流变

已故美国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 ∙ 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四十年前写了一本书,题目叫《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该书中文版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尽管这是一本小书,但其影响力极大。对当下中国政治的博弈,该书也可以给国人深刻的启发。我们可以运用其核心概念和基本思维来透视当今中国社会各类政治抗议和抗争,并揭示中国治理体系和策略面临的根本挑战。

赫希曼把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类比,用理性选择的理论揭示了在面对企业产品和政府服务品质下降的情况下,消费者和公民可作出的诸项选择。具体说来,他认为,消费者(商品消费者是顾客,政策消受者是公民)有三种主要的选择模式:退出、呼吁和效忠。

(1)“退出”(Exit)

用通俗的说法“退出”就是“脚底抹油开溜”。老子乘驴而西去;圣人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陶渊明的“息驾归闲居”和“击壤以自欢”;平民百姓“寻得桃源好避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间,我们看到了几拨退出人群: 电影《红尘滚滚》里描述的红色政权临近时的大逃亡,两百来万国民党官兵要员和追随者逃往台湾和香港;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近十万藏人民逃离家园,穿越喜马拉雅山避难印度;1962年新疆伊犁和塔城几十万(一般估计15-20万;官方数字是6万多)少数民族举家逃往苏联;六十到七十年代大规模的逃港风潮(官方透露仅在1979年1-5月发生近12万起,三万人成功逃出),许多人不顾生死游到香港;1989年北京屠城后,中国留美学生要求获得美国保护,近10万人获六四绿卡,集体逃离专制恐惧。2004年年末,法轮功发起“退党/退团/退队活动”,发出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 (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据法轮功自己统计,五年来已有六千五百多万华人响应宣布退党/退团/退队。

一般来说,面对困境选择果断退出的人群有两个特征:大彻大悟和资源优裕。就第一特征来说,“哀莫大于心死”,只有心死了,人们才会彻底舍弃。如果还心存幻想、藕断丝连,这样的人更会像是白桦电影《苦恋》(又名《太阳与人》)中惨死在雪域荒原的海归画家凌晨光,死前还用身体划出一个大问号。就第二特征来看,退出的人群有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自信;他们往往在财力、智力和体力上都要优于留守的人群。此所谓《桃花源记》第一句诗所云:“嬴氏乱天际,贤者避其世”。中国有句俗语,“人挪活、树挪死”,也暗合了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的结论:从古希腊到英国再到美国,跨越海洋的移民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深谙此道的北京二流学者何新因此极力向中南海纳谏,把具有批判精神的一流学者统统流亡海外,制造了中国特色的“被迫退出”。

(2)呼吁 (Voice)

如果人们还心存希望,并有一定的政治效能感,他们一般会进入第二种选择模式:“呼吁”。与“看好我的脚、用脚投票”的退出相应,“呼吁”也可称之为“读准我的唇形、我要鸣放”。中国经典例子莫过于邹忌纳谏、窦娥喊冤、宋朝张齐贤拦驾献策、康有为和梁启超公车上书等。历史上中国文人在治理体系中一直占据较高的地位,所以为民请命,为王进谏的多来自于这个群体。又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许多文人也乐于追循“宁鸣而死,勿幽而生”的传统。由于年轻学子生性骄狂、天真浪漫、无牵无挂也就敢说敢言,近、现代的中国史也就有了学生抗议运动打头阵的鲜明特征。五四运动,“12.9运动”,“大鸣大放”、“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八九民主运动”基本上都可称之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年轻人都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但所有这些壮举,无一不以被政权镇压告终。

制度的封闭和残酷、百姓的受挫和失望让中国人意识到,“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抱怨还要继续,“万言书”和“签名信”还时常出现;只是公共空间的慷慨激昂、振臂高呼通常被饭后茶余的“放下筷子骂娘”或街头巷里的牢骚浑话取代。近二十年以来,中国民间当代民谣盛行(陆非琅专门编辑了《中国当代民谣》的集子,胡星斗也在网上发布过他的民谣集),就是民众公共话语权被压制剥夺后畸变成的唠叨。对于中国当政者来说,只要皮厚点、心黑点,所有的牢骚都成耳边风了。它们最多使得“小吏难当”,大大的好处的是让百姓得以宣泄,给体制一个安全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牢骚民谣已经成为太多中国人的宗教、胆小怕事者的鸦片。

近十年来,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有把零星牢骚演绎为公共舆论的趋势。中国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如鱼得水,建立博客,打通自由门,在聊天室霄聚晓散,开辟了虚拟的公共空间,与全球华人的公民社会连为一体、遥相呼应。贵州瓮安事件、湖北邓玉娇事件和石首事件、艾未未的博客和零八宪章签名运动显示了网络的力量,它不仅成为了公共舆论的回音室,也成了社会运动的协调室。尽管古人说,“防民如防川”,当今中国政府依然故我,打造金盾工程,建筑防火墙,修建“绿坝”,围堵民意潮流。他们怕的就是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恐惧有一个理由是,互联网把文化教育精英和下层工农民众联接了起来。中国的百姓遭受恶政的鱼肉造就了庞大的上访队伍和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发明了各种“打太极”的策略来把百姓当“人球”踢来踢去;可怜的小民百姓在庞大的官僚迷津中苦寻青天,从信访办到公安局,从人大到法院,往往无功而返,倒落得倾家荡产、穷目皓首,甚至发疯发狂,完成自毁。中共的官员是明白马克思的指点的: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中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所以,只要成功地阻止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与草根民众的有机结合,对中国人分而治之,政府还能在全国民怨沸腾声中侥幸生存。

(3)忠诚(Loyalty)

当然,中共政权的稳固除了靠枪炮开道和“太极”辅助外,还主要是有人选择了忠诚。任何政权要生存维持都必须有一个“制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制胜联盟”的产生和维持有政体和政策两方面的因素,或者说是体系支持和政策支持。在发达民主国家,体系支持基本已无争议,每四到五年的定期民主选举往往是通过不同的政纲和政策来整合制胜联盟。中国的情况与民主国家不一样: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中国政治愈加寡头化。通过权力分配和利益分赃建立起来的纵横交错的组织化依附关系使得中国的“党-国-军”非神圣三位一体成为中国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这些既得利益者和制度的坚定维护着通过对土地、资本、国有企业、权力和就业的控制,又可以收买一大批高度依赖国家政权的中产阶级;例如:国有的大学和研究所的教授科学家、国家办学的中小学教员、宣传部控制下的记者和作家群体、国有的医院医护人员、国有银行和企业的管理层、高度依赖政府土地、资本和项目的私营企业家等等。西方民主化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中产阶级是民主化的动力。但中国中产阶级总体上对国家的高度依赖使得西方经验在中国难以重复。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中产阶级是一条不会叫也不会咬的狗。他们在体系和政策两个层面上都是愈加保守,与寡头集团一道成为中国现行体制的支柱。

