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师涛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上诉一案

关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湘高法刑一终字第177号刑事裁定书的律师意见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尊敬的杨学成审判长、唐瑞龙、李功胜审判员：

我们是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莫少平、丁锡奎律师，是“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一案上诉人师涛的辩护人。

2005年7月4日，我们收到了师涛亲属转来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湘高法刑一终字第177号《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裁定书》），现就贵院对师涛案的二审提出如下律师意见：

一、我们认为：贵院对师涛案的二审审理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具体为：

（一）、贵院根本没有听取二审辩护律师意见。

作为师涛的二审辩护律师，我们是2005年 6月13日到贵院递交书面《二审辩护词》的（当时出于对法官的尊重和礼貌，同时也担心邮寄出闪失，我们是亲赴长沙当面交给承办本案的唐瑞龙法官的），但贵院的《裁定书》2005年6月3日就已经作出（见《裁定书》所署日期），也就是说贵院在制作《裁定书》时没有看过我们的《二审辩护词》，换句话说，贵院根本没有听取二审律师的辩护意见。不仅如此，贵院也没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在《裁定书》中列明二审律师的主要辩护观点，而是张冠李戴将一审律师的辩护意见（与我们的辩护意见完全不同）列在裁定书中。

我们认为，审判权依法由法院行使，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可以采信律师的辩护意见，也可以不采信律师的辩护意见（当然采信不采信律师的辩护意见均应阐明理由），但绝对不可以不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否则，就剥夺了被告人获得辩护的合法权利。贵院的做法不仅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意见的规定，同时也剥夺了师涛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及《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享有的辩护权。

（二）、贵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没有讯问过师涛。

据了解，贵院在整个二审审理过程中没有讯问过上诉人师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讯问被告人是二审的必经程序或叫法定程序，而且“讯问”应当是当面进行的，这也是直接言辞原则的体现，任何书面性的交流都不能算是“讯问”。贵院擅自取消讯问被告人的程序，属于程序严重违法；而且没有讯问被告人，岂能轻易做出“事实清楚” 的判断？

（三）、贵院没有依法保障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2005 年6月 13日，我们就调取证据、重新鉴定、延期审理向贵院递交了书面申请，但贵院从未给予任何回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第一百六十五条“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及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或者抗诉案件的程序，除本章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的规定，作为辩护律师，申请调取证据、重新鉴定、延期审理，是法律赋予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同意与否，贵院均应依法予以回复。

（四）、贵院对本案二审不开庭审理，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

2005 年6月13日，我们曾向贵院递交过《开庭审理申请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二审开庭审理是原则，不开庭审理是例外（尽管司法实践中二审不开庭审理的占绝大多数，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并不符合立法本意）。二审不开庭审理必须经过一定程序，符合相关的条件，即通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等，得出“事实清楚”的结论；这是二审不开庭审理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而本案，如前所述，贵院既“没有讯问被告人”，也没有 “听取辩护人意见”，“事实清楚”亦属主观臆断。在上述条件大多不具备的情况下，贵院不开庭审理，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

综上，我们认为：贵院对师涛案的二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二、贵院程序严重违法的法律后果应当是裁判无效，应依审判监督程序对本案再审，理由是：

（一）、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真正的实体公正。

与实体公正一样，程序公正是每一个法治国家的司法机关必须恪守的准则。它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如果在该过程中有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或者嫌疑，将导致案件实体裁判的无效。

具体到刑事诉讼，让被告人、辩护人充分参与，法官充分听讼是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具体为：法庭应保证被告人、辩护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和主张的机会和能力，并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能够进行质证和反驳；法庭应将裁判结论直接建立在根据这些证据、主张、辩护等所做出的理性推论的基础上。这一方面有助于被告人、辩护人及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司法程序及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大限制司法权的恣意和专横。

在我国目前司法界普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背景下，程序公正的意义尤为重大。从严格法治意义上讲，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真正的实体公正。

（二）、在诸多法定程序被违反的情况下，对本案的实体裁决是不可能公正的。理由是：

1、本案在认定师涛是否实施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行为方面应向洪哲胜取证，否则将无法印证师涛“有罪供述”的真伪，并会导致仅以被告人“有罪供述”而定案的错误判决。

2、本案定罪量刑所依据的《鉴定结论》存在明显瑕疵，应重新鉴定，否则，①将无法合理解释“公民知情权”与“保守国家秘密”之间的关系；②也无法合理解释法院为什么不能对存在明显瑕疵的《鉴定结论》作出否定性的终局裁决；③更无法合理解释师涛的行为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到底造成了哪些危害。

3、本案应开庭审理，否则未经讯问被告人和听取辩护人意见（本案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我们的辩护意见与一审判决分歧极大），就得出本案事实清楚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具体理由详见《二审辩护词》）。

本案二审因程序的严重违法，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实体裁判的公正性。

（三）、本案程序严重违法，应依法启动再审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第七条关于“对终审刑事裁判的申诉，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再审： ……(八)审判程序不合法，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的规定，明确指出了二审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

知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及《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第一条 “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对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裁判，经复查认为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应当决定或裁定再审”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有错必改、实事求是的态度。故贵院应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师涛已明确表示要申诉）。

本案虽然不大，但从宪政的角度看，本案涉及到公民知情权、新闻自由、国家秘密相互关系问题（包括法院是否有权对“什么是国家秘密”及“国家秘密的密级”做出终局裁决的问题），故引起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及《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国外众多媒体的极大关注，并作了大量报道。贵院的《裁定书》已在境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建议贵院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给师涛一个公正的裁决。若此，师涛幸甚，中国法律幸甚！

