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强烈抗议中共非法审判王炳章三周年

强烈抗议中共非法审判王炳章三周年

liutai 

 

【2006年1月19日狱委讯】

  120日的三年前(2003年)王炳章博士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被非法审讯,判处无期徒刑。

  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强烈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王炳章博士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我们于2006120日星期五上午11时在香港西区警署门口集合,去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事处(中联办)正门递交抗议信,强烈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王炳章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在此呼吁各地关心王炳章的朋友们于当日去中共驻外国机构递交抗议信,强烈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王炳章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 谨上

2006t118?

别做共产制度的双重牺牲品

 
别做共产制度的双重牺牲品

曹长青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英国作家品特——以反对伊拉克战争著称的一位左派——此事引起英美评论家一片劣评。知名的英国评论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去年十月在美国《外交政策》(FP)和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合做的网上”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被评为第五名(第四名是哈维尔)] 发表题为”邪气的平庸者品特”(The Sinister Mediocrity of Harold Pinter )一文,毫不客气地说,品特是个三流作家,甚至是个菲利斯坦(philistine ,假货 ),给他颁奖,像当年给前美国总统卡特”和平奖”一样,都是因他们反对伊战,来借此打击布什政府。连法国左翼报纸《世界报》 的文学批评家雷诺力都认为诺贝尔奖的选择”越来越激进”。在美国,甚至有评论说, 这是瑞典文学院的耻辱。

但其实耻辱早已有过,那就是五年前把这个奖给了用中文写作的高行健。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中文世界引起的喧嚣早已烟消云散,他的作品不仅没人看,连提都没人提了。第一个获得世界最高文学奖的中文作品,这么快就被读者抛弃(其实从来就没被接受过),说明假的东西即使”唬”到最高光环,仍不能刺伤所有人的眼睛,更不能赢得人心。

在高行健得奖的那年,我大概是中文世界唯一的一个人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用忍受酷刑般的努力,读了能找到的所有高行健的作品,一口气写了十五篇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一篇专访)。当时实在是被他的作品之烂气坏了,在一种强烈的情绪促使下,愤然疾书,给了高行健和他的作品一顿讽刺、挖苦和怒骂。回头想来,颇有些感叹,为什么别人没有像我那么愤怒呢?大概是因为极少有人像我那样,真的打开那个被套上诺贝尔光环的垃圾箱看了个仔细。人家刚刚掀开盖,一看是垃圾,立刻逃跑了;更多的人一听是垃圾,就聪明地远远躲着,连盖都不碰,没被脏着,熏着,噁心着,没有那种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感觉,所以反应不像我那么激烈。

今天,我对高行健作品的愤怒依旧,只是更增加了一份对高行健本人的可怜,因为他是一个牺牲品,是几种特殊情形下的牺牲品。我之所以觉得还值得写一下,是因为高行健很有代表性,他虽人在法国二十多年,却典型地代表着迄今还在牺牲着的无数海内外中国文化人。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哪些情形的牺牲品?

首先当然是共产专制的牺牲品。没有人从那个制度出来不在某种程度上心灵残废了,只不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废到高行健那种地步而全然不知,甚至自得,以为大彻大悟了全部人生。

其次是叛逆和报复共产专制情绪的牺牲品。这是本文想重点谈的一个问题。

在倍受共产专制残害之后,一大批类似高行健这样的中国文化人,对共产世界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责任的厌恶;在文学艺术上,对文以载道的厌恶;在肉体上,对被迫清心寡欲的厌恶,等等。一句话,受够了”贫穷、禁欲、无私、高尚情操、远大理想”,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地用”要钱、要性、要自我、要活在当下、要表现虚无”来报复共产专制,来表达对共产主义的叛逆。

从被迫的极左,跳到主动的极右,一开始看似很了不起,其叛逆精神实在可嘉,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一大批(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中国文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走了这条路,或起码在思想上接受了这些观念,并骄傲地认为这是”新”观念,代表着新时代的潮流,代表着对共产主义和封建中国的反叛,代表着自我意识的萌发,代表着个人主义的实现(实践)。

事实上,这是最简单、最容易、最自然的思想转折(正如被压迫者的反抗,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最不成熟。共产专制强迫的那一套把人变成非人、虚伪的人;但走向其反面,倒是真实了,但同样是非人。前者制造虚伪的”精神动物”,后者制造真实的”生物动物”,哪个也不是人。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曾说,高行健所要表现的就是:

“你极左,我就极右;你要共产主义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没有主义的一条虫;你一心为公,我就一心为私;你说要牺牲今天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绝对享乐今天,活在当下,绝不要明天;你要求对党忠诚,我就彻底犬儒主义,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禁欲,我就纵欲;你清心寡欲的时候毫无内心争斗,天生一个崇高的英雄,我纵欲享乐的时候更轻松潇洒,天生一只浪荡的狗熊;你强调文以载道,宣传意识形态,我就文以泄欲,涂抹排泄物;你让我披一张人皮,像圣人一样装模作样,我就死活不要这张人皮了,就要做真狼!一句话,高行健就是要用真兽性对待共产党的假道德。”

这是从一种非人,变成另一种非人,仍然不是人。所以,在做了共产主义的牺牲品之后,这次则成为浅薄的叛逆心态的牺牲品。

第三,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牺牲品。正当中国文人开始朦胧地反抗,同时面临各种困惑之际,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登场并风靡,给文化人们的反叛带来了恰到好处的理论依据。高行健会些法文,所以大概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捷足先登地接触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并在刚领略其皮毛之际,就转手贩卖给中国人(当然他不是翻译介绍者,只是抄袭了几个戏剧)。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其实对高行健还过于客气,说他是模仿。叫起真儿来,他实在是抄袭,而且抄袭得太明显,太卑俗,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学艺术粗劣化和卑贱化了一样。

存在主义在西方早已衰败,成为连左派都扬弃的、死路一条的哲学。但它之所以能在二战后的欧洲风靡一时,不仅仅是由于它指出人生的无望、无意义,更在于它强调人生要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人在面对注定要死亡和失败的命运时,在奋斗和行动的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承担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不是悲观消极的人生哲学,而恰恰相反,它在主张积极乐观地去奋斗、在实现个人意志的同时,去承担社会的道德责任(所以萨特、西蒙波娃两人极为入世)。但由于这个哲学命题的前提(人生本无望、无意义)完全错了,所以后来的积极意义很难实现,硬要人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是存在不下去的。而存在主义如果没有后半部,这个哲学就根本撑不起来,就不成为哲学,更不能风行。但高行健的全部作品,却恰恰只理解和表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前半部,所以,即使它们不那么烂,也没人能看下去。

另外萨特、西蒙波娃两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那一代中国文化人模仿或是羡慕的样板。事实是,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常是在痛苦不堪中挣扎,尤其是西蒙波娃;美国最近出版的《西蒙波娃和萨特》一书,也详细描绘了这两人的左倾、虚伪,和充斥欺骗的情侣关系。结果是,那两个鼻祖不仅牺牲了自己,更害死了无数西方年轻人和一代中国人。高行健则是这些萨特牺牲品的代表人物。

第四,来到海外的文化人成为自身现状的牺牲品。本来,中国文化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自由世界,终于开始有一个机会给自己补课,重新学习,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审视和矫正自己,以弥补在中国被牺牲掉的生命。但和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样,高行健来到海外后面临三个困境:首先当然是生存困境。其次是语言困境。虽然高行健会些法语,但谁都知道国内那点外文底子离真正够用差多远。即使是会听会说,能应付生活,但只要不能快速大量阅读,不能写,还是像文盲一样束手无策。再就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环境陌生的困境。

那么面对这些困境怎么办?高行健这类人不是不清楚自己其实底子很薄,根本没读过几本书,但又太急于出人头地,面临这么多困境哪有一切从头开始学习的能力和耐心?于是一些人开始利用”共产国家异议作家、诗人、艺术家”的招牌钻营找钱,依靠西方”政治正确”的文化救济金生活。而靠贩卖这种身份生活,就得打”共产牌”或”中国文化牌”,到处钻营,也挺费事。于是一晃一、二十年过去,外语没学好,西方社会没弄明白,只练就一身”唬”西方人的本事。高行健大概没走领文化救济金的路(他自己声称靠卖画为生),但认识了马悦然。以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里的精明,他在和马悦然接触的二十四个小时内就可以清楚地意识道:这个热衷中国古汉语的瑞典老头实在不懂文学。以《皇帝新衣》里的裁缝般的本事,高行健用道听途说、民俗传闻的垃圾堆起一个号称表现多种中国文化的《灵山》,并且神奇地赢得了那两个裁缝般的成功。难怪那个蔑视整个中文评论界的马悦然都非常钦佩:”他胆子很大,真的胆子很大。” 另一个前”准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早就弄明白了马悦然是怎么回事,只是在竞争中让大胆做裁缝的高行健给赢了。就像另一位杀妻自缢的中国诗人顾城所说:”老外哪懂咱中国人的事呵。”