由于中国政权没有程序民主带来的制度合法性,也没有定期民主选举提供政策集团的重组和刷新,过去邓小平领导下的“胡-赵新政”通过政策赢得拥护的两大集团(工人和农民)也与现政权渐行渐远。改制、下岗、圈地、城改、医改、教改等等一系列政策削弱了这两大集团对政权的忠臣。在赫希曼的模式中,民众可以通过抗议来改变国家政策,捍卫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从而重新回到对政权的忠诚选择里去。但由于中国现政权在政治上日益法西斯化(靠暴力和恐怖维持)、经济上日益官僚化(国进民退愈加明显)、精神信仰上强制一元化(加强对异议知识分子和各种宗教信仰的打压),政体的寡头制特征已经凸显。用亚里斯多德两千多年前的话来说,少数人统治而且只为少数人牟利的制度就是寡头制。寡头制使得中国政体日益丧失能力,通过政策的积极调整来使不满的百姓重归忠诚。当我们近日连续看到内蒙古赤峰黄娜、成都唐福珍、青岛张霞和北京席新柱自焚,河北平泉村民阎海命丧车轮下仍然无法捍卫自己的家园时,我们认清了保守的寡头和绝望的民众的对立,而后者又越来越多地从政策上对政府的反抗演绎到从政体上对体制的反叛。

(4)中国特色的“杯葛”

赫希曼模型的根本前提是,消费者和公民都生活在一个讲道理的、开放社会结构中。中国特色经常证伪西方模式,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离西方理性思维的基本逻辑还差十万八千里。比如,户籍制度形成的封闭社会结构使党天下的政治制度就像如来佛的手掌,老百姓经常是无法选择退出逃避的。又比如,中国的政府和官员是不讲道理的;他们的治理理念和宣传话语经常可以超出《1984》和《22条军规》的荒谬,但他们仍然会极力用“二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把自己涂抹成真理的化身。所以,选择“呼吁”通常于事无补。再比如,中国的统治集团不需合法性照样霸占政权。所谓合法性就是政权和它的治理在人民心中是正义的,是遵循天道和人道的。但经过几代庸俗唯物主义的洗脑,中共统治阶级既不怕末日审判、炼狱和地域,也不怕轮回报应、阴曹地府、打入十八层地狱受油锅煎熬。他们照样吃喝嫖赌、挥霍民脂民膏、弹压正义诉求、迫害宗教信众。在这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政治抗议演绎出的主导模式是“杯葛”。

所谓“杯葛”(Boycott,又常译为“抵制”,但该译法总有所欠缺,所以本文不用)就是人民对政权的冷战。赫希曼在书中曾提到这一反应模式,但因为在西方它并不具有典型意义,所以他略去未谈。但在中国过去二十年间,上到总书记下到草民百姓都曾诉诸此法,进行非暴力不合作。1989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坚守道德底线,“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最终选择挂冠而去、隐居富强胡同6号四合院直至仙逝。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自我选择到石河子的“马勒戈壁”去援教也是一种杯葛。记者凌沧洲勇敢地走出官方媒体的铁笼子,并号召大家抵制“央视洗脑”。网络上风行的“草泥马”大战“河蟹”,把“和鞋”砸出去,不仅是“弱者的武器”,也堪称“智者的武器”。对中共统治集团自信心打击最大、对其权威性蔑视最深的莫过于“零八宪章运动”。我曾说过,“零八宪章,君子之光”。它象征着中国愈来愈多的卓越超群之士鄙弃现政权,乘道德而飘游。

有许多人经常抱怨,民主运动是追求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太多的人不愿牺牲,只想搭便车。而今天,零八宪章的上万签名人为中国民主的集体行动提供了领袖集团、道德勇气和行动空间。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正在遭遇集体行动的困境。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大官小吏已经统一到一个指导思想上:我一人贪腐是不可能动摇伟大的党和稳固的红色江山的;我一个人做焦裕禄、孔繁森也不可能把中国搞好。所以大量的官僚基本上是做好表面文章,抓好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把问题掩藏留给下任官员。在处理民众的群体性事件(“呼吁”)上,基本上是软硬兼施、坑蒙哄骗、扬汤止沸,最后百姓的问题和疾苦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每一个受害的老百姓只好敢怒不敢言,个个成了遇热就可能爆炸的煤气罐。记得在“5.12汶川地震”的灾区绵竹富新二小听到失去爱女的妈妈说,“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北京为我女儿伸冤!”也听到一位失去爱子的爸爸说,“我就是讨口也要到北京去为儿子伸冤!”“孩子的冤不伸,我们的生命一天不宝贵!”但当地政府除了严厉看管限制这些父母的一举一动外,对所有的官员进行大调动、大升任。新来的领导以自己不熟悉情况为理由,把地震期间的“豆腐渣校舍”问题和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很容易理解,这些灾民没有几个会回复到对政权的忠诚里去。

在赫希曼的模型里,由于厂家和政府分别是自由企业和民主政府,他们对顾客和公民都有基本的责任,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基本可以赢得到多数人的忠诚。一旦顾客和公民不满,厂家和政府都非常敏感,力图解决问题,重新赢得忠诚。再说,多元开放社会使得“退出”选择的成本非常低,“呼吁”也就变得更加有效。在中国,由于“退出”的代价太高,“呼吁”更难有效;呼吁失败后的人们往往成为悬浮在愤怒中的“杯葛群体”。他们时时刻刻在寻找机会泄愤,以报一箭之仇。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件小的群体事件很快都会演变成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参与的大事件。例如,湖南吉首围堵州政府、贵州瓮安火烧县政府事件、湖北石首民变和新疆“7.5事件”都是由“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因为新帐旧账搭便车推波助澜而成。而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民众的诉求也未得到满足,在暴力镇压下最后也不了了之。像悬浮粒子一样的“杯葛群体”继续扩大。你可以把中国看作压力不断增加的高压锅,爆炸的几率近两年在以几何级增加。你也可以把中国看作一个大煤气包,任何点滴火星都可能引发执政党的灾难。

(5)“归家”和“革命”

中国执政党的治理危机为中国民主化转型提供了机遇。治理危机和民主机遇掀动了两股跨国人流潮:国内统治集团大小成员纷纷把他们的老婆、孩子和情妇送往海外;“裸体”当官成为平常,以至深圳市政府专门发文禁止此类官员担任一把手。我们都知道,大船将沉,老鼠会纷纷跳海;没有中国人比官僚集团成员更能直接体察大船将沉的恐惧了。与此同时,海内外愈来愈多的民主斗士开始闯关回国了。王丹、吾尔开希、周勇峰、杨建利都已试过。20年前,香港的朱耀明牧师曾协助不少民运士及及学生逃离中国,2009年他又出任“我要回家运动”的主席,爭取流亡海外者有回家的权利。冯正虎八次闯关,至今还在东京机场坚持抗争一个多月,要争得归家的权利。这两道风景线,即便是赫希曼这样的学术大家也所料不及的,更无论他是否提出了深刻解释。

中国的政治流亡者想家了,因为祖国是他们施展才华抱负、效力人民的大舞台。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归家了,因为他们已有了强烈的当家作主的意愿,不再能容忍一个专制的政党把“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党”,把公民的“国家”变成寡头集团的“家国”。如果说,过去中国民主精英的自我放逐和被迫流亡削弱了本土的民主化力量,尤其是民主化的领袖资源;那今天他们的归家,势必会加强本土民主化的力量,让已经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自由敬拜活动、零八宪章运动如虎添翼。

