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羡慕每一位哭泣者，／羡慕在这恐怖的时刻还能哭出声，／哀泣那些长眠于山谷深渊的人们……
———安娜·阿赫玛托娃
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上，流亡者的诗歌是否可以占有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不是学术讨论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必须由曾经穿越过黑暗与哭泣的心灵来回答。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什么时候我们最早接触到“流亡者与诗歌”这个概念？我想起的是1971年3月，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日子，那时我们知道有一位诗人在“五月流血周”之后写下一首诗歌，然后流亡国外。这就是欧仁·鲍狄埃和他的《国际歌》。这首曾被全世界很多人传唱的诗歌能否进入政治思想史，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在众多政治思想史的著述文本中却很少会提到它。全世界有过那么多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广为传唱它，这首流亡者的诗在20世纪初曾被不少欧洲国家认为是违法的。现在也有很多人不再愿意听到它的旋律，尽管它才是真正老牌的主旋律。曾经流亡的诗还会重新流亡么？在风中有很多人相信，它仍能穿透黑夜。
文学史上的流亡诗以20世纪的俄罗斯诗人最值得关注，就如《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的编、译者汪剑钊所说，他们一般都拥有超越性的道德激情，对社会和现实持一种批判的立场，以其内心的社会理念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深刻裂痕。我想，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不应把这些曾在风中流亡的诗歌忽略不计，就如同任何一部当代政治史都无法抹去那些流亡者的身影一样。
其实，真实的流亡者身份并没有凝固在空间和护照本上。从1979年起侨居美国的前苏联诗人德·博贝舍夫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波兰流亡作家贡布罗维奇认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说：“诗人是流浪的犹太人”；学者艾德华·萨依德希望知识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这些言说都把“流亡者”这个概念放置于思想的空间和心灵的状态中考量，正是政治思想史文本所擅长的路数。心灵上的流亡、自我放逐是对日常状态中的非流亡状态的揭露与反叛，是进入思想史的必由之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说的岂不正是流亡者与思想史的关系么？！
在古希腊时期有不少哲学家曾流亡各地城邦，据说他们在周游的时候受到殷勤的款待。公元前6世纪后期的流亡者色诺芬尼说过：“在冬天的火旁，我们吃过一顿很好的饭，喝过美酒，嚼着豆子，躺在柔软的床上的时候，我们就要谈下面的这些话了：‘您是哪一国人？您有多大年纪，老先生？米底人出现的时候，您是多大年纪？’”这是在古典的炉火烘暖下的漫游者，现代的流亡者虽然也会有这种时分，但更多的时候是伫立在风中的翘望和焦虑。
就从俄罗斯的诗人开始吧，普希金在南方流放，曾与十二月党人关系密切，结束流放后还写下了赞扬他们崇高志向的诗歌，如《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弗拉基米尔泥泞原野上的鲜花甚至可以作为政治植物学的标本。俄罗斯流亡诗人尤·伊瓦斯克的诗句更像是一幅政治史画：“难道篱笆外面就是自由，／原野上布满了铁丝网。／似乎俄罗斯已不再存在。／星星，音乐，曙光。”
前苏联的流亡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认真地探讨过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各种意识形态都怀有敌视诗歌的本能，因为诗歌构成竞争和提出疑问；他主张诗歌应该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诗歌；他指出诗歌以注重个性、自由、革新、创造反抗政治的服从、稳定、复制、重复。他也敏感地反对张贴意识形态的标签，他所谓的政治常常不是指向某一制度或政府组织，而是更多地指向凌驾于个性和自由之上的、柏拉图所讲的“专制”。（参见弗·阿格洛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第706～7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他留给思考诗歌与政治关系的人的名言是：“诗与帝国对立”。
于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是二流时代的公民，我骄傲地／承认，我最好的思想全是二流的，／我把它们呈献给未来的岁月，／作为与窒息进行斗争的经验。／我坐在黑暗中。这室内的黑暗／并不比室外的黑暗更糟。”（汪剑钊译）
与欧仁·鲍狄埃这样的被列宁赞扬为以诗歌为工具的最伟大的宣传家不同，俄罗斯伟大的流亡诗人其实不是以诗歌为政治的利器，而是通过诗歌以美学和伦理学的永恒性干预政治和历史，是属于美学层面上的殉难（参见楼肇明《启示录时代的启示》，《复活的圣火》，广州出版社1996年）。那么我们可以说，“作为与窒息斗争的经验”，流亡诗在政治思想史的叙事中必然闪烁着微茫的光。
“我们审判了你，谁来审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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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车抛锚了，推销员特雷斯留宿一位老律师家中，加入了一场类似“杀人游戏”的游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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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追问之下，特雷斯将往事和盘托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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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真话出口之后，特雷斯猛然发觉，自己成了“罪犯”。实心眼的特雷斯把游戏当了真，自杀了。 |
岁末年初，位于北京“银街”街角处的东方先锋小剧场正在上演纯黑色的话剧《夜色迷人》。所有的道具、布景都是黑的，演员穿的戏服是黑的。编导们原来设想的种种多媒体的舞台手段悉数被取消。舞台手段简而又简，只留下5个演员围绕着一张餐桌的对白。
日常的语言，被灌注于游戏的形式中。这个名为“重操旧业”的游戏，跟已经风行了一阵子的“杀人”游戏颇有几分相像。
初春的晚上，一辆银灰色的奔驰轿车在偏远的小镇上抛了锚。车的主人———推销员特雷斯请求在退休律师库姆家借宿一晚。库姆是那么一位老爷子，尽管走路歪歪斜斜，却喜欢在唱片机播放老曲子的时候，打着响指去追随飘散在空气中的音符。打从老库姆和特雷斯一照面，你就可以感受到老库姆的敏锐和刻薄。但特雷斯不可救药的坦率、快活，怎么损他，他都不往心里去。老库姆决定让特雷斯借宿一晚，但条件是，特雷斯必须陪他和退休的老法官彼得、退休的老检察官佐恩玩“重操旧业”的游戏。
在这个游戏里，库姆、彼得和佐恩按照他们退休以前的职业，各司其职，缺就缺一个罪犯。在银灰奔驰轿车抛锚的夜晚，罪犯当然就由特雷斯充任。
特雷斯内心的秘密在循循善诱的问题下徐徐展开。所谓的游戏其实是对人的心灵的拷问。
“有能力自嘲的人和社会才更健康”
从吴晓刚想排《夜色迷人》到他真正把这出戏排出来，用了10年的时间。
《夜色迷人》根据“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迪伦马特的中篇小说《抛锚》改编。二战之后开始戏剧创作的迪伦马特善于以荒谬和闹剧作为手段，揭示人类的普遍困境。
“迪伦马特并不是那种人们所习见的某个家庭、某个阶级或某个特定社会的叛逆者，而是整个世界的叛逆者……因此，被称为‘令人不舒服的迪伦马特’。”中国的“迪伦马特专家”、社科院外文所的叶廷芳教授曾给迪伦马特下过这样的“定义”。
国家话剧院的导演、1980年代的大学生吴晓刚最早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迪伦马特。那时候，迪伦马特最让吴晓刚心醉的气质是“自嘲精神”。在迪伦马特的剧本里，别管大人物、小人物都是有人格缺陷、鄙俗可笑的，但这些有人格缺陷的人却往往在一个偶然事件中彰显他们本性中沉睡的“英雄”气质。
“有能力自嘲的人和社会才更健康。”吴晓刚说。
1995年，吴晓刚打算把经过龚应恬改编的《抛锚》排成话剧。他们为设想中的话剧起了一个很俚俗但有双关含义的名字《没有不吃腥的猫（No cats that hates fish）》。他们还从瑞士大使馆（迪伦马特是瑞士籍）拉到了6.5万瑞士法郎的赞助。但这笔赞助无法应付从排练到演出的全部费用，不足部分需要自筹。吴晓刚筹不到这笔钱，排演计划搁浅。
再次提出排这出戏，是在2005年。偏巧又遇上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国话重排、复排多部老戏，演员吃紧。直到2005年年底，在四面八方拍戏的演员才凑齐。