高行健的作品不是一个质量”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真伪”的问题。高行健本人也已经不属艺术讨论范围,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虽然高行健获奖完全是由于偶然因素,但高行健现象在中国人圈子里却并不是偶然现象,只不过他的”成功”太大,太显眼。在文化艺术界,尤其是在诗人和画家中,大大小小的高行健们有的是(因为诗和画最有”唬”的余地),他们不想用认真、扎实的积累达到小成、中成,而是要用”唬”和”骗”迅速大成。利用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陌生,利用西方左派要居高临下地”赏赐”第三世界”艺术家”而钻各种空子。他们连蒙带唬,获得大大小小的高行健般的”成功”,然后把这种成功反馈到中国,再”唬”中国人。中国人在自己家里骗完,开始骗世界了,骗了世界之后再回头骗中国人更容易!

高行健的道路,是中国文人继续做牺牲品的道路;只不过以前是被迫,现在是主动。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他们赢得多少生活中的胜利,都丝毫塑不起做人的尊严。高行健现象,对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形象(他得奖后,外国媒体一片劣评,不是评论含金度,而是怀疑是石头还是金子),同时破坏世界文化领域的生态健康;这种”榜样”反馈回到中国后,再破坏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和文坛,于是构成双重损害。

中国社会历尽沧桑,中国文人是各个大时代的最大牺牲品。但只有首先意识到自己是牺牲品,才有可能重新走一条拒绝做牺牲品的道路。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January 18, 2006

西奈山“立宪”传奇

 “因为不屈服于奴役,所以他们选择了流浪”,是犹太民族

刘晓波:我看美国对中国的核心战略

党棍愤青发威:中国人民不需要《沙场点兵》这样的“歌者”

       央视军事题材大剧《沙场点兵》播出后,怒骂者有之,叫好者有之。判断双方孰对孰错,得有一个标准。

  笔者以为,应该用毛泽东军事文艺思想来作为评判涉及《沙场点兵》一剧争论双方对错的标准。理由如下:

  首先,我国宪法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再者,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关键也在于我军是一只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有完整、全面地指导我军军事文艺工作的理论和学说,毛泽东军事文艺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用毛泽东军事文艺思想来作为评判涉及《沙场点兵》一剧争论双方对错的标准,是最无可争议的。

  毛泽东军事文艺思想首先对我军军事文艺工作的地位作出明确的规定:“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在阐述我军军事文艺工作的作用时,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此,我军军事文艺工作的作用归纳为四个方面:“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好,我们回头看看,央视军事大剧《沙场点兵》是否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沙场点兵》里正面主角表现出的混乱的男女三角、四角关系, 用血缘和婚姻结合起来的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百分之百的少爷、姑爷、侍爷(领导秘书)、款爷,“四爷”部队干部任用体制,把上级喝酒喝到桌下的军队可怕的生活方式,以及形同虚设的保密制度和部队指挥员肆意违反组织纪律,使观众不得不惊叹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素质之低,已经低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再看看《沙场点兵》里我军军事理论和军事科学研究的状况。在执行中央军委军队改编,训练体制调整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居然没有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直接参与。作为这部剧主要情节的陆军训练体制改革,依据的参考资料——美国陆军欧文堡国家中心和“西点军校精神”的资料,翻译自部队主官的女朋友,一位美丽多才的女军医私人手中。援引的“外脑”,竟然是由七个国家组成的 “外国军官团”!更不用提那些毫无军事常识的军事训练细节,使观众不得不再次惊叹剧中我军军事变革的混乱和无序,简直就是群无头苍蝇!