在1989年苏东剧变的过程中,东德也曾发生过从“开溜”到“归家”的戏剧化转变。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分割为两部分,其首都柏林也一分为二。在冷战的四十年里,共有几千东德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柏林墙,投奔自由民主。在此过程中,有两百多人被哨兵枪杀。在匈牙利开放边界后,仅1989年九月一个月,就有一万三千多东德居民借道该国逃往西德。东德反对党“新论坛”在东柏林和莱比锡组织集会抗议,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想离去!”后来口号逐渐演变为“我们要在这里留下来!”最后,他们又喊出了新的口号:“我们是主人!”很快1990年九月,东德共产党政权垮台,东、西德和平统一在民主框架下。

今天,中国国内的房主在成都、青岛、北京、河北以生命来保卫家园;安徽合肥的屋业主打出了“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回家!”的口号来捍卫自己的家业;海外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也在开展“我们要回家”的运作。达赖喇嘛尊者和他的十多万追随者也提出了返回家乡的要求。在2009年汉藏会议达成的《日内瓦共识》中,海外华人明确声明:“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家园的神圣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海外民主运动女杰张箐在“我要回家运动”出版的《回家》一书中写道:“我会回家,会有尊严地、无条件地回到那生我养我的地方,看看亲人和朋友数十年后的模样,在父亲的坟前磕三个头、点三炷香。总有一天,我信!” “家”已经成为中国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堡垒了!“家”也成为海外民主积极分子心想神往的终点站了!

在上月旧金山民主教育基金会给零八宪章所有签名人颁发“民主奖”的仪式上,我认识了两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而后被迫离家流亡海外的知识老人梁联发和熊若磐夫妇。他们送给我他们精心编辑出版的《怀旧金曲:英汉对照》一书。细细翻阅品读,字里行间无时不流露出他们对祖国的眷恋和思念。他们想回家;梦萦中他们已归家千万次。所以,他们会把世界上最有名的思乡曲选编进书。而我最喜爱的是美国诗人威廉∙费希尔根据德沃夏克《新大陆》交响曲填写的《回故乡》一歌。该歌这样唱到:“回故乡,回故乡,我要回故乡;风浪静,天晴朗,我要回故乡。不遥远,在近旁,道路已通畅。工作完,心可放,再也不恐慌。母亲在等待我,父亲也盼望,亲人们朋友们聚集在一堂。故乡,故乡,我要回故乡!”

当下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都已经开始踏上归家的路,矢志去夺回和捍卫自己的家园,去做主人翁。今天,归家已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有机内容和重要策略。中国民主化运动柳暗花明,中国成为民主新大陆的日子难道还会久远吗?此时还坚持在东京机场通道的冯正虎就是这么一头归家似箭的猛虎。他当然会让霸占祖国家园的豺狼们心惊胆颤!

邵建:余秋雨碑文腾笑世人

含泪大师余秋雨的钟山碑文仿佛出自一个没有文字感的人之手。读此碑文之前,曾在当地电视上偶然看见余的镜头,正在接受采访,谈的好像是创作经验,大概是写这类文章要从历史大处落笔。当即更换频道,亦未以为意。后来读到碑文,才悟知说的正是此篇。佩服余大师的勇气,这样的文字竟敢出手,还敢勒石,更无论面对观众不脸红。

一篇空洞的碑文,没有灵魂,没有性情,通篇只有两个字,一个是颂,一个是谀。一会儿“大明王气”,一会儿“得逢盛世”。金陵虽为帝都,但,都是短命的。古人早就说过“金陵王气黯然收”,所谓大明亦不旋踵而迁都,何王气之有。倒是南京本土官员对此有明见。一次小饭局,坐中有执金陵文宣之牛耳者,就认为金陵四周阴气太重,盖过王气。当然,大明王气云云,不过陈词滥调;但,“所幸得逢盛世”,就不知是钟山之幸,还是含泪大师之幸了。不过,本人无此之幸,打死我,也没有盛世感。故读句至此,无掩鄙夷。碑铭辞赋,乃古人习为,不仅文辞,而且风骨。盛世之颂,除非皇恩浩荡;不然,以古文赋中文人禀承的忧患传统,笔下无有盛世,但有盛世危言。当然,大师亦有过危言,那是在去年五一二大地震之后,自称含泪,故作耸听,胁迫那些丧子之痛的灾民,透出一派貌似诚恳的虚伪。曾几何时,从危言到盛世,大师华丽转身,重新打点笔墨,借钟山以赋颂。果然,时有“盛世”,余有“盛名”,含泪大师与这个时代何其相得益彰。

钟山是金陵钟灵毓秀之地,含泪大师泪眼朦胧,看景并不真切,因此别指望有“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之类写景切实的佳句,但,碑文亦有写实处(正如写景如同写虚):“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一串枯燥的数字,居然鱼贯入赋。让不谙文赋的我,大惑不解。一次喝茶,移杯就教,朋友一语点睛,这是讨好,讨好请他写碑文的主事者。于是恍然,始知何为文字之谀,谀其治绩也。于是又恍然,大师眼中的盛世,原来就是这样的拆迁盛世。大师不愧大师,一语即点破这个时代的盛世命脉。不过,古有韩愈谀墓,那是拿了别人的银子。假如有主事者拿银子请润笔,便不惜乏味地铺陈“五十亿”“十三村”“两万余”,数字化其丰功伟绩。如此着墨,岂非文字交易。更不堪者,大师他谀过后又自谀。碑文结尾,化腐朽为神奇,让人挢舌难下。我登钟山,烟霞满眼;大师作文,却“烟霞满纸”。不是我眼中的烟霞落到了大师的纸上,而是大师的文字化作我等眼中的烟霞。自将文字比烟霞,大师果然当仁不让。这不,大师已先自在自己的烟霞中泪眼陶然了。

钟山碑文是一次失败的写作,非但腾笑世人,且让钟山蒙羞。听说此文刻石在钟山风景区的入口,这真是钟山门面上的一块疤。钟山本是金陵风景优胜处,不幸平添这一“阿堵物”(即用“阿堵物”换来的这东东),既堵眼,又堵心。作为南京人,我不禁要向碑文中那“主事者命余作文”的人问责。钟山是全体南京人的钟山,不是你家钟山,你岂能爱请谁谁就谁谁。正如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朋友说,为中山立碑,是事关全南京的一项公共行为,动用的又是来自纳税人的公共财政,不能仅凭主事者的个人意志。是的,官宦中不乏附庸风雅者,不懂文字却热衷趋附那种凌烟阁内的所谓大师。然而,金陵文人荟萃地,有几人会认可这陋物。故该碑文甫一问世,即非议盈耳而无一褒言。不是各位不宽容,而是这等文字实在是对读者欣赏品味的挑衅。民间自古多才俊,本来,公正的做法或程序,是主事者通过媒体向天下征集佳构,然后由专家筛选而出。当年《滕王阁序》即以类似方式,让路过南昌的王勃即席展露才华。

因此,从决策角度,不能不说这也是败笔,是一次失败了的公共行政作为。为钟山计,亦为大师本人计,建议主事者还是把《钟山碑文》放倒为好。免得游览钟山的人,未观景而先败兴;亦免得前往此地的人,不读它,都要啐上它一口。