问题接踵而来，演员们演多了电影、电视剧之后，习惯了对着摄像机近距离的表情达意，回到剧场，能不能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到有效距离成了问题。如果提高音量，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一点舞台腔；如果要生活化的表达，音量就上不去了。吴晓刚的选择是，先尽可能准确、有效地表现人物，之后再考虑“生活”不“生活”的问题。
自觉地“媚俗”
于是，或多或少带有“话剧腔”的老律师库姆、老检察官佐恩、老法官彼得和推销员特雷斯聚集在餐桌旁，玩一个荒诞不经的游戏。这使得舞台上的一切，更像是一出戏。
为了拉近这出以异国他乡为背景的戏与中国观众的距离，编导和演员在台词里加进很多“佐料”。比如把官僚比作又白又胖、光长肉不下蛋的“阉鸡”，比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罪犯满街跑”。
导演吴晓刚说，这是一种自觉的“媚俗”。在“媚俗”和“不媚俗”之间，他小心翼翼地走着一根钢丝。“实际上，对媚俗的批判也是一种媚俗。”吴晓刚说。
一方面，要吸引观众看，一方面，又不能让迪伦马特的戏变成中国当下流行用语的操练。吴晓刚的选择是，所有批判现实的台词都是“点到为止”。这些台词就像这出戏身上凸起的“触点”，去刺激观众的神经末梢，从而在观众和迪伦马特之间建立联系。
然而，“批判”只是手段，“自省”才是目的。“人们往往在特殊的场合，比如说临死前、比如说将要失去或者已经失去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会自省。所以，我们的自省经常是‘晚了’的、‘没用’的。戏剧的作用，就是给人制造自省的机会。”吴晓刚说。
在《夜色迷人》里，自省让浑然不自知的小人物推销员特雷斯变成了一位自觉的英雄。
老法官库姆张罗的游戏让特雷斯很着迷，几杯酒下肚，只需别人稍稍撬他的嘴，他就爽快地吐露自己的秘密———他卑微的出身和奋斗史；他对小官吏加吉斯的怨恨；作为一个推销员，婚姻之外的风流在所难免，加吉斯的太太就是他的旧好；一年之前，他还开着一辆二手的雪铁龙，一年之前，他当上了一种透明化工制品“西非斯通”全欧洲的总代理，雪铁龙变成了奔驰，而加吉斯此后不久暴死于心脏病……每回，特雷斯在别人的问题之下轻率袒露自己的秘密，台下的观众都对这个“傻瓜”发出轻轻的笑声。
几乎游戏一开始，谜底就昭然若揭：小官吏加吉斯死在特雷斯步步为营的计划之下。整个剧场里，八成只有特雷斯一个人蒙在鼓里，他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是一个清白的人。随着问题的展开，特雷斯发现一个以前没有发现的自己。
经过“审判”，特雷斯被判有罪，而且罪该上“断头台”———“断头台”其实就是老库姆为特雷斯安排的房间。对于老库姆来说，游戏终归是游戏。但，偏巧特雷斯是个实心眼的孩子，经历了一轮心灵的审判之后，他的选择是自杀。
庸俗在此断裂。作为观众，记者在戏的结尾处看到第一个意外。“断头台”不过是一张床，然而就有一个实心眼的笨蛋，参不透游戏和现实之间隔着的那薄薄的一层，在两界交汇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声清脆的枪响，一个浑浑噩噩的笑料式的小人物变成了一出悲剧里的英雄。
老律师仰天长叹：“特雷斯，你这个傻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游戏啊！”
老法官捶胸顿足：“特雷斯，你死了，谁来陪我们玩这个游戏！”
老检察官低头自语：“特雷斯，我们审判了你，谁来审判我们？”
俯视舞台的观众久久不散去。
（图片由《夜色迷人》剧组提供）
刘晓波:没有记忆 没有历史 没有未来—为北京“文学与记忆”研讨会而作
2006年1月21日下午，在北京著名的民营书店“三味书屋”，公民半月谈和独立中文笔会在北京联合举行“文学与记忆研讨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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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大陆出版了一系列记忆类的作品，有近现代知名人士的回忆录丛书，有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有关于中共党史的“黑皮书”系列。但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的，还是与毛泽东时代相关的记忆类作品，如《往事并不如烟》、《夹边沟记事》、《束星北档案》等。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毛泽东的幽灵并没有远去，那个时代的苦难仍在延续——以不准记忆的方式延续，更以新灾难的方式延续。
这些书帮助我们记下了荒谬时代的悲剧，不仅是狂风暴雨中的风流人物，而且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在制度性残忍中挣扎并消失。书中的那些受难者们，不是一组组抽象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太想留住明媚的春天，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伪装的春天突然露出肃杀的狰狞；他们太想送走万物萧条的秋天，但只能象落叶一样被狂暴的秋风扫尽。
这些书唤醒了坟墓中的亡灵，恢复了苦难的记忆，使历史不至于因失忆而完全中断。然而，与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和荒谬相比，这样的记忆还是太少太少。
中共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强权伪造历史和强制失忆，造成民族记忆的空白。如果没有民间的自发记忆来抵抗强制失忆，一个民族的历史就将彻底被毁灭：只有中共创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而没有中共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只有中共进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而没有中国人为此付出的巨大的不成比例的人权代价。
在制度性的强制的灌输和遗忘下，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没有对抗战、内战和延安整风的历史真相的了解，六十年代人不清楚镇反、朝鲜战争、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历史，七十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八十年代人对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所知寥寥。如果中共长期执政，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代人，也不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凡独裁政权，皆与真相为敌，不仅要按照自身的权力意志来窜改、歪曲和掩盖自身的历史，甚至对那些不涉及独裁政权本身罪恶的历史真相还原也不允许。例如，长篇电视剧《走向共和》，在央视首播之后，即被中共政权封杀，原因只在于该剧再现了清末民初中国人追求宪政共和的历程，还原了某些历史人物的真相。
在独裁民族主义的煽动下，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御用精英们，即便书写古代历史，也为了讨好当今皇上而故意窜改，甚至连古代史家都不如。比如，电视剧《汉武大帝》，甚至不尊重《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等古史中的记载，硬要塑造一个“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化为灰烬”的汉武帝！所以，国人通过影响力最大的电视媒体所了解的古代中国，只有汉唐盛世和英明帝王，而对几千年帝制迅速衰落和帝王们的昏庸残暴的事实却所知寥寥……这种由中共官权及御用精英们精心制造的“历史”，造成一代代民族记忆的扭曲和空白，也就等于割断了真实的历史，扼杀了自省和汲取教训的机会，抹去了可以升华民族精神的苦难，使中国人在整体上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其结果，就是每一次大变革都要回到原来的起点，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
所以，时至今日，毛泽东仍然是民众心目中的伟人，中共仍然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唯一领导力量。造成这种畸形记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革结束之后，执政党对历史的清算不是以人民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标准，不是以史实为根本依据，而只是以维护其独裁政权的既得利益为底线，根本没有还原1949年以后毛泽东及其中共五十年的执政真相，没有通过小学、中学、大学的课本和讲坛讲述真实的历史，更没有诉诸于大众传媒来充分地揭示真相。
同时，中共不但严密封锁历史档案，不进行还原真相的清算，而且强制性地压制发自民间的历史清理。久而久之，恐惧威胁中的强制性遗忘，便成为人们习惯性失忆。
在西方，种族灭绝的灾难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关于“奥斯威辛” 的记忆仍然刻骨铭心和不绝如缕，集中营内的焚尸炉冒出的烟尘仍然是西方人最痛楚的记忆，灭绝人性的历史被反复讲述着，有历史、有遗址、有理论、有纪念馆、有研讨会、有不断出现的文艺作品，而且，几乎每一部与“奥斯威辛”记忆相关的作品，大都会产生轰动效应。
面对其他民族记忆苦难历史的勇气和耐心，我们中国人最应该感到羞愧和耻辱。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毛泽东时代曾持续地发生过规模空前的阶级灭绝，邓小平时代也发生过骇人听闻的六四大屠杀，江泽民时代继续发生着对法轮功和政