  总之,观众实在不明白《沙场点兵》点的是什么兵。中央电视台化巨资拍摄这样的电视,直接的效果,就是使大多数观众对我们的钢铁长城丧失信心,起到了“离间人民与军队的信任关系、提醒人民不要把自身的安全寄予军队的教育作用”。《沙场点兵》让敌人看到了一只无论如何是担负不起未来作战任务的部队,中央电视台化巨资拍摄这样的电视,直接的效果,只能是极大地刺激了美、日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野心,根本没有一点点”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可能一些为《沙场点兵》叫好的人会说,《沙场点兵》的细节是不好的,但不要只看细节,要看大方向,《沙场点兵》大方向是好的,作品的动机是好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 “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但 “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因此,《沙场点兵》细节不好,效果不好,不受中国人民的欢迎,大方向和动机就不可能好。

  为《沙场点兵》叫好的人还会辩解,《沙场点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问题。只有揭露问题,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中央电视台化巨资拍摄这样的电视,就是为了促进部队下一步的整顿。

  首先,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说: “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看出,《沙场点兵》暴露出的“黑暗”,不是发生在少数“陪衬”人物的身上,而是绝大多数由正面主角表现出来的。混乱的男女关系, 用血缘和婚姻结合起来上下级关系, “四爷”部队干部任用体制,把上级喝酒喝到桌下的军队可怕的生活方式,形同虚设的保密制度和部队指挥员肆意违反组织纪律,在《沙场点兵》中,难道不都是发生在从中将副司令楚淮海、陆元衡、康凯、庞承功、陆雅池到国防报中尉记者楚冰冰这些大大小小的正气凛然的军官身上吗?

  最尖锐的是,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分析说:“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看看,《沙场点兵》只有一个劲地暴露,却一点也没有描写我军从中将副司令楚淮海、陆元衡、康凯、庞承功、陆雅池到国防报中尉记者楚冰冰这些大大小小的军官,摆脱混乱的男女关系, 消除用血缘和婚姻结合起来上下级关系, 抵制“四爷”部队干部任用体制,反对把上级喝酒喝到桌下的军队可怕的生活方式,改正肆意违反组织纪律的这个改造过程。
  
  最后,为了揭露军队问题,暴露军队问题,中央电视台可以把《沙场点兵》直接送达中央军委嘛,这不是能更快更好地促进部队下一步的整顿吗?我们看不出有必要来个持续个把月的全国公演。

  总之,《沙场点兵》是不合格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一部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在那里胡思乱想的反面教材,是一部不歌颂中国军队,不鼓舞中国人民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却一心一意要“暴露”的垃圾。毛泽东同志说得好:“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是的,中国人民确实不需要《沙场点兵》这样的“歌者”。

纳达尔文学奖揭晓

        第62届西班牙纳达尔文学奖日前揭晓,西语文坛的多面手埃杜阿尔多·拉戈凭借小说《叫我“布鲁克林”》,在290部作品中拔得头筹,赢走18000欧元的奖金。拉戈1954年生于马德里,34岁后移居美国,现在纽约法拉·劳伦斯大学教授西班牙文学。早在2000年,拉戈就出版过游记和短篇小说集。他还翻译过亨利·詹姆斯、西尔维娅·普拉斯等英语文学名家的作品。《叫我“布鲁克林”》是一部有关爱情和友情的小说。一位作家试图将一个亡友的未完成作品续写下去。他发现,这本没有写完的小说是献给一个叫娜狄娅的神秘女人的。于是,故事在两个平面上发展下去——一面是与娜狄娅有关的爱恨情仇,一面是那部玄机重重的小说。

女诗人达菲获艾略特诗歌奖

英国文学界备受瞩目的T.S.艾略特诗歌奖于1月16日晚颁出,苏格兰女诗人、小说家卡罗·安·达菲凭畅销诗集《痴迷》获此殊荣,并获得奖金1万英镑。

畅销诗集获奖

今年51岁的达菲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现在居住在曼彻斯特,是一名评论家、广播员,也是一名诗歌教师。她在1974年开始出版作品,目前已经编写了约30本图书。在此之前,她获得过英国国家诗歌奖、“前进”诗歌奖、惠特布莱德诗歌奖等。