美国前司法部长要求旁听刘晓波庭审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被中国政府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引起海内外各界关注。美国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时期的司法部长迪克索恩伯勒正寻求以观察员的身份旁听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庭审,而中国政府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m1218-tl-p300
图片:迪克索恩伯勒(本人授权)

迪克索恩伯勒是美国法律界的重要人物,曾任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时期的司法部长。今年8月,他就致信中国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要求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全程旁听中国政府对刘晓波案的庭审。他说:

“我认为这是个特别悲哀的案例,表明人们仅仅由于对人权问题坦诚说出心里话就会受到种种限制。根据对刘晓波的起诉罪名,刘晓波因参与零八宪章以及他有关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文章而被控告。民主人权法治以及中国的司法制度等都是我长期感兴趣的领域,刘晓波一案对我来说很具代表性,因此我正寻求前往观察报道。”

刘晓波于去年12月零八宪章公布前夕被从家中带走拘押;直到今年的12月,被送往检察院正式起诉,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理由是他所书写的一些文章以及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该案在海内外各界都引起关注,并被认为是检验中国司法制度与人权保护的一块试金石。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家研究外交政策的非政府组织官员埃伦博克说:

bork
图片:埃伦博克 (授权使用)


“你知道,刘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也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我认为中国政府已使他成了一个象征;中国政府依据他的作品及其参与零八宪章活动已决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他,非常不幸,中国政府通过关押刘晓波、阻止零八宪章运动来显示其重要性,而我们正对此做出回应。刘晓波应该被释放,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个财富,他的作品反映了对个人、对人权的一种良知、一种责任,任何政府都应为此感到骄傲而不是进行打压。”

律师出身的索恩伯勒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发展予以关注,早年他还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会晤当地的律师和法官,探讨法治等问题。针对刘晓波一案,他认为,这是外界审视中国司法透明度以及法治原则的一个机会。他说:

“这正是我所希望能发现的,因为从表面看来,对刘晓波的控告起诉似乎与法治并不一致,一个个人仅仅由于表达其观点就受到犯罪指控。当然,我 不想提前判断这一案例,我认为重点是,中国官员们同意我前往观察以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透明度,这对他们是有利的。”

鉴于过往中国政府对一些包括煽动颠覆罪在内的敏感案件都以闭门审理的方式进行,那么刘晓波一案,索恩伯勒是否能获得中国政府的允许前往观察呢?索恩伯勒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当然这取决于中国处理该案的官员和法官。到目前为止我对该案的研究显示它并没有涉及任何闭门审理所引用的国家秘密条款,而中国政府有关规定条款中清楚注明,所有的庭审应向公众公开。我的观点是,这个案子尤其应该向公众公开,这样才能让所有大众知道该案中进行犯罪起诉所运用的标准的必须透明度。”

不过,直到目前为止,索恩伯勒还没有收到中国方面的任何回应。但他并没有放弃,同时,他也要求美国政府提供帮助,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使馆已承诺将予以大力支持,索恩伯勒表示,允许他前往旁听观察,实际上对中国政府是有利的:

“我还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我已通过申请签证继续要求中国官方批准我前去旁听观察,我希望他们能明白,公开所有庭审并接受公众的审视,对他们是有利的。”

目前,索恩伯勒仍正继续努力,并等待中方的答复。

程映虹:芙蓉姐姐式的军国主义

“芙蓉姐姐”是中国大陆在做秀文化和媒体炒作下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做秀者和炒作者往往是同一个人。她(他)竭尽搔首弄姿、显露身段之能事,或是顾影自怜或是故作惊人之语,目的是要聚光灯不离自己左右,哪怕引来揶揄、嘲讽甚至不屑,只要能达到出名的效果。维基百科说,“从芙蓉姐姐对自己的描述和展示看,包括照片、文字、访谈等,她可能带有狂妄症倾向。具体表现为过度的自信,达到自恋的程度,而且有强烈的欲望希望公众把这种自恋理解为自信。”

不过,既然是“狂妄症倾向”,那么自信其实是自大,自恋又常常会变成自怜。这是一种综合症。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深圳还这么年轻,我已经老了。”

这就是自大自恋又自怜综合症的典型症状。一个没有这种毛病的人,早上醒来是很难把一座庞大的城市和自己的衰老焦虑症联系起来的。这种毛病没有发展到相当程度的人,虽然会产生这种奇怪的念头,但不一定会将它公之于众。而这段话作为开场白,出自一个被请来给大学生做政治报告的公众人物之口,只能说明这种综合症已经病入膏肓。

自大自恋自怜综合症的患者,其典型症状就是“我”字不离口。例如:

“我觉得在国家强大之前,我不能老。”

“我在杭州演讲的时候我就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养育的军人,我必须站在中国人的利益上说话。”

“所以我在前年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房地产支撑不了大国崛起,就在我的《盛世狼烟》那本书里面,我当时有一个观点,我说。。。。。。”

这种“我啊我啊我”的语言和姿态,就象是芙蓉姐姐扭着身段挤进了政论圈。这位政论界的芙蓉姐姐据说是中共的一个姓戴的空军上校,近来在网上火得很。这位上校虽然在空军服役,但一直只有“空”职,搞的就是宣传和政工,是耍嘴皮子的。

除了顾影自恋和自怜之外,芙蓉姐姐之类为了出名的另一绝招是常常故作惊人之语,时不时地抖出一点隐私或是揭出一点内幕,而在这位戴上校之类的政论家那里,则常常是“告诉你一个天大的阴谋”。例如:

“世界上一切重大的事件,一般都要经过久远的历史沉淀,才有可能现出真相。比如美国在冷战中拖垮苏联的军备竞赛战略。由于事关‘重大’,这些事件总有著不少的蛛丝马迹可寻,敏感的人,可以据此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那些思维麻木的,只能迎受巨大的戕害。

眼下,中国周边就有这样一件堪称惊天动地、足以与当年冷战阴谋相提并论的‘秘密的事情’。

让我们先看看最近一段时间的一系列现象:一条弧,一条从太平洋到印度洋──正好是包围中国大半岛的巨大弧线,正在火星四溅。

这是一条美国一手制造的阴谋之弧。”

根据这位上校,这条“阴谋之弧”现在可以说是从日本画到台湾到东南亚到印度到巴基斯坦,就连中共的小兄弟缅甸也被拉进去了,证据是就在美国一位参议员访问了缅甸不久,那里就发生了针对华裔的果敢事件。甚至北朝鲜也很可能倒向美国的利诱,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这条“阴谋之弧”的一环。除了军事和政治的包围,“美国带头,世界正在对中国发生暴徒般的贸易攻击。在9月份,奥巴马对我们宣布制裁以后,现在已经有55个国家在几天之内对我们起诉,进行反倾销。”

这类“阴谋”渗透到了中国国内。通过在中国政府高级关键部门和智囊内收买的奸细(这位上校估计起码有“4位数”),西方只化了8000亿美元就“控制了我们21个产业”(根据这位上校的统计,中国一共有“28个产业”!)。“商务部法规司的一个副司长,这么小的官,他起的作用多大?他制定的法规,都是有利于外资如何用非常便宜的价格收购中国优良的国有资产,通过法规的方式。我们可以想像,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手段,制定一部法律,有利于外资进中国,有利于外资控制中国。所以想想,我们今天失去的21个大的产业中,他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每一个重要的间谍,他的作用都会相当于100万军队”。