治异见的野蛮镇压，胡锦涛时代的人权灾难仍然在继续。然而，对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如此大规模的、如此发指的人权大灾难，我们民族的记忆，长期被压制、被扭曲，被掏空后，填充进各类肤浅的歌功颂德和伪历史。
时至今日，偌大的中国和十几亿人口，居然还没有一部类似《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足以令我们自己、也令世界为之动容。我们的作家，非但不敢记忆阶级灭绝之罪、大屠杀之罪，不敢探讨一系列人权灾难的制度根源，反而尽力回避触碰毛时代的阶级灭绝和“六四”大屠杀，更不敢触碰当下最敏感的法轮功问题，文人们或跟着官方的调子起舞，或顾左右而言他。
这样耻辱，甚至比成为亡国奴更令人汗颜。
在此意义上，中国人的道德良知的奇缺和审美能力的平庸，主要不是来自外族的阉割，而是国人的自阉。面对民族的落伍，我们有太多自恋式媚态（所谓的地大物博和五千年文化），太多对异族的怨妇式喋喋不休、泼妇式叫骂和用现代技术包装的暴力美学，而太少内心的明亮和坦荡，故而太缺乏对自身阴毒的警醒自省和健康的悲剧性美感。
一个民族的记忆和历史不能总是从零开始，不能只让那些经过执政者及其御用史学的精心剪裁的所谓辉煌文明占据人们心灵的主要空间，拯救历史和恢复记忆，不仅关系到当下改革的方向、手段、策略和步骤，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有一个记忆健全的未来，以便防止过去的悲剧一次次重演。
在患有失忆症的当代中国，只要历史事实还得不到相应的还原，只要现实真相还无法被大声说破，那么关于中国的未来，任何理论探讨和路径设计皆是空中楼阁。所以，与其为中国的未来设计千百个方案，远不如还原历史和揭露真相，历史清楚了、现实袒露了，中国该往哪里走、如何走，也就自然而然地清晰起来。
人是精神性生命，记忆是人的精神生命的基础，失忆的个人就是植物人，失忆的民族无异于精神自杀。每一次大灾难之后，那些存活下来的肉体，如果只是倍感劫后余生的幸运而无力反思灾难，至多是行尸走肉的幸运；即便是有了小康温饱的幸福，也至多是猪圈里的“幸福”。
没有记忆，也就没有真实的历史，更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凡是亲历者及其晚辈都会有自己和家族的真实记忆，所有良知未泯的人对历史也都会有不同于官方的评价，那么，就请公开说出你的亲历和你的真实评价——哪怕只是一个细节的真相和一句真话！
正如章诒和先生在研讨会上所说：“任何一个专制的政体，古今中外，我不是单指中国，都是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去捍卫一个皇上和一面旗帜、捍卫一个主义、捍卫一个政党，这大概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它是牺牲无数人，所以任何个人的记忆都和国家记忆、和社会记忆、和民族记忆，都是相同相连的。其实，你对你的个人记忆越深，你对现实的介入也就越深。”
故而，独立中文笔会才如此关注那些旨在恢复历史真相的写作。
2006年1月25日于北京家中
余杰;“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新年之际，中共当局悍然下令中国青年报最受欢迎的专刊“冰点”停刊，制造了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扼杀新闻自由的恶劣事件。我是从就是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冰点” 的，那时我的处女作《火与冰》同“冰点”第一本结集出版的文集《深呼吸》同时在一套文丛中出版。“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王牌栏目，也是中央级大报中惟一可以阅读的版面。“冰点”的终止意味着中央大报的全军覆灭。历史必将记载下这一页，包括那些作出决策和具体实施此决策的官员们的名字。在未来民主中国法庭的审判席上，这些手上虽然没有沾满献血官员，仍将受到严厉的审判，因为他们是新闻自由的杀手，其罪行并不亚于杀害某一个具体的人。他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在未来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他们的先辈戈培尔先生难道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吗？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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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让人振奋的是，当事人并没有保持沉默：“冰点”周刊的主要负责人李大同和卢跃刚，或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义正词严地表达抗议，或勇敢地接受海外所谓 “敏感媒体”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并正面谈论此事，或积极策划从法律角度对宣传部门的非法行为开展诉讼。“冰点”的作者们也没有保持沉默，龙应台和袁伟时均发表言论痛斥最高当局的昏昧行为，为“冰点”的命运也为中国的新闻自由呼吁。与中共当局一向“令行禁止”的结果不同，这一次，一场轰轰烈烈的 “新闻自由保卫战”展开了。中国新闻界的觉醒也将由此拉开序幕，这大概是中宣部诸君没有料想到的结果吧？
毫无疑问，中共当局的中宣部乃是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宣传部的翻版和超越。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在《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中论述道：“新成立的公共启蒙和宣传部是约瑟夫•戈培尔的个人采邑。它宏大的使命具有典型的集权主义体制的色彩：使民众‘在精神上完全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最终彻底屈服它，永远也不逃避它’。戈培尔是第三帝国真正的创造性天才之一，但是他将他的天才抵押给了受到无能、自我仇恨、愤世嫉俗的感情伤害的扭曲人格。”今天中共的宣传部与之相比更等而下之：如果说戈培尔所宣传的是一种他自己狂热信奉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民众中获得了相当热烈的回应；那么今天中国的丁关根和刘云山们所宣传的，则是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的 “鬼话连篇”，民众也对其所宣传的一切完全失去了信赖。
中宣部是一部残酷的绞肉机，它以牺牲工作人员的人性为代价换来了其为中共统治集团中的“护法”的重任。我们简单翻阅中宣部的历史，便可以清晰地发现：在中共的宣传系统中，稍稍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良心的人物，立即便会遭到罢黜甚至灭顶之灾——中共的宣传元老陆定一因在文革时期饱受迫害而觉醒，在八十年代中期反对邓小平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而再次受到批判；胡耀邦时代短暂担任过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因为提倡“宽松”而下台，在江胡时代又因呼吁民主而成为被中宣部封杀的头号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江胡时代，以“依法治国”、“和谐社会”等口号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源泉。客观而言，某些政府机构确实在“依法行政”方面有所改善，如审计、税务、环保等领域均有相当的进步。但是，另一些部门则出现了“逆向发展”的可怕态势，如武警、国安、“610办公室”和中宣部等，它们完全独立于宪法和法律之外，在近年来迅速膨胀成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超级“巨无霸”。以中宣部为例：在经济上，它由毛泽东时代相对而言的“清水衙门”摇身一变，成为让新闻大亨默多克也叹为观止的 “传媒托拉斯”——它将本来为全体公民所有的若干大型媒体和媒体集团收归自己旗下，也就是悄悄地将其转化为“党产”；在政治上，中宣部堪称所有部门中最黑暗、最保守、最专制的部门之一，也是对中国民主化阻碍最大的部门之一。因此，焦国标的一篇《讨伐中宣部》，一夜之间便能让万人空巷、洛阳纸贵。
此次中宣部在最高当局的命令下，不惜逆时代潮流而关闭“冰点”，使之再次成为全球讨伐的对象。经过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市场化的运作，新一代媒体工作者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任由党摆布的“木乃伊”了，他们有了独立意识，有了自由思想，有了新的舆论平台——互联网。李大同、卢跃刚是经过八九民主运动考验的“幸存者”，在他们的麾下更有一批三十岁上下的年轻的记者和编辑。这些年轻人是在九十年代接受了大学教育的精英分子，对新闻自由的价值有更深刻的体认，对外语和网络技术的掌握更为熟练，他们中的许多人兼有双重身份，既是体制内的媒体工作者（所有的媒体均在党和政府的控制下，因此所有的媒体工作者都处于“体制内”），又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和公共空间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一旦在体制内受到打压，如果无法在体制内寻求到支持和解决途径，他们便会迅速诉诸于网络，以求获得民间和国际舆论的积极支持。这种高调的“反弹”，对以往自诩能够一手遮天的中宣部来说，确实形成了相当的压力和制约。