顺致

公祺！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律师 莫少平
律师 丁锡奎

???”tA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迪采访报导) 第71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6月14号至20号在欧洲的斯洛文尼亚召开。创立于2001年的中国独立中文作家协会有4名代表参加。记者林迪星期三电话采访了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两名与会中国作家，张裕及王怡。

记者：请问王怡，中国大陆跟国际笔会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正式的中断，是吗？

王怡：对，89年以后事实上中断了，但是在名份上当然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

张裕：大概是这样，1989年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是六四以后开的，中国笔会派了代表去了，但是那场笔会他们请了北岛在大会发言，北岛会上谴责了六四屠杀，所以他们不满，以后就再不参加国际笔会了。

1997 年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会，中国笔会没有派正式代表，但是派了观察员去了，他们想可能在俄国开会情况会好一点，但是在会上呢，从89以后，每年都有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一般都是关于中国作家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那他们在那会上也不满意，以后就再不参加了，而且在那以后他们也不交会费了。国际笔会开 会还是给他们通知，但是他们基本上从来不答覆，一直到现在。

王怡：国际笔会从组织上来讲，他们现在实际上也是名存实亡了。

记者：张裕先生，听说这次世界上有八十多个笔会的两百多名代表参加，议题当中还包括言论自由和文学发展在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受威胁的情况等等，是不是？

张裕：大致是这样。

记者: 王怡，您是第一次参加，您对这次会议有什么最深刻的印象？

王怡：最深刻的印象是国际笔会它的存在，和它那个长期以来对言论自由的关注，对我们具有极大的价值。包括在这次，中国的问题，中国国内的压制言论自由的问 题，中国狱中作家的问题，包括西藏的流亡作家，这次有西藏流亡作家笔会的人参加，都成为大会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一届笔会的主席格鲁沙先生是捷克的异议 作家，捷克七七宪章的签署人之一。这次呢也是在前东欧的国家，我跟很多作家接触，其实他们也有很多都曾是异议作家或者是受过迫害，他有这种记忆、有这种经 历，虽然在今天西方主流的社会，作家在写作言论自由上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像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些问题仍然可以在这样一个大会上得到共鸣的。

记者：张裕，这一次有四位中国大陆的作家参加了，能不能简单作一个介绍？

张裕：我们另外三个人都是很长的时间在海外，而王怡这一次参加是在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六年来，第一次有独立的作家从中国大陆直接到国外参加笔会大会。

中国大陆是1981年参加笔会的，在这之前台湾的笔会是原来的中华民国的笔会，前几任会长是蔡元培、林语堂 、胡适，胡适二战期间当过主席团的主席，当了七年，林语堂先生七十年代的时候还当选过副主席。八十年代中国笔会成立后要加入，想把中华民国笔会赶出去，但 是国际笔会不会做这样的事，不像联合国，一个国家可以有几个笔会，他们就达成妥协，把台湾的笔会就改成台北中文笔会。

这次王怡去了，很特殊，所以国际笔会也很重视。闭幕的新闻发布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主席、秘书长和主办者斯洛文尼亚笔会会长以外，也请王怡坐到主席台 上，王怡是我们笔会的副秘书长，然后秘书长万之给他做翻译，他们五位坐在主席台上。这也是很特殊的待遇，也显示了国际笔会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和中国作家的 重视。

记者：我知道王怡先生不仅是受到隆重的接待，而且有过一次很经典的发言，能不能请他做个简单介绍？

王怡：我的标题就叫《我们不是作家 我们是人质》，其实呢，我们是在用写作维护自己最起码的尊严。这样一个状况，我把它放在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下，我呼吁西方的政府。对西方的政府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屈服在世俗的政治利益，包括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对于人权的状况，对于中国妥协的状况，包括像法国提出对中国解禁，这些问题作出了批评。然后对于西方的 作家，全球化的情况下来关注写作自由，关注在我们跟语言之间、我们跟我们的作品之间，去拔掉权力在中间的障碍，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人质，提出 一种呼吁。

二00五年六月于斯洛文尼亚布莱德

万之

十四日（星期二）

大会的第一天，是多数代表报道的日子。国际笔会的主席和理事等已经先一先到达，开了一天理事会议。

我和张裕、王怡是在昨天（十三日星期一）晚先从斯德哥尔摩飞到维也纳。一个在当地做报社记者的朋友来维也纳机场接我们并安排我们到一个朋友家过夜。今天天早 晨我们先到奥地利笔会找到了秘书鲁西。我早已经和她约好坐她的汽车一起来布莱德会场。我们约好了十二点她来接我们，这样上午我们就有了三个小时的空闲游览 维也纳市容。中午十二点前我们回到住处，鲁西也准时到了。然后我们去维也纳郊外接了另外一个奥国女作家特里克西，长途驱车六小时到布莱德会场。

布莱德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西北大约六十公里处，是个群山环抱的城市，中间有一个湖，风景秀丽，也曾经是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夏季避暑地。一九六五年，国际笔会曾经在这里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

我们到达会场所在的旅馆时廖天祺已经先到了。稍事休息我们就坐大客车到山顶的一个古堡去参加布勒德市长主办的欢迎酒会。

今天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日本代表的友好。代表日本笔会的狱中作家委员会出席大会的藤井省三教授在会前和我就有电子邮件的联系，十多年前我们在布拉格的一次会 议上就见过，和《今天》杂志的作家都很熟悉。藤井和本会理事余杰也是朋友。因此藤井在最近的日本笔会大会上当选为理事和他们的狱中作家委员会负责人后，向 日本笔会更详细介绍了我们笔会的情况，解除了很多误会，使得日本笔会对我们笔会的看法大大改善。所以，日本笔会已经表示要全力支持我们笔会有关中国问题的 提案。我和藤井见面重叙旧谊，而王怡转交了余杰托带的书。交谈中，廖天祺（已故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夫人）也认出他是十多年前见过面的老友。我们和藤井的这层 关系，使其他日本笔会代表也和我们融洽起来。