他还说“外交部都是卖国部”。

除了阴谋和出卖,中国还有更大的内部的问题,这个内部问题的背后又有一个被这位上校发现的“历史规律”。他说20年内中国会象一个气球那样“爆掉”。“为什么我说20年呢?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用吹泡泡的方式、发钞票的方式推动我们的经济在发展,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达到最高峰,正好也是世界走出金融危机,世界新一轮经济革命完成的时候,而且很多国家的军事革命也完成,它的新经济也完成。新经济完成了,里面还有一个规律,基本上就是先进的军队对落后的军队进行屠杀,然后抢劫他的财富,改变世界格局。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那么,面临这样全球性针对中国的阴谋和迫在眉睫的内部灾难,中国应该怎么办?戴上校这么说:

“我最反对的就是军人讲什么和平。军人就不是为和平而生的一群人,我们现在很多军人也讲和平,我听了就烦,军人讲什么和平?我非常主张的就是在和平的年代,遇到一些不法的事件,该打还是要打的。战争不仅能够检验军队,不仅能够提升战斗力,而且能够拉升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不断的通过各种场合讲这个问题。”

“一个没有勇武精神的民族,不要说什么崛起和复兴,连获得别国起码的尊重,保卫自己最基本的合法权益,事实上也难以得到。大道至简,自然界的规律不仅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中,在现实和未来中也依然隐伏运行著。”

“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享乐,这种民族在别的民族进攻面前,它肯定是要衰败的,历史规律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很类似当年统一后的德国,到处弥漫政治市侩主义、投机主义和软乎乎的幸福主义。”

“中国要和平就不应怕战争。”

“我说我们要在8000里外拦截战争。”

这些话,倒是没有了芙蓉姐姐的扭捏作态和故弄玄虚,但也不过是拾人牙慧。以下这些话早就有人说了:

“没有战争的和平,决不是通向天国的道路。”

“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

“战争是一种刺激,它对个人是考验,对国家是生存竞争,是各个生命的生存发展、创造文化的动机。”

“天将命汝赴战,要一刻也不能大意地充分做好准备啊”。

“害怕万一战败而贪图苟安,苟安的和平会使日本在堕落中灭亡。必须要有战争,没有战争的话,这种堕落是不可挽回的”。

这些话多数出自二次大战前日本军队中少壮派(和这位戴上校级别差不多)之口,有的是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的话。这些人都把日本看成是受到西方的包围和遏制,国内有有着太多社会问题,不出十年二十年就会被闷死,所以要尽快冲出去。正是这些人的思想和行动促成了日本军队中所谓“下克上”(即中下级军官向高级将领施压),完成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改造,迫使文职内阁听命于军部,发起和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为此不惜与英美一战,以国运相赌。

没有一个法西斯国家不说自己是受尽欺负被包围被遏制的,哪怕在别人眼中它恰恰是世界秩序的得益者。今年五月在日本参观靖国神社时,我看到一张用来告诉今天的日本人当初日本是如何“就要亡了!”的地图。根据这张地图,日本北面是反日的苏俄,它要渗透本来应该是日本势力范围的中国,日本东面是日益亲西方的中国,环绕日本的太平洋被英美海军控制,本来日本可以从中得到能源和原材料的东南亚和南亚也是西方的,日本简直是四面楚歌走投无路。西方的阴谋就是要困死国土狭小和资源匮乏的日本。在西方操纵下整个世界都在和日本作对。日本真是不幸,真是悲惨。起来吧,大和民族!

但在中国和朝鲜人的眼里,日本恰恰是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一个从19世纪下半期建立的世界秩序中获得暴利而迅速“崛起”的国家。这个暴发户国家捶胸顿足地说自己“被包围了”,“就要亡了”,不但是贼喊捉贼,骇人听闻,而且是别有用心。中国人就是这个别有用心的牺牲者。而今天,在世界很多国家眼里,中国恰恰是全球化超级快车上最春风得意的乘客,后冷战世界新秩序的最大得益者(这个最大得益者最近才想起来要为这个新秩序负些责任),一个崛起势头不可阻挡的强国。在那些战战兢兢的邻国眼中,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口口声声说自己被包围被遏制,要冲出去,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军国主义?国民甚至军人议论时政,批评政府的软弱,主张外交要强硬,在事关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国家不应该示弱,甚至在具体的领土争议问题上主张对外用兵,在受到欺负时主张反击,这些都不但应该被公民言论自由权所保护,而且完全在一国主权范围之内。这些都不是军国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它有明确具体的外部目标,言论哪怕过激,也都是就事论事,并不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秩序,并不影响人类社会的一般准则,也和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无关。

而军国主义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认为整个世界都对自己不公,所有的国家都联合起来要整自己,整个国际政治就是针对自己的大阴谋,自己是国际大冤民。它有太多的敌人。它的口号是维护整个民族的生存权。它只相信力量,它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抢劫史,大国的财富都是抢来的,它承认的唯一的道义就是“国家利益”。它厌恶和平,推崇武力,用神秘的“天道”和“规律”来论证战争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最后,它认为现存的国家政权也被国际反“我”势力所渗透、收买或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主张清洗内部,全盘改造国家体制–不是为了实行民主,而是相反,把仅有的一点民主也铲除。

这不但是军国主义,而且是法西斯主义。

但在眼下的中国,这种公开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言论至少在表面上还是芙蓉姐姐式的,给人的印象更多是表演,是自大自恋自怜狂的做秀和炒作,在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虚张声势的同时眼睛盯着市场和票房,和那些“说不”和“不高兴”的人一起构成万花筒般的社会现实中的一道“风景线”,也因此而有观众喝彩。至于将来会不会真的有人像永田铁山、小佃敏四郎和冈村宁次那样跑到什么地方去搞一个巴登巴登约定,或者这些人已经悄悄地进入了最高层,但却厌恶像这位上校那样借用芙蓉姐姐的身段亮相,套用文革中的一句话,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知天命:别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失败告终

知天命按:我是流氓我怕谁!?大不了同归于尽,要死大伙一起死。】

全世界翘首期盼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最后一天仍然不见任何协议出台。这次声势浩大的世界气候大会,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似乎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什么奇迹了。工业发达国家夜里刚刚作出一个决定,将他们的减排目标的承诺推迟到明年一月再作决定。会议的主角——奥巴马和温家宝都已回国,扬长而去。这就意味着这次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已经失败。

除了发达国家的上述决定之外,美国、中国、印度和南非也达成了一个“实质性的协议”,保留将地球平均气温升高限制在摄氏2度的基本目标,但在具体减排措施方面却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美国代表团宣称这是有关国家在峰会最后时刻“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一步”。但在人们看来,这个所谓“实质性协议”只维持基本目标,而无具体内容,实际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罢了。奥巴马一个小时前也已承认,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已经不可能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

在此之前,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也在哥本哈根会议现场向记者透露,经过36小时艰难的谈判,各方正在靠近出台一个在法律上无约束力的协议。这个无约束力的协议,似乎也已经流产。