随着开明派报刊如《南方周末》、《南风窗》、《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财经》、《中国青年报》等数量的增加，它们亦各自形成了在“文化氛围”、“价值立场”乃至“经济利益”上取向相同或相近的“圈子”或“群体”。于是，如果中宣部或各级宣传部门打压某一名记者或编辑，便会成为对整个“圈子”或“群体”的打压。因此，也就让个体具备了更为强大的“抗打压”的能力。在这一代媒体工作者当中，没有像当年的刘宾雁那样一支独秀的、“青天”式的英雄，但是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群体，他们在中国新闻自由的历史上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发挥更加不可缺少的作用。
中国新闻界的成熟、勇敢和觉醒，也必然带来中宣部的更加臭名昭着和声名狼藉。当每一个“干脏活”的官僚都被时代和历史所牢牢记录下来，当越来越普及的网络更为深刻地影响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的时候，中宣部被扫进垃圾堆的时候就不远了。我奉劝那些在中宣部里饱食终日、狐假虎威的流氓官僚们，我奉劝那些像阴沟中的老鼠那样戴着放大镜寻找“反党言论”的新闻检察官们，想想你们的将来，想想你们的子女如何看待你们，想像你们的孙子孙女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你们的名字时候的羞辱……那么，请住手吧，请忏悔吧，现在还不算迟！你们都是聪明人，你们难道没有想过：纳粹的宣传部现在在哪里呢？斯大林的宣传部现在在哪里呢？他们是否能够真正欺骗所有的国民，他们是否能够真正改写历史？费舍尔认为：“在和平时代，德国人民乐于相信戈培尔滔滔不绝的宣传。借助他们的帮助，戈培尔热情地投身于完善政府谎言的黑色艺术当中。……当战败初露端倪，后来又变得不可避免的时候，戈培尔利用威胁和劝导，竭尽全力让德国人民相信胜利就在眼前，宣传部成为一个制造希望和谎言的工厂。”这个“工厂”
在拥有博士学位的戈培尔的全力运作下，效率一直不亚于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直到戈培尔本人在希特勒的地堡中毒杀全家之后以身殉元首，这个“工厂”才算停止了谎言的生产。后来，在纽伦堡大审判中，被判处绞刑的战犯里仍有数名纳粹的宣传大师 ——希特勒最喜爱的反犹报纸《朴素的德国人》的主编埃卡特、纳粹党的官方哲学家罗森堡……这些人都不光彩地结束了他们肮脏的生命。那么，今天中共当局宣传部大大小小的戈培尔们，会不会不老祖宗的后尘呢？
昔日，满清当局不顾全国上下和国际舆论的抗议执意关闭《苏报》，让章太炎和邹容入狱，作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甚至在狱中被虐待至死。短短数年之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苏报》的停刊，并没有带来满清王朝的 “万寿无疆”，相反却加快了其覆亡的速度。一个拒绝听取任何意见和建议的政权，也就等于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而一个选择“自杀”的政权无论如何都是不值得同情的。今日，中共当局封闭了十一岁的“冰点”周刊，李大同和卢跃刚们面临失业，中国的读者们也失去了一个倾听真话、了解真相的窗口。但是，中共当局有没有想过，自己正在重蹈当年满清统治者慈禧太后的覆辙？“冰点”的被谋杀，固然让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黯然伤神，但中共自己给自己下了这样一份“死亡通知书”，难道不正意味着民主和自由的中国离我们已经近了，正如诗人雪莱所咏叹的那样——“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谨以此文与“冰点”的朋友们和所有关心“冰点”的朋友们共勉。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除夕夜
一平:虽千万人吾独往矣——为杨天水再入狱作
年底了，得”贿赂”些作者，挂个电话、寄个卡片、写封信等等。我 给天水的信说：”新的一年，盼望你安全、健康！”是客套，其实是 实话。在中国，有什么比安全、健康对他更重要呢？膨胀的时代，人 们要的很多，”恭喜发财”喊得比当年老毛万岁都嘹亮。但那不是天 水的世界，他的世界在别处。
天水兄的回言，铿锵明亮：”虽千万人吾独往矣”。我笑了，回他： “我是美国老爷精神，不行就投降，可别牺牲。”他再回，还是那么 严肃，说：”也对，凡不善妥协，往往也就不能宽容。”他这一说， 我倒有些愧疚了。我问他的生活，家中可好，经济上有无难处？他有 些尴尬，说”出狱后，一直独身。身体好，干力气活也能谋生。”最 后一句是，”你太忙了，我们以后再联系。”我觉到失言了，不该问 他私事。
我和天水未曾谋面，来往都是稿件。最初，他来信说：”过去我写文 章是为了道义，现在也兼求些稿费。”我明白他的难处。我读过他不 少文章，知道他坐了十年牢。入狱时29岁，出来近40了。他叙述，监 狱十年，”早晚米饭萝卜干，中午老菜帮子，汤里飘着小蠓虫，强制 劳动，还有刑罚虐待。”狱中，他以命抗争，曾六次绝食，每次多则 十几天。他在牢中得了糖尿病，出来后又奇迹般好了。大概是上帝的 恩赐。
天水是志士。尽管国家腐败得一塌糊涂，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横而 不流，浊而求清。由此我想到墨子、想到屈原、想到司马迁、苏武、 想到文天祥、史可法、徐锡麟，想到陈天华、陈布雷，想到遇罗克、 杨小凯。我这里不是类比，也不论对错高低，而是讲民族延续的血 脉。人有衰病之时，但生命某些元素至死犹在。此刻，我又想到黄 琦、郭飞熊和仍在狱中的杨子立等四君子。
天水是天真的人。出狱后，他多次从商，以维持事业。先同人买掘土 机，搞建筑，但掘土机被同伙倒卖了，赔了十几万；后到杭州从事服 装业，数万元的衣服又被同伴拐走；壮心不已，亲友凑了几万元，再 来，又赔得精光。天水说是公安从中捣鬼，也许。但也有些”意见” 人士，生意上挺成功。在伟大乌烟瘴气的中国，滚滚红尘欲海中，一 个人抱定理想，以义为志，虽千万人而独往，那非有一颗天真之心不 可。天真，天地之诚矣。
真理、高尚、英勇，都很可贵，但做人更在日常处事为人。这样说 吧，后者是前者的实处。否则，那些耀眼的词，也会把人带到对面 儿。回首上个世纪，不乏教训。天水有段讲他母亲的话，很让我感 动，”母亲年高70，还为姐姐操持家务，料理三个孩子的生活，身体 很好。我被捕之后，她大病了一场，从此再没康复起来。可数的几次 探监，母亲总是平静默默地看着我，说几句家常，从未埋怨过我。 1997年夏天，她那次来，一言未语。当时我就感到以后再没机会见母 亲了。”
他叙述妻子，”她是南京理工大学教师，我被捕之后，她要上班，带 孩子，压力可想而知。1994年，她连几元探监的路费都没有。虽然我 们1993年就离婚了，但她没被吓倒，却积极地帮助我。本来她是继续 等的，但是我希望并敦劝她重新建立生活。”天水出狱后，没再娶， 他清楚自己的命运，不愿拖累别人。
天水的文章勤、思如潮涌。他著述甚多，包括政论、思想、历史、宗 教，也有小说、诗和翻译。郭国汀说他才华横溢。我敬重他，但以为 他的思想和文字还有点毛糙。他不象学历史的，倒象诗人。40几岁， 还算年轻，将来他会更成熟。
天水的信念、社会理想，人们谈论得很多了，不需多述。我倒更看重 他所倡导的人之”自我建设”，此近乎中国传统中的”修身”。”自 我”这个词，人们用滥了，且多用于”扩张”：权力、名利、欲望等 等。在中国的贪婪和堕落中，”自我”推波助澜，是动源。真如那句 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借汝以行”。
自由的前提自律，无自律非自由，自律是真伪自由的试金石。”自 我”同样有此意。”自我”首先是建立──”人”的意义、规范和责 任；而不是索要和放纵。前者是”人”，后者生物而已。天水提出九 爱，”总的说来是应当爱人类、助人类。在此前提下，必然要爱劳 动、爱科学、爱物力、爱公益、爱公正、爱自由、爱民权、爱自 然。”他的所作所为，出于这里归于这里。他说自己是”推动者，而 不是推翻者”。看一个人，最终要看他肯定什么，而不只是批判和反 对。没有建设之肯定，一味反对，常常导向毁灭。
天水是基督徒。他说：”宗教是终极关怀，引导人们积极向善，互相 关爱，净化人们的心灵，鼓励人们的勇气，倡导人们主持正义，而它 的途径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他引用《哥多林前书》：”我若能说 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 般。”由是，我知道他精神的来源和根基，知道他说的是实话：看到 难友”家属困难重重，而我爱莫能助，我的心灵充满了经久深刻的惭 愧。”
天水饱经磨难，我原以为他清瘦精悍。后来，他传来照片，西服领 带，胖胖的，笑笑的，大脑门，满面红光。我看了半天，哪象坐过牢 的啊？我写信说：”一幅福相，分明是老总。”他回信：”我可是地 道的无产者。”这幅喜兴照，让我放了心，他能应付命运，我也能和 他开开玩笑。他好脾气，开朗乐观，来往信件总是闪着喜气。一段时 间，他好久没音讯，后来信说：”人家找我电脑的麻烦，耽误了你的 文章，也耽误了我的稿费。”他的乐观，让我渐渐忘了他的难处和危 险。
那封美国老爷信，发出没几天，就得到消息，杨天水被警察带走了。 我忐忑不安，怎么就忽视了他的处境呢？怎么能对他开那种玩笑呢？ 那个玩笑是不是灾兆？我有些自责了。我等待着、盼望天水能象他 人，问问话，一半天就回来。过了圣诞，等，再等，又过了新年，眼 下已靠近春节了。糟了，还有什么希望吗？渺无音讯。
我惦念他。他关押在哪儿？他怎么想？他受虐待或上刑了吗？他会再 被判刑吗？三年、五年……？如果真再有十年，他挺得过去吗？我不 太相信他的糖尿病真好了。即使好了，也还会再犯。30岁坐牢，和40 多岁坐牢甚不一样。而他肯定还会再绝食。此刻，他怎么样？怎么看 自己的案子？有律师了吗？
我想到那幅照片，宽宽的额头，喜兴和善的笑。多好的人啊！不，不 能让他再陷牢中，应该想想办法。但能怎样呢？师涛不是已经判了十 年吗？我看到的不幸太多了，已经无力诅咒，甚至不会再恨。我真正 地要为他向上帝祈祷：给他安全，给他自由，给他公正，给他信心， 给他和平，给他光和希望！