十五日（星期三）

今天早餐时，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到我们几个人的桌边来打招呼，我特别向他介绍王怡是我们从国内派来的代表，强调这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有非官方派出的独立作家出席国际笔会大会。他立刻说，他要在正式代表大会开始时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王怡，请我立刻写一简短的介绍。

上午十一点开幕，首先播放了一九六五年前在布勒德举行的大会的纪录片。

影片之后，斯洛文尼亚笔会会长致欢迎词，随后国际笔会主席宣布大会开始。会上发言的有斯洛文尼亚文化部部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代表等等。

午饭后，张裕参加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大会。廖天祺去参加妇女作家委员会大会，我和王怡听圆桌讨论。今年的大会主题是斯洛文尼亚笔会多年来最关注的语言问题，当天讨论的题目是“巴比伦塔—祝福还是诅咒”，探讨语言的普遍价值和不同语言的关系。

晚上，藤井教授特地请我们笔会的四个代表在附近一家中餐馆吃饭。

十六日（星期四）

早晨，张裕继续参加狱中作家委员会的讨论。我和王廖去参加大会组织的旅游项目，参观位于布勒德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自然保护区的大瀑布。

中午我去参加斯洛文尼亚总统的午餐招待会。

下午和天祺参加了流亡作家网络会议。晚上我和张裕请澳大利亚悉尼笔会的齐普一起晚餐。

这次开会是我们笔会来代表最多的一次，特别是和国内来的王怡难得见面，所以抓紧时间多多交流，给会员的报告就比较简单，也没有及时发出，请大家谅解。

十七日（星期五）

上午廖天祺参加妇女作家委员会的活动。

我和张裕参加了“流亡作家网络”的会议，主要讨论的是避难城市计划，图书馆或大学的驻馆驻市作家计划，帮助流亡作家作品的出版等。世界上对避难城市计划感兴 趣的城市已经越来越多，达到了六十多个。今年初在挪威斯塔万格市还召开了全世界的避难城市的协调会议，并争取纳入国际笔会的轨道。

下午大多数代表都到首都卢比尔亚纳参加那里的观光游览活动，参加了一个前斯洛文尼亚笔会会长、女作家米拉?米哈里奇（1912 – 1985） 以及卢比尔亚纳市长的招待会。王怡张裕廖天祺都去了，直到晚九点才回来。我则因为一些重要问题需要和国际笔会主席商量，坐奥地利笔会秘书鲁西的车到离此约 一百公里的火车站去接下午坐火车来参加会议的国际笔会主席格鲁莎和奥地利笔会主席，利用车上的时间交谈。还记得去年挪威大会上我和张裕曾经和这两位主席一 起晚餐讨论格鲁莎是否接受中国文化部长的邀请访问中国的问题。我当然赞同他去访问，但作为国际笔会主席他应该和我们的国内会员见面。主席表示，他不会放弃 这些基本原则而接受邀请。

我们的谈话结果一直持续到晚上，我和国际笔会主席格鲁莎、奥地利笔会主席乌尔夫岗、新当选的瑞典笔会主席林奈一起晚餐。

十八日（星期六）

今天上午十点，第七十一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正式开始。国际笔会主席格鲁莎在其简短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王怡，几乎全文朗读了我给他写的介绍，并以王 怡名片上的印章文字“千年暗室一灯可明”作为发言的结语。主席的发言我们将全文翻译另发。此外，国际笔会秘书长（或称国际秘书）在其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到 了我们笔会在国内外的活动（发言将翻译另发）。

大会的程序包括对过去一年中去世的国际笔会会员的哀悼，特别应该提到的前国际笔会主席、美国笔会会长阿瑟?米勒等著名作家。此外对设立荣誉副主席的规则，丹麦笔会也联合我们笔会提出了修正案，增选有世界威望的作家担任国际笔会荣誉副主席，以扩大国际笔会的影响。此修正案已通过，明年在柏林召开的下届国际笔会大会上，我们就有可能推选有影响的中国作家出任国际笔会副主席。

午餐时，秘书长特别建议召开中国问题的会议。除了张裕和瑞典笔会国际秘书、悉尼笔会的朋友介绍他们访问中国并接触所谓“中国笔会”官员的情况，以及有关香港 会议的设想，我们提出的主要工作建议是各国各地区笔会都可派人访问中国，可以会见我们的会员或者狱中作家的家属。此外，建议把香港会议提升为国际笔会地区 性的会议，而不仅仅限制为中国或中文笔会。

下午的会议主要讨论工作委员会的提案。我和王怡五点离开，参加一个斯洛文尼亚笔会副会长组织的活动。我们和几个马其顿笔会、古巴流亡作家笔会及捷克笔会的代表先去参观一个斯洛文尼亚著名作家路易丝?阿得密奇（Louis Admic）的故居，然后去附近一个小镇的图书馆上朗诵作品。可惜我们事先不知道这项活动，没有准备，所以我们都没有准备好自己的作品及翻译，只做了发言。不过，从会上听众提问来看，只有听众对我们提问，还是对中国问题最感兴趣。朗诵会后镇长请我们晚餐。