当天稍早的时候,人们本来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最后一次会晤寄予一些希望,但最终也落空了。在笼罩着失败阴影的气氛中,奥巴马和温家宝近一个小时的双边会晤,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尽管双方宣称谈话是建设性的,却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温家宝强调中国政府确定的减排目标是中国的自主行动,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这就意味着,中国始终不接受任何包含国际检查条款在内的有约束力的协议文本。

按照原定时间表,峰会应该在午夜已经结束。整个大会在最后时刻给人的印象是,好像大家全都乱了阵脚,甚至失去了总的协调,各方开各方的小组会,工业国开工业家的小组会,发展中国家开发展中国家的小组会,整个的乱了套。虽然欧美等国家还在峰会的最后时刻召开小范围会议商讨如何收拾大会的残局,但整个会场已经在失败的气氛中逐步散去。出席会议的许多国家领导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当天傍晚都已经陆续离开哥本哈根。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是昨天最早离开峰会现场回国的大国领袖之一,他几乎是不声不响就离开了哥本哈根。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离开会议现场时,还向记者透露说,峰会最终协议的主要障碍是中国的立场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鸠山表示,“如果我们无法达成一个协议,那我们就是没有尽到世界领袖的责任,这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羞耻”。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次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已经失败。原定的会议时间已经结束,目前还未见发表大会最终文件或政治宣言。由于与会的一些主要国家还在连夜为大会收拾残局,大会无形中还在延长,但最多也只是几个小时。即使有什么文件最后发布,也不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和希望,而是为了挽回大会的面子,挽回联合国以及各国领导人作为世界领袖的面子。

曹长青:哥本哈根与哥们哈罗

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过暖会议,是热门新闻,已在媒体上“吵闹”了好几天。但这个会议,难有实质性的成效,因为至少有三个难题没法解决:

第一,对全球气候过暖,科学界有争议。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指出,气候过暖,是太阳辐射变化导致的,跟人类排放气体没多大关系。另外,从常识角度,地球那么大,历史那么长,过去一百年,全球气温只增长了两度(还是华氏)左右,实在不需大惊小怪。因为地球有四十亿年历史,在这样漫长的时间段中,一百年,等于是一瞬间。这一瞬间的气温变化,并不构成多大意义。这就像人的身体,在七十多年(平均寿命)的一生中,有个零点几秒体温增高一、二度,根本不需要采取什么“降温”措施,因为药还没送到嘴,温度就可能下来了。它是人体内部的一个自然调整。

另外从科学研究角度,所谓全球气候过暖,有两个被严重质疑之处,甚至被认为是“骗局”:一是现在的全球气候过暖证据,只是地面气温,而不是整个地球表层的平均温度。这就有问题,因地球的表面大部分是海洋,只拿占少部分的陆地气温来说整个地球过暖,明显以偏概全,夸大其辞。英国有个环保记者,曾跑到中国广州会议上说,如不重视气候过暖,海平面上升,2050年上海就会消失。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太邪乎了?根据中国国家海洋局的《2007年中国海平面公报》列表,上海、天津、浙江、山东、海南、广西等全国11地的海平面上升数据都不一样,最低是广西,上升27毫米,最高是海南,上升92毫米。同一个海洋,怎么各地上升不一样?这本身就说明这种数据不能作为绝对科学根据。上海的海平面上升是66毫米,比最高的海南低26毫米,如果说海水上涨,按逻辑,那也得先淹海南,而不是上海。

另一更被质疑之处是,所谓全球气候过暖,主要来自联合国的报告,而这个报告,主要参考的是全球权威的气候研究机构、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数据。而恰恰这个研究所,最近被揭露出在数据上造假。据媒体报道,该所“有意不采用1976至2005年的大气温度测量值,而使用1961至1990年的为基准,因为后者可以‘更完美地’证明气候变暖的趋势。” 该所负责人琼斯教授在这个丑闻曝光的当晚就辞职,承认“确实存在选择性地采用数据的问题”。

既然这个研究有问题,联合国的报告就缺乏基础;那哥本哈根的气候过暖会议,就等于建立在空中楼阁;再怎么讨论,都有点海市蜃楼的感觉。这就有点像中国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基层报上来是“亩产万斤”,毛泽东、周恩来们,就挑灯夜战,研究粮食过多,如何储存的问题。而随后发生的却是饿死几千万中国人的人间惨剧。

第二,对气候过暖的解决之道,富国、穷国有争议。哥本哈根会议所以吵得一塌糊涂,因为穷国不满富国提出的解决方案。道理很简单,你成为工业国家了,废气已放了很多,现在要求我们不要放,制定严格标准。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急需发展经济,这个损失谁来负?富国至少应该提供“补偿”。可富国又不愿意掏钱,而且拿多少才能合理,也是一笔糊涂账。而且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又乘机勒索,狮子开大口,像那些非洲国家,很多西方援助,都进了独裁者的腰包。因此富国、穷国没法摆平,只能争论不休,最后即使通过什么协议,也只具象征意义。其实各国领导人到丹麦,只是开个大party,哥本哈根,哥们“哈罗”而已。

第三,即使达成协议,也无法有效实行。光联合国成员国,就有192个,全世界的城市,成千上万,中国的县市,就有二千多个,联合国哪有这么多人力物力,到各国监控排气标准?根本是杯水车薪,无法做到的事情。最后只能由各国政府提供数据,而这种官话又有多大可信性?最后,即使是联合国抽查,抓到违反协议的,那又怎么惩罚?联合国连伊朗发展核武,威胁中东和平,都管不了,效率之差,可与独裁国家的官僚比丑,还谈什么解决各国的气候过暖?

除了这三点之外,更明显的是,从地球气温的历史来看,气候变化是常态,即“天有不测风云”。七十年代,科学家还惊呼,全球气候过冷,温度持续下降,世界要进入冰河期,结果虚惊一场。更有说服力的是,就在气候过暖被“炒热”的去年初,中国南方却出现冰冻灾害,造成很大损失,其中就有人们过于相信全球气候过暖,说什么会有“暖冬”,而放松警惕,没有采取有效防冻措施。据专家研究,中国南方这次“冷冬”,50 年就会发生一次。

这种气候剧烈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常见。据史书记载,在寒冷期时,面积三万六千顷、位于江、浙地带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不仅全部结冰,“冰层厚到可通行车马”。这种情景,仅文字记载就有三次。被视为中国气象学奠基人的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就指出,中国五千年的气候,有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其中第一个温暖期的温度,比现在高三至五度。如果那个时候有联合国,是不是也要开哥本哈根会议?