《痴迷》是达菲最新的一部诗集,收录了一系列的爱情诗歌,从最初的相遇,到相爱、相拥,再到分离,描写了没有结果的相恋过程。据英国杂志《书商》提供的信息,《痴迷》已经是最畅销的诗歌集之一,在大部分是诗歌选集的畅销榜上,《痴迷》排在了第八位,目前仍有上升趋势。

为情诗注入活力

艾略特奖评委团的主席戴维·康斯坦丁称赞《痴迷》时表示,该书是一部“连贯且激情澎湃的诗歌集,通过各种形式体现惟一的目的,使用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语言,体现普通生活的境况,延续了爱情诗歌悠远的传统,并给爱情诗歌注入活力。”

在评选上一届艾略特奖时,达菲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最佳人选。除了写诗,她还写了许多儿童游戏书籍,当中包括获得惠特布莱德图书奖儿童文学作品奖的《午夜再见》。

《世界的妻子》算得上是达菲最著名的作品,在这本诗集中,她从男人身后的女人这一角度复述了许多神话和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包括了希腊神话里迈达斯的妻子、弗洛伊德夫人、希律女王等。在过去的5年中,英国国家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给达菲提供了7.5万英镑的奖金,让她写出更好的诗歌。

艾略特诗歌奖的发言人表示,达菲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声誉。这位发言人说:“可以说,在构成伟大诗歌因素方面,今年的艾略特诗歌奖难得地获得了评论家和书商的一致认可。”

将成就归于艾略特

得知自己获得艾略特诗歌后,达菲向她的出版商表示感谢,并现场朗诵了自己的诗歌《艺术》。她还把自己获得的成就归功于艾略特本人,她认为艾略特让她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学生,她还称赞艾略特对文学的贡献,她说:“艾略特做了多么好的事情啊,虽然他的爱已逝,但他在新的世纪里仍鼓励其他作家。”

在10个入围决选名单的诗人中,达菲是惟一一个没有在颁奖前参加诗歌朗诵会的人。在颁奖当天,达菲10岁的女儿艾拉参加考试,因此达菲错过了朗读诗歌的环节。达菲在拿到奖杯之后透露,她曾告诉艾拉自己可能不会得奖,而艾拉也因此不能得到一个新电脑。艾拉就模仿肥皂剧中的说话口气说:“妈妈,如果你不获奖,你就说:‘不管怎样,这算是恐吓我吗?’”

在确定达菲为最终人选之前,评委们还考虑了达维·哈森特的、曾获英国“前进”诗歌奖的《传奇》,海伦·法里什的《隐私》,获布克奖的小说家、诗人杰勒德·伍德华德的诗集《我们是步行者》等作品。

除了上面提及的作品,入围艾略特诗歌奖决选名单的还有波莉·克拉克的《带着我走》,辛尼德·莫里西的《监狱的现状》、艾丽斯·奥斯华德的《树林,等》、派斯凯尔·皮蒂的《女猎人》、辛纳·飘的《身体的运动》和约翰·斯塔默的《偷爱情的行为》。(范劭华编译)

链接

T.S.艾略特诗歌奖

创办于1993年,由英国诗书协会负责评选颁发,用以表彰上一年度在英国和爱尔兰出版的最佳诗集,目的是促进现代诗歌的发展,是英语世界最著名的年度诗歌奖之一。

西方现代派大诗人、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S.艾略特(1888-1965),1953年曾帮助创立英国诗书协会,以弘扬当代诗歌的爱与理解,艾略特诗歌奖也因此得名。该奖的资助人是艾略特的遗孀瓦莱丽·艾略特,她还亲自向获奖者颁奖。艾略特诗歌奖以往的获奖者包括澳大利亚的莱斯·默里,英国的泰德·休斯以及爱尔兰的米歇尔·朗利等当代名家。

一场有关红学的伪高潮

  作家刘心武研究红学,这本来也没有招谁惹谁。问题是他自从在中央电视台上开讲红学后,吸引了很多的眼球,他的关于红学的书也开始热卖,这让很多的红学家很不高兴,都纷纷站出来,或写书或撰文,认为他“瞎搞”,于是上演了一出“红学家群殴刘心武”的大戏,目前这场“打斗”胜负暂时还未见分晓,但热度在持续上升。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参与“斗殴”的专家学者还有众多爱好者们,是不是知道《红楼梦》其实只是一部写的很不错的小说,曹雪芹只是一个作家而已。