廖天祺晚上七点去德国使馆参加招待会。德国笔会明年将主办在柏林召开的下届国际笔会大会，德国大使表示对各国笔会代表的欢迎。

十九日（星期日）

今天上午是过去的国际笔会大会没有的新增项目，也是新秘书长上任以来的改革措施，即召开了工作讨论会（Workshop）。 我王怡参加了有关“笔会和世界”为题目的工作讨论会，主要是研究如何扩大国际笔会在世界的影响，促进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代表也介绍了他们 的工作。我根据我们颁发自由写作奖的经验，建议国际笔会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共同设立自由写作奖，每年在国际笔会上颁发，从而提升国际媒体对大会的注意，也 促进翻译出版工作（各国笔会提交参选的作品自然都需要翻译）。

下午继续全体代表的会议，以我们笔会为主多个笔会参加提案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获得大会全票通过，包括过去投过弃权票的尼泊尔和日本笔会都投了赞成票。在选 举新理事时，谋求联任的日本笔会理事崛武昭出乎意料地落选，使国际笔会理事会中亚洲笔会首次缺席，加上南美候选人的落选，形成了理事会几乎完全被欧美掌控 的局面，让人担忧，也是对国际笔会理事会的打击（因为日本笔会在筹款方面有很大作用，日本笔会落选并非理事会的愿望）。

晚上，斯洛文尼亚外交部长在湖滨的大饭店（Grand Hotel）举办酒会宴请全体代表。斯洛文尼亚外交部长本人也是剧作家，是斯洛文尼亚笔会会员。在已经实行民主的国家，政府已经基本代表民意，所以在民主国家，笔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并非罕见。日本笔会大概对竞选国际笔会理事失败很失望，都没有来参加酒会。

二十日（星期一）

今天上午举行的是国际笔会全体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最紧张的半天。我们笔会要求让王怡做大会发言的事情，直到此时都未能最后决定，而会议议程已经超 过了时间。我们事先商量好了策略，如果时间不够，就只要求让王怡做简短发言，而散发发言稿。国际笔会当然非常重视王怡的出席，也一直考虑安排。实际上王怡 的发言成了大会的压轴戏。大会结束前，秘书长告诉我，请王做最后的发言，而且不是象一般代表那样在台下发言，而是被请到出席台上。王怡和我及准 备做翻译廖天祺都登上主席台。我先简短发言，感谢了国际笔会为王怡出席大会提供的帮助，也告诉大家王怡不久就要回国，会把国际笔会大会的信息带给我们国内 的会友，我们希望他平安到家。然后王怡做了简短发言，而廖天祺读了她翻译好的发言稿的精彩片断。虽然发言简短，但发言结束后全场代表几乎都起立鼓掌，国际 笔会主席特地站起来和王怡握手，这些都是其他代表发言都没有的动人场面，成为会议的小小的高潮。会后，很多代表都来和王怡握手，并要求把他的发言翻译成他 们的文字（如法文、罗马尼亚和捷克文等）。王怡成了大会的明星。

高潮还在继续。大会结束后，下午有记者招待会，王怡和我又被请到主席台上。我简短介绍了王怡之后，王怡再次发言，表达国内自由写作群体的信念。大会散发的新闻公报，两次提到了王怡出席国际笔会大会的意义（全文已经翻译另发）。

当晚，斯洛文尼亚笔会在湖滨的大饭店举办告别晚宴和舞会，有传统的斯洛文尼亚编钟演奏，还有从湖上荡来小舟上斯洛文尼亚著名女高音演唱当地民歌。代表们欢舞畅饮直至深夜才散。

我在下午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中曾经提到，布勒德见证了国际笔会历史上的很多第一次：1965年布勒德国际笔会大会第一次有苏联作家出席，而四十年后的布勒德国际笔会大会又第一次接待了直接来自中国的独立作家，为笔会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斯洛文尼亚布莱德市2005年6月18日

叶尔基•格鲁沙（Jiri Grusa）

 

女士们先生们，
亲爱的笔会同事及朋友们，

让我向大家，向我们这个组织第七十一届代表大会的所有出席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让我对布莱德这里的大会组织者表示感谢。这是他们的巨大贡献。他们加强了国际笔会的共识。而共识要求共同感。

这表示共同的目标和相似的灵魂。这表示价值、友情和信誉。

我们已经取得了某些进步，加强了我们在伦敦总部的工作机构，保障我们和笔会各分会的更好的沟通。我们不是一个垂直领导的机构，而是一个圆周的机构，所以这是非常必要的。

我非常赞赏我和新任国际秘书乔安娜•利多姆-阿克曼（Joanne Leedom-Ackerman）之间的亲切而真挚的合作。今天我也在这里欢迎我们新的执行主任卡罗琳•瓦塔克（Caroline Whitaker）。我相信我们聘请她出任这项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

她们一起登上了我们的甲板（英语有双关义，也表示出席理事会），将使我们的远航更快更安全。

而我们需要速度和稳定性。

在这个新鲜而又动荡不安的世纪中，我们在名义上和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重要的能力：为公民（civil）价值提供表达。这些价值本身是脆弱的，需要有创造力的人用公民（civil）写作来处理，而且是在民族主义的、宗教的和其它的限制之内。

听起来这很简单。但正如我们的不同工作委员会所显示的，这些有创造力的人并没有轻松惬意的日子可过。

从事公民（civil）写作的作家们可能坐牢，作为妇女作家可能受歧视，也可能因为是用极少被翻译的语言写作而默默无声 – 甚至被剥夺他们的语言权力。他们可能被迫离开他们的国家，而那些国家的统治就是强权和暴政或黑手党恶棍对自由的压迫。

此外我们需要促进和平，我们面对着战争，而战争并不因为我们的评论而终止。

这是一个多么大矛盾！

这是否是个荒诞的任务？

不，这仅仅是一个悖论！

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离开古代著名神学家尼古拉•库桑努（Niculaus Cusanus）提出他的“一致对立说”（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那个城市不远，他的意思是说，矛盾也是一种长距离的和谐。