十万火急：杨天水转逮捕，呼吁紧急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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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火急：杨天水转逮捕，呼吁紧急援救 李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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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8日狱委讯】明天就是除夕了，正当家人期盼当局还杨天水先生公道、允许杨天水平安回家过团圆年，并撤销已经持续35天的限制或剥夺杨天水人身自由的错误决定之时……突然，杨天水的姐姐家，今天（1月27日）从邮局收到了当局逮捕杨天水的通知书。 该逮捕通知书是由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签发的，落款是2005年1月22日。逮捕理由是所谓的“杨天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也可能是所谓的“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由于匆忙，杨天水先生的家人没有看仔细，而笔者与之通电话时，该逮捕通知书不巧又不在天水的家人手头，因此，天水的家人现在记不准，该逮捕通知书所告知的，究竟是认定杨天水涉嫌所谓“煽动颠覆罪”还是涉嫌所谓“颠覆罪”。但不管如何，警方确实已经以此类莫须有的理由，逮捕了杨天水。 包括杨天水先生的一些海内外朋友在内的许多善良的人们，由于考虑到中国政府正在口口声声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由于考虑到杨天水先生仅仅是一个理性的、和平的、守法的、十分温和的政论作家暨政改促进者，而这样的促进帮助国家和平渐进转型，于国于民于当局，都是千金难求的大好事，因此，杨天水是国家进步的功臣，当局理应不至于过于为难他……因此，35天以来，大家始终都尽量把事情往好的方面预想，始终都比较低调，或尽量低调，以方便当局尽快恢复杨天水的人身自由……然而，结果太令人失望了，太令人愤慨了。我们都太善良了。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君子善良之心，度宵小的邪恶之心啊。我们大家都上当了！都吃药了！ 图穷匕首见。现在，一切已经真相大白了。 然而，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仅仅愤怒或着急，无济于事，关键是一切善良的人们，应该加倍紧急行动起来，加大依法维权的力度，海外应该团队领衔，各方彼此协作、协同、联合，在海内外全方位广泛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力以赴的火速援救、营救天水主题活动。一定要作为性命交关的头等大事来抓、来做，才能见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海内外朋友们，切切实实努力这样做了，事情应该还来得及补救。 人心齐，泰山移。是显示正义的力量的时候了。是显示海内外、体制内外进步人士们团结奋斗的力量的时候了。天水的受难，就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受难。天水的不幸，就是我们自己的不幸。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我们就不配做一个中国人，因为天水是全心全意为了我中华民族的进步，是全心全意为了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自由幸福而失去自由的。 竭诚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竭诚呼吁美欧澳加等等世界各民主国家政府及议会，竭诚呼吁国际及各国人权机构组织，竭诚呼吁世界上一切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民主进步的人们，都来密切关注、都来切实敦促中国政府改进人权状况，都来切实敦促中国政府尽快纠正地方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压制政治异议、将政治异议野蛮升格为所谓刑事犯罪的严重侵犯人权的个案。 没有民主进步的中国，就没有稳定的世界。因此，中国的事情，也就是世界的事情；中华民族的问题，也就是整个人类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进步的努力，以及帮助中国人进步的努力，都意义深远，都是在为全人类的进步奠基。 海内外朋友们，体制内外朋友们，努力吧，万丈高楼平地起，脚踏实地，点点滴滴，从个案做起，当前，从天水案做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请坚定地拿起您的笔来吧，公开撰文声援。尚没有参加联署签名的朋友，敬请登录《议报》的《签名网》，参加援救天水的公开信签名。 签名网址：http://127.0.0.1:8567/dmirror/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63 |
关于会员杨天水被违法监禁的抗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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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员杨天水被违法监禁的抗议书 （2006年1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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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8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获悉：本会会员杨天水先生自去年12月23日下午3时在南京住宅附近街头被警方带走后，已超过三个星期仍下落不明；有关警方依法必须在24小时内发出的拘留或逮捕通知至今没有送达杨天水的家属，并拒绝向杨天水家属委托的律师暨本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法律顾问说明杨被羁押的原因或所涉嫌的具体罪名、羁押处所甚至类型——到底是拘留还是逮捕，显然是对相关法律程的漠视和践踏，严重侵犯了杨天水先生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是一起严重违法监禁的事件。 为此，独立中文笔会提出强烈抗议和谴责，呼吁有关方面关注和干预此违法监禁案，敦促有关警方确保杨天水先生的人身健康和安全，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杨天水先生。 44岁的杨天水本名杨同彦，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自由撰稿人；1990曾因“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2000年出狱后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的附加刑至2004年5月31日，其间被警方以“违反剥夺政治权利的有关规定”两次拘捕，后一次是2004年5月27日被拘留十五天至6月11日释放，此后理应依法恢复了所有公民权利，但同年12月24日在杭州访友期间被警方以“口头传唤”带走,12月25日强行押回南京，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刑事拘留，又于2005年1月24日获“取保候审” 释放；2005年12月23日在南京街头与朋友一起被十多名便衣警察围住，对方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将两人强行分开带走；据次日获释的其朋友指出，他在坚持要求后才得知他们属于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但是，当杨天水家属委托的律师向南京市公安局查询此案时，又被告知此案目前由镇江市公安局处理。镇江市公安局则宣称：杨天水案属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因为涉及“国家秘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和公安部等六部委的意见规定，不批准律师会见，不批准取保候审；并拒绝回答相关法律程序问题。杨天水被羁押的原因和处所仍属未知，其基本权利已完全被剥夺，其人身健康和安全根本没有保障，令人极为担忧。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第七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第六十四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九条规定，“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对于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对于不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鉴于本会会员杨天水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异见作家，也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一贯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也就是通过写作来评论时政、批评专制、捍卫公民权利，根本就没有任何涉及“国家秘密”的条件，近年来已多次遭警方骚扰和非法监禁。 