  古典小说方面,隔不多年都会有人盯着《红楼梦》说事,盖因曹雪芹这部小说抵达了一个古典小说写作的高峰,一座很高的山头,人到这里来练把式,即便是侏儒也能令人瞩目。所以,《红楼梦》问世以后,相关的热闹就未消停过。当代的聪明人不会弱于过去的聪明人,我所知道的就有三个人折腾过《红楼梦》,一个是二月河,此兄早年起就折腾《红楼梦》,似乎得高人指点,《红楼梦》

大约只能饱食之余把玩一二,指望在《红楼梦》里刮下些屑金碎银,希望不甚大也,不如重起炉灶。于是,二月河索性去写帝王,因为那红楼也不过是帝宫之外一座楼罢了,直接写大清国帝宫那效果又如何呢?果然,二月河声名雀起,成就为当代的历史小说名家,这是聪明。二个是刘心武与王蒙,此二兄早已在时代的潮头搏得盛名,王蒙是1950年代写了一篇《组织部里的年轻人》,刘心武是1970年代末,写了一篇《班主任》和一篇《爱情的位置》,坊间称其为新时代文学开山之作,端是聪明人。从三个聪明人的经历看,刘心武跟王蒙,属于饱食之余玩《红楼梦》性质。

  刘王二人同是玩《红楼梦》性质,他们喜欢红楼里的美人也不一样,且刘心武似乎玩得深一些,玩到收视率比较大的央视上,这下让挂着红学标签混世的红学家们不满了,这刘心武整个一个玩票居然能一枝独茂啊!于是,众红学家悉数上阵,对刘心武一阵狂轰滥炸,称其为伪红学。刘心武左挡右闪,索性提出他玩的是秦学,这可是把红学家气歪,红学里面派生出一个秦学,如果所有的红学票友如此分枝,贾宝玉来个贾学,林黛玉来个林学,刘姥姥来个刘学……如此细分下去,红学的崇高性焉可存之?

  于是,红学阵营里面挺出一位郑铁生,写了一本专著《刘心武“红学”之疑》,请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作了序,进入深一层次的批刘运动。此间,世界却发生了一个巨大转化,原来刘心武在进入老年阶段已经失去了创作力,把玩一下《红楼梦》,也可逍遥于文坛,证明刘作家之存在,毕竟《红楼梦》的光芒是永存的,搭借《红楼梦》的光彩,仍然可以在文坛上混些日子,不曾想,红学家突然一齐从惊蛰中醒来,纷纷攻击刘心武,又搭借刘心武之光彩,著文出书,制造了一场当代红学的伪高潮。

  红楼本无事,庸人来扰之。经刘心武与红学家这么一闹,文学及文化传媒跟进一造,俨然中国文坛又闹出一个大热点,设若公众再度跟进探究,不免会跌入他们设陷的思想虚无圈,这极其无聊。早年中国出了个大学者钱钟书,写了一部无人能啃动的《管锥编》,所谓啃得动的人,也未能说出个所以然。这些经学气味甚浓的著述,如现代的《周易》,让人去八卦,让人去里面蒙学问,蒙来蒙去,都是一场空,如那《好了歌》般。红学照例如此,联系起网络时代的“大话”游戏,正走向科学与工业化时段的中国,此间搅动的文化泡沫正向着现时行进的指向反动,实在是伪热点的喧嚣,直接掩盖了当下正经学术的光彩,浪费了宝贵的公众信息资源。刮《红楼梦》刮了那么多年了,多少镏金镀银也都刮没了,况且那只是一部小说而已呢,看红学家们还要折腾去多少纸浆!

法国萨冈作品再版

   被誉为“法国文坛神话的缔造者,一个时代的青春符号”的萨冈,虽已去世一年之久,但她的作品却一直备受读者喜爱。记者日前获悉,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翻译名家余中先等领衔翻译的萨冈成名作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已融合成《你好,忧愁》、《你喜欢勃拉姆斯吗》两本书出版。《你好,忧愁》收入了《你好,忧愁》、《某种微笑》、《一月后,一年后》三部小说,分别由余中先、谭立德、金龙格翻译。而《你喜欢勃拉姆斯吗》则收入了《你喜欢勃拉姆斯吗》和《狂乱》两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