因为公民（civil）写作的作家们看到了生活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黑白的简单模式，所以国际笔会的历史是一个人和词语之间的调停的历史。

我们的技巧、我们的布道和教诲，都不是最初的词语，也不是最后的词语。

其实它是语义和命名之间的那个晦暗不明的空间，是我们正描写的事物和已被描写的事物之间的那个晦暗不明的空间！

事物首先需要命名！

在我们这个让人困惑的世界上找到一个和这种危险有真正联系的名字，这就是我说的写作精神。

这是我们作为个人享有的自由 – 我们的思想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作家会到处树敌！

每一种力量都会激发另一种力量。

然而，和那些政治的力量不同 – 对我们来说只有我们自己是这种危险的牺牲者。

拯救所有的语言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而不论是小语种或大语种。我们的目标是不让这些语言消失。

我们进行这项工作大约一个世纪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这项工作更加重要。

两个星期之前，我在维也纳见到了伊朗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丝琳•艾巴迪（Sirin Ebadi）。你们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在她的国家为受迫害作家辩护的律师。在奥地利外交学院的学生组织的一个有关伊斯兰和公民社会的研讨会上，她说到，自由是勇敢的人编织的生命线。

她的词语可能是肯定无疑的，而且作为文字来阅读，其他人会获得希望。让我来逐字细读，“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是言论自由。而那些敢于自由表达言论的人，将有追随者和同行者，在价值的阶梯上步步向上。”

我和她见面不久，我们就看到了这条准则的行之有效的结果。在此我高兴地向你们宣布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我们的这次大会上有一个重要的客人、一个朋友和会员：来自中国的王怡教授。他生于1973年，现在是中国成都大学的法学讲师，也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副秘书长。王怡曾经被中国的著名报纸《南方周末》列为五十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开办了自己的网页“宪政论衡”（www.xianzheng9.com），讨论中国的法制问题。这个网页曾经被当局关闭了十次，但王怡并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同时，他也出版了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在他给我的名片上，他引用了中国古代经典《易经》中的一句话“千年暗室一灯可明”。

让我们把认同感理解为更加复杂的模式中的一个特殊的点。

而文学将是这个点的证明。

谢谢大家，特别是“感谢”（此时主席用斯洛文尼亚语hvala lepa）斯洛文尼亚的朋友。

（译者按：“国际笔会是一个不同的文化不相撞击，却能相互交融的地方。”这是笔会秘书长阿克曼的信念， 也是她投身于笔会，努力经营，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她在发言中提到四十年前苏联首次派观察员参加布勒德的笔会大会，可谓大事一桩。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秘书长陈迈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说，这次中国大陆作家王怡 –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副秘书长， 也是来自于一个共产党治下的极权国家，跟四十年前相互对照，沧海桑田，中国有朝一日成为自由的国家，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存在也将成多余的了。本文主标题为译者所加）

我最近走过位于麻塞诸瑟州波士顿的一座崭新的飞天大桥，它的建筑时间长达十四年。这座跨越查尔士河的造桥工程，曾被称为“大挖掘”，任何居住在波士顿或常到此来访的人，脑子里都会闪过“永恒之掘”的念头，因为你记忆所及，城中心的大片面积都处于建筑工地的状态。现在这座由几个支柱撑向天空，划出优美弧线的大桥就耸立在那儿，夜间，桥的蓝色抛物线条闪烁在城市的上空。地面和地下有穿梭如织的衔接公路和隧道。

我有时候想，国际笔会也有点像这个“大挖掘”，最近这十年来，我们重建自己，在柏林墙倒塌、所谓的铁幕开启之后，笔会尝试着面向全球并向这些地区拓展笔会的架构。另外，互联网的普及也促成了这种全球性的扩展。国际笔会设立了理事会，通过了长时间的规划过程，我们修改了条例和规定，这个工程还会不断继续地进行，我希望我们也能逐渐开始从这项工程中获益。

其实我们已经不断地看到笔会的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了。从九个月前在挪威的潼姆索市的大会之后，丹麦笔会赞助了中东作家的项目；土耳其和库登笔会在迪亚巴克尔市举办了有关多元文化的会议；在塞内加尔的达卡市，作家们往往被逮捕和杀害，而今非洲笔会却在此举办了会议，国际笔会也将于2007年在此举行年会。澳大利亚、日本和瑞典的笔会曾到中国去拜访了中国笔会的成员。明年春天香港笔会和独立中文作家笔会计划将召开中文作家的会议。美国笔会努力于将美国的边界向一百名外国作家打开，请他们来到纽约跟美国观众见面。挪威笔会跟国际笔会合作，支持在挪威的斯塔维格市建立一个作家避难联网城市，它将跟国际笔会下设的、由加拿大笔会主持的流亡作家委员会并肩合作。意大利笔会邀请国际作家到威尼斯，共同讨论言论自由的议题。各笔会的活动丰富多样，抱歉我不能在此一一提及。

笔会的力量集中在总部，工作人员在笔会授权之下，有创意并遵循笔会的章程，推动了一些项目。本人担任笔会的国际秘书长，这既是挑战又是契机，我协助总部并通过国际常委，发展全球事务，各国笔会的几十个项目得以开展并互相连接，使得我们的努力能激荡到世界各地。我们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伙伴关系，可向他们提供咨询，因此我们拥有较大的舞台和机会，能建构一些飞越的桥梁。