鉴于本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已在2005年12月25日就此案发出紧急声明，指出有关警方显然有违法关押之嫌，表示严重关注和强烈抗议，并通过担任杨天水律师的本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法律顾问交涉，至今没有得到合理答复。 本会申明如下： 一、愤怒谴责：江苏省有关公安部门违法监禁杨天水先生达三周以上，漠视和践踏上述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严重侵犯杨天水先生受法律规定保障的基本权利。为此呼吁有关上级部门立即纠正和处置这一违法侵权事件，并追究相关责任。 二、严重抗议：镇江市公安局以“国家秘密”为借口，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侦查机关批准权，对根本没条件涉及任何“国家秘密”的杨天水先生采取“羁押禁见”的措施，剥夺他获得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及会见律师的基本权利。为此呼吁有关上级部门尽快撤消这一滥用法律剥夺基本权利的错误决定。 三、极为担忧：杨天水先生在被违法监禁和禁请律师期间的人身健康和安全。为此呼吁各方面严重关注并干预此案，敦促有关警方确保杨天水先生人身健康安全以及其它不受剥夺的各项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 四、强烈要求：有关当局立即停止对本会会员和其他人士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写作的骚扰和迫害，并无条件地释放杨天水先生等所有因言获罪而遭监禁的人士。 五、敦请各有关主管部门对本会以上各条呼吁和要求尽快给予答复。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签署） 主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江苏省公安厅， 抄送： 南京市公安局，镇江市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司法部，江苏省司法厅，南京市司法局，镇江市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南京市人民检察院，镇江市人民检察院；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作家协会； 新华通讯社国内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法制日报编辑部；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国际笔会中国网络。 |
晓波代表理事会给全体会员拜年！
全体会员：
《冰点》在春节前被封杀，让这个新春变得寒冷，但只要我们相信民间的道义力量，并致力于持之以恒的争取写作自由的事业，我们就仍然可以对自由春天的降临抱有乐观的期待！
因为，自由是勇敢和乐观的果实！
刘晓波
2006年1月28日
萧瀚: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场劫难——《古拉格群岛》阅读札记
前言
我是一个懒于动笔的人，因此，只有在读到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时，我才会发感慨，如鲠在喉，挥笔一吐为快。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便是这样一部让我的心灵得到洗礼的巨著，于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人居然成了我这篇微末小文的原因。
在谈感想之前，我要先解释一下”古拉格群岛”的字面含义。古拉格是俄文”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简称的音译，所谓群岛，取其象征含义，即古拉格下辖的各劳改营。知道了书名的字面含义之后，我们对作者要讲述的内容就略知大概——他要叙述苏联劳改营的情况。
对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研究和批判，素尔仁尼琴远非第一人，但是索氏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却几十年来以其作品中的深刻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而享誉全球名声卓著。1970年，他为此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几乎被人公认为是俄国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伟大作家。索氏在《古》一书中以白描的手法，末加任何渲染，也没有无谓矫饰地叙述了苏联劳改营的产生、发展和逐渐衰败(但不是崩溃，而是死而不僵)的过程，对其中涉及的一些本质性敏感问题也毫不回避，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勇气。索氏以亲身体验为基线，层层展开，夹叙夹议地把读者带入一个正常人无法想象的二十世纪人间地狱，书中处处闪烁着一个人道主义者对人间丑恶的痛恨，字里行间的冷嘲热讽也深深地表达出作者对制造人类痛苦者的愤怒和鄙视。书中还作了大量的理性思考，对于一种运动、一种政权如此惨酷地迫害自已人民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一、古拉格现象
索氏在《古》一书中借助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均可查证)，对一种运动及其所产生的政治制度展开了思考。这种思考是严肃和认真的，尽管不免带上一些感情色彩，但情感并未压倒理智，读者在其大段大段充满激情的责问和讽刺文字中处处可见到作者理性的光辉。作者引述材料一半是为了真实报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准确无误地剖析那种运动和该运动之下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模式，索氏认为这种极权主义统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表现为极端残忍的刑讯、荒谬绝伦的司法、彻底沦丧的社会道德，以及毫无人道的株连性流放、集体流放、超强度的死亡劳改，这一切我称之为”古拉格现象”。
(一)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的刑讯
几乎所有的冤狱都是在刑讯――非人的折磨――中产生的，古拉格自不例外。为了将无辜的人们投入劳改营，契卡人员想出各种各样的折磨方法逼迫”犯人”承认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作者在书中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作者说道：”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也许在表面上看是很难想象一些刑讯措施的残忍性的，但由于契卡人员在用刑时往往都是结合使用各种方法从而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其侥幸心理，最后是他们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作者在书中充满深情地说:”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是的，在如此惨酷的刑讯之下，又有多少人能挺过来呢，所以，我们若要责怪自诬的人，那就得扪心自问我们能否忍受非人的折磨。
(二)荒谬绝伦的司法
书中提到了多起荒唐的司法案例，在那个时代这是普通现象，如《古》上册第69页说到的一位厂长因为停止鼓掌而被判了十年的劳改，一位裁缝因为把针插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而被捕判刑，另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在这些荒唐的案例中，制造冤狱的人们是十分虔诚的，这种虔诚本身就很荒唐，没有这种荒唐的虞诚就不会有荒唐的判例。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古拉格群岛对所有的冤案已经习以为常，真正因为犯罪而被判刑倒成了稀罕的事情。
(三)彻底沦丧的社会道德
尽管人类的许多观念包括伦理道德观念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但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如善良、真诚、谦和等等却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由于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坚不可摧的牢固性以及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孔不入，一切传统的伦理道德都成了它摧毁的目标。对任何问题．人生的看法，人们不得再有任何自己的标准，人们不再被允许信仰任问一种宗教，人们甚至不能按原先最自然的方式去处理家庭关系。在古拉格时代的苏联，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那是司空见惯的，父子反目、母女成仇也是见惯不怪。在劳改营里，刑事犯一统天下，政治犯成了最底层的囚犯，他们的财物遭到抢劫，肉体备受摧残，人格受侮辱，少年犯们肆无忌惮，纵横行凶，无人敢管；在社会上，人们对陌生人永远抱着敌视的态度――只怕他们连累自己；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信任，不再有亲情，有的只是告密，有的只是把好朋友送进劳改营，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大义灭亲”的壮举。也许，这一系列现象，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对于许多人而言甚至能够“如数家珍”，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索尔仁尼琴。