媒体报道说,在哥本哈根,不仅有来自全球的左翼人士聚众呼喊,甚至闹场滋事,还有专程赶去的北京大学生,在当地的地铁口举着标语牌高喊:“我们的地球,我们的未来,我们决定。”可是这些中国学生,他们亲属的住房如果被非法拆迁这种问题,都没法在中国公正解决;他们在中国连个投票权都没有,连自己国家的领导人,都不能决定,还跑到丹麦喊什么决定地球,实在是自我讽刺。只从这一点小插曲,也可以看出,所谓关注全球气候过暖问题的虚伪性。

齐戈:《共同纲领》与《临时约法》的共同遭遇

四个坚持是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来的,又称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条,历经三十年社会的变迁,多半是言不由衷,大量注水,仅是个说法,闲话三句尔!唯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发自肺腑,由不得半点差池,容不得一丝懈怠。何故?寡头政治、嗜权如命!从邓小平的四个坚持,看他在改革上态度,无非是首鼠两端。这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做派,註定了这场改革今天的尴尬局面,也使邓痛失成为历史巨人的机遇。四个坚持对三十年改革的负面影响且不论它,但它的来路却是大有蹊跷.邓小平讲四个坚持理直气壮,一旦清楚就里,这个理直气壮也就未必了。

毛大骂三日,《共同纲领》被废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由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根本大法,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这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除了刘少奇的讲话,《人民日报》的头条大标题就把《共同纲领》称之为“人民大宪章”,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社论称之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在这个人民的大宪章里,哪有四个坚持的影子?这里既没有讲社会主义,也没有讲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没有讲党的领导。《共同纲领》是作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共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而存在,绝非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法律依据。《共同纲领》对国家的性质、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的走向都有明确的规定,具有刚性约束力。对於国家的性质、组织形式、政治基础,《共同纲领》规定为: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政协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代表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织中央政府。政协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这些具有宪法性质的规定,因何而改,为何消失?谁对此作出过明确的解释说明?如此根本大法,在公众毫无知晓的情况下,竟像魔术般地人间蒸发,取而代之的竟是这四个坚持。谁能说不是蹊跷?谁能说不是怪事?

四个坚持中最要紧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相反,“当时发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则宣告:”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当时,是把中国共产党包括在”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之内的,不像后来,只把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党派称为”民主党派“,似乎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民主党派,而是一个非民主党派。”(燕凌:《不能忘记本源的开国大典》)

无论奇怪还是蹊跷,总会有人将真相说出来。鲍彤在本刊十月号发表的文章《〈共同纲领〉你在哪里》中有这样一段:“一九五三年,风向骤变。三月,毛泽东批刘少奇。八月,毛泽东批周恩来。批他们什么呢?批他们只知道《共同纲领》,忘掉了社会主义,背离了共产党的总路线。到了九月,毛泽东把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会议开成批斗会,他亲自示范,破口大骂政协委员梁漱溟先生是”野心家“,”伪君子“,”杀人不见血“,”把自己描写成天下第一美人“等等等等,连续大骂三天,骂出了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局面,把《共同纲领》废掉了。”大骂三天,骂掉一个《共同纲领》,得到个“党天下”的章法!从此中国的事党说了算,中共的事毛说了算。天下哪有比这更霸道的政治?

宪法性文件毁在独夫民贼手里

说四个坚持来路蹊跷,就在於《共同纲领》废得可疑。有《共同纲领》被骂废一出,当然就有四项基本原则破门而入的一天。无独有偶,近代中国另外一份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临时约法》,其遭遇与《共同纲领》别无二致。两个确立共和民主的宪法性文件,都毁在独夫民贼的手里.民国之初的袁世凯,这位以“窃国大盗”而臭名昭着的枭雄,从满清的北洋大臣,到民国的袁大总统,要说从政也算是走到极致了。但五千年帝王专制的梦还没有做醒,偏要整出个洪宪登基、祭天拜孔当皇帝的闹剧来。就在共和的初级阶段,宪政的过渡时期,袁世凯就演出了废除《临时约法》,另搞“袁记约法”的一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在辛亥革命后,由当时位於南京的中华民国参议院所制定的具有“宪法”性的文件。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由中华民国参议院通过,三月十一日公佈实施,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约法》其实是在一九一二年二月,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提出临时政府应设於南京,新总统必须亲到南京受任,遵守《临时约法》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其目的就是要约束袁世凯的权力。临到专使到达北京时,袁世凯导演了一齣“北京兵变”,以此为藉口拒绝到南京就任总统.於是才有了三月八日通过的《临时约法》,袁世凯於三月十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段历史。

《临时约法》最使袁世凯不爽之处,就在於仿法国式之责任内阁制。当时的参议院为抑制袁世凯之野心,乃将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使袁世凯成为虚位总统.并有依三权分立原则,有司法独立之规定:《约法》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制衡权力和司法独立实则是共和题中之义,却偏偏使得袁大总统寝食难安。更有一九一三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赢得胜利,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袁大总统当然火冒三丈,免不了也要骂骂只知道“临时约法”不知道“总统权力”之类。於是就派杀手、打黑枪,於三月二十日晚在上海沪宁车站杀害了宋教仁。这连骂带打,终於打出个“袁记约法”。

这“袁记约法”的根本,就在於坚持强化袁世凯的权力。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因宋教仁被暗杀而起,其目的就是要反对袁世凯个人独裁的野心。二次革命以南京失守为标志,宣告失败。而袁世凯则以此为契机,彻底摆脱了国会的牵制。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凯提出增修临时约法内容。修改共七项,全部是增加总统权力内容。其核心就是总统制取代内阁制,坚持了袁大总统的领导,为之后的称帝铺平了道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独裁!袁世凯追逐绝对的权力,最终走到了皇权专制那里.他反对“临时约法”对权力的约束,以非常之手段搞垮了内阁制。落得个“窃国大盗”的骂名。窃国者,窃共和之国为独夫民贼之国也!中国近代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袁世凯如此,毛泽东亦然。袁氏罪责难逃,毛氏又岂当别论?笑话!无非一个是“真小人”,一个是“伪君子”而已。

就中国近代而言,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几个而已。但得到正面肯定的就此两件,一是《临时约法》,二是《共同纲领》。而这两个最具有宪政要素的宪法性文件,其遭遇何等相似。问题的实质,就是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之争。袁世凯需要不受制衡的总统权力,杀害宋教仁,搞垮内阁制,最终走向了帝制复辟。毛泽东需要他人不得染指的大权独揽,骂掉了《共同纲领》,整瘫了民主党派,建立起一个寡头政治、个人独裁的“党天下”。这才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天下苍生、劳苦大众之名,高呼“人民万岁”之时,毛主席已笑容可掬地端坐於神坛之上。此等手段,袁大总统可是望尘莫及!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在举国一致的讨伐声中终结;而毛泽东这笔“党天下”遗产,却被中共理所当然地继承。这笔来得蹊跷的遗产,里面有民主人士的血,有知识分子的泪,更有毛泽东不讲道义,失信於民的可耻.既然如此,这个害人害己的一党专政,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坚持下去?

蔡淑芳:香港人醒一醒,民主路不靠边站,不准掉头

台湾民主进步突显香港倒退

二○○九年,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回顾六十年前的战乱,国土分裂,人民颠沛流离,失败者退隐美丽岛.今天,台湾地区十七县市举行了“三合一”选举,选出县市长、县市议员及乡镇市长.台湾人兴高采烈走向民主,并早在一九九六年实现了全民直选总统.