国际笔会的全球性搭桥计划有四个基本因素：团队精神、财务、组织和视野。笔会之所以成立，是为了要在全球的作家之间建立伙伴的友谊关系，维护言论自由，交流思想，发挥文字、想象力和文学的威力来改良社会。要达到此目的，缺了团队精神就像在建筑中少了钢筋水泥一般。笔会的团队精神发端在总部，接着扩散到大会，又凝聚到理事会。我想借此机会感谢理事会一年来的工作，每个成员都担负起一项特殊的任务，并且参与我们发起的每月一次的电话会议。我也很感谢笔会前任的两位国际秘书亚历山大 布洛克和特瑞 卡尔波姆，他们始终给予我们参谋和支持。

笔会一直面临财务的挑战。我想把财务和组织两项放在一起来谈。虽然国际笔会通过新加入的各地笔会，成就了类似政府的架构，并持续地扩大延伸，总部秘书处却只能稍微增加有限的工作人员。2004年在潼姆索由新的理事会所定下的长期规划中，曾建议总部聘请一位专职的执行主任。大家也许在通报上已经读到了，笔会得到了两笔赞助，使得我们能够将计划付诸实现。今春开始我们聘用了卡罗琳 怀特克担任笔会的第一执行主任，这是通过跟珍 斯本德同我之间的沟通，以体现我们的目标和因应办公室的需要所作出的决定。理事会和我同珍及国际狱中作家委员会的项目主任莎拉 惠特协商，她们两位还跟卡罗琳面谈过。我很高兴，卡罗琳是我们大家的首选。

卡罗琳之前在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发展部主任， 更早时她在英国国家剧院任职。她爱好文学和写作，并获得这方面的大学学位，他具有对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和管理的经验。希望大家能向她介绍一下自己，我们也很高兴能聘定熟悉笔会工作、爱好文学和写作的珍 斯本德作为笔会国际项目的主任。珍和莎拉将配合卡罗琳主持国际笔会的各类项目。

今年一月我们也聘请了临时性的执行主任彼得 费尔金，他在经营非营利组织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协助我们更新笔会的结构、政策和规划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我们改变了财务报告制度，从2005年起，我们希望将有一套更为清楚透明的制度。你们将会在本年度底的财务报告和明年在柏林的年会上看到这个新制度的好处。各位在你们领取到的资料袋中，也能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年度报告，相信很有帮助。

大家会在年度报告中注意到，我们的年度稍有结余。能达到这个目标，主要是因为各地的笔会对我们有求必应，支持我们。大家都向总部上缴了会费，并且有时还额外赞助。对那些正打算创建组织的人来说，你们看看这种按照预算运作，而不捉襟见肘地去填补财政漏洞的方法，大概可以得到启发。各国笔会对我们的支持太重要了，我再三要强调，各笔会上缴的会费和额外的捐款，为国际笔会的项目注入了生气。 用这些款项我们得以平衡主要的开支。

好的想法和策略性的视野使得我们能成功地去筹款。你们在资料袋中会看到我们把代表大会的第三个讨论时间打散了，分成不同的对话和工作小组，这样我们就能过通过小组内的对话，讨论我们当前的、未来的以及应当作的一些工作。各组讨论的结果有助于秘书处规划未来一年的工作。

有许多理由使国际笔会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组织。这是一个分散型的非政府组织，我们有来自将近100个国家的141个自治的团体。我们的分散型结构是我们的力量，也是一种挑战。

今年以来我总向人们说，笔会是一个不同文化不相撞击，却能相互交融的地方。也许笔会的成员们不一定同意， 往往他们反对这种说法：会员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往往能使不同的意见不至于转变成为冲突。在我们的笔会论坛上，我们提供一个平台，让竞妍的思想发出光芒，就像波士顿的大桥发出的迷人蓝光一样。

我想在结束时提一下我对今年刚去世的美国作家亚瑟 米勒的观察。米勒是国际笔会1965-1969的主席，他于1965年在布勒德，我们今天开会的城市当选了主席。1965年布勒德的大会上首次有苏联的观察员列席。事后他们说，希望能参加笔会。然而直到二十年之后，国际笔会才能欢迎新成立的俄国笔会。在这段时间里，国际笔会跟苏联的作家们保持着联系，当他们被投入监狱时，我们就声援呼吁。

米勒在他的自传里回忆了第一次在布勒德的大会：“我开始感到各国作家们之间有一股热情，有意要渐渐形成了一股国际的团结力量，虽然目前还十分微弱…但我知道笔会能够远远超出仅仅表达良好意愿的姿态。”

在2001年纽约的一次餐会上，亚瑟 米勒对作家听众们说：“笔会既没有军事力量、海军空军、又没有政治上的奖赏或受惩的威胁，却存活了四分之三世纪，原因大概是幻想战胜了现实，这个幻想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希望是理性的。虽然它有过挣扎、失败和犯了错误，依然有种团队精神被某种希望推动着 – 有那么一天，笔会所努力尝试着去做、并常常做成的事，不再有必要性了。不用说， 我们大概需要活得特别长，才能见到那高贵日子的到来。不过我们有笔会，我们从几个世代的作家们那儿传承了这种团队精神，因为他们觉得单单个人的成功和名声是不够的。”

(2005年6月19日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布莱德市)

考虑到：2004年 3月人权保护条款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尽管中国还没有批准它在1998年10月就已经签署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考虑到：对言论自由权日益压制遍及中国各地，从首都北京城到内地的四川省和湖南省，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到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

警觉到：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网络异议者的广泛残酷镇压，目前至少有60多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系狱，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监禁国之一。

注意到：中国警方一直继续采用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制度不经公正程序监禁异议作家高达三年。

进一步注意到：中国的公检法机关日益滥用刑法，任意加罪异议作家“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以压制言论自由，任意加罪坦率的新闻工作者“泄露国家秘密”以压制新闻自由；