(四)株连性逮捕，集体流放
书中说到，许多人整个家庭地迸人劳改营或丈夫服役、妻子流放。即便是80高龄的老人也绝不放过。俄国谚语”森林被砍――木片纷飞”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在这些受害的人当中，上到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军队的高级将领，下到一般百姓、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
斯大林除了株连这一绝活外，他还发明了集体流放，他曾将一些少数民族，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地流放，还美真名日:”强制迁移”。这在《古》一书中都有详细描述，此不赘述。
(五)超强度的死亡劳改和无端虐杀
超强度的死亡劳改是古拉格群岛的主要剧目，也是它的压轴戏，被投入劳改营的人们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内每天工作十二――十六小时的体力劳动，工具极端简陋甚至索性就没有。在这种一天五百克(多一点的话七百克)的黑面包加一勺烂菜场(只是飘着一两片烂菜叶)的伙食条件下，大批大批的劳动者死于非命。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对于大量的死亡现象是熟视无睹的，不仅是熟视无睹，有一些杀人成性的管理人员甚至还逼迫被超强度劳动拖垮的人上工，如因病无法上工则就地枪决，罪名是怠工。而且杀人者往往还得到嘉奖，于是一些毫无人性的监管人员便演出了一幕幕为获奖而杀害犯人的丑剧。
二、一个民族的奋争
古拉格群岛的子民们，由于生存环境的极端恶劣和残酷，他们的生存智慧也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解决生活上诸如吃、喝、拉，撒、睡还是寻求异性的情感寄托，都表现出了惊绝今古的智慧和勇气，也表现出极其坚强的意志力、忍耐力和幽默感，这也许正是俄罗斯这个伟大民族不至于被丑恶湮灭的原因。劳改犯们为了生存，用帽子当饭碗，没有解手的地方(在押解的车上)，用皮靴当尿槽，为了不至于被冻死而拼命干活，为了摆脱杀人的劳动而自残肢体，为了自由而逃亡――尽管逃出去也是死，自由的代价是死!古拉格群岛的历史是一部民族奋争的史诗，是一曲二十世纪超越了《命运》的宏大交响曲，更是一座绝不向罪恶和苦难低头屈膝的人类傲骨的丰碑。
如果仅仅描述古拉格群岛上人们的抗争，那是不足以全面反映俄罗斯人民伟大的。书中写到了一些头脑清醒、有强烈正义感、人格卓越的普通人，在苦难和丑恶面前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风范。安娜•彼得罗夫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一个二十五岁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独立不羁的女性，在暴政来临之际，义正辞严，挺身而出，单枪匹马与丑恶势力奋战，她为此被多次关押，劳改十八年，但她一直没低头过，一直以不屈服的昂扬斗志生活在丑恶围布的环境中，她是幸运的，没有被枪毙，这是一个奇迹。而在索洛淮茨劳改营的几十名教派分子就显然没有这种”好运”，按照教规他们对教众施舍物不得签收，而按古拉格规定，只有签收了才能领口粮，他们由于拒绝在表册上签收口粮而被送到一个荒岛上活活饿死，二个月后在荒岛上，他们的尸体已被鸟雀啄碎，但没有一个逃跑――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原则和信仰(在此，信仰显得多么伟大而焕发出绚丽的悲剧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只要他们迁就一下，他们就可以活下来了，但他们宁可饿死而不污教徒的清誉。这种崇高、崇高得平凡，却震撼人心。还有好多例子，不再细说，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俄国的脊梁们是如何完成他们的精神炼狱与再生的。当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遭受到最大极限的污辱和蹂躏的时候，这些独立不羁的人们就成为拒绝同流合污的象征人格、独立的风标。他们也许没有什么特别坚实的理论基础来支撑自己的信仰，也许他们就凭着一种直觉，一种对普通道德的尊奉，拒绝一切反常的现象――哪怕它被说得天花乱坠般有理。他们拒绝成为别人思想的奴隶，他们拒绝在别人的鼻息之下苟且偷生，当伪善者们、教条主义者们、骗子们在贩卖狗皮膏药并且拿着刀子逼迫人们”掏钱”时，他们拒绝了，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他们刚颜不屈地抵抗对自由和正义的践踏。此前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没有这样的组织性和系统性，他们的战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要被流放、被劳改，甚至被枪毙。但也正唯其如此，才更显示出了他们伟大的人格力量，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者风度，他们正是俄罗斯人民值得骄傲的儿女，正是他们承担了俄国的良心，使之不至于泯灭，这些普普通通而又傲骨嶙峋的人传承着俄罗斯的伟大传统。
三、一点思考
1、人类自我蹂躏的极致及其原因：
人类自我摧残，自我蹂躏的历史是漫长的。在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多数人暴政的牺牲品有过无数的例证。而在东方，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类似的资料的佐证。《古拉格群岛》向我们展示的则是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俄国的人类自残现象的极致状态。这种观象的产生本身足以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人们不断地问，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吧?或者甚至会不相信，以为全是伪造臆说。可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史料却告诉我们这一切不但可能而且已经发生了。前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其名著《让历史来审判》中对斯大林暴政作了详细的考证和理论分析。另一位苏联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的《胜利与悲剧》也作了大量的史料钩沉工作，并且对斯大林及其极权主义模式作了一些分析论证。但是由于角度的差异，他们都极少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引发这场旷日持久的灾难的原因，而《古》却以其直观性、准确性最易引发人们思考这个问题，即为什么人民群众没有抵制这场灾难?大清洗大灭绝时人的心理到底是怎样的？暴政何以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至少是默许)？
任何一种独裁专制政权，如果仅仅依靠某一个人，无论这个人多么残醋嗜血、阴谋机变，都不足以犯下多大的罪行，只有当这种专制依制一系列来自各方的力量，才可能产生巨大能量。这些力量包括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群盲的狂热追随，公务人员的格尽职守等等。但仅此尚不足以有组织有目的按既定方针实行集体化大规模犯罪行为。上述条件仅仅是实行暴政犯罪的硬件，而最根本的则是要有一套美妙无比的理论体系和随心所欲控制舆论的能力，因此，极权主义成功地掌权并且可以为所欲为的条件是:
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
2、一个受独裁者个人控制的政党(这个政党是群众性的)；
3、政党控制下的军队；
4、政党控制下的传媒工具；
5、一个强有力的警察系统。
在这五个条件中，第l个和第2个是灵魂和核心，而第4个条件是第1、2个条件的外化和具体化，因此从五个条件来看，第1个条件尽管起到了领航员、统帅的作用，但它是虚设的而非实在可能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其它一切非官方的思想都成了异端邪说，如与自己有抵触，则杀无赦。因此，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曾经给人类制造过痛苦的政权，在发挥其虐杀和灭绝的巨大潜力时，总是有一套似是而非，充满光环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有时是一种宗教教义，有时是一种价值取向，有时甚至完全是强词夺理，毫无逻辑根据的种族学说。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判处异端火刑的理论依据是对圣经的信仰；罗伯斯庇尔恐怖政策借助的则是”自由”，法西斯独夫希特勒凭藉的是种族主义，而斯大林依赖的则是”为人类谋幸福”，所有这些理论体系都成了运转它们政权机器的指导思想。