一九四九年,大陆难民离乡别井,络绎不绝避祸海外。流落香港的苦难同胞,一衣带水,有走不了的定居英属殖民地,也有中转过客旦夕暂留后移民或流亡他乡.今天,香港民主停滞不前,兜兜转转陷入死胡同,还归咎民意分歧不够清晰,却不戳破钦点特首鸟笼政改的不公不义.於是要求制订时间表路线图,争取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倡议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等诸策略,在泛民圈中四分五裂互相攻讦。到头来,极有可能到二○一二年,维持小圈子选特首和几张选票产生立法会议员的选举,瘫痪地方内政和决议机制,继续官商勾结协力践踏漠视民意。

在台湾,当中华民国第二位民选总统陈水扁家族舞弊案被判刑,现任民选总统马英九处理“八八水灾”不力被民众唾骂时,有人看到民主选举不好的一面,以为人民选择了贪污无能、管治不力的总统.他们看不到公民自决良好的一面,可以借用选票更替,法庭审判,舆论批评,和平地踢走不称职的总统.

在香港,当特区政府第二位钦点长官曾荫权家族被指以权谋私,现任政务司唐英年获中文大学颁授法学名誉博士时,有人看到言论自由不好的一面,以为市民造谣生事,无理取闹.他们看不到表达诉求良好的一面,可以揭露贪官奸商内幕交易的黑暗,指斥庸官当道嬉皮笑脸的荒唐。

民主,在分裂出来的台湾岛上,落叶生根;自由,在回归祖国的香港岛上,走马看花。然而,在共产党长期盘躆的偌大中土上,却禁绝撒种民主和传播自由。中国大陆人羡慕香港人自由,香港人羡慕台湾人民主。两岸三地,源自神州,走不同的路,还是同一家吗?为甚么共产政权要瓦解民主,粉碎自由?

国家疯了,把人民推往禁地绝路

六十年来,一党独裁和民主宪政两个政体的历史进程迥异,悲喜交集,翻天覆地,荜路蓝缕,灵魂深处,隐忍伤痛。“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中华儿女,世代以来,逃避战祸,妻离子散,泪水夺眶,倾泻汪洋,却尽皆不能回流国内。今天,艾青之子未未慨叹:“不让冯正虎进来,不让艾晓明出去,不让谭作人问豆腐渣,不让高耀洁讲艾滋故事,不让赵连海为结石宝宝悼念,这个国家疯了吧。”

国家疯了,把人民推往禁地绝路。不敢相信,郭泉写几篇文章倡议组党,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十年;不敢相信,黄琦电脑内传阅的网文,定为“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判监三年;不敢相信,唐福珍为阻止强行拆迁而自焚,定为“暴力抗法”,家人被刑拘;不敢相信,高耀洁因揭露血灾真相得罪权贵,八十多岁选择流亡;不敢相信,高智晟维权敢为法轮功辩护,被绑架失踪十个月人间蒸发,生死未卜……。

香港要改写历史,冲破禁区

香港处於夹缝,在极权与自由两个世界之间摆荡.九七回归,中共中央允诺马照跑舞照跳,唯设下重重关卡障碍民主进程,人大一次又一次的释法,断送法治的文明精神,扼杀港人的普选诉求。游花园式的政改方案,欺骗公众视听,民主希望在哪里?自由出路在哪里?

由争取八八直选,到要求○七○八双普选,港人二十多年来,目标不变,勇往直前,发动过无数次的游行集会,争取民主,不靠边站,不止步退却,不转弯掉头.假如人大一再释法,任意修改《基本法》公民政治权利等相关条文的意思,把功能组别选举当作普选,时光荏苒,二○一二的末日预言快到了,香港陆沉,法治必死,民主必亡!香港人,醒一醒,与其洗脑进入地狱方舟,不如参加元旦游行,踏稳脚步,要真普选.民主路上,有你有我,目标一致,寻觅希望。雁过留痕,改写历史,冲破禁区,实现理想。

王  丹:国民党的接班人问题

二○○八年国民党赢得政权,一半靠的是民众对民进党和陈水扁执政成绩的不满;另一半靠的就是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长期积累的政治声望和良好形象。当民进党为接班人问题内斗的时候,国民党方面,马英九的接班人地位早在二○○四年国民党再次输掉总统大选的时候已经全面确立。这使得他在二○○八年的总统大选中早就以逸待劳,立於不败之地了。如何确定接班人,攸关一个政党的生命与前途,历来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值得关注的指标。

在台湾的两大政党中,公认国民党在培养接班人方面,远比民进党成熟。国民党的人才,不但很早就开始进入权力体制内进行培养(比如马英九和宋楚瑜很早就进入总统府),而且他们还有专门的类似“党校”的机构重点培训年轻党工。相比之下,民进党的世代更替显示出的是浓厚的草莽气息,陈水扁的脱颖而出,几乎完全是个人打拚的结果,民进党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完整的培养接班人的体制。

二○○八年国民党执政以后,先后遇到金融海啸、八八水灾等重大事件的冲击,马英九的政治声望受到重挫。原本佔尽政治优势的执政党开始有了危机意识,而在野的民进党从中看出了复兴的希望,士气大振。这样的新局势下,国民党的接班人的问题,提前浮上了水面。内阁改组,形象清新的桃园县长朱立伦被提拔为行政院副院长,等於国民党公开宣示,马英九的接班人就是朱立伦了。众所周知,行政院副院长这个位子,从来就是国民党用来培养接班人的位置。坐在这个位子上,出了事情有院长负责,而自己还可以接触全面的治理过程,得到训练,过去蒋介石扶持蒋经国,就曾经让他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如此看来,似乎国民党已经解决了接班人的问题了。

但政治的事情,风云变幻很快,在权力还没有到手之前,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的接班人地位。面对朱立伦的提前卡位,国民党内部,有两个人的动向值得观察。

一个就是台中市长胡志强。胡志强也是属於国民党中生代的代表人物,与马英九、宋楚瑜可谓并驾齐驱,曾经一度也是党内重点培养的对象。胡志强这个人,聪明绝顶,口才与辩才出类拔萃,担任外交部长多年,富有国际事务经验和国家眼光,虽然是政客但是爱好文艺活动,能得到都市中产阶级的认同。他八面玲珑,在党内人缘很好,又在地方上历练过,可谓资历丰富。马英九扶摇直上,他无话可说,但是如果接下来的国民党接班人是资历远不如他的朱立伦,不要说他自己,就是外界也会替他叫屈。然而,马英九似乎对胡志强有所猜忌,一直不愿意把胡志强调到中央层级进行培养.胡的不满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溢於言表。以他的政治实力,如果想努力争取,其实是大有可为的。

另一个就是台北市长郝龙斌。台北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频与中央政府斗阵。先是在总统府扩建问题上,然后是在进口美国牛肉问题上率先发难,发起抵制行动。一向不理党务的郝龙斌,在云林立委补选国民党失利之后公开希望党正视民意。最近他又拿壹传媒的动新闻开刀,争取民意支持的用心非常明显.这一连串的举动与过去两年他的执政风格完全不同,绝非个案,更非偶然。台北市长历来是总统的必经之路,反过来说,做过台北市长,难免会被外界期待更上一层楼。郝龙斌在国民党内虽然缺乏基础,但是如果能够争取民意支持,又挟台北市的战略资源,挑战朱立伦也不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接班人的问题已经逐渐浮现,说明大家都认识到,台湾政治局势变化非常快,所谓民意如流水,要想争得大位,提前佈局就非常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