反对：国家下令扩大打击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媒体，包括逮捕编辑，停止发行，查禁书籍，以及封锁涉及政治敏感事件的新闻。

关注到：香港和澳门的言论自由正日益遭受威胁的证据，包括最近拘押记者程翔。

进一步关注到：中国政府在西藏、新疆、内蒙古继续采取压迫措施，以镇压任何当地居民自决言论，压制对其民族本质的宗教和文化表现；

担忧：日益扩大的互联网检查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全球网站遭封锁，令人欢迎的中国网上论坛被关闭，网络记者和作家受打击，私营互联网服务商至于警方控制之下，其中有些甚至奉命停业；

震惊于： 人权律师被警告放弃异议作家的案子，其中有些被停业或威胁停业，尤其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法律顾问、律师兼作家郭国汀一案，他是一些狱中或受审作家——包括马亚莲、黄金秋、师涛、张林的辩护律师，从今年二月因其写作和法律活动而被停业；

愤怒于：去年 9月被判刑 12年的网络异议者黄金秋举报反复遭受虐待，以迫使他放弃对判刑提出申诉；

极为关注：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师涛和刘水遭受监禁；

督促中国政府：

释放在中国以言治罪而监禁的所有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包括：

师涛、刘水、马亚莲、黄金秋、张林、郑贻春、赵岩、程翔、蔡卓华、孔佑平、 姜维平、高勤荣、徐泽荣、徐伟、靳海涛、杨子立、张洪海、李志、胡石根。

释放在西藏、新疆、内蒙古侵犯言论自由权而监禁的所有人士。

停止致力于检查网页，并立即释放因在互联网上和平表达自己观点的所有网络作家。

批准已签署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致力中国司法制度的全面而有意义的改革，以符合国际标准和自己的宪法，确保公平审判、充分的辩护权和上诉权、律师的合法持业，以及保证犯人健康与安全的监狱制度，尤其要停止滥用“颠覆罪”和“泄密罪”指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并废除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根据英文原本翻译）

国际笔会第71届大会，在斯洛文尼亚的不勒德，于6月18日举行了全体会议。国际笔会主席伊利古鲁萨（捷克著名作家，七七宪章的签署人），向大会致词中。古他说，国际笔会的宗旨是关注人与词的关系。关注人与词之间的障碍，和对那些障碍的克服。他在致词中，特别向全体代表介绍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独立作家王怡。对第一次有非官方的中国大陆作家来到国际笔会感到欣喜。

6月18日中午，国际笔会的秘书长朱安纳和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卡琳克拉克，主持了特别针对“中国问题”的圆桌会议。瑞典笔会和澳洲笔会的代表介绍了他们接受国际笔会委托，在5月访问大陆接触中国官方笔会——北京笔会和上海笔会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两个笔会名存实亡。会议听取了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团的意见，对国际笔会如何进一步帮助中国异议作家争取写作自由进行了讨论。日本笔会、加拿大笔会、西藏海外作家笔会等关注中国问题的笔会，也参与了会议。

6月19日下午。在继续举行的全体会议中，独立中文笔会和其他6个笔会一起提交的关于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提案，被作为第一个讨论表决的个别提案。国际笔会执行主任在介绍提案时，特别提及了新增的最近两个案例，一是香港记者程翔在内地被捕，一是北京基督徒蔡卓华及其家人因印刷《圣经》而遭到审判。

在随后的表决中，来自全世界各国的130余个笔会，均投票赞成此提案。无一反对票和弃权票。投票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近年来，独立中文笔会每年都向国际笔会提交关注和谴责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提案。每一次都获得了通过。但全票通过还是第一次。

稍后，独立中文笔会会发布这一决议案的中文版全文。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2005年6月19日

（斯洛文尼亚布勒德2005年6月20日）世界作家组织国际笔会今天向全世界发出呼吁，要求共同遵守保护互联网言论自由的国际公约，谴责在战争地区包括伊拉克对记者的攻击，因为自从2003年三月以来，已经有62名媒体工作者在战争地区被杀。国际笔会也向伊朗政府发出紧急信件，要求立即释放因狱中绝食而濒临死亡的作家兼律师纳萨尔?扎拉夫山（Nasser Zarafshan）。

国际笔会是在其刚结束的第七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发出以上呼吁。来自全世界80多个笔会的275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其议题包括言论自由和文学发展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威胁的状况；扩大流亡作家的避难城市计划；新的执行主任职务的设立以及任命等。大会也举行了各种讨论会、诗歌朗诵和其它介绍斯洛文尼亚和国际文学的活动。

国际笔会主席叶尔基格鲁沙（Jiri Grusa）在六月十八日的全体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了国际笔会的“共同感”。他说，“国际笔会意味着共同目标和共同精神，意味着价值、友情和信誉”。为了说明国际笔会在这方面的发展，他特别介绍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代表王怡。这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第一次有直接来自中国的独立作家参加大会。王怡先生也在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结束时上主席台发言，告诉全体代表，“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就是一个人质拯救计划。写作，就等于尊严，等于自由。甚至，几乎就等于信仰本身。但我们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即使在专制者面前，我们拥有如此骄傲的道义上的勇敢和正义。16年了，56年了，两千年了，我们自己也不能拯救自己。我们的拯救，最终依靠那个更高的共同体，依靠我们和你们之间称为作家、称为知识分子、称为自由个体的，那个共同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一部分意味着一种普世的价值。意味着自由和想象力的根源。”