但是仅仅有这些理论体系还不行，还需要一批忠实的信徒来推广这些理论，使得这些理论根植于普通百姓的意识深处。在现代社会，要使得一种思想，一种主义深入人心，只有靠有组织有目的的宣传。因此，独裁政党和它控制下的舆论便应运而生。政党的形成是人的集合，舆论工具的被控制是避免恶行的暴露，让人们对他们的教义深信不疑。当有了这些条件之后，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受过相当教育、尚无独立思想能力的百姓成为愚民即不可避免。但是人们毕竟不全是阿斗，他们之中必然会有一些特立独行，敢于和丑恶(首先他们能看到丑恶或预测到丑恶)作不妥协斗争的人，当他们不愿与政权保持一致的思想时，政权就无法容忍他们的存在，在思想上粗暴压制便成了最起码的手段。如果这一招不灵，肉体消灭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排除法，自然，这一切要依靠警察、军队、法庭。这是一般的极权统治普通的运行规律，在这套规律下运行的政权在维护自身的安全，打击异己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在斯大林俄国，这套政权运行规程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政权所能达到的还要惨酷和残忍。尽管它不是绝后的，但肯定是空前的。它演变成了绝大多数人对别人甚至对自己的暴政，那么，它的独特性成因何在，我在前文已经分析过，当一政权具备了上述5个条件之后，欺骗人民就变得很容易。人们往往会相信这个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合法的，而且善良的人们会支持它的一切非人道行径。当宗教裁判所判处一个”女巫”火刑的时候，人们义愤填膺地喊:”烧死她”；路易十六是一个性情宽厚的皇帝，可他在被推上断头台之前，人们投的是”杀”票。丹东、罗兰夫人也都是这样被推上去给玛格丽恃”(断头机的雅称)亲吻的；这一切都需要人民的支持(严格的说是民众的拥护)。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捷克的宗教改革家杨•胡斯(JanHus)被处火刑时看到一个老妇人虔诚地拿了一块木料添加到他的火刑柴推上，他感慨地说:”神圣的单纯！”(Soncta Simplicitas!)正是这种神圣的单纯在助约为虐，此时人民这个词显得很丑恶。在一种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对各自的犯罪通常是心安理碍，并且认为非如此不可，雨果在其名著《巴黎圣母院》一书中论及”人民”，他说，人民在推翻一个政权改朝换代时，她的力量是伟大的，可当她在制造痛苦起破坏作用时，则是丑恶的――但无论怎样，她的力量却是不可抗拒的。
在所有的这些人为的大劫难中，人的因素被放大到了最大值，人性的恶性也象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尽情地释放。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剖析了人性中残忍的一面，如喜欢观摩死刑现场，把看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消遣。在《古》一书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现了在极权主义下人性被扭曲的极致状态。劳改营里，生存的信念使得几乎任何一个囚徒都必须奉行”暴力即真理”的信条；劳改管理人员在这儿已不能被看成是人，他(她)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部强大国家机器的运行，他对犯人的残忍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如果仅仅为了他个人的私欲而非人地虐杀，那也是劳改犯人的死有余辜。在这里人道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表现，同情心则成了天方夜谭。在犯人中间，刑事犯对政治犯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也是无产音，是社会”亲近分子”。在劳改营里，犯人间的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人性的恶在这儿变成了唯一的生存依托。社会是依靠惯性运动的，因此，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罪恶的时候，很少不是因为相信自己是善的或只是随大流或者是虽有顾虑但不敢怀疑。我们已经分析过当一个政权的国家机器开始运转的时候，政权中的骨干力量就成为开路先锋，民众则是尾随其后。人们由于在一种强有力的理论灌输之下，对自己的行为即便怀疑也都能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不管自己的行为多么荒谬——因为这种荒谬是从常理来看才显得荒谬，而一个痴人说梦般的”伟大”时代，正是打破一切常规，建设“新”秩序之时，它岂能为常规所左右，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的恶便会以几何级数幻变，释放出巨大的丑恶能量。人们可以抛开一切善良的人性，对自己眼中的”罪犯”以各种方式花样翻新地折磨，人的尊严在这里就毫无价值可言了。不但管理人员视囚犯如仇人，囚犯之间也是如此，社会上的人们对他们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如此，人类的自虐才顺理成章地达到了极致。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被理论所掌握控制而失去自我，不肯屈服、有思想的人微乎其微，而且等待着他们的也是死亡和遥遥无期的徒刑、流放，他们没有机会去告诫天真的人们，他们的声音是暗哑暗弱的，不足以成气候。因此他们的存在只是一种象征――一种民族肌体尚未全死的象征。不难看出此时”人”这个概念已模糊得很难辩认。我曾经与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到过:”假如我生活在30年前，也许我也是一个积极的红卫兵？”因此，当我看到索尔仁尼琴在书中的类似自我反省时，我是非常有同感也是很感动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反思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一套强有力的邪恶思想(它像罂粟，看起来很漂亮但却是毒品――吸起来令人如醉如痴的毒品)，体系对人有不可估量的异化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异化作用，人类要对自己施暴是不可想象的，群体的异化就像个体的变态，两者在性质上也许正是相同的。当然，这种异化与人性是完全配套的，在史不绝书的人类自相残杀记载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许多人在杀人或者折磨人的时候有一种我们常常会忽视的心理状态，就是他们的兴奋，这种兴奋甚至常常达到迷狂的地步，这种迷狂因此成为许多心理学家们研究的课题。西班牙有一个叫卡兰达的小镇，每年都要举行一个仪式。在每年的一个固定日期，全镇的男人就聚集到镇中心广场上，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或大或小的鼓。到了正中午的时候，他们开始击鼓，一直击到二十四小时以后才停止。击鼓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在击鼓的过程中，他们就象被催眠了一样，二十四小时以后停止的时候，许多鼓都已经被击破，击鼓的鼓手们手也都肿了，最特殊的是，参加者的面部都显示出一种狂恨的神情。显然，这种击鼓仪式表达了强烈的破坏欲。在刚开始击鼓的时候，鼓的节奏促成了鼓手们的催眠状态，但是，后来，鼓手们的神智就完全被击鼓的激情所淹没，这种激情支撑了他们整整二十四小时不停息的击鼓仪式，否则，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睡，还要运动，人就会极度疲乏。相互自虐的人们就跟这些卡兰达人一样，在相互自虐过程中，整个身心已经完全被这种狂恨所占据，他们已经被杀人的快感催眠，就象那些患了夜游症的病人一样，自己在所作所为的全过程中，几乎丧失了全部记忆，他们已经不是他们，只是一台杀人机器，他们的大脑除了指挥他杀人之外，已经不能指挥自己干别的事情。英国著名的讽刺作家斯威夫特在其名著《格列佛游记》中借慧茵（作者设想的一种具有高级智慧的马）之口批评人类，：“因此，它（指慧茵）似乎很肯定地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并不是理性，而只是某种适合于我们天生罪恶的品性而已，仿佛一条被搅动的溪水，丑陋的影象映照出来不仅比原物大，还更加丑陋。”斯威夫特在这里说的理性有时就是小聪明，这些小聪明在战争中，在人类自相残杀中，往往产生极其血腥、甚至无耻的狰狞面目。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康罗•洛伦兹写过一本书《攻击与人性》，对于人类的攻击性进行了深刻地研究，他认为攻击行为就象其他行为一样是人的本能，在自然情况下，它也和其他本能一样对个体和种族的生存有很大的帮助。他还认为，虽然人类的攻击冲动时常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但是其他本能在比较不富戏剧化的方式下，也会造成相同的后果。如果说洛伦兹的看法代表了古往今来许多人的观点，恐怕并不为过。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指出：“狂欢式的破坏性是短暂的，另有一种长期性的破坏性；这样的人把他的一生奉献给恨与破坏，把整个生命统一在一起，用以崇拜一个目标：破坏。这是对破坏之神的长期偶像崇拜；崇拜者就似乎已把生命交付于它。”也许，他的解释更能说明为什么出现了古拉格这样的长期惨剧——没有高潮但永远是高潮的惨剧。要防止出现异化的社会，对任何非人道理论体系的传播予以限制和制止，只有靠教育，靠民智的开启和发达的群众性舆论以及言论自由。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常常见到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