会议代表们也缅怀四十年前（1965年）同样在布勒德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上当选为主席而在最近逝世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米勒曾经把国际笔会描绘成“一个通过理想和希望推进保护言论自由的工作的组织，终有一天，它的目标达到，而它的工作就不再有必要。”主席格鲁莎在闭幕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感叹地表示，实际情况却相反，保护言论自由的工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因为那些提倡公民社会及其价值的作家仍在全世界面临来自民族主义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压力。“我们的作家在缅典、古巴、中国包括西藏地区、白俄罗斯等地区还需要继续抵抗政府的审查和压制，而在从墨西哥到伊拉克的广大地区内，在互联网发表文章的作家也受到暴力的威胁和迫害。”

十年前，尼日利亚小说家和笔会会员肯 萨罗 维瓦（Ken Saro – Wiwa）被尼日利亚的军人独裁政府残忍杀害。十年之后，杀害作家和记者的罪犯仍然逍遥法外。全体代表对此提出强烈谴责，并通过提案要求对战争地区死亡的记者和墨西哥记者不断被杀害事件进行调查。今年十一月，国际笔会将在全球30多个城市举行悼念维瓦被害的活动，要求严惩凶手，结束凶手逍遥法外的局面。在大会通过的其它二十个提案中，也都是涉及迫害作家并侵犯言论自由写作自由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土尔库曼斯坦政府通过的关闭其所有图书馆的法令提出强烈谴责。代表大会也谴责突尼斯政府对使用互联网的控制，而突尼斯今年秋天要举办世界信息组织大会。大会还对伊朗、乌兹别可斯坦和越南等长期关押作家表示抗议。

在这一周的会议中，笔会也巩固加强了为流亡作家服务的国际合作网络。该网络为流亡作家们提供临时的住所，帮助那些被迫离开自己祖国的作家。国际笔会现在和很多组织和城市合作，在欧美两地的20多个城市设立避难城市作家的计划，包括挪威、德国和北美，并在欧洲和加拿大的20多所大学设立驻校作家。该网络也为作家在申请移民而被拘留问题上斡旋努力，最近帮助一个在澳洲申请政治避难而被拘留的伊朗作家成功获得释放，导致了这个国家在移民拘留政策上的改变。

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国际笔会秘书长乔安娜?利多姆-阿可曼把这项为避难和流亡作家开展的工作称为“国际笔会长期支持作家并在不同文化间构筑沟通桥梁的最新例证。”这项工作包括早在1965年的布勒德大会上就邀请苏联的作家作为观察员出席，促成了苏联笔会的建立，以及国际笔会作家与和平委员以布勒德为基地每年举行的年会活动和其它努力，为陷入巴尔干冲突处在危险境地的作家提供支持等等。她提到流亡作家和陷入战争冲突中的作家感到和国际文学活动的疏远，也特别提到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把国际笔会推向世界的一些活动。

国际笔会秘书长利多姆-阿可曼在讲话中说，“王怡的出席是国际笔会致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作家参予国际笔会活动的结果，在将来的国际笔会大会上我们期待更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出席。同时，在作家对形成公民社会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地区我们也正在建立笔会，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中亚和非洲。下周，新建立的吉尔吉斯坦首都的比西科克笔会（Bishkek PEN）将召开史无前例的有关妇女和检查制度的会议，而在2007年，全非洲的笔会将共同主办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举行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其邻国冈比亚，勇敢的独立记者达伊达?海达拉（Deyda Hydara）本来正在努力筹建冈比亚笔会，但在去年十二月他被残忍地谋杀了。但这不仅不会停止我们建立其笔会的进程，反而增强了我们的决心，增强了非洲笔会的决心，保证有冈比亚作家参加笔会的活动。”

在一周的大会期间，斯洛文尼亚笔会也召开了一系列文学活动、讨论会或演出，展示斯洛文尼亚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成果。会议代表被分别邀请到布勒德附近的中小城镇去参加朗读作品的活动，也出席了在首都卢布尔雅纳举行的前国际笔会主席罗纳多?哈尔伍德（Ronald Harwood）的剧本《做笔记》（Taking Notes）的斯洛文尼亚语的首演仪式。大会举办了三场作家圆桌会议讨论文学问题，世界知名的斯洛文尼亚诗人丹纳?扎伊奇（Dane Zajc）和著名演员、手风琴家简尼斯?斯科夫（Janes Skof）为会议代表作了专场表演。

国际笔会秘书长利多姆-阿可曼在讲话中还说，国际笔会在五大洲的发展也需要在伦敦的总部和秘书处重新架构和作出策略性安排，而这种调整的工作现在也告一段落，其标志是卡罗琳?瓦塔克小姐（Caroline Whitaker）现在被任命为首任执行主任。

第十届香港人权新闻奖颁奖大会2005年 6月18日下午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FCC ）召开，独立笔会作家刘晓波、赵达功、张裕和协助狱委会工作的茉莉女士获奖，居住在深圳的独立笔会会员赵达功代表独立笔会前去参加会议并接受奖项。

第十届人权新闻奖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及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合办，今年共收到300份参加不同组别的提名作品，得大奖者获颁奖座一份，得优异奖者获颁证书一张，每个组别得奖作品数量及奖项全由评判决定。刘晓波获大奖的文章是发表在香港《开放》杂志的《权贵的天堂弱者的地狱》，赵达功、张裕合写的文章《中国关押作家世界之冠》刊登在《开放》杂志上，也获得大奖（说明：所制作奖座评委会不慎漏掉张裕名字），协助狱委会工作的茉莉女士荣获优异奖，获奖文章是刊登在《开放》杂志的《西藏异议女作家唯色》，《开放》杂志作者金钟和夏文思也获得优异奖。

独立笔会秘书处快讯
2005-6-18。